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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國際學會（英語：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簡稱IPR，1925年－1931年初譯作「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太平洋國際協會」）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討論太平洋國家間的問題。學會的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由專業人士組成，負責向太平洋理事會（Pacific Council）提出政策建議，並管理國際議程。不同國家的學會負責國家級、地區級與本地議程。大部分會員是各自國家學界、商界的菁英分子。資金來自商界與慈善，特別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鼎盛時在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菲律賓、蘇聯、澳大利亞、紐西蘭、英國、法國、荷蘭、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設有14個分會。總部最初設在火奴魯魯，1934年遷到紐約與美國分會合併。[1]
太平洋國際學會受威爾遜主義影響而成立，這是一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要在世界承擔列強的責任、自由主義要在世界各地推進的思潮。為提升對各種問題的認識，太平洋國際學會資助了各種會議、研究項目、出版物。1932年開始出版季刊《太平洋事務》，主編歐文·拉鐵摩爾。二戰後，冷戰肇始，美國國會的非美活動聽證會認為，太平洋國際學會被共產黨滲透，並且失去了免稅的待遇。許多太平洋國際學會成員具有自由左翼趨向，是1930年代典型的國際主義者；大約10名成員被證明是共產黨員；其他成員同情蘇聯，領導層的反帝論調、憎惡殖民強權。但更為戲劇性的是1952年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指控太平洋國際學會應該為失去中國承擔責任。
太平洋國際學會是在紐約與夏威夷共同發起成立。愛德華·卡德在一戰後在紐約參加了一個自由主義新教組織The Inquiry在上流社會組織會議、出版物，關注勞工、種族關係、商業道德、國際和平，成員包括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三世、Abby Aldrich Rockefeller(羅德島州國會參議員Nelson Wilmarth Aldrich的女兒）、Ray Lyman Wilbur博士（史丹佛大學校長）。Wilbur認為應成立一個致力於太平洋事務的組織，以填補東海岸外交政策群體對此的無知。與此同時，夏威夷當地以成立了一個團體致力於維護本地的商業利益。 《時代》雜誌評論卡德、威爾伯（Wilbur）與《The Inquiry》是一個「奇怪的、雜色的組合」，「一小撮菁英與博學的冒險家」。卡德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的支持。
另一方面，檀香山基督教青年會1919年提議在檀香山舉行環太平洋地區基督教青年會會議。1921年，這一提議發展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會會議（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1922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上，上述提議得到了東亞各國基督教青年會的贊同。1923年5月，確定這一以基督教青年會事務為主題的會議將於1925年在檀香山舉行。1924年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籌備會議確定會議名稱為「太平洋國民會議」（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eoples），會期定在1925年7月1日至15日。用國際基督教青年會的人脈網絡，在各個國家的學會、分會也組織起來。國際秘書處設在了火奴魯魯。 [2]
1925年2月，在美國紐約召開的會議上，確定了「太平洋國民會議」發展成一個以「發現與收集事實」為目的的永久組織的計劃。隨後，夏威夷的委員會認可了這一計劃，並將會議更名為「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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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大會於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火奴魯魯普那厚中學（Punahou School）召開。來自九個國家或地區的109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美國代表27人、澳大利亞6人、加拿大6人、中國12人、日本19人、朝鮮6人、紐西蘭11人、菲律賓3人、東道主夏威夷16人，另有3人來自其他國家。其他與會者還包括准代表32人，秘書處成員6人。36次圓桌會議中有17次討論美國1924年通過的排外法案與移民問題；文化接觸（包括教育和宗教）7次；工業和外資6次；中國的對外關係4次；太平洋地區的外交關係2次。會議通過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章程》規定：「太平洋國交討論會係由關心太平洋各國邦交大勢之男女人士組織而成。其集會及一切活動，並非代表任何國之政府或其它法團，完全系個人自由的行動，意在促進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與安寧也。」學會總幹事梅勒(Merle Davis)。
1927年7月15日至29日第二屆大會也在火奴魯魯召開。由於正值反對英帝國主義影響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北伐戰爭與中國大革命轟轟烈烈的高潮，英、美兩國的會員臨時把議程重點改為中國的國內政治問題與民族主義高漲問題，總共29次圓桌會議中有12次是討論中國的對外關係，特別是中英關係的；此外文化問題5次，工業與外資問題3次，移民、種族與食品問題8次，太平洋託管地1次。此後「中國問題」長期成為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雙年會討論的中心議題。
第三屆大會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京都召開。時值中東路事件最高潮，全部42次小組討論中有21次是討論滿洲問題。
第四屆大會1931年在杭州/上海召開。「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反對在杭州召開。經過中、日、總會協商，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會議最終在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萬國體育會館舉行,出席代表包括9個國家的131人。胡適為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主席。
第五屆大會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班夫召開，儘量避免討論中日問題，實際討論的問題限於「太平洋之海上軍備」、「稅則與貿易之限制」、「菲律賓獨立問題」及「美國禁止東方人入境法」等次要話題。
第六屆大會1936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在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當時譯作玉斯美公園）召開。蘇聯首次派代表出席了會議。
第七屆大會1939年1月18日至12月2日在維吉尼亞比奇召開。每屆大會出版背景論文與圓桌會議討論稱為「太平洋問題」（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2年，太平洋國際學會決定把它的公報擴展為一個全功能的學術雜誌，《太平洋事務》。東方學、中國內陸邊疆研究學者歐文·拉鐵摩爾為主編。[3]
美國分會負責人愛德華·卡德1933年成為太平洋國際學會秘書長。1934年他成功把太平洋國際學會總部從火奴魯魯遷到紐約。從1928年起他的首席助理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德·菲爾德一直為其工作到1940年，此人在麥卡錫主義猖狂時期被當作共產黨同情人而飽受司法過程折騰。
愛德華·卡德領導下，學會致力於幾個領域，如公眾意見被告知、課程被深化，在關於亞洲的各個領域頒發學術獎。隨後的十年，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徽記出現在數百本書籍上，以及中國、日本、東南亞的大部分重要學術獎項。著名的中國朝代歷史項目（Chinese Dynastic History Project），由德裔美籍猶太人漢學家魏復古牽頭開始翻譯、評註《二十四史》。
太平洋國際學會要包含太平洋所有國家，包括殖民地，如菲律賓、朝鮮，但荷屬東印度殖民當局禁止起屬民參加。還包括了蘇聯。隨著中日外交磨擦日趨激烈，太平洋國際學會也越來越政治化。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迫使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雙年後從杭州移到上海租界靜安寺路萬國體育會館繼續召開。
由於蘇聯長期與日本敵對，並且是個馬克思主義革命政權，蘇聯參與太平洋國際學會導致許多問題與爭議。魏復古等人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被認為是理解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強有力工具，但史達林的興趣不是止步於討論與理論。愛德華·卡德同情蘇聯，導致他為史達林的肅反與審判辯護，雖然太平洋國際學會出版物同時表現出擁護與批判蘇聯政策。[4]
太平洋國際學會也贊助了關於亞洲歷史與社會的其他重要學術探索。理察·亨利·陶尼關於1931年大會的長篇備忘錄被出版，作為他的《中國的土地與勞動》（Land and Labor in China）。冀朝鼎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時撰寫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1936年以專著形式在英國倫敦出版。歐文·拉鐵摩爾與魏復古使用折衷了阿諾爾德·湯因比、埃爾斯沃思·亨廷頓與馬克思的方法合作研究中國社會史。 [5]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太平洋國際學會組織了兩次大會，1942年12月4日至12月14日在蒙特屈布蘭 (魁北克),1945年1月6日至1月17日在維吉尼亞溫泉。 這些會議的非官方性質意味著官員與有影響力的領導者可在這個表面上私人空間參與爭鳴，「這給了太平洋國際學會超越它實際地位的狀態」。[6]:212殖民議題、經濟議題、戰後世界安排是主要辯論的領域。美國人要求歐洲的殖民地市場向美國貨物開發，廢除特惠關稅（preference tariff），然而英國對美國經濟可能引起「可能的衝擊」表示關切。[6]:541 另一個事例是印度明星外交家，尼赫魯家族的維賈雅·拉克什米·潘迪特斷言亞洲的衝突是一場種族戰爭，而其他亞洲與會者警告對日本處置太嚴厲會導致反西方情緒在遠東蔓延。在圓桌會議上，對英國能否遵循大西洋憲章有批評與懷疑。英國指出這是超越現實的空想，即使在推動這些目標的美國在其國內也有很多相違背的問題。國際秘書處那些懷疑與批評英國的人稱印度代表比英國代表更英國化。美國人反覆堅持他們投入戰爭並不是為了重建大英帝國；英國回覆說他們不願被從演進（evolution）推擠到革命而且美國應該好好處理自己的黑人問題。這些會議的積極方面，關注了戰後日本社會政治發展，特別是天皇帝制是否廢除。愛德華·卡德總結了英美立場差別與擔心：「繼續帝制對世界和平是個威脅」，但另一方面，擔心反殖民主義帶來的混亂。一些人由於歐洲的學會的壓力，建議愛德華·卡德在1945年之後辭去總幹事職務。[6]:3691946年威廉·L·霍蘭德繼任總幹事。
戰後，太平洋國際學會承受了尖銳猛烈的親共指控。最初是學會中的異議分子、親蔣、堅定反共的亞洲紡織品進口大亨阿爾弗雷德·柯爾伯格於1945年10月撰文《歐文·拉鐵摩爾：「專家」的「專家」》（Owen Lattimore: Expert's Expert），指控拉鐵摩爾是「蘇聯的崇拜者」，「影響或試圖影響美國的輿論以顛覆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為共產黨獲得勝利提供便利」；還指控太平洋國際學會充斥著共產黨同情者，學會與《太平洋事務》都是「左翼分子的堡壘，替共產黨做顛覆活動」，特別是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德·菲爾德。阿爾弗雷德·柯爾伯格寫了一個80頁報告公開散發，發動了針對學會的公開戰役。[7]
美英破譯蘇聯無線電密碼的維諾那計劃導致學會與有著密切關係的《美亞雜誌》被進一步懷疑。二者在同一棟樓里辦公，雜誌編委會的很多人是學會成員或雇員。[8]FBI一份評述發現大約115人向兩個機構都投過稿。[9]《美亞雜誌》被立案調查，當戰略情報局一份機密報告被該雜誌公開發表。FBI為此逮捕了《美亞雜誌》的六人。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政權的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也在這棟樓里辦公。[10]
學會成員中被指控為共產黨員或與蘇聯情報機構合作的有：Kathleen Barnes、Hilda Austern、Elsie Fairfax-Cholmely、冀朝鼎、Guenter Stein、Harriet Levine、耿麗淑、陳翰笙（佐爾格的東京-上海情報網成員）[11]、經濟學家邁克·格林伯格（1945年叛逃變節的伊莉莎白·本特利指控)、畢恩來[12]，以及1945年《美亞雜誌》案被FBI逮捕的六人中的Kate Mitchell與記者Andrew Roth。[13]:147–59
1947年在英國艾汶河畔斯特拉福特鎮（Stratford-upon-Avon）召開的第十次太平洋國際學會雙年會上，中國也只有少數幾個人參加了會議。
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後，對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批評越發尖銳。學會的抨擊者認為學會應為失去中國給共產主義承擔責任。
五十年代初期，太平洋國際學會經歷了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麥卡蘭委員會）漫長的司法調查。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學者被控關於共產主義、中國共產力量、史達林體制的蘇聯發表了幼稚的研究結果。 威斯康星州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雷芒德·麥卡錫批評太平洋國際學會及其前主席菲力普·傑賽普，指控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德·菲爾德、畢恩來、歐文·拉鐵摩爾在學會積極活動以把美國的對華政策轉向到支持中共。1952年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在參議員派特·麥卡蘭領導下，用時一年，收集審查了來自太平洋國際學會及其成員的超過2萬分卷宗證據，得出的最總報告稱：
太平洋國際學會自身就像一種特殊的政治捕蠅紙對共產分子有特別的吸引力...太平洋國際學會已經被美國共產黨與蘇聯官員考慮作為共產政策、宣傳、軍事情報的工具。太平洋國際學會散布併力圖傳播假消息包括那些產生自蘇聯與共產分子源頭的信息.... 太平洋國際學會是一個載體用於扭轉美國的東方政策朝向共產分子的目標。[13]:223–225
伊莉莎白·本特利指證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頭子雅可布·科洛斯警告她遠離太平洋國際學會因為它「像玫瑰一樣紅，你不應用一個10英尺的杆子碰它」。[14]路易斯·F·比登茲，一位已經變節反共的美共《工人日報》前編輯，指證親共的國際出版商公司老闆亞歷山大·特拉亨伯格曾告訴他，共產黨領導曾對特拉亨伯格說太平洋國際學會是「共產分子特別集中的地方；即使沒有這麼多共產分子在那裡也能繼續保持對它的控制。」[13]1951年，路易斯·F·比登茲還在參議員派特·麥卡蘭為主席的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聽證會上指證歐文·拉鐵摩爾既是蘇聯間諜同時還是秘密共產黨員。
1955年太平洋國際學會失去了作為教育機構的稅務豁免狀態。國內稅務署聲稱太平洋國際學會散播自相矛盾的、黨派性的宣傳，試圖影響政府政策與觀念。在總幹事威廉·L·霍蘭德領導下，太平洋國際學會堅持漫長法律過程試圖重獲稅務豁免地位，一直堅持到1959年。法庭最後判決否定了國內稅務署的所有指控。[15]
在五十年代中期，太平洋國際學會面臨其他挑戰：美國名牌大學獲得了大量資金資助的亞洲研究中心，如哈弗、耶魯、伯克利、密執安、哥倫比亞等大學。這些大學研究中心的崛起使得另類的太平洋國際學會被邊緣化。以前資助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大型基金會轉向資助這些大學研究中心。[16]:65–70學術貢獻者也逐漸被日益崛起的亞洲研究協會吸引走。[16]:70–75
1960年12月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會正式宣布解散學會。《太平洋事務》雜誌移交給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出版。2個月後，美國分會理事會也宣布解散。
幾年後，兩個後繼組織成立：各國商業領袖組成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更為學術的太平洋貿易與發展會議 (PAFTAD)。[17]
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在中國的分會。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國際問題，努力國民外交，增進各民族間友誼及諒解。」會址設在上海敏體尼蔭路123號。從1925年參與發起創立太平洋國際學會，到1950年宣布退出太平洋國際學會，共計25年。
太平洋國際學會最初是由各國的基督教青年會推動創立。1925年1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號召中國的基督徒以國民身份積極從事國民外交活動，以增進國際間之善意與種族間的諒解。1925年2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會長朱成章在上海召集江蘇省教育會、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上海總商會、上海婦女會、上海婦女節制會、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等各團體，在上海總商會召開了「聯太平洋會議籌備會」。各團體推選委員30餘人，組成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籌備委員會。又推選執行委員7人：余日章（主任）、趙晉卿（副主任）、黃任之（副主任）、方椒伯（司庫）、許建屏（書記）、唐俞慶棠和朱經農。1925年2月底到3月初舉行的籌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聯太平洋會議」被改為「太平洋國民會議」。中國出席第一屆會議的11名代表：
- 張履鰲 律師，漢口特別區（原德租界）公署法律顧問，湖北省敵產沒收與戰俘遣返事務所法律顧問，武漢基督教青年會會長
- 黃憲昭 路透社香港分社主任
- 溫世珍 前江蘇特派交涉員及上海海關監督
- 陳達 清華學校教授
- 羅有節 廣州基督教女青年會幹事、私立真光女子中學校長
- 王季玉 蘇州振華女學校教務主任
- 顧子仁 上海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幹事
- 歐陽心農 上海經濟討論處秘書
- 陳立廷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
- 晏陽初 北京全國平民教育促進會總幹事
- 林國芳 檀香山基督教青年會幹事
1928年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會改組，分設高級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仍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控制。1931年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會由胡適任總幹事，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控制。
隨著美國國內對太平洋國際學會媚共指控的升級，1950年9月18日胡適在致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會主席吉爾克萊斯特（Huntington Gilchrist）的一封信中正式宣布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決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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