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舊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徽商來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1]。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2]。明代《徽州府志》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粵商、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歷史
徽商萌芽於東晉[3],成長於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鹽業確立「運司納銀開中折色制」,此後鹽商大半集中在兩淮、兩浙。徽州開始出現大規模外出經商的高潮,「業賈者十七八」[4],幾乎是全民經商[5]。徽商遂以鹽商為中心,增強勢力(169),萬曆年間與山陝商人成為商界兩大勢力。
活動地域
明末清初徽商活動擴大到整個中國[6],在較先進的蘇、浙尤其活躍,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隨後紛紛前往比兩浙更重要的兩淮經營鹽業,尤以揚州、儀真和淮安河下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經營典當及其他金融業;在臨清,明末徽商佔絕對優勢,到清中期則為當地人及晉商取代。徽商在湖廣和江西的兩大據點分別是漢口和南昌,而漢口市鎮的創建與徽商息息相關,原點正是漢正街的淮鹽巷,南昌的徽商社區則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廣東從事海上貿易(184),入清後衰落,由福建和廣東商人掌握海外貿易[7]。
行業
徽商幾乎從事所有商品的買賣,以販鹽、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鐵器、五穀、茶葉、木棉、絲綢、飲食等等,有時一人而兼營數種商業,或兼營客商、坐賈、牙行[8]。鹽商和米商往往二為一體,如兩淮鹽商運鹽入湖廣,回程時則載湖廣米運到長江下游販賣[9]。
徽州人外出,多四處經商,徽商在茶業、木業、典當業等取得了不凡的業績。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誠實不欺」[10],海寧商人沈方憲,「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11]。
![Thumb](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8/Batz-sur-Mer_Marais_Salants_%282%29.jpg/640px-Batz-sur-Mer_Marais_Salants_%282%29.jpg)
在明代,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均力敵。但從明代後期到清代嘉慶道光之際,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每況愈下,徽商卻迅速發展[12]。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將開中法(納糧開中)變為折色法(直接用白銀換鹽引),當時晉商多在北疆納糧換鹽引,因此受到打擊,再也無法控制鹽引,這時徽商挾其在兩淮的優勢迅速發展起來,「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13],「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4],「滬邑瀕海,五方貿易. 所趨,宣歙人尤多。」[15]。徽商足跡已遍及松江、吳淞、嘉定和浦東了。嘉慶道光以後,徽商漸走向衰微,落後於廣東、浙江兩地新興的財閥[16]。
經營
徽商的經營,通常結合宗族和鄉黨。家監或掌計多由同族人出任,同鄉或其他人則稱為客或門下客,奴隸則叫世僕或伴當。掌計即是經理,代主人營運資金,每事匯報。門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經營[17],世僕亦可當店長,脫離主人的直接監視,自主經營。徽州鹽商推舉其中一人為「鹽筴祭酒」,擔當調解人,並得官府的認可和任命,與鹽運使共同擬定鹽業政策,官府則通過祭酒來統轄鹽商,使徵稅工作順利進行[18]。徽商因賦役繁重,一般不願投資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稅減稅,則亦會購買田地[19]。客商往來鄉村,習慣在春初貸款給農民生活,秋收時以收穫實物本利歸還,利息一般是每月約一成七分。清代兩淮,徽商不僅是運商,還是場商,經營鹽場[20]。
明清商人往往協助宗族和同鄉進入仕途,而徽商對宗族鄉黨情誼尤其濃厚,多處保護,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視從商,反而不熱衷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後,可為子孫棄賈為儒奠定經濟基礎。家中如有人成為士大夫,則更有利營商。經商成功的徽商資助宗族鄉黨應考科舉,成為其義務之一[21]。徽商往往通過捐納,使自己成為官員。他們往往不會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們取得官位,目的在於豁免稅役和享受特權。明代捐納之路未廣,獲得的官職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乾隆以來,捐納之風大盛,商人藉此獲得實權,甚至居於高位。兩淮鹽商亦與淮安、揚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結託,淮揚官員由於賄賂,亦致鉅富。鹽筴祭酒在清代稱為「總商」,官員藉助總商連結其他商人,在軍需、賑災、河工等事情上,要求鹽商捐輸,把鹽商資金吸納到國庫[22]。
儒商
徽商不乏飽學之士,或科舉出仕,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澤「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又有阮弼「自蕪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茲倍,五方購者益集。」。明《神宗實錄》載:「徽商開當鋪遍於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這顯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所致,「功課以儒業,賓名師以訓之。」[23]。這種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備的素質[24],無疑是一種優勢,它使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更勝一籌,是徽商興起和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徽州商人還設立「族學」[25],為宗族子弟提供正規的學校教育,有時亦惠及鄉民子弟,所謂「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26],朱熹、戴震、胡適等著名學者都是徽商之後,「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27]。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賈而好儒」,兼具喜愛藏書,程晉芳、鮑士恭、馬裕、汪啟淑皆興建藏書樓[28],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稱。中國稱「儒商」,實際上始於徽商,可以說是徽商創造了儒商,並形成了儒商精神,並融入傳統文化之中,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29],又如休寧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30]。章策「雖不為帖括之學,然積書至萬卷,暇輒手一編,尤喜先儒語錄,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勵,故其識量有大過人者。」[31],又如黃錡「雖商而博涉左傳史家言」,「貨鹺淮揚間。國家邊計倚鹺政,而兩淮尤擅利權。商與官為市,當任者非桑孔心計無恨,則齷齪瑣碎朝令夕易,顧歹卑諸商,諸商亦罕能伸眉吐氣,與論曲直損益。」[32]。又有程良錫「晝則與市人昂畢貨殖,夜則焚膏翻書弗倦」。張舜徵曾言:「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33]
家族
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則是積極交結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壟斷市場。兩淮的鹽務總商大多來自歙縣西鄉的若干村落,這些村落是許多鹽商世家的故鄉,包括岑山渡程氏、潛口汪氏、稠墅汪氏、潭渡黃氏、江村江氏、桂林洪氏、棠樾鮑氏[34]。擔任兩淮鹽務總商最早的是歙縣岑山渡程氏家族的程量入(1612年—1694年)、程之韺(1624—1693年)父子。徽州望族汪姓如潛口汪氏的汪應庚(1680—1742)、稠墅汪氏的汪廷璋多在兩淮從事鹽業。祁門縣的馬曰琯(1687~1755)、馬曰璐(1711—1799)兄弟為雍正年間鹽商巨富,在揚州建造小玲瓏山館。歙縣江姓鄉紳江春(1720—1789)更領導兩淮鹽業四十年,曾一夜堆鹽造白塔,接駕乾隆。歙縣棠樾人鮑志道(1743—1801)則在揚州鋪設康山以西經鈔關抵小東門的南河下、鈔關街磚石路面。
在晚清徽商中,最著名的是胡雪巖。胡雪巖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社會
明代中後期,徽州社會貧富分化也開始加劇,起落無常[35],昔日穩定的農耕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轉型,浮華之風盛行,富商大族「爭務奢侈」[36],甚至民間百姓也「家無宿舂而輕裘耀目」[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