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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歐威爾的小說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一九八四》(英語: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所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2][3],出版於1949年。它重點探討黨和政府權力過分伸張、推行極權主義、實施壓抑性統治的後果[4][5]。故事發生的時間設於1984年——為當時作者對未來的虛構想像。在其構想中,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陷入了一場永久的戰爭、政府監控無處不在、資料記錄中滿是歷史否定主義及政治宣傳。其為反烏托邦小說類三部代表作之一(另外兩部是《我們》和《美麗新世界》)。
一九八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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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 | Nineteen Eighty-Four |
作者 | 喬治·歐威爾 |
類型 | 反烏托邦、政治諷喻小說、社會科幻小說 |
語言 | 英文 |
故事時代背景 | 1984年 |
故事背景地點 | 倫敦 |
發行資訊 | |
封面設計 | 麥可·肯納 |
出版機構 | 塞克爾和沃伯格(倫敦) |
出版時間 | 1949年6月8日 |
出版地點 | 英國 |
媒介 | 紙質書、電子書和音頻CD |
頁數 | 326頁 |
所獲獎項 | 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百佳科幻奇幻小說[*]、世界報20世紀百大書籍、20th Century's Greatest Hits: 100 English-Language Books of Fiction[*] |
系列作品 | |
前作 | 動物農莊 |
規範控制 | |
ISBN | 978-0452284234 |
OCLC | 52187275 |
杜威分類法 | 823/.912 22[1] |
LC分類法 | PR6029.R8 N647 2003 |
在小說中,英國(第一空降場)成了超級大國大洋國的一個省,整個國家由黨所支配,它僱用了思想警察去迫害個人以及個人思考[6]。老大哥是黨的領導人,喜歡強烈的個人崇拜,但他可能根本不存在。小說的主角溫斯頓·史密斯,是一名外圍黨員,他在真理部(新語稱為真部)工作,真理部負責宣傳和修改歷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編寫過去的報紙,好讓歷史記錄一如既往地支持政黨的發展路線[7]。真理部的工作者會視此行為為「糾正錯誤」,儘管他們實際上是以虛假的資訊取代真相。該部的大部分工作者也積極地銷毀沒經修訂的所有文件;這樣一來,就沒有證據證明政府干擾歷史記錄。溫斯頓是一個勤勞且精巧的工人,但暗地裡憎恨黨並且夢想著反叛老大哥。溫斯頓通過與小說部的工作者茱莉亞保持性關係來逐漸開始他的反叛行為。
《一九八四》是一本經典的政治諷喻和反烏托邦科幻小說。自1949年出版以來,它的許多用語和概念在英語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雙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話、101室、電幕、2+2=5、忘懷洞。《一九八四》令形容詞「歐威爾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於形容官方欺騙、秘密監視並且修改歷史的極權主義或獨裁狀態[7]。在2005年,本書被時代雜誌評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說之一[8],還在1998年被列入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讀者票選:第6位;編輯小組:第13位)[9]。2003年,《一九八四》在BBC的書籍票選活動大閱讀中獲得第8位[10]。還在1956年、1984年改編成電影上映[11]。
歐威爾在1937年首次出現了關於這本書的構想,當時他正在西班牙內戰中跟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一同對抗佛朗哥的國民軍,但他卻在當中發現佛朗哥以外,另一種形式的極權主義——西班牙的親史達林共產勢力,將馬統工黨塑造成托洛斯基主義叛徒[12]。此經歷為歐威爾的這本小說提供了創作靈感[12],並於3年後在蘇格蘭侏羅島寫下小說的大部分內容,儘管當時他的肺結核病情嚴重,但寫作一直持續至1948年[13][14]。他於1947年時已完成整本小説的大綱,但卻對其不滿,並認為自己「很可能會不得不重寫當中的三分之二[15]。」1948年12月4日,他把終稿寄至塞克爾和沃伯格出版社,1949年6月8日正式出版[16][17]。出版商的內部備忘錄曾指出:「如果(這本小説)我們不能售出15到20萬份,我們理應被槍殺[15]。」到了1989年,它已被翻譯成65種語言,超過當時任一英文小說[18]。小說的標題、其主題、新話的內容和作者的姓氏往往在反對國家的控制和干涉的情況下提及,而形容詞「歐威爾式的」(Orwellian)則是形容一個極權主義的反烏托邦,其特點是政府鎮壓和控制人民。歐威爾所發明的語言——新話,是用以諷刺國家的虛偽性和規避:仁愛部負責酷刑和洗腦;富裕部負責物資的分配與控制;和平部負責戰爭和暴行;真理部負責宣傳和修改歷史。
歐威爾最初把小說命名為《歐洲的最後一個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在1948年10月22日(出版8個月前)寫給他的出版者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信中,歐威爾提到他猶豫於《歐洲的最後一個人》與《一九八四》之間[19],沃伯格建議更改主標題為更經濟有效的一個[20]。
在安東尼·伯吉斯的小說《一九八五》中,他認為歐威爾對冷戰(1945年至1991年)的開始感到失望,打算稱這本書為《1948》。企鵝出版集團出版的現代經典版《一九八四》在其介紹指出,歐威爾最初把小說的年份設於1980年,但他後來改至1982年,然後再改為1984年。最終的標題也可能是他寫作時的年份(1948年)變換顛倒[21]。縱觀其出版歷史,《一九八四》曾在一些國家受到法律挑戰或查禁,因為擔心這本書會煽動人們顛覆國家或導致意識形態腐化,如同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32年)、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扎米亞京的《我們》(1924年)、卡琳·博耶的《卡拉凱思》(1940年)、雷·布萊伯利的《華氏451度》(1951年)[22]。文學學者認為,俄羅斯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對《一九八四》有強烈的影響[23][24]。
作者歐威爾在逝世7個月前(1949年6月16日)寫給聯合汽車工人工會「Francis A. Henson」的信(摘錄在1949年7月25日的《生活雜誌》和1949年7月31日的《紐時書評》)中寫道:
我最近的小說《一九八四》不是為了攻擊社會主義或我支持的工黨,而是揭露扭曲……部分已經可以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中領會到……這本書的場景放在英國,是為了強調英語民族並非天生比其他民族優秀,並且,如果不與極權主義做鬥爭,它將無往不勝。
——Collected Essays [25]
《一九八四》將於2044年在美國進入公有領域[27],當前在加拿大[28]、俄羅斯[29]和澳大利亞[30]、阿根廷[31]、澳大利亞[32]、阿曼[33]、中國大陸[34]、香港[35]和澳門[36],巴西[37]已進入公有領域。
《一九八四》的故事舞台位於大洋國(Oceania)。大洋國是三個洲際超級大國之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分成了三個國家聯盟。大部分情節發生於倫敦——「第一空降場的主要城市」,[38]大洋國的一個省,「曾經被稱為英格蘭或不列顛」[38][39]。黨的領導者老大哥的標語海報,「老大哥在看著你」佔據整個城市;而無處不在的「電幕」(telescreen,一種雙向電視,)在私密和公開場合監視著公眾。大洋國的社會階級系統有三層:
在政府(黨)利用四個部門控制群眾[42]:
每個部門的名稱都與它們所執行的任務相反。
真理部亦是主角溫斯頓·史密斯(一個外圍黨的成員)工作的地方,在那裡他改寫歷史文獻好將過去改寫成符合正統的政黨路線——這每天都在改變——並將非人從歷史上抹去,「非人」是指被人「蒸發」的人,即不僅被國家殺掉,而是在歷史上或記憶上抹去這個人的存在[42]。
溫斯頓的故事從1984年4月4日開始:「四月裡,天氣晴朗寒冷,鐘敲了十三下」;[43]雖然這樣,日期是存有疑慮的,因為這是溫斯頓·史密斯個人感知到的東西,在持續對歷史的修改中;在這之後說明了這個日期是相對的。溫斯頓的記憶,及他閱讀的那本禁書,戈斯坦寫的《寡頭政治體系的理論和實踐》透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陷入了內戰,然後被融合成為大洋國的一個部分。同時,蘇聯對歐洲大陸的吞併構成了第二個超級大國歐亞國。第三個超級大國,東亞國,包括中國占領的東亞部分。這三個超級大國打著永久的戰爭,為爭奪世界上未被征服的陸地。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就結盟或打破盟約。
從他的兒時記憶(1949–1953)中,溫斯頓記起了發生在歐洲、俄羅斯西部和北美的核戰爭。內戰、黨的掌權、美國吞併大英帝國或科爾切斯特被轟炸很難說哪個先發生,然而,他記憶的愈發清晰以及他家庭解體的故事暗示,原子彈的爆炸先出現(史密斯一家躲在地鐵站),接著是內戰以及社會在戰後的重塑,黨把這回顧地稱為「革命」。
這是一場核戰爭後,溫斯頓·史密斯在1984年的故事以及他對一號空降場(英國)當時生活的觀察(一號空降場是大洋國——三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一個省份)、對英社思想上的反叛、他與裘莉亞的偷情;及必然地在仁愛部被思想警察進行監禁、審問、拷打、洗腦和再教育。
溫斯頓·史密斯是一名知識分子,外圍黨的成員。他住在曾經是倫敦的一號空降場,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與此同時,革命和內戰讓黨獲得了權力。在內戰中,英國社會主義黨(英社)將他安置在一個孤兒院裡,這個孤兒院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孩童,並在他們成年之後將他們吸收入黨。雖然是黨員,他卻過著條件相當惡劣的生活:一間一居室的公寓,日常飲食包括黑麵包以及人工合成的飯菜,伴以勝利牌杜松子酒。他的理智讓他對此不滿,因此有了記日記的習慣,日記里存留有他對黨和老大哥的負面看法——這本日記如果被發現,將會是足以判他死刑的證據。不僅如此,幸運的是,他的房間裡還有個壁龕在電幕旁邊,使溫斯頓能避開電幕的監視。在日記中他寫道:「思想罪不會導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電幕(在所有公共場合及每個黨員的住處都有)、隱藏的竊聽器以及告密者讓思想警察可以監視每一個人,並因而找出任何有可能危及黨的統治的人;孩子們則被從小教導要找出並報告有思想罪嫌疑的人——特別是他們的父母。
在真理部,溫斯頓是一名負責改寫歷史的職員,將過去修正為目前黨的官方版本,好讓大洋國的政府顯得無所不知。因為這樣,他不斷重寫記錄,偽造照片,並將原始的資料扔進忘懷洞。儘管喜歡改寫歷史所帶來的智力挑戰,溫斯頓同時也著迷於「真正的」過去,熱切地試圖了解那個被禁止的世界。
一天,在真理部,當溫斯頓幫助一個摔倒的黑髮女人時,她悄悄地給了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愛你」。她就是茱莉亞,一個修理員,負責在小說司維修那裡的小說寫作機器。在那一天之前,他深切地憎惡她,認為她是一個少年反性同盟的狂熱追隨者,因為她帶著此同盟的紅腰帶,一個禁慾和貞潔的象徵。在她給他遞了紙條後,這種敵意消減了。從那時他們開始暗中來往:第一次在鄉間幽會,後來則定期在附近一位無產者小鋪子的樓上,他們認為那裡是安全可靠的。溫斯頓不知道的是,思想警察已經發現了他們的反叛之舉並監視著他們。
當一位核心黨黨員歐布朗和他們接近後,溫斯頓相信他已和反黨組織兄弟會取得聯繫了。歐布朗給了他「那本書」,《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據說是兄弟會的領導者埃曼紐爾·戈斯坦寫的。這本書闡釋了永久的戰爭並揭穿了黨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背後的真相。
思想警察在茱莉亞和溫斯頓的臥室裡抓住了他們,將他們押解到友愛部進行審問。在這之前林頓先生,那個把房間租給他們的無產者,卻公開了自己思想警察的身份。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系統有計劃的拷打,及黨內觀念學家的心理戰術。之後,歐布朗利用電擊療法拷問溫斯頓,並告訴他,這會治好他的精神錯亂,即他對黨明顯的仇恨。在漫長而複雜的談話間,歐布朗解釋了核心黨的動機:使一種絕對的權力完整。溫斯頓問過,兄弟會是否存在,得到的回答是他永不會知道,這將會是他腦子裡不可解的謎。在一次拷問的過程中,他在友愛部的監押過程得到了說明:「你的改造有三個階段」:「學習,理解,接受」關於黨的事實;然後溫斯頓將被處決。
政治性再教育中,溫斯頓承認了他的罪行,但沒有供出同夥和他心愛的茱利亞。重返社會的第二階段再教育中,歐布朗讓溫斯頓明白自己「已經爛掉了」。反駁說黨無法成功(雖然後來被歐布朗駁倒),溫斯頓承認:「我沒有背叛茱莉亞。」歐布朗了解,雖然溫斯頓招供了關於他和茱莉亞的一切,他並沒有背叛她,因為他「沒有停止愛她;他對她的感情一如既往」。
一天晚上在囚室裡,溫斯頓突然醒來,尖叫著:「茱莉亞!茱莉亞!我的親人!茱莉亞!」於是歐布朗沖了進來,不是為審問他,而是為了將他送到101室,友愛部里最令人害怕的房間,因為裡邊的東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在那裡,一個犯人最怕的東西將被拿來威脅他或她,作為政治性再教育的最後一步:接受。溫斯頓最害怕的東西——老鼠,被以這樣的形式施加於他:一個鐵籠子中裝著飢餓的老鼠,籠子前面的面罩貼合他的臉。當籠子打開,老鼠將吞噬他。當籠子的鐵絲網碰到他臉頰上時,他開始瘋狂地喊叫:「去咬茱莉亞!」拷問結束了,溫斯頓回到了社會上,已被洗腦,接受黨的學說並熱愛老大哥。
在溫斯頓的再教育過程中,歐布朗總是理解溫斯頓,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重返大洋國社會後,茱莉亞在公園重逢溫斯頓,每個人都承認出賣了對方,背叛改變了人:
「我出賣了你,」她若無其事地說。
「我出賣了你,」他說。
她又很快地憎惡的看了他一眼。
「有時候,」她說,「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威脅你,這東西你無法忍受,而且想都不能想。於是你就說,『別這樣對我,對別人去,對某某人去。』後來你也許可以偽裝這不過是一種計策,這麼說是為了使他們停下來,真的意思並不是這樣。但是這不對。當時你說的真是這個意思。你認為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救你,因此你很願意用這個辦法來救自己。你真的願意這事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他受得了受不了,你根本不在乎。你關心的只是你自己。」
「你關心的只是你自己,」他隨聲附和說。
「在這以後,你對另外那個人的感情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他說,「你就感到不一樣了。」
似乎沒有別的可以說了。風把他們的單薄的工作服刮得緊緊地裹在他們身上。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使他覺得很難堪,而且坐著不動也太冷,他說要趕地下鐵道,就站了起來要走。
「我們以後見吧,」他說。
「是的,」她說,「我們以後見吧。」
溫斯頓·史密斯最後成了一個嗜酒的閒散人員。一次,他在酒吧中聽到一則公報,公報中聲稱大洋國對歐亞國在非洲控制權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使他的思想徹底歸順,接受了黨對社會和生活的描述,並對他即將來臨的公開審判和處決聽之任之。他在被槍決的一瞬間意識到「他戰勝了自己,他愛老大哥。」
《一九八四》中的世界被大洋國、歐亞國與東亞國三個超級大國瓜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斷。其內部社會結構皆被徹底打破,並以實行高度集權統治、重寫語言、篡改歷史、打破家庭制度等極權手段箝制人民的思想與本能。大洋國政府以具有監視功能的「電幕」控制人們的行為、維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以及保持對內外敵人的仇恨與維持社會的運轉。
故事中主角的國家大洋國只有一個政黨,即英社,並以新語簡稱英社。人與人之間也根據與黨的關係密切程度被分為核心黨員、外圍黨員與無產者三個階層。政府機構分為四個部門:負責戰爭的和平部、負責維護秩序及思想審查的友愛部、負責文化與教育發展的真理部與負責經濟的富裕部,按照新語,其簡稱分別為和、愛、真、富部。
英國社會主義(IngSoc)是大洋國的主流政治形態,也是該國唯一的政黨,按照新語的用法,簡稱英社。英社的領導者為老大哥。在社會方面,英國社會主義實行高壓集權制度,他們箝制人民的言論、思想與創作自由,並藉由重寫語言、篡改歷史來加強統治。在語言與歷史皆被篡改的情況下,人們無法說出「自由」兩個字,因為人們不能理解何謂自由,而且也找不到合適的用詞來稱呼它。除此之外,英國社會主義還要求人民接受「雙重思想」概念,即同時接受兩種相互違背的信念。在這樣的概念下,無論黨或老大哥做了什麼,都將會被視為是正確,即使其行為相互矛盾亦然。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關鍵字是「黑白」。就像新話中的許多詞彙一樣,這個詞有兩個相互矛盾的含義:用在對手身上,是指罔顧明顯事實硬把黑說成白的無恥習慣;用在黨員身上,則是指在黨紀要求黨員把黑說成白時,黨員完全願意這樣做的效忠態度,但同時也指有「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曉得」黑就是白,並忘掉自己曾不作此想。這就需要不斷地竄改過去,要做到這點,只有通過一種思想方式,而這種思想方式實際上也包含了所有其他方式,那就是新話中的「雙重思想」。
— 寡頭政治體系的理論和實踐
《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有三個大國,包括[44]:
三大國之間有其緩衝區,但同時也是戰場的所在。其中大洋國與歐亞國間為了北非與西亞的所有權相持不下,又與東亞國在東南亞和南印度有領土摩擦,此外位處歐亞國與東亞國邊境交界處的蒙古地區也是戰事頻仍。在此世界觀中,香港、丹吉爾、布拉薩市與達爾文港為角的四邊形範圍是人口聚集的所在,也是戰爭的首要目標[44]。各國常武力強取此四大城以獲得奴隸的供應[45]。
與信奉英國社會主義的大洋國相比,歐亞國與東亞國也各自發展出自己的極權政治體制與政治形態。歐亞國信奉的是建基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新布爾什維克主義,東亞國則有建基於武士道的「殊死崇拜」。但無論是英國社會主義、新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殊死崇拜,其內容大同小異,也都建立起相似的政治體制。
在第一空降場,大洋國政府的四個部門為金字塔狀(300米高),其中牆面展示了黨的三句口號。各部的名字是以雙重思想跟他們的真正功能成反義「和平部負責戰爭,真理部負責說謊,仁愛部負責施加酷刑,富裕部負責讓人民挨餓。」
和平部支持大洋國對其餘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永久戰爭。
現代戰爭的主要目的(按照雙重思想的原則,內黨的領導人既承認又不承認這個目的)是消耗機器的生產果實,讓一般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自十九世紀以來,工業社會裡一直潛伏著怎樣處理剩餘消費品的問題。目前,只有少數人能吃得飽,這個問題顯然並不迫切,即使沒有人為的破壞在進行,這可能也不會是迫切的問題。
溫斯頓·史密斯的記憶和戈斯坦的書都傳達了一些關於革命的歷史。歐亞國就在蘇聯征服歐洲大陸時成立,創造了一個從葡萄牙至白令海峽的單一國家。歐亞國並不包括大英帝國,因為美國吞併了它,還吞併了拉丁美洲,從而建立大洋國並控制了地球的四分之一。東亞國為最後建立的超級大國,在「十年混戰」後才成立。它包括由中國和日本徵服的亞洲土地。雖然東亞國的領土大小不能與歐亞國相比,但其較歐亞國多的人口彌補了缺陷。
英國被吞併的大約同一時間,原子戰爭引發了內戰,只是不知道在這場戰爭哪國攻打哪國,核武器在英國投下,文中引用了科爾切斯特的原子彈爆炸作例子。英社和其競爭體系(新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殊死崇拜)究竟是如何在各自的國家獲得權力也尚不清楚。
雖然確切年代無法追查,但故事中全球大部分的社會重組在1945年至60年代初之間發生的。溫斯頓和茱莉婭曾在「三十年」前被核破壞的教堂廢墟見面。暗示1954年是發生核戰爭、社會不穩定並允許黨奪取政權的一年。小說指出「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個三年計劃的第六季」,這意味著第一個三年計劃的第一季開始於1958年7月。屆時,黨明顯是取得大洋國的控制。
在《一九八四》中,從全球性核戰爭中出現的三個超級大國——歐亞國、大洋國、東亞國間有一場永久的戰爭。由艾曼紐·郭爾德斯坦因編寫的《寡頭政治體系的理論和實踐》解釋道,即使兩個超級大國合力也好,換掉另一個同盟國也好,每一個國家仍旗鼓相當得不能徹底被打敗。要隱藏這樣的矛盾,歷史就得修改,令(新)結盟關係始終如一,人民習以為常地以雙重思想接受之。戰爭範圍亦不是在歐亞國、大洋國、東亞國的心臟地帶,而是北極區和包括海上和陸地的爭議區,爭議區的範圍從丹吉爾(北非)至達爾文港(澳大利亞)。在開始時,大洋國和東亞國是在非洲北部和馬拉巴海岸攻打歐亞國的盟友。
這一同盟關係在仇恨週(仇恨週的功用為致力於為黨的永恆戰爭產生愛國熱情)期間發生了變化,變為大洋國與歐亞國結盟,攻打東亞國。公眾對變化盲目,演說家在一句的中間毫不停頓地改變了敵國的名字,由原本歐亞國改為東亞國。公眾在注意到旗幟和海報都是錯誤的時候惱羞成怒,他們撕毀旗幟和海報下來,其後說「我們一直在跟東亞國打仗」;後來黨聲稱已控制整個非洲。
在書中,第一空降場,以至全世界,都生活在貧困之中:飢餓,疾病和骯髒是十分正常普遍的。荒廢的城市和市鎮也是隨處可見——這些都是內戰、核戰、據稱是敵人發射的火箭(很可能是大洋國自己所為)所導致的後果。四處都是嚴重的社會倒退和建築物損毀;除了行政機關所身處的金字塔以外,倫敦只有很少一部分被重建。外圍黨員只能享用人造食品和劣質的「奢侈品」,如帶油味的杜松子酒、結構不結實的香菸,它們都是屬於「勝利牌」的(取自印度產的低質同名香菸,在英國及二戰英國士兵中廣泛被吸食)。溫斯頓形容即使是簡單得像補一塊窗玻璃,除非親自動手,否則等待委員會的批准也要等上兩年。所有外圍黨員的住宅都裝有電幕,用作對外圍黨員進行宣傳和監督工作;他們可以把聲音調得小一點,但卻無法完全關掉。
與下級相反,處於大洋國最上等地位的核心黨員居住在他們自身的住宅區的公寓,裏面十分乾淨和舒適,並儲藏了豐富的食品且都是拒絕給予廣大民眾的,如酒、咖啡和糖[46]。溫斯頓對於歐布朗的住所擁有升降機、他的電幕可以關掉及歐布朗擁有一個亞洲僕人——馬丁感到驚訝;事實上,所有的核心黨員都是由在爭議區域捕獲的奴隸所服侍,「那本書」亦表明許多核心黨員都擁有自己的車輛,甚至擁有直升機。儘管如此,「那本書」仍明確指出,即使是核心黨員所享有的條件也只是相對舒適,與革命前的精英階層標準相比也算較為嚴峻[47]。
無產者生存在貧窮之下,並予以酒精、色情以及國家彩票安撫他們(大部分獎金和得獎者都是虛構的,但這一事實被宣傳和大洋國的資訊不流通所掩蓋)。無產者所受到的限制和壓迫較外圍黨員少。他們亦受到一定水平的監管,但他們自己的家並沒有電幕,並對自己所看到的電幕加以嘲笑。「那本書」指出在傳統上中等人會首先開始革命,而不是下等人。該模型需要嚴格控制中等人,有雄心的外圍黨員通過推廣而對內黨進行瓦解。無產者的思想可以較為自由,因為他們缺乏智慧。儘管如此,溫斯頓認為「未來是屬於無產者的」[48]。
《一九八四》把歐威爾的《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的主題擴大了[49],後者關於形容某些政治勢力背後的現象的詞彙較為缺乏。在《一九八四》中,黨針對這一點,創造了「新語」這一人造語言。
《一九八四》的一個主要議題是審查制度[50],在《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尤其明顯,它修改照片和公眾檔案,以除去「非人」(如已被黨逮捕並決定從歷史中抹去的人)[51][52]:94。在電幕中,所有物品的生產數字都被誇張化(或只被改掉),以顯示出大洋國的經濟正在不斷增長,但很多時候現實並不像電幕所宣稱的一樣。大洋國的居民亦不斷接收到從戰場發來的勝利信息,但是居民們所接收的資訊無從證偽,因為大洋國官方控制了所有的信息發佈。歐威爾曾指出:「在幼年時,我就注意到報紙上所報導過的任何事情不會永遠正確[53]。」
大洋國的居民,尤其是外黨成員,沒有真正的隱私。他們許多人住在配有雙向式電幕的公寓,所以任何時候,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聲一言都能被監視或被監聽。類似的電幕亦被安裝在工作及公共場所。政府還會在書面信件傳遞之前打開和閱讀它的內容。思想警察亦會僱用裝成正常公民的臥底,報告任何具有顛覆傾向的人[54]。兒童亦被鼓勵向政府舉報可疑人士,以至他們的父母。無所不在的監視控制了大洋國的居民,如「不當的面部表情」那麼小的叛亂跡象,都有可能令自身被逮捕和監禁。因此,居民(特別是黨員)被迫服從黨的命令。
大洋國要求所有人民都對老大哥及黨絕對服從,變成完全任人魚肉的奴隸。在友愛部內,溫斯頓必須以愛老大哥的情感取締對他的恨。因此他須先後在身體上、精神上「改造」自己,然後再出賣茱莉婭,失去個人的自由意志和對茱莉婭的忠誠[55]。茱莉婭的反叛比溫斯頓的更直覺和直率。她也知道黨為什麼要採取政策限制性行為:通過將性行為化作政治義務此一手段,來使人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並把相關的不滿轉移至敵人身上。為此溫斯頓和茱莉婭會在他們的幽會中發生性關係[55]。
「新話法則」是附在小說後面的學術文章。它描述了新話的發展,黨所創造的簡約人造語言會令「其他的思想形式不可能出現」,使思想和行動與英社的原則一致。
歐威爾曾在《我為什麽寫作》中寫到:「若要寫出不繞彎的言語,那人就必須無所畏懼地思考;如果某人思考得無所畏懼,那麼他就已經不算是政治正統了[55]。」在《一九八四》,黨為了政治目的而創造了「新語」這一人造語言,它扭曲和破壞了原本語言的意思,並令所有不符合英社原則的舊語言與過去曾使用它的偉大作品一起消滅。「新語」此一構想是基於當時許多著者針對語言所提出持有的理論——思想是建基於言語背後的意思,因此若某一種語言不具有表達某種思想的字詞,那麼使用者就不可能擁有某種思想[55]。
「收錄新話法則是否意味著《一九八四》存有一個有希望的結局」這一論點仍是受到一定爭論,因為它在標準英語中提到黨、英社、新話等事物時會用過去式。故此一些評論家認為,對於新話法則的作者而言,新話和極權主義的政府亦是過去發生的事,抱有此想法的評論家有阿特伍德(Atwood)[56]、本斯特德(Benstead)[57]、米爾納(Milner)[58]、品欽(Pynchon)[59]等。
《一九八四》使用了蘇聯人的生活以及英國的戰爭境況作為其主題的來源。美國製片人謝德尼·謝爾頓(Sidney Sheldon)在20世紀50年代初曾寫信給歐威爾,對其表示有興趣把《一九八四》改編並搬上百老匯的舞台。歐威爾其後把在美國的上演權賣給謝爾頓,並解釋說他寫下《一九八四》的根本目的是想像史達林政府統治英國社會後的後果:
“ | 《一九八四》主要是基於共產主義而寫,因為共產主義為極權主義的主導形式,但我試圖想像如果共產主義牢固紮根於英語國家後會是什麼樣子。不再只是蘇聯外交部的擴張。[60] | ” |
——歐威爾 |
天下三分成三個大國這一設定是基於1944年的德黑蘭會議,歐威爾相信「史達林、丘吉爾和羅斯福(在會議上)有意識地瓜分整個世界[15]。」
在溫斯頓·史密斯的審訊間,用以折磨他的「2 + 2 = 5」,是蘇聯共產黨用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口號,它是用以鼓勵人們用四年來實現五年計劃。莫斯科當時的房子前方、廣告牌、電燈和其他地方,都能看見這一個口號[61]。
大洋國的盟國從東亞國轉為歐亞國後,歷史便隨即改寫這一點,是基於蘇聯與納粹德國的關係變化。兩國在1939年簽署《德蘇互不侵略條約》之前,經常公開且激烈地批評對方。但在簽署條約以後,蘇聯新聞界便不允許批評德國,直到1941年納粹入侵蘇聯。並且停止引用先前政黨的路線作參考,包括大多數非俄羅斯共產黨但傾遵循俄羅斯路線的人。歐威爾在他所寫並收錄在《左派背叛》的一篇文章中,批評英國共產黨支持該條約。「1939年8月的『希特勒 - 史達林協定』令蘇聯的外交政策180度大轉變。對於許多像格蘭茨這樣已經把他們的信念投放在建設人民陣線政府以及俄羅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和平集團的同路人而言,這樣的改變實在是太大了。」[62]
艾曼紐·戈斯坦是基於托洛斯基的形象來描寫。戈德斯坦的書類似於托洛斯基所寫並出版於1936年的《革命背叛》(The Revolution Betrayed),它對蘇聯進行了高度批判性的分析[63]:58。兩分鐘仇恨所播放關於戈德斯坦的影像中,他被形容為變成了一隻羊。此形象是參考蘇聯電影的宣傳片,它使用了「電影眼」(Kino Eye)這一蒙太奇技巧把托洛斯基變成山羊[64]。格溫妮絲·羅伯茨(Gwyneth Roberts)認為,戈德斯坦的性格亦有一部分是基於西班牙馬統工黨的領導者安德烈斯·寧,他曾與歐威爾一同在內戰中併肩作戰,並相信史達林背叛了革命,後來他被俄羅斯的特務所暗殺[55]。
老大哥「全在」的形象,與史達林或希特勒所建立的個人崇拜相似[63]:134。
大洋國的廣播強調了生產數字,就像蘇聯的工廠一樣:凡在工廠創紀錄的人,都會專門褒揚他。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列克謝·斯達漢諾夫,據稱他在1935年創造了煤礦開採的記錄。
仁愛部的折磨是基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審訊中所使用的程序。包括使用橡膠警棍、禁止把手放進口袋裡、留在明亮的房間幾天、通過利用憤怒的囓齒動物來折磨受審者,以及在受審者的身體崩潰後,對其顯示一面鏡子[65]。書中人們的孩童「以眼偵敵」等行為是基於蘇聯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當時的年輕人遭鼓勵四處搜索「人民公敵」。歐威爾知道有關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故事:在宣傳版本的故事中,這位時年13歲的男孩向當局告發其父親,隨後被他的家人報復殺害。最後蘇聯政府宣揚其為烈士,並設立了帕夫利克的塑像[66]:158。
在大洋國的隨機轟炸是基於V-1飛彈。在1944 - 1945年間,這一種飛彈隨機在英國投下。
思想警察的形象基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他們會以發表了「反蘇聯」言論為由任意地逮捕民眾[67]。犯罪思想是基於日本戰時的秘密警察——憲兵隊,他們會以擁有「不愛國」的思想為由而逮捕民眾。歐威爾曾預測蘇聯的各組織和機構會不斷把自身的名稱像大洋國般簡化,小説中亦常出現類似蘇聯和納粹德國會使用的縮寫:真理部簡化為真部、英國社會主義簡化為英社。蘇聯把全聯盟列寧主義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簡稱為蘇聯共青團;納粹德國則把秘密國家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簡稱為蓋世太保(GESTAPO)[68]:89。
「思想犯罪者」艾朗森、鍾斯和魯瑟福的口供是基於20世紀30年代的擺樣子公審,其中包括由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列夫·鮑里索維奇·加米涅夫所作的捏造口供,他們被納粹政府所收買,以破壞托洛斯基所指導的蘇聯政權。
「在遮陰的栗樹下」這首歌是基於一首叫「Go no more a-rushing」的老舊英語歌曲,這首歌早已在1891年出版,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流行歌曲。亦擁有與歌詞相對的指定動作,如當唱到「chest」(胸膛)時把自己的手放在胸膛上。格倫·米勒在1939年演唱並錄製了這首歌。[69] 「仇恨」(兩分鐘仇恨及仇恨週)的靈感來自於史達林主義時期各黨派機構不斷主辦的集會,他們往往在當班時間開始前用很短的時間來跟工作者說一些鼓勵的説話(兩分鐘仇恨)。但也可能持續幾天,例如紀念十月革命的年度慶祝活動(仇恨週)。
歐威爾所虛構的「新語」、「雙重思想」、「真理部」在蘇聯和納粹德國的新聞界中都有所應用[71]。他改寫了蘇聯的意識形態話語,以確保公開言論免受到當局的質疑[72]。
溫斯頓·史密斯的工作——「修正歷史」(和非人這一構想)是基於史達林主義的一些慣例:在集體照片中把一些已「倒下」的人噴繪,並在書和報紙中刪除提及他們的內容[73]。其中一個著名例子就是蘇聯百科全書原本有一條關於貝利亞的條目。他在1953年「倒下」並被處決後,擁有蘇聯百科全書的研究所都被送了一篇關於白令海峽的條目,並要求把它粘貼在關於貝里亞的條目之上[74]。
老大哥的「每日一令」的靈感是來自史達林同名的定期戰時責令。史達林亦把其責令(以及他的戰時講話)彙編成書——《關於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這一本書已以英語的形式出版。[75][76]如同老大哥的「每日一令」,史達林在他的責令中亦會經常稱讚具英雄氣質的人[77],像溫斯頓·史密斯所虛構並用以「糾正」(製造)老大哥的「每日一令」的奧吉偉同志般。
大洋國的口號「我們的幸福新生活」,是基於史達林於1935年所發表的聲明,其後亦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口號「生活變得更好了,同志們;生活變得更愉快。」[67]
在1940年,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出版了《特隆,烏克巴爾,奧比斯·特蒂烏斯》,它描述了一個「仁慈的秘密社會」發現了一個會沿著人類的發展方針重塑人類語言和現實的世界。故事的結尾附帶了一個附錄去描寫該項目的成功。博爾赫斯的故事所涉及的範疇跟《一九八四》類似,包括認識論、語言和歷史。[78]
《一九八四》的首版正式面世時,便隨即受到評論家維克多·薩登·普里切特的好評。他於英國政治及文化雜誌《新政治家》中指出:「我不認為我讀過一本比《一九八四》更可怕壓抑的小說,但由於其原創性、懸念性、所帶給人的憤慨,以及閱讀起來的速度,使人根本不能把書放下[79]。」珀西·霍華德·紐比則在《聽眾》雜誌中評論《一九八四》為:「自《機場》(The Aerodrome,由雷克斯·華納所創作)以來,最搶手的英國政治小說[80]。」《一九八四》亦受到像羅素、福斯特、尼科爾森般的著名人士的讚賞[80]。與以上評價相反,愛德華·謝克斯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中評論《一九八四》時,不但沒有讚揚它,反而輕視之,認為它「破滅了所有悲觀的預言[80]。」魯益師亦同樣對《一九八四》作出了批評,認為黨對性的看法,以至溫斯頓跟茱莉亞的關係,都缺乏一定的可信度,內容設定亦不但「令人不感到悲慘,反而令人作嘔[81]。」
反烏托邦小説《美麗新世界》的著者奧爾德斯·赫胥黎曾於1949年寫信給歐威爾,在信中讚揚《一九八四》為一本「優秀且令人深刻的重要著作」,但《一九八四》中對極權主義的預測是錯誤的,因為赫胥黎認為統治階級會更傾向使用「軟實力」去控制人民:「一隻皮鞋能否永遠踩在一張人臉上是值得商榷的,而我則更傾向相信統治階級會採取一種較少攻擊性和破壞性的方式管治人民,並以此滿足對權力的慾望,如同我所寫的《美麗新世界》般[82]:157。」
《一九八四》對現今英語的影響仍然存在。老大哥、101室、思想警察、犯罪思想、非人、忘懷洞、雙重思想、新話這些概念已普遍用於代表極權主義。雙言巧語(Doublespeak)以及團體迷思(groupthink)都是雙重思想(doublethink)的進一步完善版本。「歐威爾式的」(Orwellian)此一形容詞則代表「喬治·歐威爾的著作特徵及相關的聯想」,特別是《一九八四》。在一字末端加上「-speak」(比如「mediaspeak」)的做法亦源於此一小說[83]。歐威爾也因《一九八四》,而使得他的名字永遠跟1984年有關。安東寧·姆爾科斯於1984年7月發現的小行星便命名為歐威爾(11020 O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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