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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1868－1963）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英語：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W. E. B." Du Bois 1868年2月23日—1963年8月27日）是美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民權運動者、泛非主義者、作家和編輯。杜波依斯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大巴靈頓，在一個相對包容、多元的環境中長大。他是哈佛大學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畢業之後任職於亞特蘭大大學，教授歷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杜波依斯是1909年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最初創建者之一。
杜波依斯因為領導尼亞加拉運動——非裔美國人為黑人尋求平等權利的運動——開始在國內聲名鵲起。他和他的支持者們反對布克·華盛頓倡導的「亞特蘭大妥協案」，該協議要求南方的黑人服從於白人的政治規則並為之工作，以換取基本受教育權和致富機會。杜波依斯則堅持爭取完整的公民權利和逐步增加的政治參與，他認為這些將由非裔美國人中的知識精英實現，他稱這些人為「天才的十分之一」，因此杜波依斯認為非裔美國人需要先進的教育來發展其領導力。
種族主義是杜波依斯鬥爭的主要對象：他強烈反對私刑、吉姆·克勞法案以及在教育與就業中的種族歧視。杜波依斯的事業囊括了各地的有色人種，尤其是與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做鬥爭的亞非同胞。他是泛非主義的強烈支持者，並且幫助組織了幾次泛非主義大會，以推動非洲殖民地脫離歐洲強權統治。杜波依斯多次訪問過歐洲、非洲和亞洲。一戰後，他調查了美國黑人士兵在法國的經歷，記錄了在美國軍隊中普遍存在的種族偏見。
杜波依斯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的文集《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是非裔美國文學中開創性的一部作品。他於1935年發表的巨著《美國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挑戰了「黑人應該對重建時代的失敗負責」的傳統思想。在社會學領域，他寫就了第一本系統性研究著作。他出版過3本自傳，都體現了他對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的深刻見解。在擔任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刊物《危機》編輯期間，他發表了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
杜波依斯相信，資本主義是種族主義的主要原因，他一生都懷有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同情。他是一個積極的和平運動者，支持核裁軍。杜波依斯去世後一年，1964年民權法案頒布，體現他一生為之奮鬥的大部分目標。
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於1868年2月23日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大巴靈頓，父母是阿爾弗雷德（Alfred）和瑪麗·希爾維娜（Mary Silvina）（娘家姓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夫婦。[1]瑪麗·希爾維娜·伯格哈特的家族屬於大巴靈頓少有的自由黑人，擁有長期土地所有權；她具有荷蘭、非洲和英國血統。[2] 杜波依斯的高外祖父湯姆·伯格哈特是（1730年左右出生在西非）一個荷蘭殖民者康拉德·伯格哈特的奴隸，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湯姆在大陸軍中服役，並因此獲得了自由。[3] 湯姆的兒子傑克·伯格哈特是奧賽羅·伯格哈特的父親，奧賽羅是瑪麗·希爾維娜·伯格哈特的父親。 [3]
杜波依斯的曾祖父詹姆斯·杜波依斯是法裔美國人，在紐約波基普西，他和幾個奴隸情婦生育了好幾個孩子。[4] 詹姆斯的混血兒子之一亞歷山大到海地旅行，和一個情婦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阿爾弗雷德。亞歷山大回到康乃狄克州時把他們留在了海地。[5] 1860年之前，阿爾弗雷德移居到美國，之後於1867年2月5日和瑪麗·塞維亞在麻薩諸塞州的休沙通尼克結婚。阿爾弗雷德在1870年拋棄了瑪麗，當時威廉只有兩歲。[6] 威廉的母親靠工作供養家人（同時接受她的哥哥和鄰居們的一些幫助），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她得了中風，並於1885年去世。 [7]
大巴靈頓的歐裔美國社區為杜波依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他就學於當地的綜合性公立學校，和白皮膚的同學一起玩。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常常在成年後的寫作中敘及他此時經歷的種族主義。他的老師鼓勵他追求知識，學術活動被褒獎的經歷使他相信，他可以利用知識賦予非裔美國人力量。[8] 當杜波依斯決定上大學時，他童年時所歸屬於大巴靈頓的第一公理教會（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Great Barrington）為他籌集了學費。[9]
1885~1888年間，杜波依斯依靠鄰居們的捐助，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一個傳統的黑人大學——菲斯克大學就讀。[10] 在南方的旅行和居住成為杜波依斯第一次體驗南方的種族歧視，其中包括吉姆·克勞法、偏見和私刑處死黑人。[11] 在菲斯克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杜波依斯又在1888~1890年期間進入哈佛大學（哈佛不承認菲斯克的課程學分），在那裡，他受到他的教授威廉·詹姆士的強烈影響，專攻美國哲學。[12] 杜波依斯利用暑假打工、遺產、獎學金，以及來自朋友們的借款支付了哈佛大學三年的學費。1890年，杜波依斯以優等成績獲得哈佛的學士學位，也即他的第二個學士學位。[13] 1891年，杜波依斯獲得了哈佛的社會學研究生獎學金。[14]
1892年，杜波依斯從約翰·F·斯萊特自由教育基金會（John F. Slater Fund for the Education of Freedmen）獲得獎學金，得以前往柏林大學做研究生。[15] 在柏林學習期間，他走遍了歐洲各地。在德國首都柏林，杜波依斯和該國最傑出的一些社會科學家，如古斯塔夫·馮·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阿道夫·瓦格納、海因里希·馮·特來希克等一同研究學習，他的學術能力於此時突飛猛進。[16] 從歐洲回國後，杜波依斯完成了他的研究生學習。1895年，他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17]
1894年的夏天，杜波依斯得到了好幾個工作機會，其中包括著名的塔斯基吉研究所；但是他選擇了俄亥俄州的威爾伯福斯大學的教學工作。[18] 在威爾伯福斯期間，亞歷山大·克拉梅爾（Alexander Crummell）對他的影響很大。亞歷山大認為思想和道德是社會變革必要的工具。[19] 1896年5月12日，杜波依斯和他的一名學生尼娜·高莫（Nina Gomer）結為夫婦。[20]
在威爾伯福斯工作兩年後，杜波依斯於1896年夏天接受了一個賓夕法尼亞大學提供的為期一年的社會學研究助手的工作。[21] 在費城的非裔美國人街區，他進行了社會學田野研究，這鑄造了他的里程碑式成果——《費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這是第一個對黑人社區的案例研究。杜波依斯在兩年後任教於亞特蘭大大學時出版了此書。[22]
參加1897年的黑人學會（Negro Academy）時，杜波依斯提交的論文表達了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提出的美國黑人融入白人社會的呼籲的反對。他寫道：「我們是黑人，一個久已存在的巨大種族，黎明之初即已沉睡，但在非洲祖國的黑暗森林中，仍然保持清醒」。[23] 在1897年《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8月刊上，杜波依斯發表了《黑人的掙扎》（Strivings of the Negro People）一文，這是他第一部面對大眾的作品，表達了非裔美國人應該擁抱他們的非洲傳統的觀點。[24]
1897年7月，杜波依斯離開費城，在一所傳統黑人大學——亞特蘭大大學教授歷史學和經濟學。[25] 他的第一項重要學術成就是1899年出版的《費城黑人》一書。此書基於1896~1897年他在費城的實地研究，對費城的非裔美國人進行了詳細而全面的社會學考察。這部作品是學術界的一個突破，因為它是美國第一個科學社會學研究著作，也是第一個對非裔美國人的科學研究。[26] 在此研究中，杜波依斯用「最貧困的十分之一」（the submerged tenth）來形容黑人下層階級，對比於他將在1903年用「天才的十分之一」（talented tenth）形容的精英階層。[27] 杜波依斯的這些術語表明了他的觀點：一個民族的黑人與白人的精英是社會的關鍵，他們應該為文化和進步負責。[27] 這個時期杜波依斯常常對下層階級表現出不屑態度，將他們描繪為「懶惰」、「不可靠」，但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將這些問題歸因於社會對黑人的奴役。[28]
在亞特蘭大大學時，儘管預算有限，但是杜波依斯產量驚人：他寫就了大量社會科學論文，同時每年主辦亞特蘭大黑人問題大會（Atlanta Conference of Negro Problems）。[29] 杜波依斯也得到美國政府津貼，用於準備非裔美國人勞動力和文化報告。[30] 他的學生們認為他才華橫溢，但是冷漠嚴厲。[31]
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杜波依斯逐漸成為黑人世界中僅次於布克·華盛頓的代表人。[32] 華盛頓是塔斯基吉研究所主任，在非裔美國人社區有巨大影響力。[33]
1895年，華盛頓與重建失敗後接管政府的南方白人領袖達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協議，即為亞特蘭大妥協案。該協議規定，南方黑人應該服從種族歧視、種族隔離並放棄爭取投票權和組成工會；南方白人應該允許黑人接受基礎教育，得到經濟機會和公正的法律制度，並允許北方白人在南方投資企業和建立黑人教育慈善機構。[34]
許多非裔美國人反對華盛頓的計劃，包括杜波依斯、阿奇博爾德·格里姆凱（Archibald H. Grimke）、凱利·米勒（Kelly Miller）、詹姆斯·韋爾登·詹森、保羅·勞倫斯·鄧巴 （Paul Laurence Dunbar）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黑人，杜波依斯稱他們為「天才的十分之一」。[35] 杜波依斯認為，非裔美國人應該主動為爭取平等權利而鬥爭，而不是被動地服從華盛頓的亞特蘭大妥協案的隔離和歧視。[36]
1899年，山姆·豪斯（Sam Hose）被私刑處死事件使得杜波依斯更加走向激進的行動主義。[37] 在亞特蘭大，豪斯遭兩千名白人暴民酷刑折磨、焚燒後吊死。[37] 一天在亞特蘭大和一名報社編輯討論私刑問題時，杜波依斯遇到豪斯被燒毀的關節骨在一家店面展示。[37] 深受觸動的杜波依斯得出結論，「當黑人還正在面臨私刑處死、謀殺和飢餓時，一個人不應該成為一個冷靜、超然的科學家。」[38] 杜波依斯認識到，「醫治世界的方法不是僅僅簡單地告訴人們真相，而是促使他們對現實採取行動。」[39]
1901年，杜波依斯寫了一篇評論《超越奴隸制》（Up from Slavery）以批評華盛頓，[40] 之後此文以《布克·華盛頓先生和其他人》（Of Mr.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Others）為題收錄在《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書中，使得更多的讀者聽到他的批評。[41]杜波依斯和華盛頓的主要分歧之一在於他們的教育理念：華盛頓認為非裔美國人的學校教育應該局限於農業、機械等工業技術教育；[42] 但是杜波依斯感到黑人學校還應該提供更多的文科課程（包括經典文學、藝術、人文學科等），只有如此才能培養新的黑人精英領導者。[43]
1905年，杜波依斯和其他一些非裔民權行動主義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麥吉（Fredrick L. McGhee）、傑西·麥克斯·巴伯（Jesse Max Barber）和威廉·孟羅·特洛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在加拿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附近會面。[44] 在那裡，他們發布聲明，反對亞特蘭大妥協案，並決定於1906年一致發起尼亞加拉運動。[45] 杜波依斯和支持「尼亞加拉運動」的非裔美國人試圖宣傳自己的理念，但大多數黑人期刊為同情華盛頓的出版商所擁有，因此，杜波依斯購買了一台印刷機，並於1905年12月開始出版《月亮畫報》周刊（Moon Illustrated Weekly）。[45] 這是第一個非裔美國人的插畫周刊，杜波依斯藉此攻擊華盛頓的立場，但這份雜誌只出版了八個月便夭折了。[46] 很快，杜波依斯就創建新的期刊：《地平線：雜誌彩色線》（The Horizon: A Journal of the Color Line），並擔任編輯，於1907年首次亮相。[47]
尼亞加拉運動者第二次會議於1906年8月約翰·布朗誕生誕辰100周年之際舉行，地點設在布朗襲擊哈珀的渡輪之處。[46] 勒維迪·卡修斯·瑞森（Reverdy Cassius Ransom）談到，華盛頓的首要目標是使黑人被僱傭：「今天，兩個階級的黑人…處在分歧的路口。一方建議我們耐心忍受現在的壓迫與屈辱；另一個階級則堅信，絕不應該屈服於羞辱、壓迫、甘心成為下等階級，絕不應該為了利益放棄人的尊嚴。」[48]
為了描繪黑人的人文精神與才華，杜波依斯於1903年發表了文集《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收錄了他的14篇文章。[49] 詹姆斯·韋爾登·詹森（James Weldon Johnson）認為這本書對於非裔美國人的意義堪比《湯姆叔叔的小屋》對美國人的意義。[50] 此書介紹部分即寫道：「20世紀最主要的問題是膚色界限的問題。」[51] 每一章節均以兩個引文開頭——一個來自白人詩人，另一個來自黑人思想家——以表現黑種人和白種人的智力與文化同樣有價值。[52] 這本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非裔美國人的雙重認同：他們既是美國人，又是黑人。正如大衛·路易斯（David Lewis）所指出的，這種雙重認同在過去是非常尷尬的，但是在未來將成為一種力量：「從今以後，種族不再使人聯想到種族同化或者種族隔離主義，而將成為令人驕傲的持久的種族認同。」[53]
1906年秋的兩起種族主義事件令非裔美國人非常震驚，這促進杜波依斯為了公民權利而鬥爭的主張戰勝了布克·華盛頓的妥協主義。首先是167名黑人士兵在布朗斯維爾事件中集體表示不知道兇手是誰，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因此開除了他們的軍籍。所有被開除的黑人士兵已經服役20年，接近退休了。[54] 其次，9月在亞特蘭大，一起黑人男子毆打白人婦女的事件引發了暴亂，而暴亂植根於工作短缺、黑人工人競爭白人工人的工作崗位造成的種族關係緊張。[55] 一萬名白人橫掃了亞特蘭大，毆打他們能找到的每一個黑人，導致超過25人死亡。[56] 1906年的暴力事件之後，杜波依斯呼籲黑人不再支持共和黨，因為共和黨人羅斯福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不支持黑人權益，儘管歷史上大部分非裔美國人從亞伯拉罕·林肯時代就一直擁護共和黨。[57]
杜波依斯在《亞特蘭大的禱文》（A Litany at Atlanta）一文中斷言道，亞特蘭大暴亂說明亞特蘭大妥協案是失敗的，即使交易完成了，黑人依然得不到法律的公正。歷史學家大衛·路易斯認為，妥協不再有效是因為最初同意妥協的白人種植園主已經被那些貪婪的商人所取代，這些商人希望工人中的黑人與白人進行競爭。[58] 這兩起事件對於非裔美國人群體來說是歷史分水嶺事件，它們標誌著華盛頓的妥協主義走向衰落，杜波依斯的權利平等訴求開始成為主流。[59]
除了撰寫社論，杜波依斯並未停止在亞特蘭大大學進行學術工作。經過五年的努力，他於1909年出版了一本約翰·布朗的傳記。這本書闡述了很多精彩論述，但也包含了一些事實性的錯誤。[60] 這本著作被《民族報》（The Nation）強烈批評，而《民族報》的所有者奧斯瓦爾德·維拉德（Oswald Villard）也在撰寫一本約翰·布朗的傳記。[61] 白人學者普遍忽略這本書。[61] 在杜波依斯在《礦工》（Collier's）雜誌上發表文章警告白人至上主義之後，他的文章越來越難被主要期刊所接受，然而，他繼續定期在《地平線》雜誌上發表文章。[62]
杜波依斯是第一位被邀請在美國歷史協會年度會議上展示論文成果的非裔美國人。在美國歷史協會1909年12月的會議上，杜波依斯向觀眾匯報了他的文章《重建及其功績》（Reconstruction and Its Benefits）。[63] 這篇文章顛覆主流歷史觀點，反對「重建是一場災難，造就了無能和懶惰的黑人」的觀點；恰恰相反，杜波依斯認為，南方在非裔美國人領導期間完成了三個重要目標：民主，免費公立學校，新的社會立法。文章進一步指出，聯邦政府對被解放的黑人的管理是失敗的，沒有實現南方黑人要求分配土地、建立教育系統的願景。[64] 幾個月後杜波依斯向《美國歷史評論》提交論文出版時，他要求黑人一詞（Negro）要大寫。時任編輯J·富蘭克林·詹姆森（J. Franklin Jameson）拒絕了他的要求，未用大寫發表了論文。[65] 此論文隨即被白人歷史學家所忽略，[64] 但後來演變成他開拓性的書《黑色重建》一書。[63] 直到1940年美國歷史協會都沒有邀請過第二位非裔演講者。[66]
1909年5月，杜波依斯在紐約參加了全國黑人大會（National Negro Conference）。[67] 這次大會成立了致力於為黑人爭取平等公民權、選舉權和教育權利的國家黑人委員會（National Negro Committee），由奧斯瓦德·維拉德（Oswald Villard）任主席。[68] 在1910年春的第二屆全國黑人大會上，與會者成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NAACP）。[69] 在杜波依斯的建議下，「有色人種協進會」以「有色人種」一詞代替「黑人」，以示協進會將聯合所有的有色人種。[70] 參加成立大會的民權主義者中黑人和白人都有很多，但是協進會大多數的行政人員都是白人，包括瑪麗·懷特·奧文頓、查爾斯·愛德華·拉塞爾（Charles Edward Russell）、威廉·E·沃靈（William English Walling），以及其首任主席穆菲爾德·史達里（Moorfield Storey）。[71]
1910年，杜波依斯辭去在亞特蘭大大學的教職，接受了NAACP提供的宣傳與研究指導的職位，並搬到紐約。[72] 他的首要職責是出版NAACP的月刊，杜波依斯將其命名為《危機》。[73] 《危機》發刊於1910年11月，杜波依斯稱其主要致力於「通過事實和爭論展現種族偏見的危害，特別是當代針對有色人種的偏見的危害」。[73] 雜誌早期刊登過一篇文章抨擊黑人教堂的教區制度和虛偽本質，另外一篇文章討論埃及文明的非洲中心主義起源——這都是《危機》雜誌的典型文章。[74] 《危機》雜誌非常成功，到1920年其讀者已經達到100,000人。[75]
杜波依斯於1911年發表的一篇重要社論引起了全國反響，最後導致美國聯邦政府立法禁止私刑處死黑人。杜波依斯用他一貫的諷刺風格如此評論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私刑處死黑人事件：「關鍵在於他是黑人。黑人必須被懲罰。黑人天生罪大惡極。因此，即使是白人中最卑鄙無恥的那些人也知道，絕不應該錯過任何懲罰這種滔天巨罪的機會。當然，藉口應該儘可能的道貌岸然、無可辯駁——一些駭人聽聞的罪惡，經過報道者想像更加令人髮指。找不到足夠嚴重的藉口，謀殺、縱火、燒毀穀倉或者傲慢無禮這些小事也許也行。」[76]
杜波依斯在《危機》發表社論支持工人聯合運動，但是嚴厲抨擊其領導者系統性地排斥黑人勞工的種族主義行為。[77] 杜波依斯也支持社會黨人的一些綱領，甚至他本人也在1910~1912年加入社會黨，但是他同樣譴責其領導者的種族主義表現。[78] 由於共和黨總統塔夫脫應對私刑處死黑人泛濫的失敗讓杜波依斯感到失望，在1912年的大選中，杜波依斯轉而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伍德羅·威爾遜，以換取其對黑人權益事業的支持。[79]
杜波依斯的作品體現了其女權主義傾向。[80] 但是由於女性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們拒絕支持反種族歧視，杜波依斯也拒絕公開加入為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動。[81] 1913年，《危機》的一篇社論討論跨種族婚姻禁忌問題。杜波依斯本人支持種族內婚姻，而且他將此問題視為女性權利問題，因為法律只禁止白人男性與黑人女性結婚。杜波依斯寫道「（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使得愛上白人男性的有色人種女性非常孤獨無助。法律賦予有色女性和狗一樣低的地位。白人女性處境再差，她仍然可以強迫誘姦她的人和她結婚。我們必須取締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並不是因為我們渴望白人女性，而是因為我們相信白人男性將會遺棄我們的黑人姐妹。」[82]
1915~1916年間，NAACP的一些領導者試圖罷免杜波依斯的主編職位，因為他們不滿於《危機》的財務損失，而且擔心刊登的一些文章容易引火燒身。但是杜波依斯在他的支持者們的幫助下保留了其主編職位。[83]
1911年，杜波依斯在倫敦參加第一屆國際種族會議（First Universal Races Congress），[84] 同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尋找銀羊毛》（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85] 兩年後，杜波依斯編劇、製片並執導一部露天舞台劇《埃塞爾比亞之星》。[86] 1915年，杜波依斯出版一部非洲黑人通史《黑人》（The Negro）及其首個英語版本。[87] 本書反駁非洲次等的觀點，是20世紀非洲中心主義編史學的基礎，[87] 也預測未來全世界有色人種的聯合與團結，影響了一大批泛非運動支持者。[87]
1915年，《亞特蘭大月刊》刊登杜波依斯的論文《世界大戰的非洲根源》（The African Roots of the War），深入表達了他對於資本主義和種族的看法。[88] 文中指出，對非洲的爭奪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之後他又加入共產主義學說，提出資本家給白人工人僅夠生活的報酬以阻止其革命，而通過更低成本的有色人種的競爭威脅白人工人。[89]
杜波依斯利用他在NAACP有影響力的職位同一系列種族主義事件作鬥爭。1915年，無聲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首次公演。因為該電影中黑人粗野貪婪的形象，杜波依斯和NAACP領導了阻止此電影公映的運動。[90] 但是這場抗議運動並不成功，事實上很可能反而使得這部影更聲名大噪，但是運動為NAACP吸引了很多新的支持者。[91]
種族主義不僅體現在私人領域。在威爾遜總統治下，非裔美國人在政府機關就職時備受歧視。很多聯邦機構只僱傭白人，軍隊不允許黑人擔任軍官，而移民部門則禁止非裔人士移民。[92] 1914年，杜波依斯撰寫社論譴責了聯邦政府解僱黑人職員。杜波依斯也支持威廉·門羅·特羅特對總統威爾遜的抗議，因為威爾遜對完全實現種族平等的諾言食言而肥。[93]
《危機》雜誌堅持進行抗議私刑的活動。1915年，《危機》刊登文章以年表形式統計了1884年至1914年間的2,732起私刑處死黑人案。[94] 1916年4月刊則報道了喬治亞州李谷一次私刑處死六名非裔美國人的事件。[95] 同樣在1916年，《韋科慘案》一文報道了一位精神受損的17歲非裔美國人傑西·華盛頓被私刑處死的事件。[95] 該篇報道開創了秘密報道的方式，揭露了德克薩斯州韋科地區白人的罪行。[95]
20世紀早期是黑人們從南部聯盟向美國東北部、中西部和西部地區大遷徙的時代。杜波依斯發表社論表示支持這次大遷徙，因為他認為這將有助於黑人逃離南部的種族主義、發現更多的經濟機會、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96]
同樣在20世紀10年代，美國優生運動開始興起。很多優生學領導者公開宣稱種族主義，認為黑人是「低等種族」。杜波依斯批評這些觀點偏離了科學正軌，但是他也認同優生學的基本規則，即不同的人生來就具有適合不同職業的特質。所有種族中最有天賦的人們生育後代，可以優化人類的種族。[97][98]
1917年，美國開始準備參加一戰。杜波依斯在NAACP的同事約爾·斯賓加恩（Joel Spingarn）成立一個訓練營地，致力於將非裔美國人訓練為美國軍隊軍官。[99] 這個訓練營引起爭議：一些白人認為黑人沒有能力成為軍官，而一些黑人則認為非裔美國人不應參加這場「白人的戰爭」。[100] 杜波依斯支持斯賓加恩的訓練營。後來軍隊方面堅持以健康問題為由，強迫本就稀少的黑人軍官查爾斯·楊退伍，杜波依斯對此感到非常失望。[101] 軍隊同意為黑人提供1000個軍官職位，但堅持從應徵入伍的、習慣於聽從白人軍官命令的黑人士兵中選取250人，而不接受來自訓練營而思想獨立的黑人。[102] 法案宣布後第一天，700,000黑人應徵入伍，但是他們都只能服從於歧視性的待遇。杜波依斯為此高聲抗議。[103]
1917年，東聖路易斯的白人工人罷工後，聖路易斯的企業僱傭了黑人工人，引起白人極大的憤怒，最後導致大約40到250名非裔美國人慘遭屠殺，釀成東聖路易斯暴亂。[104]
東聖路易斯暴亂發生後，杜波依斯前往東聖路易斯採訪，最後用圖片和文字記錄了事件細節，並以《東聖路易斯大屠殺》為題刊登於《危機》9月號。[105] 但是歷史學家大衛·利弗林·路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認為杜波依斯歪曲了部分事實，以增加報道的宣傳效果。[106] 為了表達黑人群體對聖路易斯暴亂的憤怒，杜波依斯組織大約9,000名非裔美國人聚集於紐約第五大道，發起「沉默遊行」。這是紐約市第一次此種示威遊行，也是第二次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示威活動。[107]
1917年，休斯頓當地警察逮捕和毆打了兩名黑人士兵，導致100名黑人士兵占領休斯頓街道，並殺害16名白人。最後軍事法庭判處其中19名黑人士兵絞刑，另外67名士兵鋃鐺入獄。休斯頓暴亂極大地影響了軍隊中的非裔美國人晉升為軍官，也讓杜波依斯非常不安。儘管發生了休斯頓暴亂，軍方由於受到來自杜波依斯和其他支持者的壓力，仍然接受斯賓加恩訓練的黑人軍官。1917年10月，600多名黑人軍官參軍入伍。[108]
美國以對NAACP進行調查為威脅，以期阻止其「危險言論」。[109] 但是杜波依斯不為所動，並且在1918年繼續發表言論，預測一戰將推翻歐洲的殖民系統，帶來世界範圍的有色人種解放——包括中國、印度，特別是美國。[109] 時任NAACP主席約爾·斯賓加恩對戰爭懷抱熱忱，他說服杜波依斯考慮寫一篇社論否定自己的反戰立場，以博得一個軍隊任命。[110] 杜波依斯接受了這項交易，於1918年6月撰寫支持戰爭的社論《團結起來》[111] 很快就獲得委任一個軍隊參謀職務。但是很多希望利用戰爭為非裔美國人謀取更多公民權利的黑人領袖批評杜波依斯的倒行逆施，[112] 南方官員也反對杜波依斯就任。最後他的任命被撤回。[113]
一戰結束後，杜波依斯於1919年前往歐洲參加第一次泛非主義大會（Pan-African Congress），同時採訪很多非裔美國士兵，為一本記錄他們一戰經歷的書做準備。[114] 此次旅行被美國聯邦探員追蹤，以尋找他的叛國活動證據。[115] 杜波依斯發現，絕大多數美國黑人士兵只能從事裝卸物資、體力勞動等低等工作，[116] 只有92師等部中少部黑人參與了軍事戰鬥。[117] 杜波依斯發現軍隊中廣泛存在著種族主義思想，軍隊有意識地阻止黑人參軍、抹殺黑人的成績並且鼓勵偏見。[118] 歐洲之行更加堅定了杜波依斯為非裔美國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決心。[119]
一些海外歸來的黑人士兵感到獲得了新的權力與價值，浮現出了極具代表性的「新黑人」思潮（New Negro）。[119] 針對於此，杜波依斯在社論《歸來的士兵》（Returning Soldiers）中寫道：「但是，誠哉斯言，如果我們在戰爭結束後不繼續繃緊每一根神經和肌肉向國內的黑暗勢力發起一場更漫長、更堅定也更艱難的鬥爭，我們仍然是懦弱的和愚蠢的。」[120] 其時很多黑人搬往北方城市尋找工作，他們帶來的競爭引起很多白人的惱怒。工作競爭的衝突助長了1919年的「血色夏天」事件（Red Summer of 1919）。這次事件蔓延到全美30多個城市，在一系列恐怖的暴亂中，超過300名非裔美國人被殺。[121] 杜波依斯用《危機》雜誌記錄這次慘案，12月刊封面刊登內布拉斯加州奧哈馬市的暴亂中私刑處死黑人的一張照片，尤其陰森恐怖、怵目驚心。[121]
「血色夏天」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慘案，莫過於在阿肯色州伊萊恩市殘殺近200名黑人，[122] 而南部報道謊稱這是由於這些黑人密謀推翻政府。杜波依斯非常憤怒，他在《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上發表的公開信諷刺地寫道，黑人農民唯一的罪行，是他們竟然膽敢聘請律師來調查租佃合同中的不合法，以挑戰白人地主的權威。[123] 在之後的摩爾訴鄧普西案中，60餘名倖存的黑人因密謀叛逆罪被逮捕和審判。[124] 杜波依斯號召全美黑人捐款給他們用於上訴，6年後，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終於判定黑人方勝訴。[125] 雖然這次勝訴對於南部的黑人並沒有實際影響，但這是聯邦政府首次利用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保護正當程序以阻止各州對黑人的集體暴力。[125]
1920年，杜波依斯出版他三本自傳中的第一本《黑水河：來自面紗後的聲音》（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126] 杜波依斯認為，一層面紗遮蔽了全世界有色人種的真實面貌，他希望以此書揭開這層面紗，向白人讀者展示真實的黑人生活，同時他也希望解釋這層面紗如何扭曲了黑人與白人相互觀察的方式。[127] 這本書中也收錄一篇杜波依斯的女性主義文章《被詛咒的女性》（The Damnation of Women）。文中，杜波依斯頌揚女性、特別是黑人女性的尊嚴與價值。[128]
考慮到非裔美國兒童使用的教材中缺乏黑人歷史與文化，杜波依斯於1920年創辦一本兒童月刊，命名為《布朗尼》（The Brownies' Book），主要面向被杜波依斯稱為「太陽之子」的黑人兒童。[129]
1921年，杜波依斯前往歐洲參加第二次泛非主義大會。[130] 來自世界各地的黑人領袖通過了倫敦決議（London Resolutions），決定在巴黎成立泛非主義組織總部（Pan-African Association headquarters）。[131] 在杜波依斯的指導下，決議堅持呼籲種族平等，提出應該「非洲人統治非洲」（而非1919年大會上提出的「在非洲人同意下統治非洲」）。[131] 杜波依斯在他的《告國際聯盟書》（Manifesto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中重申了會議要旨，同時懇求國聯關注勞工問題，向非洲人提供更多職位。國聯對此要求幾乎沒有回應。[132]
回到非洲去運動的發起人、國際黑人進步協會（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簡稱UNIA）創始人馬科斯·加維是20世紀20年代另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國人領袖。[133] 加維堅持支持種族隔離主義，公開批評杜波依斯通過種族融合實現平等的努力。[134] 杜波依斯起初支持加維為了幫助海外非洲人貿易的「黑星線」船運公司，[135] 但是杜波依斯很快發現加維正在威脅NAACP的成果，便指責加維不夠誠懇、缺乏遠見。[136] 加維曾經提出「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the Africans）的口號，杜波依斯贊同這個主張，但是譴責加維試圖讓非裔美國人統治非洲的傾向。[137]
1922~1924年間，杜波依斯在《危機》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攻擊加維的文章，稱他為「美國和世界黑人最危險的敵人」。[138] 杜波依斯和加維從未嘗試合作，他們所代表的組織（NAACP和UNIA）對慈善基金的爭奪更加劇了他們的對立。[139] 1921年，哈佛決定禁止黑人入住學生宿舍。杜波依斯譴責這個決議體現了美國廣泛存在的「盎格魯-撒克遜和日耳曼種族崇拜」的復興，日耳曼白人治下的世界將以殘忍暴力剝奪黑人、猶太人、愛爾蘭裔、義大利裔、匈牙利裔、亞裔和南部島民的公民權。[140] 1923年，杜波依斯乘船前往歐洲參加第三次泛非主義大會時，時任總統柯立芝任命杜波依斯為賴比瑞亞特使，第三次泛非主義大會結束後，杜波依斯乘坐一艘德國貨船從加那利群島出發，訪問了非洲賴比瑞亞、獅子山、塞內加爾等國。[141] 1923年時《危機》雜誌讀者數量已由一戰時的100,000人跌至60,000人，但它仍是民權運動領域最有影響力的雜誌。[142]
杜波依斯經常在他的寫作中支持非裔美國人藝術創作，當1920年代中期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興起時，杜波依斯在《一次黑人文藝復興》（A Negro Art Renaissance）一文中慶祝藝術創造中終於不再缺乏黑人的身影。[143] 但是他很快發現，很多白人進入黑人社區並非為了欣賞黑人藝術作品而只是為了滿足窺私慾，於是杜波依斯對哈萊姆文藝復興的熱情迅速衰落。[144] 杜波依斯堅持強調藝術家的道德責任，認為「一個黑人藝術家首先是一個黑人」。[145] 他非常關心黑人藝術家的作品是否能夠反映黑人面對的問題，對於沒有宣傳效果的藝術作品不屑一顧。[146] 1926年，《危機》停止支持藝術活動。[147]
1926年，即俄國1917年革命9年後，杜波依斯再度到歐洲旅行並訪問了蘇聯。[148] 在蘇聯，杜波依斯被他所看到的貧窮和混亂所震驚，但同時對官員的盡職工作和工人的認同感印象深刻。[148] 儘管當時杜波依斯對於卡爾·馬克思和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共產主義學說並不了解，他仍然感到社會主義可能比資本主義更容易實現種族平等。[149]
儘管杜波依斯基本贊同社會黨主張，但是他的政治活動非常實用主義。在1929年的紐約市長競選中，儘管社會黨候選人諾曼·湯瑪斯的觀點與杜波依斯更加相近，杜波依斯還是選擇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因為他相信沃克將會給黑人帶來更直接的好處。[150] 整個20世紀20年代，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不斷地做出廢除私刑、提高黑人工作條件、支持南方各州黑人投票權等承諾，杜波依斯和NAACP也因此在兩黨間不斷徘徊。但是兩黨都始終沒有兌現其承諾。[151]
1931年，NAACP和美國共產黨開始出現裂痕，逐漸產生了競爭關係。這一年，阿拉巴馬州斯科茨伯勒地區的9個非裔美國男孩因強姦罪名被逮捕，美國共產黨迅速回應表示支持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152] 杜波依斯和NAACP認為插手此案對反對種族主義事業沒有幫助，因而坐由共產黨組織其反對活動。[153] 但是，共產黨人大範圍的宣傳和巨大的資金投入很快使杜波依斯感到，共產黨人正試圖取代NAACP在非裔美國人中的地位。[154] 面對共產黨對NAACP的聲討，杜波依斯反過來批評共產黨對美國種族主義現狀認識不足，對NAACP的惡意攻擊也非常不公正。[155] 於是，共產黨領導人反過來指責杜波依斯是「階級敵人」，他和NAACP的其他領導者構成一個特殊的精英群體，他們表面上為黑人權益而戰鬥，但是實際與黑人工人階級毫無聯繫。[155]
1931年，沃爾特·弗蘭西斯·懷特（Walter Francis White）開始擔任NAACP主席。在工作中，杜波依斯和懷特的關係每況愈下，[156] 而大蕭條帶來的財政壓力加劇了關於《危機》雜誌的權力爭奪。[157] 由於擔心其主編職位被取消，杜波依斯於1933年主動辭去《危機》編輯的工作，轉往亞特蘭大大學。[158] 1934年，杜波依斯一反他關於種族隔離的立場，聲稱對於非裔美國人，平等基礎上的隔離是一個合理、可接受的目標；[159] 而這更加劇他與NAACP的裂隙。NAACP的領導者們非常震驚，要求杜波依斯收回他的言論，但是遭杜波依斯拒絕。後來導致杜波依斯退出NAACP。[160]
在接受亞特蘭大大學的教職之後，杜波依斯撰寫了一系列總體上支持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當時他並非共產黨或工會的強烈支持者，但他感到馬克思對於社會、經濟的科學分析，對於解釋當時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狀況非常有用。[161] 馬克思的無神論觀點也引起杜波依斯的共鳴；他經常批評黑人教堂鈍化了黑人對種族主義的敏感度。[162] 在1933年，杜波依斯撰文表達擁護社會主義，卻宣稱有色人種與白人的矛盾不可調和——這個極富爭議性的立場出自他對長期排斥黑人的美國工會的厭惡。[163] 當時，杜波依斯並非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即使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美國共產黨的候選人是非裔美國人，也沒有獲得杜波依斯的支持。[164]
回到學術界後，杜波依斯重新開始了黑人重建（Reconstruction）的研究——早在1910年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會議中他就已經提交過這一主題的論文。[165] 1935年，他發表了他的巨著《美國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66] 歷史學家大衛·利弗林·路易斯概況了這本書的主題：「在一種充滿了野性敵意的環境中，黑人突然間獲得了公民權利。他們既展現出令人欽佩的意志力與智力，也暴露了經過長達三百年的束縛後遺留的懶惰與無知。」[167] 杜波依斯記錄了在美國內戰和戰後重建中黑人怎樣扮演了中心角色，也描繪了他們與白人政客結盟的過程。他同時提供了聯合政府在南方建立起公共教育系統和諸多必要的社會服務項目的證據。這本書同時闡明作為重建的關鍵，黑人的解放如何促進了美國社會的結構性重組，以及為何在美國重建之後未能繼續保障黑人的公民權。[168]
《美國的黑人重建》一書的主旨與白人歷史學家保有的對重建的主流觀點背道而馳；事實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本書也仍然被主流歷史學家所忽略。[169] 然而在此之後，它引發了重建歷史編纂中的「修正主義」潮流，黑人對於自由和時代變革的呼喚終於被強調。[169][170] 到21世紀，《黑人重建》被公認為「非裔美國人歷史學修正主義的奠基性著作」。[171]
在1932年，杜波依斯被菲爾普斯-斯托克斯基金（Phelps-Stokes Fund）、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通識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等幾個慈善企業挑選為《黑人大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Negro）的執行編輯。事實上，杜波依斯已經對這項工作思考了近30年。[172] 在幾年的策劃、組織後，這些慈善企業於1938年取消了這個項目，因為一些董事會成員認為杜波依斯過於偏激，無法編纂一部客觀的百科全書。[173]
在1936年，杜波依斯開始週遊世界，其中包括了遊歷納粹德國、中國和日本。[174] 在德國，他宣稱自己受到了熱情而尊重的禮遇，[175] 但一回到美國，他便發表了對於納粹政權的反感態度。[176] 他十分欣賞納粹對德國經濟的改善，但他對納粹處置猶太人的方式感到極度恐懼，並將其描述為「對於文明的攻擊。其慘狀只有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非洲的奴隸交易能與之比肩」。[177]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之後，杜波依斯對帝國主義的日本迅速提升的實力感到震撼。他認為日本對沙皇俄國的勝利是有色人種戰勝白人的一個案例。[178]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間，日本「黑人傳道組織」的一個代表來到美國，會見了杜波依斯，使他對大日本帝國的種族政策產生非常正面的印象。1936年，日本大使還為他和一個學術小組安排了一次去日本的旅行。[179]
杜波依斯反對美國參與二戰，尤其在太平洋戰場，因為他認為中國和日本正從白人帝國主義的魔掌中走出，同時他也感到，對日本開戰其實是白人試圖重建亞洲影響力的一個機遇。[180] 政府對軍隊中非裔美國人的規劃沉重打擊了杜波依斯：黑人被限制不能超過軍隊人數的5.8%，而且沒有非裔美國人的獨立軍隊編制，這與一戰中的規定如出一轍。[181] 在1940年的總統競選中，黑人以手中的選票為籌碼，迫使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任命了一些黑人軍事指揮官。[182]
1940年，杜波依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自傳——《黎明前的黑暗》（Dusk of Dawn）。[183] 他在這個題目寄寓了對非裔美國人從種族主義的黑暗中走向一個更加公平的時代的期望。[184] 這是一本部分自傳性質、部分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論著。[185] 杜波依斯將其描述為「種族概念如何在隱秘的思想與行動中被闡明、彰顯並且毫無疑問被扭曲的傳記。因此無論在任何時代，我的人生都是值得所有人注意的」。[186]
1943年，其時杜波依斯已值76歲高齡，然而時任亞特蘭大大學校長魯弗斯·克萊門特（Rufus Clement）突然地中斷了他的教職。[187] 很多學者對此表示憤慨，這促使亞特蘭大大學向杜波依斯提供終生養老金並授予他名譽教授稱號。[188] 亞瑟·斯平加恩（Arthur Spingarn）評價說，杜波依斯在亞特蘭大期間，「用他的生命和無知、偏執與懶惰作鬥爭，創造出只有他才能理解的思想，提出了改變社會的願望，而這種改變也許一百年後才能被人們所理解。」[189] 。之後杜波依斯拒絕了菲斯克學院（Fisk）、霍華德大學的聘請，以特殊研究部指導的身份重新加入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即NAACP），並很快以充足的活力和決心投入到工作中。[190] 在杜波依斯離開NAACP的這十年間，它的收入已經翻了4倍，會員人數也飆升至325,000人。[191]
1945年聯合國成立大會在舊金山舉行，NAACP派出了包括杜波依斯在內的三人代表團。[192] NAACP代表團希望聯合國能夠支持種族平等，並且終結非洲的殖民地時代。為了讓聯合國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杜波依斯撰寫了一份倡議書，其中寫道：「政府的殖民系統…既不民主又危害社會，也是戰爭的一個主要原因。」[193] NAACP的這份倡議書受到了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支持，但是被其它主要力量所忽略，倡議的內容也並未出現在《聯合國憲章》中。[194]
在聯合國大會之後，杜波依斯發表了《膚色與民主》（Color and Democracy）一書攻擊殖民帝國。一位評論家稱它「足以衝擊和推翻一直以來用於取悅白人、充實資本家們的腰包的這種邪惡的制度。」[195]
1945年底，杜波依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參加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泛非主義大會，[196] 這次大會也是五次會議中最有成效的一次。在這裡，杜波依斯遇到了克瓦米·恩克魯瑪，後者後來成為了加納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並邀請杜波依斯前往非洲。[196]
杜波依斯幫助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些關於反對歧視非裔美國人的請願書。1951年，黑人權利組織民權會議（Civil Rights Congress）提交了一份名為《我們控訴種族滅絕》（We Charge Genocide）的報告，使這種呼聲達到高潮。這份報告控告美國「以制度來制裁、加害、謀殺非裔美國人，從而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197]
20世紀40年代中期冷戰開始之後，NAACP與共產主義者們保持距離，以避免它的資金狀況與名譽受損。[198] 1947年，小亞瑟·史列辛格在《生活》（Life）雜誌上發表文章，聲稱NAACP已經受到共產主義者的強烈影響；在此之後，NAACP加倍地努力與共產主義者劃清界限。[199] 杜波依斯則不顧NAACP的願望，繼續親近共產主義同情者們，例如保羅·羅賓遜（Paul Robeson）和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後者之後成為了杜波依斯的第二任妻子。[200] 杜波依斯寫道，「我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另一方面，我……相信……卡爾·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們面臨的困難……」[201] 1946年，杜波依斯寫了一系列評論蘇聯的文章：他並不信奉共產主義，並且批判共產主義政權的獨裁行為；然而，他也認為，資本主義是貧窮與種族主義的罪魁禍首，而用社會主義來代替它，有可能使問題有所改善。蘇聯人明確地反對種族之間、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待遇，這使得杜波依斯認為蘇聯是「地球上最有希望的國家」。[202] 由於杜波依斯與當時著名的共產主義者們保持聯繫，NAACP將他視為其發展的障礙，特別是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開始積極地調查共產主義同情者之後；所以在1948年底，杜波依斯與NAACP協商之後決定從NAACP辭職。[203] 離開NAACP之後直到1961年，杜波依斯定期為左派報紙《國家衛報》（National Guardian）寫文章。[204]
杜波依斯終身都是一名激進的反戰人士，但是他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變得較為明顯。[205] 1949年，杜波依斯在世界和平科學與文化會議（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nference for World Peace）上發表演講：「我來告訴你們吧，美國的人民們，黑人世界正在行動！他們渴求自由、自治和平等，也終將得到這些。他們的基本權利決不會在政治掣肘中喪失……白人們或許會壓制，但那只是無用的掙扎。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們終將會邁過阻礙，邁向自由！」[206]
1949年春天，在巴黎的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杜波依斯向人群說道：「領導這個新的殖民帝國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父輩用汗與血建立起來的祖國，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因上帝的恩惠而富饒，因謙卑的人民的辛勞努力而繁榮。但是沉醉在權力中的我們，正用那曾經毀了我們先輩的奴隸制，帶領著世界走向新殖民主義的地獄，走向一場把世界化為廢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207] 杜波依斯加入一個左派組織——國家藝術科學專業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1949年底，他作為委員會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蘇維埃和平會議（All-Soviet Peace Conference）並發表演講。[208]
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發起麥卡錫主義反共運動，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杜波依斯成為目標之一。[209] 歷史學家曼寧·馬伯（Manning Marable）將政府對杜波依斯的行動描述為「殘酷的鎮壓」、一次「政治暗殺」。[210]
FBI在1942年已經開始編寫一份關於杜波依斯的文件，[211] 但是政府對杜波依斯最嚴重的攻擊行為發生於20世紀50年代早期，由他對核武器的反對態度所誘發。1950年，杜波依斯出任新成立的和平信息中心（Peace Information Center）主席，致力於在美國宣傳《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Stockholm Peace Appeal）。[212] 這份文件主要是為取締核武器收集簽名。[213] 美國司法部門因此斷定和平信息中心是外國的特工組織，要求它向聯邦政府進行登記；杜波依斯與和平信息中心其他領導者們拒絕了這個要求，因而被起訴。[214] 被起訴之後，杜波依斯的一些同僚們與他保持距離，NAACP也拒絕繼續支持他；但是，朗斯頓·休斯等工黨人士與左派人士，仍然支持杜波依斯。[215] 1951年的審訊中，在律師瓦托·馬肯托尼歐（Vito Marcantonio）的辯護下，對杜波依斯等人的指控被駁回。[216] 雖然杜波依斯並未被宣判有罪，但他的護照被政府扣留了八年。[217]
杜波依斯因為他的很多夥伴，尤其是NAACP成員，沒有1951年關於和平信息中心的審訊中支持他而深感失望；另一方面，黑人與工人階級白人卻熱情地支持他。[218][219] 在這次審訊之後，杜波依斯在曼哈頓生活，除了發表文章與演講，他繼續與左派夥伴們保持聯繫。此時他主要擔心世界和平問題，對美國發動韓戰等軍事行動表示了不滿。在他看來，這些戰爭只是由於帝國主義者試圖使有色人種對他們保持順從。[220]
1950年，82歲的杜波依斯作為美國勞工黨競選人參選紐約州參議員，獲得了大約20萬張選票，占全州的4%。[221] 杜波依斯依然堅信資本主義制度是世界範圍內有色人種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兇，因此，雖然認識到了蘇聯的一些缺陷，他仍然由於共產主義可能解決種族問題而支持它。[222] 他的傳記的作者大衛·路易斯說，杜波依斯支持共產主義，並非出於其本身的意義，而是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想法。 杜波依斯對於約瑟夫·史達林的態度也非常矛盾：1940年他以一種輕蔑的方式把他寫成「暴君史達林」[223] ；但1953年史達林去世時，杜波依斯寫了一篇頌詞，將史達林描述成一個「單純、冷靜而有勇氣」的人，稱讚他「讓俄羅斯第一次走上拒絕種族歧視的道路」，「將140個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而不破壞它們的獨立性」。[224]
美國政府阻止了杜波依斯參加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萬隆會議。這場會議可以說是杜波依斯40年來的夢寐以求的成果——29個亞、非國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最近剛剛獨立的；它們代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有色人種。這次會議慶祝了其中一些國家的獨立，這些國家也開始聲稱它們在冷戰中不會參與結盟。[225] 1958年，杜波依斯重新獲得了他的護照，在此之後他和第二任妻子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一起環遊世界，並且訪問了蘇聯和中國。[226] 在兩個國家他都被熱烈歡迎，並且被帶領在當地旅行，被展示了共產主義最美好的一面。 這時90歲的杜波依斯並沒有意識到他所訪問的國家們的缺點，即便他在遊覽中國的這段時間內，中國正在進行悲劇性的「大躍進」運動；他之後仍然以一種肯定的態度來描寫當時這兩個國家的情況。[227]
1961年，美國最高法院對麥卡錫主義相關立法的重要部分《麥卡倫國內安全法》表示支持，它要求共產主義者們向政府進行登記，這讓杜波依斯感到非常憤怒。出於義憤，1961年10月，已經93歲的杜波依斯加入了美國共產黨。[227] 那段時間他寫道：「我相信共產主義。我是說，共產主義實現了一種對生產財富進行計劃的生活方式，設計好了用來建立一個國家的工作方式，它不僅僅是為一部分人謀求利益，而是為所有人民謀求最大的福利。」[228]
雖然杜波依斯在孩童時代參加了新英格蘭的公理會，進入費斯克大學學習後，他便拋棄了這個僵化的宗教組織。[229] 作為一名成年人，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名不可知論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而他的傳記作者大衛·路易斯則認為杜波依斯實際上幾乎是一名無神論者。[230] 當杜波依斯被要求指揮在公共場合的祈禱時，他會拒絕這麼做。[231] 他在他的自傳裡面寫道：「當我成為亞特蘭大大學的一名系主任時，我的工作因為拒絕指揮祈禱而受到阻礙……我再一次直截了當地拒絕加入任何教會，或者在任何教會信條上簽名。……我認為蘇聯對現代文明的最大貢獻就是廢除教堂的牧師、僧侶，並且禁止在公立學校中把宗教列為授課內容。」[232] 杜波依斯相信，在美國的一切機構中，教會是歧視性傾向最為嚴重的。[233]杜波依斯偶爾也承認宗教有一些可取之處，例如「基本搖滾（basic rock）」，它幾乎是非裔美國人群體的精神依靠；但是總的來說，他對非裔美國人的教會和牧師們持一種蔑視的態度，因為他認為他們不支持種族平等的目標，從而對實現種族平等產生了阻礙。[234] 雖然杜波依斯本人並不信教，但是他的文章中充滿了宗教符號，很多與他同時代的人也將他視為一名預言家。[235] 他於1904年寫就的散文詩《信條》（Credo）也是用一種宗教信條的風格寫成的，這首散文詩在非裔美國人群體中廣為流傳。[236]
1957年，加納邀請杜波依斯到非洲參加他們的獨立慶典，但杜波依斯因為護照被扣留而未能成行。1960年，也即「非洲獨立年」，杜波依斯已經拿回了他的護照，從而能夠飛越太平洋來到非洲，慶祝加納共和國建立。[237] 1960年底，杜波依斯回到了非洲，並且參加了納姆迪·阿齊基韋就任奈及利亞第一任非洲籍總督的就職儀式。[238]
1960年訪問加納期間，杜波依斯經過與總統討論，決定編寫一部關於海外非裔人的百科全書，也就是《非洲百科》（Encyclopedia Africana）。1961年初，加納方面告知杜波依斯，他們已經找到合適的基金支持這項百科全書計劃，並邀請杜波依斯來到加納負責管理這項工作。1961年10月，93歲的杜波依斯和他的妻子在加納取得居住權，著手製作這部百科全書。[239] 1963年初，美國拒絕更新他的護照，因此杜波依斯象徵性地成為了一名加納公民。[240] 在加納的兩年間，他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最終於1963年在阿克拉去世，終年95歲。[241] 杜波依斯被葬在他在阿克拉的家附近，現在這裡改建為杜波依斯紀念中心。[242] 在他去世後一天，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在「向華盛頓進軍」集會上請求數百名參加者默哀片刻以懷念杜波依斯。[243] 杜波依斯去世後一年，《1964年民權法案》正式頒布，體現了他畢生為之奮鬥的許多改革目標。[244]
杜波依斯是一個自律而有條理的人：他一生作息穩定，早上7：15起床，白天工作，晚上5點到7點吃晚飯、讀報紙，夜間閱讀、參加社會活動，總是10點前上床睡覺。[245] 杜波依斯凡事規劃仔細，經常在大片的圖紙上籌劃他的日程計劃和目標。[246] 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疏遠冷漠，他堅持人們稱呼他「杜波依斯博士」。[247] 儘管不擅社交，他還是與幾個合作夥伴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如查爾斯·楊（Charles Young）、保羅·勞倫斯·鄧巴、約翰·霍普（John Hope）和瑪麗·懷特·奧文頓。[248] 他最親近的朋友是約爾·斯賓加恩——一個白人，但是杜波依斯從來沒有允許斯賓基恩直呼他的名字。[249] 杜波依斯注重儀表——他總是穿著正式，手拿一根拐杖，走路帶著自信與高貴。[250] 他身高較矮（5英尺5.5英寸，166厘米），總留著精心修飾的小鬍子。杜波依斯唱歌、打網球也都不錯。[251]
杜波依斯結過兩次婚，第一次跟尼娜·高莫（Nina Gomer，1896-1950），育有一兒一女：兒子博加特（Burghardt）嬰兒時夭折，女兒約蘭德（Yolande）後來嫁給了康蒂·卡倫（Countee Cullen）。妻子死後，杜波依斯與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1951-1977）再婚，雪莉同時是作家、劇作家、作曲家和活動家。雪莉再婚前育有一子大衛·格雷厄姆（David Graham），大衛跟杜波依斯一起生活，隨了他繼父的姓。他也為非裔美國人事業而工作。[252] 歷史學家大衛·路易斯寫過杜波依斯有幾段婚外情，[253] 但是另一位歷史學家雷蒙德·沃爾特斯（Raymond Wolters）認為杜波依斯所謂的情婦方面找不到相關證據，對此表示了懷疑。[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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