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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澳洲憲政危機（1975 Australian constitutional crisis，又稱「解僱門」，The Dismissal）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澳洲歷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和憲政危機，其最終導致了惠特蘭總理領導的工黨政府於1975年11月11日被時任總督約翰·克爾爵士解散。隨後克爾總督任命反對黨領袖弗雷澤出任看守政府總理。
在1972年大選中，惠特蘭領導的工黨以5.4%的微弱優勢勝出，但參議院仍由自由黨和國家黨的保守派聯盟控制，參眾兩院分屬不同陣營的現象在1974年選舉後仍沒有較大變化。儘管惠特蘭內閣在執政時期引入許多新政，但其也一直飽受醜聞和政策失當的困擾。1975年10月，反對黨保守派聯盟利用其控制的參議院駁回了稍早時眾議院通過的由內閣提交的旨在支持金融體系的財政撥款法案。反對黨保守派聯盟隨後宣稱將繼續反對該法案，除非惠特蘭同意解散政府舉行大選。假使惠特蘭不舉行大選，他們還將會敦請克爾總督解散政府以實現他們的要求。當時惠特蘭認為總督不會解散他們的政府，而當時克爾總督也沒有採取行動打消惠特蘭的這種錯誤想法。
1975年11月11日，為了打破僵局，惠特蘭決定對參議院半數席次再次進行改選。當惠特蘭前去總督府報請克爾總督批准時，卻被克爾宣布解除了他的總理職務，並且任命了自己的對手弗雷澤擔任總理職務。這一決定並未按例事先徵得惠特蘭的同意，並且政府的更迭之速使工黨議員措手不及，弗雷澤及其盟友隨後迅速通過預算案，並隨即向總督提請解散眾議院。克爾總督同時宣布解散參眾兩院全部席次再次舉行大選，弗雷澤領導的保守派聯盟在隨後的大選中以優勢勝出。
此次事件後，澳洲聯邦憲法進行了小規模的修改。參議院繼續擁有封殺預算案的權力，總督也繼續持有解散政府的權力，但兩項權力在此之後從未行使。克爾因此事受到工黨的廣泛批評，隨即提前結束總督任期並在海外度過了餘生中的大部分日子。儘管克爾於1991年去世，但對他的批評聲仍餘音未歇，而惠特蘭和弗雷澤則最終達成和解。
依據《澳洲憲法》，議會由君主、眾議院和參議院三個部分組成。總督作為君主在澳洲的代表，依據憲法履行行政權力[1]，包括極少使用「備用權力」。備用權力是在大部分君主權力轉移到議會和政府後所保留的極少的王權。一般來說，總督通常只會對政府法案提供意見，但也可以獨立行使備用權力對法案行使否決權[2]。君主依據總理的建議以任命總督[3]，在危機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的自由黨領袖弗雷澤，曾說，「女王在任期內不能被解任。但總督的任職卻很隨意，只要不再聘他，就會被總理換掉。」[4]
和其他西敏制的議會一樣，澳洲政府也是由議會下院，也就是眾議院所信任的黨派組成。不過，澳洲還有個強大的上院，也就是參議院，任何經由眾議院所通過的法案要想成為法律，必須經過參議院的同意。參議院的組成並不是按各州人口來定，而是聯邦各州擁有相同數量的席次。這一設計的初衷旨在吸引大陸上的各州加入聯邦[5]。憲法禁止參議院發起或修改資金法案，但沒有限制參議院廢除法案的能力。在1970年，惠特蘭作為反對黨領袖，曾對撥款法案表示，「我想在開始就說清楚，反對預算案並不會流於形式，在參眾兩院，我們會用盡所有反對派可以使用的方法。如果我們的行動受到阻礙，那麼我們會在參議院對法案投反對票。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否決這個預算案，並阻止其對政府的援助。」[6]
在1975年危機爆發以前，憲法第67條關於總督解任現總理這一權力還從未行使過。在聯邦內，僅在州督與州長這一層面上發生過兩次類似的事件，兩者間的矛盾最終以其中一方的離開收場。第一次發生在一戰期間的1916年，時任新南威爾斯州州長的威廉·霍爾曼因支持徵兵而被工黨開除，隨後其在反對派的支持下拒不下台，並請示時任新南威爾斯總督傑拉爾德·斯特里克蘭爵士，建議通過立法使州議會下院的任期延長一年。斯特里克蘭隨即表示反對，指出這樣的做法對工黨並不公平，霍爾曼因此將其罷免[7]。另一次則是1932年，由於新南威爾斯州發生債務違約，聯邦政府出面向其借款以擺脫該州困境。隨後為管理各州政府的融資，政府決定各州一旦發生違約即由聯邦強制沒收該州財政收入以應對其債務違約[8]。在此背景下，1932年時任州長的工黨領袖傑克·朗以現金方式從帳戶內強制提走所有資金以支付政府雇員工資，同時作為對聯邦政府凍結該州帳戶的回應。時任該州總督的菲利普·蓋姆爵士，致信州長，明言爾等已觸犯法律。同時警告，如果他要保住政府及那些部長的話，必須遵守法律。但朗拒不改正，並聲言他不會辭職。隨後蓋姆總督解散了州政府並任命反對黨領袖伯特倫·史蒂文斯組建一個看守政府，靜待新的選舉，而工黨也在隨後的選舉中落敗[9]。
另外，憲法第57條也規定，在眾議院前後兩次通過同一法案，且表決間隔在3個月以上，但之後均被參議院否決的情況下，總督有權解散參眾兩院提前舉行大選。在惠特蘭之前，這種情況僅發生過兩次，分別是1914年和1951年，當時總督在總理的建議下，按該條規定解散過議會兩院。[10]
魏德倫領導的工黨在1972年大選中，以眾議院9席的優勢力壓已經執政了23年的自由黨和國家黨組成的保守派聯盟獲得組閣權，但保守派聯盟仍然控制參議院。隨後為兌現選前承諾，工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和法案。反對黨則利用自己控制的參議院，選擇性地通過了部分法案[11]。
1974年4月，面對反對黨可能利用參議院阻礙撥款法案的通過的情況下，惠特蘭在徵得時任總督保羅·哈斯拉克爵士的同意後宣布解散議會兩院，並於5月18日舉行參眾兩院的大選[12]。大選後，儘管工黨的優勢減少為5席，但是依然控制著眾議院。參議院方面，工黨與反對黨各持29席，剩餘的兩席掌握在兩個小黨派手中，誰爭取到他們就能獲得參議院的多數席次[13]。
哈斯拉克爵士於1969年出任總督，到該次大選後，五年的任期即將結束。惠特蘭決定挽留哈斯拉克，希望其能再在總督位上留任兩年。但哈斯拉克還是婉絕了他的好意，因為其與妻子事先約定只在雅拉倫拉待五年[14]。總理隨後不得不另覓人選，在遭到富商肯·邁爾的婉拒後，惠特蘭相中了時任新南威爾斯首席大法官的約翰·克爾爵士。但由於當時總督一職任期只有五年，且一般被視為政治退休前的最後選擇，所以克爾更願意在大法官任上再做十年。為了促成克爾接受總督的提名，惠特蘭應其要求，私下同意如果克爾與工黨五年後仍各在其位，那麼工黨將會提名克爾續任總督一職[15]。此外惠特蘭還保證將在財政立法時顧及克爾的想法，包括為總督及其身故後的遺孀設立退休津貼。對於立法一事，當時的反對黨領袖比利·斯奈登也公開支持這一決定，並承諾假使以後重新執政也會促成克爾的第二個總督任期。在獲得一系列的承諾後，克爾同意接受惠特蘭的提名，並在獲得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任命後，於1974年7月11日宣誓就任第十八任澳洲總督。而當天恰巧即是惠特蘭的58歲生日[16]。
在大選和總督更迭等事塵埃落定之後，原先因大選而被推遲表決的六個法案第三次被提交議會審議，誠如此前預計的一樣，法案再次被參議院否決。根據澳洲憲法第57章的規定，一個在參議院被否決了兩次的法案，如果在兩院大選之後仍未能被議會通過，且仍由參議院否決的話，總理可以要求總督召開兩院聯席會議進行表決。7月30日，惠特蘭在徵得總督同意後，於8月6日至7日間舉行兩院合議會議。這次會議是澳洲歷史上唯一依照憲法第57章舉行的聯席會議，隨後包括健康保險在內的六項法案在議會獲得通過。[17]
1974年12月，由於急需新的資金來支持他的經濟發展計劃，惠特蘭與他的三名閣僚（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吉姆·凱恩斯，澳洲律政部長參議員萊昂內爾·墨菲以及礦產和能源部長雷克斯·康納）在總理府舉行會議。會後他們簽署了委託書，為能源部舉債四十億美元。事後，這份委託書被身為作家兼記者的艾倫·里德描述為「惠特蘭政府的死刑執行令」。[18]
早在1974年11月，康納與其他相關部門部長就曾與巴基斯坦一名不入流的所謂金融家提拉特·科姆拉尼進行了接觸。據稱科姆拉尼與阿拉伯一些新興富有的石油國家保有良好關係[19]。但結果卻是，無論是科姆拉尼或通過其它途徑，所有為獲取貸款所做的努力均告失敗，而當「貸款事件」的消息流出後，政府的支持率大大降低[20]。
1975年2月，惠特蘭決定提名參議員墨菲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根據規定，當時聯邦創始州擁有最低10個名額的參議院席次，墨菲所在的新南威爾斯州因此擁有10個參議院席次。如果對參議院進行半數改選，墨菲所在的半區並不在改選之列，那麼按照比例代表制，工黨會在新南威爾斯的五個席次中拿下三個。但是如果墨菲的席次也需要一起加入改選的話，工黨未必能在六個席次中獲得四席。所以任命墨菲肯定會消耗掉工黨一個席次[21]，但惠特蘭又非得任命墨菲出任大法官。按照成例，某州參議員預設時，由該州議會委任一名與缺席議員同黨派的前參議員遞補臨時空缺。但當時新南威爾斯州州長湯姆·劉易斯認為，這個慣例只適用於因死亡或健康欠佳所造成的席次空缺，據此他安排由州議會選出的無黨派人士前奧爾伯里市長克利弗·邦頓遞補為參議員[22]。
1975年3月，許多自由黨議員認為斯奈登無法勝任反對黨領袖一職，他在位期間使得惠特蘭的工黨占據了眾議院的多數[23]。當時在反對黨內，弗雷澤試圖挑戰斯奈登的領導地位，並於3月21日的黨內選舉中成功取代比利·斯奈登出任自由黨領袖[24]。在勝選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弗雷澤說：
關於補充的問題—讓我來這樣回答。我通常認為當一個政府在眾議院內選舉出當政權利，有眾議院成員支持並能得以維持，這樣除非有特殊事件干預，當權者就有權期望可支配自己的三年任期……說了這麼多……如果我們在某個階段承認，政府是如此的應受譴責，以致於反對派必須使用他們所擁有的任何權力這樣我想找出這樣一個情況……惠特蘭先生早上醒來，措手不及地發現某決議已經通過。[25]
1974年底，惠特蘭政府原副總理，蘭斯·巴納德也受到了凱恩斯的挑戰並被迫下台。惠特蘭隨後委任他出任政府的外交官員，巴納德並於1975年初接受了這一任命。而這一安排一旦通過，那麼巴納德的眾議員一職將會由其所在的貝斯選區選出另一人擔任。一旦委任安排通過，那麼巴納德從眾議院辭職就會引發其所在選區貝斯的一場補選。工黨成員基於對在眾議院內優勢的減弱憂慮，認為巴納德即使辭職，但在沒有選出遞補者前，應該留在議會。黨主席也是後來的總理鮑勃·霍克曾形容對巴納德的委任決定是「一種瘋狂的舉動」[26]。對應於自由黨已經有了一個十分關照選民的候選人，工黨此時則尚未選出候選人，即將迎來一場十分痛苦的預選[27]。巴納德辭職，被任命為駐瑞典大使。6月28日的選舉最終證明了工黨當時所處的災難困境：他們失去了席次並且還增加了17%的反對者[28]。
在接下來的一周，惠特蘭通過影射凱恩斯與他的首席私人秘書朱尼·莫羅西之間的關係來誤導議會對貸款事件的看法，以此向凱恩斯發難。而後凱恩斯被弗蘭克·克林取代而降職[29]。在凱恩斯被解任的同時，6月30日昆士蘭州工黨參議員伯蒂·米利那的逝世一事又使得參議院又有一席空缺。該州工黨提名1974年該黨在昆士蘭州名單中最高位的非選舉產生候選人馬兒·克爾斯頓接替。這導致昆士蘭州出現了僵局，實行一院制昆士蘭州的立法機關兩次對克爾斯頓投了反對票，而工黨則拒絕提交其他替補候選人名單[30] [31]。菲爾德在高等法院任職的資格被質疑。由於昆士蘭州參議員缺席，會使得自由黨和國家黨取得30比29的暫時優勢地位[32]。
10月10日，澳洲最高法院裁定通過澳洲首都領地和北領地的兩名參議員席次有效。為此在1976年6月需要對參議院進行半數改選。大部分新議員都將在7月1日上任。這意味著工黨有可能在1976年7月1日前在參議院獲得短暫的控制權，為了確保得到控制權，工黨必須要奪得菲爾德（Field）和幫頓（Bunton）兩個席次。這樣工黨可以在參議院取得33比31的控制權。可以較為方便地通過他們想要通過的議案。也可以通過之前兩度被參議院否決的《選舉再分配法》，使得他們在下次選舉中取得優勢。[33]
記者阿蘭·瑞德（Alan Reid）是這樣描述1975年10月的僵局的：
雖然說用「邪惡之中的抉擇」來形容這場形勢是有些誇張，但可以說在1975年10月15日的緊張局勢中，這兩個政治派別沒有一個是真的乾乾淨淨的。若不是阿爾伯特·派屈克·菲爾德加入參議院，弗雷澤和自由黨參議員們本無可能推延財政預算案。然而這並不是由澳洲的選民們決定的，而是由其中一個首領，反惠特蘭的布耶克·彼得森……在財政供應延期之前就已經大膽實行他的計劃了。澳洲憲法的改變，不是由人們的選票決定，而是通過他背後的議會支持者的個人巨大後盾決定的。[34]
在高等法院的裁決之後，再加上即將在10月16日被參議院審議的財政法案，反對黨領導人弗雷澤無法決定是否要封鎖財政供應。他的傳記記者，菲利普·艾瑞斯聲稱這裡「不會再有政府醜聞」，「弗雷澤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然而科姆拉尼（與政府的聲明相反）斷言稱康納從來沒有吊銷他獲得貸款的權力，並經常與他接觸，即使到1975年中期亦是如此。次日，《墨爾本先驅報》宣布支持科姆拉尼的指控。第二天，康納辭職。[35]
弗雷澤決定封鎖財政供應，召開了一個影子內閣會議並獲得一致支持[36]。在記者招待會上，弗雷澤列舉了陷入困境的經濟問題和持續的醜聞作為支持該決定的理由。他聲稱，如果沒有新的撥款，國家的財政將在11月30日耗盡。[37]
10月16日和17日，參議院一致決定推遲撥款法案，並聲稱如果惠特蘭無法做到保證財政的供應，總督可以免去他的職位。[15]
鑑於政治危機的一觸即發，克爾於10月19日周日這天致電惠特蘭，徵求其對於總督尋求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加菲爾德·巴維克爵士對危機建議的支持。惠特蘭當即予便予以了回絕，並指出自1914年澳洲初涉憲政之時至今，尚未有任何一名總督在類似情況下徵詢首席大法官的意見[15]。10月21日，克爾在和惠特蘭的通話中談到關於埃里克特的觀點時抱怨道「全都是亂彈，不是嗎？」惠特蘭也同意克爾的看法，隨後總督要求政府為其提供一份辯駁埃里克特觀點的書面法律意見[38]。直至11月6日，克爾才收到政府出具的法律意見[39]。記者兼作家的保羅·凱利在其兩本敘述憲政危機的書中提到，給予總督法律援助的遲緩是惠特蘭最大的敗筆[39]。10月21日，克爾依例徵詢惠特蘭的建議，希望總理同意其與反對黨領袖弗雷澤舉行一次會面，惠特蘭隨後同意了總督的這一提議。當晚，弗雷澤與克爾舉行了會談，弗雷澤告訴克爾，反對黨決意阻擊預算案的通過。他表示，出於戰術考慮，反對黨將採取推遲預算案的表決而不是徹底否決該法案的策略。參議院的這一保留舉措可以使預算案在之後任何適當的時機內通過。另外，他還表明了反對派支持埃里克特觀點的態度[40]。由於媒體未被告知談話的具體細節，使得關於總督斥責反對派阻撓預算案的傳聞甚囂塵上，最終迫使總督府舉行發布會澄清該謠言[41]。
在整個危機事件中，克爾自始自終都未告知惠特蘭他對於事態愈發關注的，也沒有向總理徵詢解散政府可能性的建議。他認為無論他說什麼都不能對總理施加任何影響，相反惠特蘭極有可能向女王提請罷免其總督一職的請求。所以，儘管克爾與惠特蘭一直和顏悅色，但始終未對總理吐露其真實想法[42]。事後，工黨參議院托尼·馬爾維希爾回憶到：「惠特蘭在每次黨團會議上都說『總督閣下……神情自若，恪盡職守』……他從沒有反映過總督有任何的焦慮」[43]。
政治僵局激發許多公眾對於此事的關切，弗雷澤及其帶領的自由黨利用這一點來提升自己的支持率。自由黨力圖在這一拖延戰術上組建統一戰線。長期擔任南澳州州長的托馬斯·布雷福特爵士公開反對阻擊預算案的行為，這也導致該州參議員鄧·約瑟夫動搖了其支持這一戰術的信心。弗雷澤於是一邊委派黨員展開一系列的磋商從中調和黨內反對聲音，另一方面則尋求業已退休的資深自由派總理羅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支持。在會見前總理時，他帶了一份1947年孟席斯在維多利亞州議會中支持採用拖延戰術的聲明。最終孟席斯改變立場，表明雖然他對拖延戰術表示反感，但在此時卻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有了前總理的聲明，弗雷澤一時支持率顯著攀升。[44]
10月30日，克爾邀請惠特蘭和工黨參議院吉姆·麥克利蘭共進午餐，並在餐桌上進行了一個簡短的行政會議。席間，克爾提出一個這種方案。如果反對黨通過撥款法案，那麼惠特蘭承諾不早於1976年5月至6月間舉行參議院半數席次的選舉，並且不得早於7月1日召集參議院開會，這樣將消除反對黨對工黨短期內多數的憂慮。但惠特蘭當時一心想剝奪參議院否決預算案的權利，以及擊垮弗雷澤的領導，因此拒絕對此作出任何妥協。[45]
11月2日，弗雷澤主持召集了反對聯盟的領導人會議。會議公報要求所有反對黨參議員繼續拖延預算案的表決，並且威脅假使克爾同意惠特蘭關於參議院半數改選的方案，那麼他們將要求全國4個非工黨執政州的州督阻撓這次選舉[46]。會後，弗雷澤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即在半數改選參議員的同時舉行眾議院的選舉[47]，但惠特蘭拒絕了這項提議[48]。
早在10月22日，惠特蘭就要求時任律政部長的凱普·恩德比就反對埃里克特觀點起草一份法律意見書呈送總督。隨後恩德比又將這一任務委託給副檢察長莫里斯·拜耳及其屬僚。11月6日，恩德比面見克爾，並呈上一份政府關於預算案的法律意見書，其中提到了關於現金短缺後政府的相應替代計劃（公眾可以從銀行提取代金券而不是支票，待預算危機結束後可以憑此兌換現金），同時提出了反駁埃里克特的觀點。當恩德比審查這份文件的時候發現，雖然文件支持政府的立場，但是也承認了參議院擁有憲法所賦予的阻撓預算案的權力，無論他們是否同意，這一「保留權利」將始終存在。恩德比在沒有拜耳進行聯署的情況下就將此反駁意見書呈送克爾，並且告訴總督他的反對意見。恩德比告訴克爾，拜耳的這份只是正式書面建議的「背景」，而正式文件將會由總理親自撰寫[49]。那天晚些時候，克爾再度會晤弗雷澤，弗雷澤告訴他，如果克爾不解任惠特蘭，反對黨將會在國會批評總督失職[50]。
在11月6日這天，克爾覺得無論政府還是反對黨都不肯妥協，而長久下去國家資金將會枯竭。基於惠特蘭不能使撥款法案順利通過，又不能辭職或建議舉行新的大選，總督決定解任總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擔憂由於惠特蘭因對未來時局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而會要求女王解任他總督一職。克爾隨後表示，在試圖解任惠特蘭一事上，很可能將女王捲入政治中[51]。為了尋求對他這一想法的支持，他找到了首席大法官加菲爾德·巴維克爵士，就解任一事尋求他的意見。巴維克隨後出具了份書面意見，確認在總理無法使撥款法案通過的時候，總督有權解任總理[52]。
11月9日，弗雷澤與惠特蘭取得聯繫，並邀請其前來與反對派舉行磋商以解決爭端。惠特蘭答應了這一請求，並決定在11日早晨9點在國會大廈舉行會談。並且那天也是最後一天可以決定是否在聖誕節前舉行大選的日子[53]。10號晚間，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領袖一同參加了墨爾本舉行的市長晚宴。這也確保了反對派領導人能準時出席翌日在首都舉行的會議，而惠特蘭也乘坐專機在午夜抵達坎培拉[54]。
11月11日上午9時，高爾·惠特蘭和副總理弗蘭·克林以及議會領袖弗雷德·達利一道會見了自由黨和國家黨的聯盟領袖。雙方未達成妥協。惠特蘭告知對方他會建議約翰·克爾總督於12月13日進行一次半參議院選舉，並且他在選舉之前不會尋求臨時的財政供應。弗雷澤認為約翰·科爾不會在沒有財政供應的情況下同意選舉，故警告惠特蘭說總督可能對選舉一事持有自己的想法。惠特蘭對此表示不屑[55]，並在會談破裂後致電約翰·克爾說他需要約見並建議舉行半參議院選舉。但兩人那天上午都很忙：約翰·克爾出席了國殤紀念日活動，而惠特蘭在議會參加一個黨團會議並處理由反對黨提交的一個不信任動議。兩人商討下午1時再會面，最終雙方的辦公室把時間定在12時45分[56]。但惠特蘭對會面時間的更改並不知情[57]。惠特蘭隨後在他的黨團會議上提出了他的半參議院選舉要求並獲批准[58]。
與惠特蘭通話後，克爾給弗雷澤打了電話。據弗雷澤稱，克爾問他如果他被任命為總理，他是否會穩固財政、建議進行雙重解散選舉並在選舉之前壓制來自惠特蘭政府的新政策及調查。弗雷澤表示同意。儘管兩人均承認這些問題是在克爾任命弗雷澤為總理的前一天提出的，克爾卻否認他們是在電話中達成一致的[59]。據科爾所說，弗雷澤應該在下午1時到達總督府[57]。
惠特蘭在離開國會大廈時被延誤，而弗雷澤卻提早離開，故弗雷澤首先到達總督府。他被帶往前廳，同時其轎車被開走。惠特蘭認為開走弗雷澤車的目的在於保證自己不會因為看到它而產生警覺。惠特蘭說：「如果我知道弗雷澤先生已經在總督府了，我肯定不會進去。」[60]但克林認為惠特蘭未必會認出弗雷澤的車，因為那只是一輛普通的福特[61]。據弗雷澤的傳記作者菲利普·艾爾斯說：「一輛停在前面的白色轎車說明不了任何事情，它只是在那而已。」[62]
惠特蘭在1點前到達了總督府，並被一位助理領進克爾的辦公室。惠特蘭隨身攜帶了一份正式要求舉行半參議院選舉的信並在兩人落座後試圖將信交給克爾。在兩人對那次會面的敘述中，雙方均認同克爾曾告知惠特蘭他的總理任命已根據憲法第64條予以撤銷，克爾隨後交給惠特蘭一封信及一份撤銷理由的陳述。克爾後來寫道，在這時惠特蘭站起來，看著辦公室里的電話說「我必須馬上與白金漢宮取得聯繫。」[63]惠特蘭沒有認同克爾的描述，並表示他曾詢問克爾是否已徵得白金漢宮方面的同意。克爾卻回答說不需要，並且他有來自巴威克的建議。雙方均表示克爾說過他們都要接受這個現實，惠特蘭還回答道「『你』當然會了。」這次免職以克爾祝惠特蘭在選舉中好運而告終，雙方最後握手告別[64]。
惠特蘭離開後，克爾召來並告訴了弗雷澤免職一事，並詢問他是否能組織一個看守政府，弗雷澤同意了。弗雷澤後來表示他聽到這個消息最大的感受是輕鬆[62]。弗雷澤離開後返回了國會大廈並與聯盟領袖進行了協商，同時克爾動身前往一個在等待其出席的午宴，並對他的遲到表示了歉意，說他之前在忙於解散政府[65]。
惠特蘭隨後返回總理府，午飯後，他的幕僚紛紛抵達官邸，隨後惠特蘭宣布了他被總督解除職務的命令。當時，總理府內沒有一名工黨參議員在旁，而其餘黨內人士也並不知曉這一任免。惠特蘭隨後起草了一份致國會的信函，並匆匆趕赴國會大廈，並要求召開眾議院閉門會議商討對策。[66]
早在惠特蘭被解除職務前，工黨政府原計劃再次提交撥款法案，以期在參議院內獲得通過。由於工黨議員當時並不知道任免的事情，所以仍在按原計劃行事。當時工黨議員道格·麥克利蘭按原計劃在下午1點30分與反對黨領袖羅傑·威瑟斯就法案舉行磋商。威瑟斯隨後參加了一個黨內會議，並被告知弗雷澤獲得了總理任命。威瑟斯隨後表示將確保撥款法案獲得通過。參議院會議隨後召開，工黨領袖肯·瑞德向參議院提交撥款法案。當時，他其實已被告知政府解散的消息，但由於缺少權威來源的證實，他拒絕相信。直至下午2點15分，確認消息傳來，但此時撤回議案已為時太晚。下午2點24分，撥款法案在參議院表決通過。[67]
在眾議院，就譴責弗雷澤等人的動議辯論方才結束，隨後工黨成員就具體譴責內容進行修訂，並表決通過。到下午2點34分，當弗雷澤宣布其已被任命為總理時，解任事件已傳遍整個國會。弗雷澤隨後宣布決定向總督提請解散參眾兩院，在其離開後眾議院宣布休會。但弗雷澤的舉動很快遭到打擊，他的新政府隨後在眾議院屢受打擊，眾議院通過對其不信任案。並要求眾議院議長戈登·斯科爾斯敦促總督重新任命惠特蘭擔任總理。斯科爾斯最初被告知總督當天不可能與其進行會晤，但在他宣稱將重新召集眾議院，並告訴議員總督拒絕會面的消息後，克爾隨後安排在下午4點45分與其進行會談。[68]
撥款法案在獲得參眾兩院通過後，隨即被送往雅拉倫拉的總督府，克爾代表女王簽署御批。出於資金已確保，他接受了弗雷澤關於依據憲法第57條所規定的解散兩院請求。弗雷澤提出兩院解散後的選舉在12月13日舉行。克爾之後簽署了解散國會的法令，並委派總督府秘書大衛·史密斯去國會大廈的前台階梯處宣布這一信息。[69]
下午4點45分，克爾接見斯科爾斯，並告訴其解散議會的消息。克爾寫到在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事情發生」[70]，但根據斯科爾斯的解釋，他指責克爾在預約議長的時候就已經心存糟糕的想法，並且沒有在聆聽他的想法前就解散了議會[71]。惠特蘭後來承認對於斯科爾斯將撥款法案與克爾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將他們打發一事上，克爾無疑是聰明的[68]。
在斯科爾斯與克爾進行會談的時候，史密斯已經抵達國會大廈。那時由於解任一事已經為公眾所知，引發了工黨支持者的聚會抗議[72]。支持者們占據了國會大廈周邊的巷道，抗議人群中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澳洲國立大學的群眾[73]。史密斯不得不從邊門進入國會大廈，並用其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其的使命。儘管人群的噓聲淹沒了他的聲音，他還是在「天佑女王」的結語中，讀完了整個誥令。前總理惠特蘭此時就站在他的身後，並對人群發表了講話：[74]
「我們常說天佑女王，那是因為不會有誰保佑總督！你們剛才聽到總督府秘書宣讀的這份任命弗雷澤為總理的官方文告。毫無疑問，從1975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起，弗雷澤作為克爾的卑鄙小人載入了澳洲的史冊。現在他們不會再在這座大廈外保持沉默，即使大廈內已經沉靜了幾周……請壓制你們的怒火，保存你們的熱情，投入到競選活動中去，直到大選的那天……」[75][76]
惠特蘭被解任的消息在當天下午就傳遍了整個澳洲，隨即引發抗議示威活動。11月12日，斯科爾斯上書女王，懇請她恢復惠特蘭的總理職務。女王的私人秘書馬丁·查特里斯爵士於11月17日就此事復函：
據我們對此事的了解，澳洲憲法非常明確的規定王權已交到了女王陛下在澳洲的代表總督手中。唯一有權任免總理的是總督，女王陛下不會參與具體的決策，而總督應當依照憲法擔負起他相應的責任。女王陛下作為澳洲的君主，對坎培拉所發生的事情表示高度關注，但這並不代表陛下會介入其中，因為這很明顯會干涉到總督依據憲法行使其權利。[77]
1975年11月12日，弗雷澤內閣向克爾宣誓就職。出於某些理由，克爾在會面中尋求保證，亦即聯盟的參議員們在財政預算案過期之前絕不讓步，「參議院絕對不會屈服，不是嗎？」對於這些理由，參議員瑪格麗特·吉爾福伊爾笑著對同僚說，「這一切他都知道。」[78]吉爾福伊爾表示，儘管她做出這樣的言論，這並不意味著暗示，聯盟的參議員將會出線[79]。然而，Kelly列出四個在職聯盟參議員，他們將在接下來幾年裡進入議員席並參與投票撥款提案[79]。
工黨相信它依然有機會贏得選舉，解僱門事件將是他們競選時的一大利器[80]。然而，一些工黨的戰略家們認為，目前該黨正面臨災難。由於在經濟上鮮有成就來支持，選民在投票日之前，情緒就會冷卻[81]。儘管如此，被解任的同時幾乎立即開始參加競選的惠特蘭，所到之處均人山人海；11月24日，三萬多人湧入悉尼禁苑（The Domain）參加其官方競選發起活動[81]。當天晚上，惠特蘭在墨爾本節日大廳面對現場的7500人和全國電視觀眾，將11月11日稱之為「弗雷澤的恥辱日——一個永留污名的日子」[82]。
第一個星期的競選活動結束時發布的民意調查顯示，工黨支持率下降了9個百分點。惠特蘭的競選團隊起初並不相信，但更多的投票結果明確表態：選民正轉向反對工黨。直到最後的日子裡，工黨的競選活動仍舊集中在惠特蘭被解任這件事上，而沒有開始著手解決經濟問題。而此時的弗雷澤，對勝利充滿信心，甘願袖手旁觀，避開細節，確保萬無一失[83]。在競選中幾乎沒有暴力事件發生，但仍有三枚信封炸彈被郵寄出，其中一份在布傑爾克-彼得森的辦公室致使兩人受傷，而另外則兩份分別給克爾和弗雷澤，但途中被截獲並拆除[84]。
在競選期間，科爾家在悉尼購買了公寓，預備當工黨獲得勝利後，約翰爵士就辭職[85]。在12月13日的選舉中，保守派聯盟贏得了創紀錄的勝利，在眾議院中以91席對工黨的36席，而參議院方面則以35席對27席贏得多數[86]。
記者凱利在其對該危機的事後報道《1975年11月》一書中，把危機歸咎於雙方，認為弗雷澤引發了這次危機而惠特蘭（一意孤行地）試圖打倒弗雷澤並解散參議院[87][88]。而真正要對此事負責的是總督克爾，他始終未能對總理坦誠相待。如凱利所說：
（克爾）應該坦白及勇敢地面對憲法和王室賦予他的職責。他應當從一開始就向他的總理袒露心扉，應該在任何適當的時機和地點向總理提出警告。必須意識到即使心存恐懼，但仍應按部就班，不是另闢蹊徑。
這次解任事件一直被認為是澳洲憲政史上最深刻的危機[89]。1977年，弗雷澤政府推動公投對四項憲法修正案進行表決，其中三項先後獲得通過，這也是目前為止的最後一次修憲[6]。三項修正案分別規定：參議員空缺時，必須由來自同一政黨的前參議員進行替補；參議院保留否決撥款法案的權利；總督保留撤換總理的權力[6]。當然這些權力至今尚未行使過[6]。
自「解僱門」以後，工黨便把矛頭指向克爾，但凡克爾出現的地方，示威活動便如影隨形。而留下的工黨議員則抵制出席新議會的開幕。成為了反對黨領袖的惠特蘭此後對任何在總督府舉行活動的邀請一律拒絕。克爾之後一直有邀請其參加活動，直至惠特蘭在1977年女王訪澳期間拒絕了克爾的一次邀請，使得克爾覺得再多的努力亦是徒勞[90]。另外，惠特蘭也拒絕與克爾展開對話[91]。而克爾的工黨一些朋友也紛紛與其斷絕來往，他們認為克爾既背叛了工黨還對惠特蘭搞偷襲。克爾的夫人，安妮·克爾表示「（現在）這是不合理的場景，到處充斥著對我們有著敵意的人們。」[92]
1977年，在遭受了第二次競選失利以後，惠特蘭辭去了工黨領袖[93]。弗雷澤在總理一職上做了七年，並在1983年3月的選舉失利後，離開了自由黨領袖的職位[94]。
惠特蘭此後反覆斥責克爾在解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當克爾1977年7月宣布辭去總督一職後，惠特蘭評論道：「對於最後的波旁家族在巴士底日辭職是多麼的合適」[95]。1991年，惠特蘭說道此後沒有一位總督能像克爾那樣擔心被「蔑視和隔離」[96]。2005年，惠特蘭稱克爾為「卑劣的人」[89]。國家黨領袖、副總理道格·安東尼對此評價「我始終不能原諒高夫（即惠特蘭），因其將克爾釘在了十字架上的行為。」[92]而加菲爾德·巴維克也沒有逃過惠特蘭的口誅筆伐，前總理將其稱為是位「邪惡」的人[97]。
然而惠特蘭和弗雷澤後來則冰釋前嫌，1997年惠特蘭在評論弗雷澤的時候評論其「始終沒有打算欺騙我」[98] 。1999年關於變更澳洲國體的公投舉行，本次公投旨在使澳洲施行共和[99]。根據惠特蘭講稿撰寫人格雷漢姆·柯德寶所述「對於女王代表剩餘的怒火找到了個既有建設性的發洩口，就是推動澳洲變成共和國」[100]。
後來克爾辭去了總督一職，但他仍試圖在政府中獲得一個職位，理由是其擔任十年的總督。弗雷澤試圖任命其出任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後引發了公眾強烈抗議，並迫使政府撤消了這項提名，該職務最後由惠特蘭出任。之後幾年，克爾一家在歐洲度過了數年。1991年，克爾在澳洲去世，其去世的消息直至葬禮舉行後才被公布。[101]
在整個危機期間，惠特蘭一直宣稱國家黨領袖安東尼與美國中情局有著過密的來往[102] 。隨後，據稱克爾在整個事件中代表了美國政府的利益。最常見的指控是，中情局對克爾施加了影響，促使其解除了惠特蘭的職務[103]。早在1966年，克爾就已加入了一個名為文化自由協會的保守組織，後來被透露該組織受到了中情局的資助。曾因從事間諜活動而被蘇聯政府判罪的中情局雇員，克里斯多福·博伊斯，事後聲稱中情局希望惠特蘭遠離政府，因為他一度威脅要關閉美國在澳洲的軍事基地，包括松樹谷美軍基地。博伊斯還說，克爾被中情局稱為「我們的克爾」[104]。惠特蘭後來寫道克爾不需要來自中情局的任何鼓勵[105]。但他也說1977年美國副國務卿沃倫·克里斯多福到悉尼進行了一次特殊的訪問，並與其見面。會見中，克里斯多福代表卡特總統告訴惠特蘭，總統對無論哪一位澳洲人組建政府都表示歡迎。並且承諾，美國永遠不再干擾澳洲的民主進程[106]。
柯德寶總結了解僱門事件後克爾的命運：
解僱門事件的受益者，事後並沒有費心去維護克爾，相反最終是拋棄了他。作者竊以為，約翰·克爾爵士才是這場解任事件最終受害者。歷史最終驗證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就如1975年11月11日，惠特蘭站在議會大廈台階上講的那句話：「誠如我們會說『天佑女王』，那是因為沒有人會保佑總督。」[107]
2020年7月，相關書信文件被要求解密，內容顯示辭退惠特蘭一事女王事前並不知情，但克爾曾跟查爾斯王儲談及相關想法。親王甚至事後私下向克爾表示支持。[108][109][110]
2021年8月1日，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在部落格分享澳洲的此次政憲危機，並引述時任澳洲總理惠特蘭當時宣布他不會讓步舉行選舉，而時任總督約翰克爾在1975年11月11日解散工黨政府，並委任時任反對黨領袖馬爾科姆弗雷澤出任看守政府的聯邦總理。馬哈迪指出，惠特蘭當時一再表示總督只能根據其建議行事，而在一般的情況下，的確如此，但在緊急時期，總督確實擁有特權，因此當時的總督認為必須使用。他在撰文時雖然沒有以馬來西亞的情況作為比較，但時任馬來西亞國家元首蘇丹阿都拉自頒布緊急狀態以來多次批評國盟政府，而時任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也不示弱給予強硬回應的時期，不免讓人聯想[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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