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
文革时期组织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以「造反」自我標榜的群眾組織、派系或個人，其一整套思想方法、行為特徵、價值取向與他們的政治實踐相關連。文革期間的造反派運動可分為早期的紅衛兵造反運動以及後期的工人造反運動[1][2][3]。1967年初，隨著上海「一月風暴」爆發，造反派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逐漸壯大[1][3][4]。此後，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或造反派內部，時常發生武鬥，1967-68年間的大規模武鬥導致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4][5][6]。
1968年夏，由工農兵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始進駐各單位，大規模武鬥停止，紅衛兵組織迅速沒落[2][7][8][9][10]；而截止1968年底，全國所有工人造反派組織都在毛澤東「大聯合」的口號下解散[1]。此後，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等大規模政治清洗中，文革初期活躍的許多造反派領袖和成員遭到清算整肅[2][9][11][12][13]。
起源
1966年6月24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貼出大字報《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7月4日，紅衛兵又貼出大字報《再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並且在最前面引用了毛澤東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8月1日，毛澤東寫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毛澤東把這封信和《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兩份大字報作為大會正式文件，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此後，「兩報一刊」全文發表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4]。
分類
雖然「造反有理」的口號是清華大學附中的一批「老紅衛兵」率先提出，但造反派不僅僅包括紅衛兵（以大、中學生為主體），還包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工人、農民、醫生、教師、機關、幹部、學生甚至包括一部份軍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數為最多[15][16]。造反派與單純的紅衛兵組織不同之處在於，造反派組織的成員不限於青年，而是包括各個年齡層次者。
紅衛兵造反運動以北京為典型，工人造反運動則以上海為典型[1]。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常被稱為「勤務員」或「服務員」，來源於《毛澤東語錄》中的「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17]
紅衛兵團體也有類別之分，其中部分為「造反派紅衛兵」（與老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相對），還有學者單獨劃分出「極左派紅衛兵」[15][16][18][19]。許多造反派紅衛兵最初受到歧視和壓制，如被視為調皮搗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馬，被領導運動的黨委或工作組批判、冷落，甚至是被當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18]。1966年夏，造反派紅衛兵在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以學生等青年為主體）形成氣候，至1966年底造反派組織迅速發展，已在紅衛兵運動中形成壓倒優勢[16][18]。直到1967年1月奪權運動早期，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紅衛兵都是政治行動的中心[15]。但是，在1967年「二月逆流」後，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了分裂，分裂為所謂「擁軍派」（溫和傾向）與「反軍派」（激進傾向）[15][16]。
1968年4月-7月，北京清華大學爆發「百日大武鬥」，7月27日北京市60多個工廠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試圖接管學校的領導權，但遭到清華紅衛兵的暴力抵制，被稱為「七·二七事件」[8][20]。7月28日，毛澤東緊急召見了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就制止大學武鬥、派出工宣隊等問題發表了強硬講話，結束了大學里以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紅衛兵自此失勢、紅衛兵運動沒落[8][20]。
1967年，在奪權、大聯合階段，雖然紅衛兵造反組織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經由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來充任[1][15]。毛澤東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21]。但在工人造反派組織中，組織成員的品類更加蕪雜，派性更為嚴重，組織的鬆散程度更大，造反動機的功利性更明確──就是要瓦解、摧毀科層制勢力，占山為王，要取代走資派，成為新的掌權者[1][3]。有相當一部分人順應時代潮流，進入官僚階層、權力體制實現了自己的抱負[1][3]。文革期間的工人造反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工人無心生產，許多工廠停工或半停工[1]。1967年底至1968年底，全國所有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都在毛澤東「大聯合」的口號下解散，重新歸屬於所在的各級革命委員會，不復以組織形式存在[1]。
造反派與「保皇派」群眾組織（保守派、當權派）相對，雙方時常爆發武鬥[22][23]。此外，在造反派內部，因派性鬥爭，對立兩派經常將對方指為「保皇派」或「保守派」。中央或地方掌握政治權力的機關也曾將某些造反派組織打成「保皇派」或「保守派」。
譬如，在紅衛兵運動中，造反派紅衛兵與保守派紅衛兵（或老紅衛兵）相對，保守派常標榜「根紅苗正」、發起者大多是高幹子女，而造反派紅衛兵最突出的特徵是衝擊黨政領導和批判血統論[15][18][22]。
文革後口語化
- 引申為借指參加這類群眾組織的人、一般成員。「1966年抄家，『造反派』搬走幾件，王家姆媽又變賣幾件。」（陸星兒《同一扇石庫門》，載《文匯》月刊1990年3月號）說話的口氣，在當時是無奈、艷羨，在事後是鄙夷不屑、醜化刻毒。
- 文革後稱文革中參加過這類群眾組織的人，仍然用文革時的稱謂指稱他們。受到清查的「三種人」，主要就是指其中因與林彪、四人幫集團有組織聯繫而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有打砸搶劣跡的人。[24][25]
- 比喻義，文革後比喻行為方式、價值觀、性格等方面與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貶義。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氣。這是一種彈性比較大、卻又偏於嚴重的指控，因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嚴厲追究；該詞所包含的歷史追溯、政治判斷內容，會引起個人經歷、情感方面的聯想，乃至過分反應。
參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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