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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世紀美術是指自5世紀末羅馬帝國在西部地區的統治解體至16世紀初義大利文藝復興前大致1000年間中世紀歐洲的藝術，有時也包括一些中東和北非的藝術。包括了主要的藝術運動及時期，民族及地區性藝術，各類流派、復興、工藝及藝術家本身。藝術史學家們發現很難就如何劃分主要中世紀藝術時期達成共識。最為流行的劃分方法包括早期基督教藝術、民族大遷徙時期藝術、拜占庭藝術、海島藝術、前羅馬式藝術、羅馬式美術、哥德式美術和許多其他涵蓋在以上主要主題中時期的藝術。在這些地區外，還有很多國家和文化正在形成中，他們的藝術具有獨特的風格，如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和北歐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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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美術運用多種表現材質。其中留存的作品大多數為雕塑、泥金寫本、花窗玻璃、冶金製品和馬賽克藝術，相較濕壁畫、貴重金屬製品、壁毯等紡織品材質的藝術品，這些材質具有有較高的留存機率。尤其在中世紀的早期，所謂的「次要藝術」或裝飾藝術領域的作品，如冶金製品、象牙雕刻、琺瑯和使用貴重金屬的刺繡較繪畫和紀念性雕塑而言往往更加被珍視。
中世紀藝術的起源是羅馬帝國的藝術傳統和早期基督教藝術的圖像學傳統。這些藝術結合北方歐洲的的「蠻族藝術」而產生了卓越的藝術遺產。因此中世紀藝術的形成可以看做是古典藝術、早期基督教藝術和「蠻族藝術」相互影響的結果。[1]除了正規的古典主義沿襲，中世紀時期美術還延續了拜占庭藝術的寫實傳統。與此同時還可以觀察到其在西方間歇地與西歐產生的表現主義萌芽和北歐沿襲的有力的裝飾元素的融合與對抗。 這一時期終結於文藝復興時期主動恢復古典藝術技巧和價值觀的追求。此後的幾個世紀，中世紀的藝術遺產普遍被輕視。直到十九世紀對中世紀美術的興趣和認知的復興才使人們意識到，這個時期的偉大藝術成就奠定了後世歐洲藝術的發展的基礎。
中世紀之初歐洲社會的很多方面如經濟、社會穩定和人口都呈現衰退的局面。這種局面持續到公元800年之後才開始看到大致穩定的增長。1350年左右的黑死病又帶來了急劇的破壞。據估計黑死病殺死了歐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南方的死亡率通常高於北方。很多地區的人口直到17世紀才回復到之前的水平。歐洲的人口據估計在公元650年達到了一千八百萬，在公元1000年左右這個數字翻了一倍。在1340年左右，黑死病爆發前，歐洲人口達到了七千萬。然而直到1450年，黑死病爆發一個世紀之後，歐洲人口仍然僅有五千萬人。這個時候，北方歐洲，尤其是不列顛，占歐洲人口總量的比例比現在要低，而南方歐洲，包括法國，占歐洲人口的比例要高於今天。[2]對於那些活下來的人人來說，經濟發展並沒有由於黑死病的影響而放緩。直到11世紀，大部分歐洲人還普遍缺少農業勞動力，擁有大量閒置土地，直到1315年中世紀溫暖時期也對農業產生了有利的影響。
中世紀時期最終迎來了外來侵略和襲擊的大量減少，這些侵略和襲擊在第一個千年的歷史中很常見。6世紀和7世紀的穆斯林的征服迅速地及永久地將北非從西方世界中移除了。接著穆斯林漸漸地控制了整個拜占庭帝國，直到中世紀末期的天主教歐洲重新控制了西南方的伊比利亞半島，西方世界才再次感到了來自東南方的穆斯林的威脅。
在中世紀時期的開始，大部分重要的藝術作品都非常珍貴和昂貴。它們大多都與世俗精英，修道院和大型教會相關。如果它們是宗教相關的，那麼大部分都是僧侶們的作品。在中世紀末期，在小村莊和城鎮裡大量的資產階級家庭可以看到具有相當藝術價值的作品。這些藝術品的製造在很多地方都是重要的地方產業，藝術家們除了神職人員外亦有例外。但是《聖本篤會規》允許修道院進行藝術品買賣。明顯可見在這段歷史時期，僧侶們很有可能從事藝術生產，包括為普通人市場而創作的俗世藝術，當然同時修道院也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僱傭非神職人員。[3]
由於倖存的藝術品幾乎全部都與宗教有關，所以人們印象中的中世紀美術往往都是宗教性的。其實並非如此；雖然在中世紀時期教會變得非常富有並且常常不惜重金地花費在藝術品上，但其實世俗藝術中也有大量同樣高品質的作品，只不過這些藝術作品通常經歷了遠遠超過宗教藝術品的磨損，遺失和毀壞。在中世紀，人們並沒有因為藝術品的藝術價值而保護過去的藝術品的概念。人們保護藝術品是由於作品和某位聖人或鼻祖的關聯。加之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對於中世紀藝術的普遍輕視。大部分奢侈的中世紀早期泥金繪本的封面原來都裝飾有豪華的貴重金屬、象牙及珠寶，重新裝訂的封面及象牙浮雕比原來的封面更有可能倖存下來。原來的封面上的珍貴的材料大部分都在後世的某個時候被掠走。
很多教堂都被多次重建，但是中世紀宮殿和華府以他們的設施和裝飾卻大部分不復存在。在英國，公元7世紀以後每個世紀興建的教堂大部分都被完好的保存了下來，後來興建的留存的更是不在少數。古城諾維奇獨自便有40座中世紀的教堂留存，然而公元11世紀前的幾十座皇家宮殿卻無一倖存，只有中世紀後期的一些殘垣斷壁留存了下來。[4]在歐洲其他國家這種情況基本相似，除了公元14世紀興建在阿維尼翁的教皇宮得以完整保存。很多學術界長存的關於一件作品的年代與起源的爭論都與世俗作品有關，因為他們與宗教藝術品相比及其罕見。比如盎格魯撒克遜的富勒胸針就曾被大英博物館認定為毫無爭議的贗品。再如，由於小型的獨立的俗世青銅雕像實在太罕見，此類作品中最佳的兩例的年代、起源甚至真偽都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爭論。[5]
貴重材料的運用也是中世紀藝術的常態。直到這一時期的末期，通常購買材料的費用要遠遠超過支付給藝術家和工匠的酬勞，即使這些藝術家和工匠並不是免費履行職責的僧侶。黃金被用在教堂和宮殿、珠寶首飾和服裝裝飾上，還有裝在馬賽克小方塊的背面作為鑲嵌畫的單色背景，或是製成金箔應用於泥金寫本和版畫中的細密畫。在很多物品上使用貴重金屬都是基於該金屬未來會升值的想法。在中世紀晚期以前除了房地產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投資方法，除非承擔很大的風險出借高利貸。
比這還要昂貴的是由磨碎青金石而製成的顏料群青在哥特時期的奢侈運用。這種青金石只能由阿富汗獲得。在此時期，群青更常被用在聖母瑪利亞的傳統藍色披風上而不是天空。直到中世紀的末期，通常會被著色的象牙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象牙很好地展現了由奢侈藝術品到世俗作品的轉變。在中世紀早期，象牙主要的用途由執政官雙聯畫轉向宗教物品如書籍封面、聖物箱和牧杖。然而到了哥特時期，象牙裝飾的世俗物件如鏡盒，匣子及梳子已經在富人們中普及。由於象牙薄板刻成的浮雕很少能被回收製成其他作品，其倖存率便相對較高。這個現象同樣適用於手抄本書頁，但是他們有時卻可以被磨平回收，由此變成重寫品。
就連那些最基本的材料都不便宜。盎格魯-撒克遜的芒克微爾茅斯－賈羅修道院在692年計劃製作三本手抄本聖經時，第一步就是要計劃飼養1600頭小牛來供應製作犢皮紙所需的牛皮。其中一本聖經留存了下來，即為《阿密亞提努斯手卷》[6]
紙張在中世紀的最後一個世紀終於出現，但是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仍然極其昂貴。在聖殿出售給普通朝覲者的木刻版畫通常只有火柴盒大或更小。現代樹輪年代學揭示15世紀早期荷蘭油畫所使用的橡木板大多砍伐於波蘭的維斯瓦河流域。從那裡，橡木被運往下游並穿過波羅的海和北海抵達弗萊芒港口。此後橡木還要被風乾數年。[7]
中世紀時期的美術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學科，藝術史學家們習慣上將這一時期分為幾個大規模的階段、風格或時期。中世紀時期的開始和結束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日期，對於不同的宗教而言中世紀的開始與終結也不盡相同，即使是其中的主要藝術階段也是如此。[8] 在下面的篇幅內會介紹主要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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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藝術，更寬泛地來說古典時代晚期藝術，包括了從公元200年（在此之前的基督教藝術：包括繪畫、石棺雕塑、地下墓穴等，大多沒有倖存）到公元500年拜占庭藝術的崛起。 一直以來，中世紀究竟從何時算起都有不休的爭論。從歷史角度和藝術史的角度來看，通常被認為是以上這個時期中較晚的時段。4世紀以降，得益於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的米蘭敕令（公元 313 年），基督教從一個被迫害的流行邪教變成了整個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藝術從皇家藝術和世俗藝術中汲取了大量的羅馬元素尤其是圖像學信息。這個時期初期的主要的基督教藝術倖存品是殉道者墓窟中的壁畫，到了後期教堂里出現了大量的由帝國出資修建的奢華的馬賽克藝術。在這段時期當中，後羅馬帝國藝術經歷了一段驚人的「類巴洛克」階段，之後完全否定了古典主義和希臘寫實主義傾向，轉為更加神秘和刻板化的風格。這個過程在基督教成為帝國藝術的主要影響前便已顯現。帝國東部地區，如埃及、敘利亞等等的影響和強烈的「義大利」本土傳統對此過程均有所貢獻。 與之前的古典主義傾向展現人物的側面的偏好不同，早期基督教時期的藝術作品中人物大多面向並望著觀賞者。這個變化最終甚至表現在了鑄幣方面。古羅馬藝術的一個強項，肖像畫的個性，迅速地消亡了。對人物透視和衣物的褶皺的表現也不再寫實。中世紀北部歐洲形成了他們的「羅馬的」風格，這種形式在所有古典時代晚期的可移動藝術和不可移動的石棺中均有體現。[9]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主義形式的藝術」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找到中世紀以前純粹的經典意願。[10]
象牙浮雕
拜占庭藝術是羅馬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後，使用希臘語的拜占庭帝國的藝術，有時也包括在拜占庭人統治下義大利。拜占庭藝術在500年左右萌發於古典時代晚期藝術年並迅速形成了一種明顯區別於天主教歐洲的傳統，但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歐洲的影響。在中世紀的早期，通常出自大型帝國工坊的最出色的拜占庭藝術，代表了歐洲贊助者們試圖效仿的品味和技巧的典範。在730年到843年間的毀壞聖像運動時期，絕大部分的聖像(畫在木板上的神聖圖像)遭到破壞，只有很少留存了下來，所以任何的考古發現都會帶來新的認識。大多數倖存的作品都在義大利（羅馬和拉韋納等），或埃及的聖凱薩琳修道院。
由於宗教和文化原因，拜占庭藝術極其保守，但是卻留存了持續的古希臘寫實傳統，這種寫實傳統又與強烈的反現實的宗教化激情相衝突。無關於，或恰恰因為拜占庭帝國的緩慢衰落，在843年恢復了聖像製造後直到1453年，拜占庭藝術僅僅經歷了較少的改變 。[11]幾乎毫無例外的，帶有人像的紀念性雕像仍然是拜占庭藝術的禁忌。但是作為器皿和其他金屬件的的浮雕裝飾，刻畫著聖像小型象牙浮雕卻是例外。（以與《巴黎詩篇》同一時期卻完全不同風格的《哈巴維爾三聯畫》為例），就材料的質量和工藝而言，拜占庭帝國創造了中世紀時期最好的藝術。通常認為，宮廷藝術品的製作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所有沒有明確的指示產地的質量最好的藝術品，都被默認為是在首都製作的。很多歷史學家仍對這種假設保留意見。拜占庭藝術的巔峰之作當屬其圓頂教堂中不朽的濕壁畫和馬賽克藝術。由於自然災害和清真寺改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沒有留存至今。
拜占庭藝術對西方歐洲藝術產生了延綿不絕的影響。拜占庭時期燦爛的宮廷與修道院，直到帝國的晚期，仍然是為西方世界的統治者和世俗或宗教的贊助人們心目中的典範。以拜占庭絲綢為例，通常織著或者繡著動物或人形的設計，前者通常反映了遠東地區的裝飾傳統，幾乎在帝國的沒落前在基督教世界裡無出其右者。這些絲綢，可能不完全如此，都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工坊中製作的。今天的我們對這些活動幾乎一無所知，據推測其他的藝術形式也有類似的工坊，卻難以佐證。另外一些裝飾藝術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得到長足發展。不同於古希臘陶器的燦爛歷史和未來鄂圖曼帝國伊茲尼克陶藝的驚艷，拜占庭陶藝的藝術成就充其量可以稱之為民間藝術。
同一時期的科普特藝術則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公元五世紀科普特教會於東正教其他教會分離後，科普特教會不再受國家的支持。支配地位的埃及本土影響產生了完全反寫實主義並且有些幼稚風格——大眼睛的人像漂浮在空曠的空間裡。這種風格具有極強的表現力，並宣布了拜占庭藝術的東正教元素邏輯上的終結。科普特裝飾藝術使用繁複的幾何圖形設計，常常預示著後來出現的伊斯蘭藝術。由於埃及墓葬得到了極好的保存，相對於其他地方來說我們對埃及平民使用的紡織品有更好的了解。埃及的服飾常常裝飾著豐富的抽象及圖樣設計。亞美尼亞、敘利亞及喬治亞及其它地區的藝術發展相對滯後，但比君士坦丁堡的藝術更有活力，有時，尤其是建築藝術方面，甚至對西歐還有影響。比如，這裡教堂外的抽象紀念性雕塑比西歐的更早出現。
大遷徙時代藝術描述了公元300年到700年間的大遷徙時代中不斷遷徙並最終定居在羅馬帝國的「蠻族」日耳曼人和東歐人的藝術。這個具有囊括性的術語包括了早期盎格魯-撒克遜藝術、西哥特藝術、諾爾斯藝術、墨洛溫藝術，所有藝術使用了大量的動物主題。這個時期動物主題藝術較拉坦諾藝術和錫西厄藝術而言變得更加抽象化。大部分的藝術作品都很小並可以隨身攜帶。那些留存下來的大多為精美地設計和打造的帶有幾何和圖形設計的珠寶和冶金品。偶爾可見人形，並不見任何寫實風格的嘗試。其中最佳的例子便是薩頓胡的早期盎格魯-撒克遜陪葬品。在「野蠻人」被基督教化後，他們的風格與後古典地中海基督教藝術傳統融合，產生了新的泥金寫本，[13]和鑄幣形式。尤其在鑄幣方面可與羅馬行省貨幣及拜占庭貨幣比肩。從早期的鑄幣如厚銀幣（Sceat）上可以看出設計者並不善於刻畫側面頭像，並運用各種不同方法來克服這些問題。我們可從其他資料中看到盎格魯-撒克遜人層製作木質的異教雕像，不過全部失傳。諾爾斯人在皈依基督教後倒是保留了他們的如尼石刻傳統。蘇格蘭的凱爾特皮克特人在皈依前後均有製作皮克特石碑的活動，具有獨特的盎格魯-撒克遜和愛爾蘭傳統風格的凱爾特十字也許就反映了就是早期異教作品的影響。中世紀後幾個世紀中，不列顛群島和斯堪地那維亞的維京藝術同時反映了異教和基督教背景，這也是這一藝術風格最後的華彩。
海島藝術是指大約7世紀到10世紀之間在愛爾蘭和不列顛島上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在愛爾蘭和蘇格蘭部分地區存在時間還要更長。這種風格混合了傳統凱爾特藝術、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日耳曼大遷徙時期的藝術和基督教藝術中的書籍、立式大十字架和禮拜冶金件。
極其細節化的幾何圖形，纏繞曲線，風格化的動物圖形，以及由胸針等世俗冶金件衍生的藝術形式，大規模地貫穿於手抄本中，尤其是《凱爾經》這樣的福音書。這些手抄本常常配有整張完全用於呈現凱爾特裝飾設計的地毯頁和大塊的有裝飾圖案填充的首字母。 通常書中僅有很少的人物圖形，大多為福音傳教士肖像畫。即使在遵循古典時代晚期風格的樣式時，這些人物圖案也通常非常簡陋。
海島式的手抄本風格隨著愛爾蘭-蘇格蘭福音運動傳到了歐洲大陸，這種反古典主義的精神在後來中世紀晚期藝術風格的形成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古典時期晚期的手抄本中，文字和裝飾被清楚地分開，雖然有一些首字母開始被放大和強調，但都沒有達到海島藝術的手抄本在福音開篇時使用一整頁紙來繪製一個首字母或幾個詞語的程度（見右圖）。給予裝飾圖案展現的自身資格，對後來各種形式的羅馬式美術和哥德式藝術均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在愛爾蘭，製作這些福音書的修道院的建築往往狹小，幾乎可以被稱為原始。這些教堂的其他裝飾便相應地被加強，比如貴重金屬。當中有相當一部分留存了下來，比如阿德聖餐杯。還有大量的製作極其精美的上層社會的世俗珠寶。可能大部分凱爾特胸針是男性佩戴的，其中最令人驚嘆的要數塔拉胸針。
"法蘭克-撒克遜"（Franco-Saxon）被用來形容法國東北部的卡洛琳晚期風格泥金寫本的流派。這些手抄本使用海島藝術風格的裝飾，包括超大的首字母，有時還與帶有當時典型的法式的寫實風格圖像相結合。這種「卡洛琳風格中最頑強的風格」一直延續到了11世紀。[14]
巨型首字母
中世紀時期的伊斯蘭藝術並不在本條目的討論範圍之內，但在當時卻廣泛地被引入歐洲並被歐洲的社會精英階層所欣賞，它對歐洲中世紀美術的影響值得提及。[15]伊斯蘭藝術在媒介上包含了包括書法、繪製抄本、紡織品、陶瓷、金屬製品和玻璃等、在文化上涉及近東、伊斯蘭西班牙和北非的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工匠和藝術家的藝術。例如，在整個中世紀時期，伊斯蘭玻璃藝術一直是猶太人的專長。再如埃及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的藝術，一直和歐洲保持著一定的聯繫。中世紀的伊斯蘭藝術經歷了從公元600年到900年的形成階段，和從公元900年開始的發展階段。早期的伊斯蘭藝術使用大量的依拜占庭和科普特傳統訓練的馬賽克藝術家和雕塑家。[16]相對於歐洲的壁畫，從公元862到863年開始（今天突尼斯的凱魯萬大清真寺），伊斯蘭藝術就開始大量地運用彩色的瓷磚，這一做法後來也傳入歐洲。[17]如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評論威尼斯的總督宮包含了」三種比例上勢均力敵的元素：羅馬、倫巴第和阿拉伯。」[18]
伊斯蘭的統治者控制著義大利南部的一系列地區和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部分地區還有巴爾幹地區，這些區域都保留著大量的基督教人口。而信仰基督教的十字軍統領們幾乎統治著相同數量的伊斯蘭人口。十字軍藝術主要是天主教和拜占庭風格的混合物，並含有那麼一些伊斯蘭藝術的影響；但安達盧斯的信仰基督教的莫扎拉布人的藝術卻表現了相當程度的伊斯蘭影響，雖然這種影響的結果與當代伊斯蘭作品的影響幾乎毫無相似之處。伊斯蘭藝術的影響還可以在主流的西方中世紀美術中被找到。法國南部的穆瓦薩克的羅馬式拱門就表現了來源於兩種風格的裝飾元素，如門框的的卵形邊緣和其上方門楣上的圓形裝飾，還有後來在西方將被大量運用的天堂景象——被樂師所環繞的威嚴基督像——恐怕也衍生於座榻上的伊斯蘭國王這一圖像。[19]伊斯蘭藝術往往比西方更加重視書法、裝飾圖形和裝飾藝術。[20]西班牙-摩爾式陶器最早產於安達盧斯，但是穆斯林陶器似乎也遷徙到了基督教控制的瓦倫西亞，並從此被出口至整個歐洲的基督教精英階層。[21]其他種類的伊斯蘭奢侈品，尤其是來自於更加富饒的東方伊斯蘭世界[22] （與之相比，尼羅河以西到歐洲的穆斯林世界並不那麼富有[23] ）的絲織品和地毯大多經由威尼斯進入歐洲。[24]然而，宮廷文化中最奢侈的物品如絲綢、象牙、寶石等卻大多是以半成品的形態進入歐洲，並由當地的中世紀工匠們加工後，包裝為」東方「的產物。[25]這些物件不涉及宗教元素並通常被加以裝飾圖形，使得它們更容易被西方世界所接受。[26]在中世紀晚期還興起了用效仿阿拉伯文的仿庫法體裝飾西方藝術的風尚。
前羅馬是建築學術語但也被用於形容在古典主義晚期到11世紀羅馬式時期前在南部歐洲（西班牙、義大利和南部法國）發現的其他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的藝術作品。基督教化後的歐洲北部的藝術逐漸融入後古典主義風格，終於成為了這一運動的一部分。780到900年間的法蘭克帝國（尤其是近現代時期法國和德國）的卡洛林藝術得名於查理大帝。卡洛琳藝術是源於法蘭克宮廷和帝國贊助的幾個修道院的藝術風格。卡洛琳藝術致力於復興「羅馬」的風格和標準，以適應其「西羅馬帝國」之稱。一些卡洛琳藝術的創作中心還產生了如《烏得勒支詩篇》和《蘭斯的埃博大主教福音書》這樣具有先鋒表現主義風格的作品。這一時期還首次出現了基督教的紀念性雕塑，北方的藝術首次得以在敘事情境中自信地使用對人形的描繪。卡洛琳建築產生了比羅馬時代更加雄偉的建築，以及西面工程等其它創新。[27]
查理大帝的王朝崩塌造成的一段發展停滯後，新的王朝在德國帶來了藝術的復興，史稱奧托藝術。相承於卡洛琳藝術基於宮廷與修道院的傳統，奧托藝術發展出了非凡的表現力，以簡單的形式獲得莊嚴豪邁效果，即使是在象牙浮雕和細密畫這樣的小體量藝術品上也有所體現，其中最高成就的代表是賴興瑙學派的作品，如《亨利二世聖禮書》。而後十世紀以來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展現了非常不同的表現手法，以手抄本細密畫中動態的人像和繁複的衣褶尤為明顯。西班牙的基督徒的莫札拉布藝術則受到了強烈的伊斯蘭影響，在顏色極其明麗的細密畫中完全不見對寫實風格的追求，人物皆以完全的平面形態展現於手抄本插圖中。這兩種藝術風格都影響了羅馬式藝術在法國的形成。[28]
羅馬式藝術，亦作羅曼藝術（英語：Romanesque art），發展於11世紀到12世紀哥德式藝術的興起之前的這一段時間裡，並與西歐修道院文化的興起聯繫在一起。羅馬式名字是19世紀人們對這種風格的稱呼，意為「與羅馬建築相似」。隨著西歐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口不斷增加，教會勢力上升，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開始產生了這種藝術風格。與東方文化的交流不斷加強，在貴族和教會的資助下，羅馬式美術進一步發展。而在10世紀興起的「朝聖熱」也對羅馬式美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西歐教會的擴張、十字軍的東征活動中羅馬式美術開始而向東向北傳播。這種藝術風格最初發源於法國，接下來傳播到了基督教控制的西班牙地區、英格蘭、弗蘭德、德國、義大利和其他地方。雖然存在地域性的差異，羅馬式藝術成為了第一個風行整個歐洲的中世紀風格。[30] 這種風格隨著羅馬教會的擴張發展，同時於歐洲大量修建教堂的潮流。許多主教堂和其他大規模的教堂，即使在之後的日子裡經歷重建，也大多是在羅馬式藝術時期達到了當今的規模。羅馬式建築主要是由厚實牆壁構成的巨大單體結構，點綴著拱形屋頂、圓頂狹窗和半圓拱券。
形象雕塑，起初是上色的，在羅馬式建築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常常出現在石柱的柱頭上，還有建築雄偉的入口處，尤其是大門的門楣中心部分，代表性的例子有韋茲萊修道院和歐坦主教座堂。浮雕比單體雕塑更加常見，但是羅馬式浮雕更加突出於平面，一些部分已經完全與後面的牆體分離。大型雕刻也變得更加重要，尤其是著色的木製十字架，如這一時期初期的格羅十字架，和埃森的黃金聖母那樣的童真瑪麗的雕像。王室成員和高級神職人員開始定製真人大小的墓上浮雕。有些教堂裝有巨大的裝飾著敘事性浮雕板的青銅大門，例如格涅茲諾聖母升天大教堂的格涅茲諾大門 或是希爾德斯海姆主教座堂的伯恩瓦爾德之門，後者是「古羅馬後西方世界鑄造的第一塊完整的裝飾性大門」，可以說是文藝復興以前最好的傑作。[31] 大部分的教堂裝飾有大面積的濕壁畫；典型的樣式是在東面祭壇的的一端畫著莊嚴基督像， 在西側大門的一端畫著最後的審判，中殿兩側的牆上面對面畫著基督生平和與之對應的舊約中預表此事的場景。而「羅馬式壁畫最閃耀的時刻」存在於普瓦捷附近的加爾唐普河畔的聖薩萬修道院中，雖然現在已經不復當年的盛景。大部分現存的壁畫見於教堂中殿的筒形拱頂、地下聖堂和門廊等其他區域。[32]與之相對應的在南義大利的卡普阿的水渠邊的聖天使修道院中由希臘式訓練的義大利畫工描繪的同樣故事場景就反映了這一時期義大利大部分地區仍然受拜占庭風格的持續影響。[33]
羅馬式的雕塑和繪畫通常極富生命力和表現力，並且在圖像形式——不管是被表現的對象還是表現方式的處理——方面都非常有創造力。雖然羅馬式風格的很多圖像形式特徵來自於古典藝術，除了默茲藝術這一特例，這一時期的藝術家們並不試圖達成古典式的效果。[34]隨著更多的人口能夠看到這些藝術，以及這一時期新的異端學說的挑戰，藝術作品變得更加具有教化色彩，地方的教堂更是起到了「窮人的聖經」的作用。與此同時，怪誕的野獸與怪物以及它們之間的搏鬥成了非常受歡迎的主題。這些主題也許和宗教有非常鬆散的聯繫，但是克萊沃爾的聖伯納德並不以為意，他曾著名地譴責了這些修道院中的讓人分心的元素：
「但是在修道院的迴廊中，在閱讀僧侶的眼中，這些可笑的怪物，奇怪的形態的究竟意義何在？為什麼這些醜陋的猴子，這些兇猛的獅子、這些可怕的半人馬、這些半人類、這些長著斑點的老虎、舞戈的士兵、吹喇叭的獵人要出現在這裡？ ...總之，到處都有各種各樣的奇特形狀，與其說在這裡讀書倒不如說實在讀大理石了。」[35]
他很有可能已經見過了左邊的細密畫，由熙篤修道院所制，在1115年接手克萊沃爾修道院前，年輕的聖伯納德正生活於此。[36]
在此期間，預表成為解釋聖經的神學文學和藝術的主要方向，《舊約》中的事件被視為基督生平各階段的預兆，並與相應的《新約》情節相匹配。通常新約聖經的肖像形式繼承自古典時代晚期的傳統和模型，而缺乏先例的《舊約》肖像形式不得不在這一時期被發明出來。諸如耶西之樹之類的新主題被設計出來，而對聖父形象的表現也漸漸被允許。絕大多數倖存下來的藝術品都跟宗教相關。默茲藝術是一種特別精緻的區域風格，許多精美的金屬製品倖存下來，常常與搪瓷結合使用，並結合了一些在羅馬式藝術中通常少見的古典主義元素。例如列日的聖巴多羅買教堂的洗禮盆，或是活躍於歐洲西北部的凡爾登的尼古拉倖存下來的作品之一：保存在科隆的東方三王聖物盒。
花窗玻璃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藝術形式，但是羅馬式時期的玻璃很少倖存到今天。在泥金裝飾手抄本中，《聖經》成為繁複裝飾的新對象，但是《聖詠經》在這一時期仍然很主流。這一時期，對耶穌和其他聖人的受難的強調進入了西方藝術。這一特點將羅馬式藝術與之前的拜占庭藝術和中世紀接下來的時期的經典藝術甚至之後的藝術都明顯地區分開來。產生於965到970年之間，展現了受難特點的的格羅十字架，常常被指認為奧圖藝術向羅馬式藝術轉折的臨界點的標誌。[37]而在羅馬式藝術的尾聲時，童貞聖母這一母題開始成為神學、文學和藝術的關注對象，這一現象在哥特時期達到了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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