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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1903年—1963年8月9日），筆名動平，山西汾陽縣建昌村人。冀貢泉之子，冀朝鑄之兄。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潛伏於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共秘密黨員。曾重度參與國民政府的財政決策，並被認為是金圓券幣改的主要策劃者。著有《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
9歲前在家鄉受祖父私塾教育。1913年父親冀貢泉辭去北京教育部職務，回太原在山西法政專門學校任教務長，冀朝鼎插班進入省立模範小學就讀。1914年母親病逝。1916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18年成立「暑期修業團」，宣傳新文化運動。受無政府主義和「勞工神聖」影響，組織工讀團。每天到工場勞動一小時，主要是印刷信箋、信封，開荒種菜，並和清華園附近的車夫廣泛接觸，深入勞動人民中去。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在1919年「六三大宣傳」中被捕。獲釋後把「暑期修業團」改組為唯真學會，首任會長，針對當時清華同學多是官僚貴族士紳子弟的舊社會惡習，實行「八不主義」：不抽菸、不酗酒、不賭、不嫖、不講假話、不貪污、不做軍閥爪牙、舍私為公。1924年獲清華英語演講競賽的第一名，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英文辯論賽。出演過洪深的名劇《屠夫》。1924年唯真學會已經控制了校學生自治會，冀朝鼎任評議部委員。
1924年從清華甲子班畢業，赴美國留學前，以唯真學會畢業代表身份拜會了李大釗、鮑名權、辜鴻銘。以庚子賠款獎學金入芝加哥大學歷史系[1]。1926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學士學位。1926年參加留美學生和華僑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反帝愛國活動，任《芝城僑聲報》編輯，並被推選為芝加哥大學國際學生會委員長及會計。加入美共領導的外圍群眾組織美國反帝大同盟，從事留學生與華僑的反帝宣傳工作，與留學生中右翼分子做鬥爭，如與羅隆基為首的「大江學社」鼓吹的國家主義思想展開激烈論戰。1926年冬以三分之二以上壓倒多數當選芝加哥中國留學生會會長。組織創辦了「中山學會」，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1月以美共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和美國「中山學會」代表身份出席2月1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成立大會，經與會代表中共歐洲支部負責人廖煥星介紹在巴黎加入中共旅歐支部。[2]
1927年5月，美共中央委員會下設中國局；1927年6月召開了中國局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國局委員會，冀朝鼎為委員、中文《先鋒報》編輯。這時在留學生、華僑的發動爭取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大家紛紛要回國參加革命，於是徵得美共批准，派冀朝鼎、章友江先行回國。1927年9月乘船離開紐約赴歐洲，在柏林時廖煥星邀請冀朝鼎與章友江作為學生代表，到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活動。之後冀朝鼎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學習。1928年7月為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蘇兆征、鄧中夏等做秘書和翻譯。參加大會的美共主席福斯特遇見冀朝鼎、章友江時問：「你們不是回中國參加革命嗎？怎麼在這裡？」了解情況後，提出經過反托鬥爭，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部沒剩幾個人，希望冀朝鼎能回美國去擔任該報編輯，此事獲得周恩來同意。1929年7月參加了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的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第二次大會，譴責了國民黨政權屠殺中國革命戰士，並支持了中國工人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高舉土地革命的武裝鬥爭旗幟。[3]會上結識了德共歷史學家魏復古，受其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析方法影響，從地理與經濟的分析考察歷史。隨後冀朝鼎由德國赴美，在紐約做《工人日報》國際版編輯直至1938年，以「李查德·敦平」（Richard Doonping）這個化名發表了很多文章。並繼續學業，1929年獲芝加哥大學法學碩士學位。還在美共黨校和工人學校講授第三國際綱領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參加國際赤色濟難會在紐約的分支組織國際勞工保衛，這是一個法律援助機構。擔任中文《先鋒報》教育組組長並撰稿。在美國共產黨中國局做黨的工作。1930年10月22日在百老匯參加蘇聯劇作家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特列季亞科夫的話劇《怒吼吧！中國》的美國首演。在美共《共產黨人》月刊發表了很多篇關於中國革命的長篇文章。與張報（莫國史、莫震旦）用筆名合寫了英文版《蘇維埃中國》一書，介紹中國蘇維埃土地革命的背景、概況和進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把此書交給莫斯科的外國工人出版社重印發行。[4]還與張報通過美共的工人學校在紐約組織以中國革命為主題的星期日演講會。
1931年在加州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1933年9月7日參與創辦《今日中國》（China Today）月刊，主要撰稿人是菲利普·賈菲（冀朝鼎的妻子海麗的表兄）、冀朝鼎（筆名Hansu Chan）、托馬斯·阿瑟·畢森（畢恩來）三人。
冀朝鼎在紐約一直堅持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六年，除讀完學位必需課程外，該校經濟系教授開設的課程一一讀完。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結識了做經濟研究的愛德樂（Solomon Adler）。1934年在《太平洋事務》雜誌發表歷史經濟學論文《中國歷史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5]1935年冀朝鼎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分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Seligman Economics Prize，被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關於亞洲歷史與社會的重要學術探索項目贊助，以專著形式在英國倫敦出版。[6]從這篇著作就可以看出作者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其所體現的歷史觀與方法與馬克思研究歐洲歷史的思路基本一致，以及對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歷史與未來命運的思考。著名美國學者、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說：「這是一篇具有獨創見解、善於獨立思考、很有說服力的論述。」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評論說：「冀朝鼎博士的論文作出了天才的貢獻；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傑出的英文著作。」並高度評價此書對《中國科學技術史》水利部分的意義。1936年，德國歷史學家、東方學者魏復古在《太平洋事務》雜誌評價：「對於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與現在的極為重要的貢獻」，並認為冀朝鼎用的「半封建」可以更好地表達為「東方社會」或「東方專制主義」。[7] Sidney Klein在1964年重印本出版時評價：「這本書完成並出版30年後，它仍然為中國經濟歷史提供著別處沒有的數據與視角」。[8] 博士畢業後，冀朝鼎繼續在紐約大學華爾街銀行分校進修國際貿易和金融課程三年。
由於《今日中國》過於鮮明的政治立場、缺少學術性，不符合結成最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需求，1937年菲利普·賈菲與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德·菲爾德創辦了更為溫和、開放的學術和政治性的《美亞雜誌》，作為《今日中國》的後繼。拉鐵摩爾、托馬斯·阿瑟·畢森（畢恩來）、陳翰笙與冀朝鼎都是《美亞雜誌》的主要撰稿人。冀朝鼎是該雜誌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Notes）專欄作家。
1937年，冀朝鼎成為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領薪研究員（research staff）。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9萬美元，1938年6月冀朝鼎回中國做抗戰現地經濟調查，寫成十萬餘字英文專著《中國戰時經濟的發展》，對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工業、農業、資源、金融、物價、交通運輸、人民生活等情況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和分析。[9]這篇報告，受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學術界的重視，對美國此後確定對華政策（援華抗日）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受美共指示與中共建立起直接聯繫。在武漢與父母弟弟妹妹們重聚。1938年底冀朝鼎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被安排舉家赴延安參加抗日工作，因患闌尾炎開刀，誤了組織上安排的長途卡車車隊，未能成行。周恩來指示冀帶父母弟妹全家回美國搞國際統戰工作更能發揮作用。1938年12月冀貢泉攜夫人張陶然、長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鑄和小女兒冀青離重慶，飛抵昆明，乘火車到西貢、乘船到新加坡、乘英國遠洋輪船至法國馬賽港，又從法國瑟堡乘船橫渡大西洋於1939年2月2日抵達美國紐約。冀貢泉參與籌備創辦《美洲華僑日報》並任主編。冀朝鼎在太平洋國際學會支領薪水直至1940年春季。
1940年，由於美國國會通過法律限制共產黨活動，美共取消了非美國公民的美共黨籍。冀朝鼎經美國財政部專家愛德樂（Solomon Adler）介紹，加入了國民政府出資於1938年10月在紐約創辦的、陳光甫任董事長的環球貿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e Corporation），該公司以民間商業形式落實中美間的2500萬美元《桐油貸款》與2000萬美元5萬噸錫的《滇錫貸款》。冀朝鼎先是擔任陳光甫秘書。1940年7月24日以中國財政部訪美代表團秘書身份獲得了外交官簽證。1940年7月以秘書身份陪同陳光甫經馬尼拉、碧瑤回國考察滇西的中美貿易交通線滇緬公路的桐油外運並赴昆明、重慶。在重慶通過陳光甫結識了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山西老鄉也曾留美的孔祥熙。孔祥熙與冀朝鼎的父親冀貢泉是世交。孔祥熙把冀引見給蔣中正。獲得了孔、蔣的賞識。1940年12月返美，途中得了胰腺炎，被迫停留在檀香山治病差點病死，後抵達紐約任環球進出口公司總務處（Geeral Affairs Department）代理主任。1941年4月被美方第一任平準基金代表福克斯（A.Manuel FOX，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推薦推薦出任設在香港的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Sino-American British Currency Stabilization Board）秘書長，月薪600美元的大部寄給了在紐約的妻兒。這時美國財政部專家愛德樂也到重慶擔任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美方代表、美國駐華大使館財政專員。1942年冀朝鼎兼任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Exchange Control Commission）秘書長。1942年底，冀朝鼎陪同愛德樂到新疆考察西北國際大通道，一直旅行到阿拉木圖，觀察到盛世才轉為反共，羈押了毛澤民、陳潭秋等人。冀朝鼎把新疆的情況轉告給周恩來。1943年重慶當局與美國關係惡化，陳光甫與中國銀行董事長貝祖怡指責冀朝鼎與愛德樂組成了平準基金委員會內親孔小集團，二人每周與宋靄齡打橋牌。冀朝鼎出色的語言能力和多年的留美背景也很受宋靄齡賞識。孔祥熙親近地稱冀朝鼎為「老伯」(說反了：是冀朝鼎稱孔祥熙「老伯」)。1943年美國在成都附近修建戰略轟炸機機場，需要耗資數十億法幣，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對重慶當局不同意調整法幣與美元的20比1官方匯率靠近80比1市場匯率非常不滿，於是同意愛德樂建議，1944年2月解散平準基金，隨即冀朝鼎出任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1944年3月起兼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事務長，主編《中央銀行月報》。1944年6月隨孔祥熙參加了布雷頓森林會議，任中國代表團主任秘書。[10]陪同孔祥熙在華盛頓同美國財政部商談了美軍在華費用以及美國向中國運送黃金問題。1944年6月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冀全程陪同，提供了蔣、孔家族貪污腐敗情況。歸國後，時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已經踢掉了孔祥熙在財政部勢力，冀朝鼎不再擔任外匯管理委員會職務，但仍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負責人。孔祥熙在重慶邀集金融界巨頭成立了「中國國際經濟協會」，孔任會長，委任冀朝鼎為協會秘書長。
抗戰勝利後，孔祥熙下台，冀朝鼎仍然是宋子文的重要智囊，隨中央銀行復員飛抵上海，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接收日、偽金融機構。1945年10月，兼任熱河省政府委員[11]。
據陳立夫回憶錄中《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一節所述：宋子文「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陳立夫舉證「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與「美金儲蓄券到期賴帳」兩例，指其為冀朝鼎所為。黃金儲蓄券到期後因財力緊張，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還本。陳立夫一再反對，並提出用第二期增發來全額贖回第一期。國民政府又發行過美元儲蓄券，到期後應以美元贖回，宋子文卻不予兌現。「但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宋說沒有其他辦法就沒有其他辦法，「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以上兩項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幣與偽幣不合理的懸殊兌換比率（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無異使富者變窮，貧者愈加窮困了。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大陸淪陷後，冀朝鼎被毛任為財政部重要職位，可以為證。」[12]
1946年至1948年冀朝鼎兼任聖約翰大學教授、暨南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講《國際貿易與匯兌》、《國際貨幣金融》、《中國的經濟結構》。1947年2月中共駐南京談判代表撤回延安時，周恩來曾擬以「吉兄」化名致信冀朝鼎未果，轉由鄧穎超代為致意：[13]
| “ | 「吉兄本擬留書給你，以臨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數行以寄意。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做更多貢獻。想兄必具責無旁貸，義不容辭之感。吾輩既有志，更宜具遠大眼光也。不知吾兄以為如何？」 | ” |
1947年以中國代表團專家身份，擔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長。1948年初，赴印度參加了第三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1948年12月，又參加了在澳大利亞舉行的第四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會議。會上，冀朝鼎在發言中強烈反對美國給日本提供財政援助。 1948年末，冀朝鼎途經香港回國時，接到了傅作義的一封電報，邀請冀朝鼎去北平擔任「華北剿總」的經濟處處長。冀朝鼎同羅靜宜乘坐國民黨空軍運鈔票的小飛機到了解放軍圍城中的北平。期間多次與傅作義商議北平和平移交的問題。
北平被中共占領後，任中國人民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草擬了華北管理外匯辦法初稿，並為中國人民銀行建立起一個研究統計工作的機構，對各種經濟數據進行統計，為國民經濟的恢復決策提供基本依據。1949年5月以副軍代表身份在上海接收中國銀行，任副總經理兼國外部經理，主管上海的外匯業務，負責收兌銀元和偽鈔，初步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制度。中國銀行遷到北京後，冀朝鼎任副董事長。1949年11月21日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外資企業局局長，圓滿處理了1952年5月7日開灤煤礦的回收事宜。1950年1月，英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2月4日，任「政務院接收港九中國偽政府機構工作團」團長。1951年初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計劃局副局長，負責貿易和統計工作。1951年秋，他應李約瑟邀請赴英國到劍橋大學講學，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位應邀去外國講學的中國學者，向英國學術與政經各界人士介紹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景象。1951年10月，與馬寅初、南漢宸、吳覺農參加了哥本哈根召開的來自21個國家的工商業者國際經濟會議籌備會議。1952年4月，以南漢宸為團長，冀朝鼎為秘書長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來自48個國家的471名與會者，會議宗旨是反對美國實施的國際貿易封鎖禁運，促進自由貿易發展。會上，中國與英國貿易界簽訂了2000萬英鎊的年度貿易協定，隨後與西德、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錫蘭、印尼、芬蘭、義大利、巴基斯坦簽訂了2億3千萬美元的貿易協定。其中最為有名的是與錫蘭的「大米換橡膠貿易協定」，解決了美國禁運下中國與蘇東的天然橡膠急缺之急。與會各國都相繼成立了「國際貿易促進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南漢宸，秘書長冀朝鼎。1953年6月，在韓戰慘烈背景下，英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組團訪華，這是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1955年升任貿促會副會長主管貿促會日常業務工作。冀朝鼎的其他社會職務有：「毛選英譯委員會」成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 常務理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以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等職。但他的主要任務是領導貿促會的工作。
1956年4月2日，根據政務院1954年會議決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正式成立，冀朝鼎為首屆仲裁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雜誌以前不定期出版，一共出了5期，1958年起改由貿促會出版，冀朝鼎任編委會主任。
1956年5月5日至21日，冀朝鼎率領貿促會代表團參加巴黎國際博覽會。中法沒有建交背景下，法國外長與工商部長會見了冀朝鼎；17天接待了法國總統以下觀眾80萬人。1956年9月9日至16日，冀朝鼎率領貿促會代表團到維也納參加秋季國際博覽會，會見了奧地利總理，接待了觀眾8萬人。期間發生了「打火機事件」。
1956年10月率中國經濟技術訪問團訪問了英國、比利時、奧地利、盧森堡接觸了工商人士上千人。1958年至1962年底，率團參加了開羅、萬隆、新德里、科倫坡舉行的亞非經濟合作會議。1962年底至1963年初，率團訪問了巴西、智利、玻利維亞、英屬蓋亞那、委內瑞拉、墨西哥。
1963年冀朝鼎訪問了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他同巴西總統若昂·古拉特商定了中國去巴西舉辦展覽的問題。另一件大事是，當時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已擺脫了法國殖民統治，本·貝拉剛當選總統上台執政，但對阿新政權的動向中央還不太摸底。因此周總理指示冀朝鼎，要他利用去阿爾及利亞主持中國展覽會的機會，和本·貝拉接觸，了解阿的政治走向，以便獲得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中阿關係的政策作參考。8月8日冀朝鼎突發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1963年8月9日中午病逝，享年60歲[14]。周正在杭州，獲知冀去世的消息後，當即指示：「1、冀朝鼎同志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要加上我和鄧穎超的名字；2、何時舉行追悼會，我參加；3、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要改在首都劇場。」周總理看到外電關於冀朝鼎生平的報道後，又立即指示新華社趕快將冀朝鼎的事績對外報道。1000多名中外人士參加追悼會，15位主祭人是：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廖承志、南漢宸、郭沫若、康生、陳叔通、傅作義、葉季壯、劉寧一、張奚若、楚圖南、柯福蘭（美國）、愛德樂（英國）。柯福蘭、愛德樂是冀朝鼎同志生前好友、共產黨人，也是冀推薦他們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兩位外國人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主祭，是沒有先例的。周特意在悼詞中增入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詞：
| “ | 冀朝鼎同志對黨和工人隊級的革命事業無限忠誠。在同國內外敵人進行鬥爭中，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立場堅定，機智靈活，對敵人鬥爭英勇頑強，對黨組織忠誠老實，忠心耿耿，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工作中鞠躬盡瘁，遵守紀律，不怕艱苦，任勞任怨，夜以繼日忘我地為黨工作，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黨的偉大事業，成為我們在國際活動中的榜樣。 | ” |
1963年12月5日，李約瑟、拉鐵摩爾、魯濱遜夫人（劍橋大學教授，英國國際貿促會副會長）等國際友人在倫敦舉行了「革命學者冀朝鼎」追思大會。
羅靜宜遵照冀朝鼎的遺願，把他五十年代在北京收集的百餘件古董文玩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達不到故宮博物院收藏標準的予以發賣，所得2000餘元全部捐贈給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作為生活互助基金。並將生活結餘存款1萬餘元一次性交了黨費。
陳立夫認為，冀朝鼎為共產黨在國民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導致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敗。[16]
羅青長認為，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17]
冀朝鼎的秘書廖訓振認為，冀朝鼎思維敏捷，說話速度很快，與根據地的幹部差別明顯。指出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稱讚「他應該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17]
拉鐵摩爾在他的悼詞稱冀朝鼎在國民政府中「雖然獲得了稱心如意、紙醉金迷的官職，但他卻沒有腐化墮落，也從不對任何人阿諛奉承」。他還認為，蔣介石並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但蔣介石認為抗戰結束後中國將依賴美國，急於需要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因此將冀朝鼎留用。[17]
冀朝鼎與李約瑟關係不錯，被李約瑟稱作好友，曾為李約瑟著作《中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題字「中國科學技術史」，後來這成為了該著作中譯本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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