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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1897年2月25日—1942年3月6日），字祚培，化名林仲丹、張植三、張至善、張新甫、張志山、張春山、林春山、李春生、張開照、陳子貞、李福生、李復生、林武、張浩等[1]，男，湖北黃岡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與其堂弟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並稱為「林氏三兄弟」[2][3]。
林育英是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林家大壪人。早年入私塾讀書，受惲代英和林育南的影響，參加新文化運動。1919年，他與林育南、林樂浦在白羊山八頭灣廟創辦宣傳新思想的浚新小學和通俗講演社[4]:39。1920年春末，到上海隆化公司染廠做工。同年秋，因長子林從澤病重回家[5]:202-203。
1921年2月14日，林育英與惲代英、盧斌、林樂浦商量，恢復浚新小學和創辦毛巾廠事宜。在惲代英、林育南等創辦的利群書社支持下，與林樂浦在武昌太平試館（後遷武昌大堤口）開辦利群毛巾廠，林育英出任負責人[6]:225。7月16日至21日，與惲代英、林育南、李求實等24人在浚新小學召開互助社及社外朋友的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性質的「共存社」，並被推舉為工廠的工作委員[4]:40-41。會後林育英與林樂浦等人，應易禮容邀請前往湖南幫助創辦長沙望麓園織布廠[7]。1922年2月，在武昌經林育南、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5]:202-204。化名李福生，到大冶黃石港、石灰窯、袁家湖地區開拓工運，在產業工人中發展共產黨員，建立了中共大冶工礦區特別支部，他擔任書記[8]。7月22日，參與指導漢陽鋼鐵廠大罷工，使罷工迅速取勝[6]:226。同年秋，利群毛巾廠因資金少開銷大而倒閉，到武昌模範工廠做工[9]:69。9月，他發起組織武漢染織工會[5]:205。
1923年春，林育英前往湖南，在長沙望麓園織布廠做技師和黨支部書記[9]:74-75。5月28日，率領長沙人力車工人反對業主私擅加租而舉行罷工，至6月5日取得罷工勝利[10]。6月1日，林育英率領人力車工人參加長沙市民示威遊行，抗議日本兵艦水兵製造長沙六一慘案[11]。同年秋，任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營業主任和黨支部書記，並參加中共安源地委工作[11]。1924年5月1日，出席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大廈落成典禮，並擔任總指揮[6]:226。8月至9月，乘蘇聯貨輪離滬抵海參崴到蘇聯學習，於10月底到達莫斯科。11月7日，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7周年慶祝遊行，之後到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5]:204。
1925年5月，奉調回國，化名林春山，在中共上海地委工作[12]。8月28日，參加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會議，負責訓練班工作，訓練各級黨團組織和工會的負責人。同年參加上海總工會黨團，並任中共上海地委楊樹浦部委書記[13]。化名林春山，在楊樹浦從事工人運動。12月6日，參加上海總工會等團體發起的在青雲路召開的「倒段反奉」市民萬人大會[6]:227，聲援首都革命，率領群眾遊行時與包圍會場的反動軍警發生衝突，身受重傷[5]:205[14]，被刺傷頭部，由於未能及時治療，落下偏頭痛的病根[15]。1926年1月，林育英回黃岡縣染鋪灣養傷。2月26日，奉調先後任中共上海區委楊樹浦部委和曹家渡部委書記。4月，擔任中共上海區委委員[16]。
1927年1月，林育英經中共地下黨調動，抵達漢口，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副官兼特務隊隊長，七一五事變中，他開辦了木器店，作為中共秘密聯絡處[6]:228。1927年9月，他接受中共湖北省委的命令，與王覺新、施炳乾組成中共鄂東特委（施炳乾擔任書記）[17]，領導大冶縣、陽新縣、鄂城縣的秋收暴動，但暴動失敗[18]。1927年秋，林育英任中共礄口區委書記。10月，任中共武昌市委工委書記[19]。11月10日，參加中共湖北省委召開的武漢區、市、縣委書記會議。12月14日，參加擴大會議，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6]:228。
1928年1月，他與歐陽梅生、蔣宗文等人組成中共漢陽區委常委會，任區委書記。2月，到上海。4月，前往湖南長沙，準備恢復在馬日事變後被破壞的中共湖南省委。5月1日，在安源與滕代遠重組中共湖南省委[5]:47。5月20日，出席湘潭的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職委書記。5月21日，與中央代表賀昌等回到安源，召集湘東特委會議，決定派杜修經再到井岡山。7月2日，三人決定滕代遠任中共湘鄂贛特委書記，到平江巡視並轉達省委指示，開始組織平江起義[6]:229。9月5日，省委秘書李運均被捕叛變，黨組織遭到極大摧殘，倖存的省委成員無法在湖南立足，分別轉移上海。林育英因躲避追查，躲到安徽慈雲寺[6]:229，出家為僧，法號明持，在安源從事地下工作[20]。同年底，在慈雲寺方丈的掩護下離開安源化緣千里到達上海[5]:206[20]。
192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調任他到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擔任書記[6]:229。4月8日，主持區委會議。1929年5月19日，滬西興隆園老虎灶工人張學良被英兵殺害。林育英領導群眾進行抗議鬥爭，5月24日，他組織張案後援會，印發宣言和傳單，提出「嚴懲兇手、撫恤死者家屬、撤退英國駐兵、撤消領事裁判權」等要求。5月下旬，林育英率眾在上海郵務局大樓前舉行追悼大會，會後抬棺遊行[6]:230。英國被迫作出讓步，向死者家屬道歉，賠款2萬元[6]:230。之後，上海群眾為紀念五卅運動四周年，進行罷工罷課。5月27日，滬中區各職工工會發起組織紀念五卅籌備會，決定組織糾察隊、宣傳隊等事項。5月30日，他率領籌備會數千名群眾在南京路舉行示威集會，並衝擊《民國日報》館[21]。期間與巡捕房發生衝突，林育英被捕入獄；後經中共地下黨營救出獄。11月19日，林育英參加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林育英去海總，以特派員名義兼指導香港工代會。1930年3月20日，參加全總召開的全國特派員會議。同月29日，與向全總工委會議報告海員工作情況[22]。
1930年3月底，林育英化名林仲丹，趕赴東北，出任全總駐滿洲代表，到哈爾濱指導工作[6]:230。4月2日，林育英參加中共滿洲省委會議，組建新省委，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4月12日，由於遼寧反帝大同盟的黨團書記杜蘭亭叛變，省委遭到日軍破壞[23]。5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瀋陽與楊一辰等組建中共滿洲臨時省委。6月，正式成立中共滿洲省委，任省委書記兼職運部長[1]。8月6日，按照李立三的決定，省委改為中共滿洲總行動委員會，林育英並任總行委書記[6]:231[24]。8月底，陳潭秋到瀋陽，改組並擴大省總行委；林育英任職委書記兼全滿鐵總主任[25]。9月16日，林育英到上海向全總滿洲委員會作報告。9月，與陳潭秋參加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6]。
同年10月，林育英在上海參加全總常委擴大會議。10月，他與陳潭秋抵達東北，並向滿洲省總行委傳達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決議，撤銷總行委，恢復中共滿洲省委，林育英仍為省委常委兼職委書記。11月5日，滿洲鐵總辦事處成立，林育英兼任書記。11月9日，他化名陳子真，到撫順布置工作。11月10日晚，林仲丹參加了在萬達屋華工街劉榮芝家召開的中共撫順縣委擴大會議，中共撫順縣委書記張干民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范青向日本警察署告密[27]。11日下午，他乘火車回瀋陽，途經深井子車站時，被日本警察署特務逮捕，關入日軍撫順警察署監獄[6]:231[5]:207。當晚，楊一辰到張干民居住地談工作，也被日本警察署特務逮捕。次日晨，日軍在古城子等地進行大抓捕，撫順共有25人被捕、當地中共地下網絡遭到破壞。同年12月25日，林育英、張干民等人，被引渡到撫順縣公安局[28]；他化名張春山，被判5年徒刑[29]。
九一八事變後，1932年1月，林育英被營救出獄釋放，但由於在關押期間遭到日軍毒打，健康受到損害。出獄後次月，林育英到上海擔任全總常委兼海總書記。1933年初，由於中共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林育英由上海乘船經歐洲抵達蘇聯莫斯科，化名李復生，擔任全總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6]:232。1935年6月至7月，林參與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30]。1935年7月，林育英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他被派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會議指示[5]:208。
自1933年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是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上海局遭到破壞後，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便完全中斷。1935年2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派陳雲、潘漢年等作為中央代表攜帶電碼到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建立中央與上海地下黨及共產國際間的電訊聯繫，但陳雲到達上海後，電碼未能轉交到黨組織手裡、且不慎失落[31]。之後陳雲雖然又上海黨組織取得聯繫，經海參崴到莫斯科，但未能解決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聯絡問題，雙方的電訊聯絡仍未接通[31]。為了恢復聯繫，共產國際決定由中共代表團派人回國[6]:233[32]。
考慮到路途太遠，派回國的人員需要立場堅定、有足夠應敵經驗，並且在黨內有一定聲望，經由陳雲、陳潭秋舉薦[31]，中共代表團決定派林育英回國。林育英化名張浩，喬裝為皮貨商人，經蒙古入境[6]:233（當時從蘇聯出發只有三條路，新疆過於遙遠，東北則為日軍占領區，經由蒙古進入中國，雖然地方割據嚴重，卻最為妥當[31]）。同年11月，林育英抵達陝北陝甘寧邊區定邊[14]。他提出要見中共中央領導，定邊赤衛隊懷疑其身份，將他捆綁送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在李維漢、鄧發、張聞天見到後才釋放，林育英因此成功帶回了共產國際新政策以及聯絡密碼[6]:233（但林育英攜帶的密碼並不能使中共聯繫上共產國際，直到1936年6月，劉長勝攜帶密碼回國後，雙方通訊才得以恢復[33]）。同年12月，林育英出席了瓦窯堡會議，代表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獲得中共最高領導權。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決定設立中共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林育英任副書記[6]:234[34]。
當時中國工農紅軍內部存在嚴重分裂矛盾，張國燾自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力量優勢明顯，擅自率部南下抵達四川。林育英根據黨中央的決定，以共產國際身份，出面做張國燾的工作。1936年1月16日，他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致電張國燾，要求其取消另行建立的中共中央，並給與張國燾台階「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35]。在朱德、徐向前、陳昌浩的勸說下，張國燾在1月17日向林育英發電報稱「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作出了謀求黨內統一態度[36]。林育英最後復電提議統一，稱「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這是蘇維埃運動發展過程中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已往是非，應急謀和黨內統一。我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可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我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36]張聞天隨後致電張國燾，同意林育英建議；之後張國燾復電錶示贊同[36]，最終決定同毛澤東和解，率軍北上[6]:234[37]。6月6日，張國燾取消其中央，改組為西南局[36]。10月19日，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迎接了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實現了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5]:208。
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林育英任中共中央工農部部長[38]。2月27日，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急，遂以紅四軍、紅二十八軍、紅三十一軍、紅三十二軍並騎兵一個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援西軍。由於林育英在中共和紅軍中的威望，利於繼續做原紅四方面軍部屬的團結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林育英出任援西軍政治委員[5]:122，劉伯承為援西軍司令員。4月初，開始在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和紅十一軍，系統展開清算張國燾。援救未果後8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將援西軍總部改編為八路軍129師師部，林育英仍為政訓處主任[6]:234。8月22日至25日，出席洛川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委，林育英為軍委委員和華北軍分會委員。9月4日，正式宣布改編後的幹部名單，師長劉伯承、政訓處主任林育英、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政訓處副主任宋任窮[5]:209-210。
9月14日，在安吳堡出席師黨代會，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一二九師第一屆委員會，林育英任師黨委書記，劉伯承任副書記。10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任命林育英為129師政訓處主任[6]:234。11月14日，林育英主持師部在山西和順縣石拐鎮召開黨員幹部大會，做了關於支持華北抗戰的報告[39]。會議決定部隊迅速化整為零，實施戰略展開，按劃分的區域，分散到各地開展游擊戰爭[40]，建立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敵後抗日根據地[41]。11月15日，為適應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林育英與劉伯承研究決定舉辦游擊訓練班[42]。並經常給訓練班講課，為之後游擊戰爭的開展和敵後根據地的建立作了組織準備[6]:234。
1938年1月16日，林育英由於舊病復發，中共中央決定調他返回延安，負責工人運動，改派鄧小平出任129師政訓處主任[6]:235。3月初，林育英到陝西涇陽縣安吳堡青訓班籌建職工大隊；同月中旬，安吳堡青訓班職工大隊成立，任大隊長。4月，在延安出席陝甘寧邊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當選為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執行委員。7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將安吳堡職工大隊部分學員遷往延安，在延安城內府衙門成立抗大職工大隊（抗大二大隊）[6]:235-236。9月29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並於10月28日作《新的形勢新的困難中的職工運動》的發言。10月初，負責籌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5]:211。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手冊在漢口流傳，據說是張浩於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以三民主義作掩護，繼續進行土地革命；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43][44]。相關方針被總結為「七二一方針」。
1939年2月上旬，林育英領導中央職委工作人員籌辦工人學校[45]。3月初，工人學校在橋兒溝成立，出任校長[6]:235-236。將抗大二大隊600名學員陸續遷到橋兒溝，編為5個學員隊。另成立農工生產委員會。4月24日，正式組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劉少奇、陳雲、康生、林育英、高長久、朱寶庭、樂少華、劉達潮、孔原、李卓然十人組成[46]。由康生（後為鄧發）任主任，林育英任副主任，主持職委會工作[47]。5月1日，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正式宣布成立。主任改稱書記，下設研究室、編輯室和總務科。7月，林育英開始籌建華北聯合大學[5]:212。
1940年1月，林育英籌辦出版《中國工人》，並於2月7日創刊[48]，林育英為負責人[49]，陳希文為主編[50]。4月30日，他在青年文化溝出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在演說時因突發腦溢血入院，從此身體惡化[5]:213。1942年3月6日凌晨1時45分，林育英逝世於延安。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徐特立、葉劍英、陳雲等中共領導親往弔唁[5]:202。3月9日，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廣場舉行萬人公祭，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宣讀祭文[5]:214。死後遵遺囑，葬於延安楊家嶺青年文化溝桃花嶺[51]，毛澤東親自為其守靈並抬棺至墓地[6]:237[52]。
林育英去世後，《新華日報》發布社論悼念，稱其一生是「革命的戰鬥的一生」[53]，「表現了對工人階級和革命事業的忠誠，表現了對法西斯強盜不兩立的仇恨和消滅侵略者的決心」，「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忠於革命事業的精神」。3月9日的公祭上，毛澤東撰寫輓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54]。」公祭結束後，遺體下葬，毛澤東是抬棺人之首，也是史書中毛澤東唯一一次為他人抬棺[6]:237[52]。
作為毛澤東的政敵張國燾，稱與林育英「共過患難」，包括林育英早年即與張國燾一同從事工人運動[55][56]。1936年，紅軍內部矛盾最激烈的時候，林育英的電報代表共產國際承認長征意義，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55]。而林育英復電提議中共的統一，「他（林育英）熱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55]。
林育英經歷過數次黨內鬥爭，在處理事件中能夠做到堅持政策與保護幹部。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揭發與批鬥張國燾分裂中共中央與中國工農紅軍的決定。林育英利用整訓等方法引導紅四方面軍將士認清政策，又能做到將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的將士區別，同時不將張國燾事件抹黑紅四方面軍的戰績[57]。很多年後，其實事求是的態度，仍被郭述申、蕭克等原紅四方面軍將領所紀念追思[58]。
林育英家族居住於林家大灣，其家族經營染布行業。經林新超（林彪之父）的工場領紗，由林協甫（林育英之父）染色，後交給漢口黃坡街的林協興色布行出售，色布行由林新鍾（林育南之父）經營。林育英在林氏家族排名第八，在中共黨史上，他與其堂弟林育南、林彪被並稱為「林氏三兄弟」[2][5]:2-4；三人為黃岡白羊山林氏家族第八代[59]。1916年，林育英娶妻塗俊明[60]。塗俊明長期在上海從事婦女工作與地下交通，曾掩護過瞿秋白、劉少奇等人。1932年曾被捕入獄，後經中共地下黨營救，1938年到延安，後長年從事幼兒保育工作。1988年1月29日，在北京去世[61]。
林育英與塗俊明共有五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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