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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遍布全球的兄弟會組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共濟會（英語：Freemasonry[註 1]），是一個會所遍布全球的兄弟會組織，由中世紀末歐洲地區的石匠行業協會演變而來，[註 2]現代的共濟會起源於英格蘭，英國共濟聯合總會(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 UGLE) 成立於公元1717年，愛爾蘭總會和蘇格蘭總會分別成立於1725年和1736年，這三個總會成為全球所有總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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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共濟聯合總會建立後，共濟會的精神哲理迅速擴散至歐洲大陸和美洲，其成員在各個國家成立了自己的共濟會總會，網羅了世界上無數的菁英，如杜魯門等14位美國總統，如喬治·華盛頓、朱塞佩·加里波第、黎剎、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西蒙·玻利瓦爾等建國英雄，又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或是維克多·雨果、柯南·道爾等小說家，還有莫扎特、海頓等音樂家，再如魯道夫·施泰納、亞歷山大·弗萊明等科學家，帶領人們走出大戰的邱吉爾、羅斯福等等傑出的人才都聚集在這個大家庭之中，目前全球約有400萬以上的會員。[1]
共濟會的會員等級制度至今仍帶有濃厚的中世紀色彩[註 3]，除了承襲石匠的建築工藝之外也受到當時騎士精神和啟蒙運動的影響，化為自己獨特的儀式、標誌、辨認方式和獨特的教育系統。共濟會組織其會員遍佈眾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術界、藝術界、政界和商界。
共濟會沒有統一的中央組織主宰，加入者需與各地的共濟會聯繫，獲得兩位共濟會會員作為介紹人才可以提交申請。歷史上大多數共濟會會所只接受男性入會，直到20世紀開始，才開始有以共濟會為名義成立並只接受女性入會的組織，例如：女子共濟會的秩序（The Order of Women Freemasons）與Honourable Fraternity of Ancient Freemasons (HFAF) —— 古代共濟會(HFAF – Freemasonry for Wome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3]
於2024年6月，英國共濟聯合總會（UGLE）、女子共濟會的秩序（OWF）和古代共濟會（HFAF）這三個機構宣布成立歷史性的共濟會理事會(Council for Freemasonry in England and Wales)，目的是以消除誤解，解決面臨的挑戰，並促進包容等基本原則。儘管現仍有錯誤說法稱共濟會僅限男性加入，但女子共濟會已經成為英國共濟會一個世紀以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成立的理事會將為合作提供一個正式的平台，促進各機構的社區服務目標，協調與其他組織的溝通和交流，並推動會員增長，尤其是女性會員。理事會將由每個大會的領袖組成，每屆大會將嚴格輪流擔任為期12個月的主席。理事會的成立是增進合作、消除誤解，以及弘揚共濟會價值觀的關鍵一步。
由於早期共濟會在歷史上曾多次分裂，現代共濟會組織雖然分佈廣泛，卻已經完全沒有統一的中央組織[註 4]，但現存的共濟會組織仍可大致分為兩種類別：
共濟會基本宗旨為倡導博愛、自由、慈善，追求提升個人精神內在美德以促進人類社會完善。[註 5]
共濟會亦稱石匠工會、美生會、規矩會，英文的字面意義是自由石匠工會。「自由」指有自由意志，並不是奴隸受人指示加入。中文「共濟會」一詞取其組織性質，「共濟」僅為會中其中一項原則，共濟會亦包括其他精神，如誠信、友誼（兄弟情）、尊重和服務。其會員稱為「美生」（英語：Mason，意為石匠；音譯更能表達整體意思），會員之間以兄弟互稱。[4]
洪門為清朝主要的秘密結社，其英文名稱為「Chinese Freemasonry」，儘管英文是同一個字並採用了共濟會的圖像標誌，但和共濟會沒有直接及從屬關係。[5]
根據其正式文獻《共濟會憲章》[註 6]第一部《歷史篇》的解釋，共濟會起源於西元前4000年，這一年被共濟會稱為光明之年或光明元第一年，以「A L」標記。他們自稱是遠古奧秘的守護者，通曉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奧秘。有人認為共濟會起源於參加建造古巴比倫巴別塔的石匠工會，亦有說法指共濟會最早起源於一批建造耶路撒冷的第一聖殿的石匠[6]。古代共濟會是一個不對外公開建築技藝的石匠行業協會。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紀錄約為1390年[7]。有證據顯示在蘇格蘭最早出現石匠會所的時間是16世紀末期，當時共濟會的性質仍為石匠工會會[8]。
現代共濟會正式出現的最早記載是在1717年。同時在英格蘭，忠於倫敦總會[註 7]的分會已經與漢諾威王朝和輝格黨的政治原則建立起牢固的關係，他們拋棄了17世紀中期英吉利共和國激進的共和主義，轉而支持一種受憲法嚴格約束的王權，此外也還致力於慈善事業。不過英格蘭的共濟會於1753年分裂為兩派，保守和傾向保皇的「近代派」以及致力於推翻各國皇室的「經典派」。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以後，13個聯邦州的近代派和古典派也都紛紛獨立於倫敦的總會。分裂原因為部分會所不滿近代派對英國王室的擁護，因而成立經典派，認為共和體制才是共濟會的正統理念，而近代派的保皇思想屬於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雙方長期對立。
經典派共濟會員非常支持美國獨立運動，美國的開國元勛也多為這個派系。直到1813年，兩派才宣告和解，重新成立了英格蘭聯合總會（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而北美的共濟會因為已經長期獨立於英格蘭總會，因此保留了兩派的區別，不過後來雙方也和解了，但是也保留了當初分別建立的會堂。共濟會派系分裂給英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是讓英國喪失了北美土地較為肥沃的殖民地。在19世紀中葉之後英格蘭共濟會再次喪失了原先社會改革的銳意和先驅性，成為保守派，不再反對君主立憲制。
第二次大分裂出現在19世紀中期的法國。根據1723年的《安德森憲章》寫道：「共濟會員在入會後，必須服從其道德規範，如果他懂得這藝術，他永遠不會是一個愚蠢的無神論者，也不是一個沒有信仰的花花公子。」[註 8]然而，在1875年的洛桑大會上，法蘭西大東方社決定開始接納無神論者入會，廢除了共濟會傳統的「宇宙間偉大建築師」的理念。法國大東方社熱衷於政治活動，並且與天主教會關係不佳，批評天主教會對法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阻撓[9]。
英格蘭聯合總會所（UGLE）根據憲章規定在會所內嚴禁會員討論任何宗教與政治話題，而法國大東方社的改革違背了這些傳統，於是總會在1877年撤回之前對大東方社分會地位的認可，其他英語系的會所紛紛響應了總會的這一決定，宣告與大東方社之間正式絕裂。隨後幾十年間，大東方社內部由於有會員不滿的改革，大東方社內部再次陸續分裂出了多個總會，比如法國總會所（Grande Loge de France）與法蘭西民族總會所（Grande Loge Nationale Française），還有共濟會最早的接受女性會員的人權社（Le Droit Humain），但其中只有法蘭西民族總會所被英格蘭聯合總會所承認。
歐洲與亞洲共濟會在二戰時期備受打擊。在歐洲，法西斯政權的國家對共濟會進行了取締，所有會所都被迫關閉，法國共濟會也在戰爭中遭受挫折。納粹德國甚至對境內的共濟會成員進行了有組織屠殺，與猶太人一起關進集中營，納粹指控共濟會與猶太人密謀統治歐洲，他們捏造一些文件如反猶主義的《錫安長老會紀要》等也在這個時候大肆傳播。除了被法西斯破壞，東歐的共濟會則在社會主義國家受到了打擊，直到20世紀90年代，原蘇聯地區的共濟會會所才重新恢復。目前在南歐與東歐主要流行大東方體系的共濟會。
在亞洲，萌芽中的共濟會遭到了軍國主義嚴重破壞。除了菲律賓共濟會在戰爭時期受影響較小之外，其他地區都遭到日軍取締，其中日本國內的共濟會會所全部關閉，中國境內的則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支持下緩慢成長，但許多總會所都在戰事期間關閉，日軍戰敗投降以後由菲律賓總會支持下中國美生總會重迎開放，但是不久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而再次逐漸衰落，直到近些年才在台灣共濟會總會支持下恢復運作；在香港的雍仁會館則被日軍完全炸毀，台灣共濟會早期在日治時期也曾被停止，戰後由菲律賓總會協助復原；此前香港共濟會與新加坡共濟會由英國傳入。
大部分二戰之後建立的伊斯蘭國家也公開反對共濟會，除了維護政教合一制度外，還有與納粹一樣認為共濟會是猶太人的組織，尤其是自以色列復國以後。因為共濟會與中世紀聖殿騎士團關係密切，也導致穆斯林對其反感。
共濟會的理論繼承了諾斯提教派的神秘主義宗教思想，也包含了13世紀左右興起的猶太密教卡巴拉、中世紀鍊金術的諸多元素。
共濟會習慣運用比喻與象徵來傳遞理念，因此在其教學體系中運用了大量的象徵符號，懂得並熟知這些符號的含義是成為會員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共濟會的許多象徵符號都與建築和石匠技術有關，最常見的就是角尺和圓規。在許多非石匠的會員加入之後發展的標誌多與鍊金術以及跟聖殿騎士有關。
當石匠成為會員時，共濟會的職責並非只是教導建築技藝。它更利用中世紀石匠的工藝作為道德發展的隱喻。因此，共濟會的象徵符號是中世紀石匠所使用的普通工具，例如工作圍裙（原是羊皮製的）、錘子、梯子、水平儀等[10]。
字母G、角尺和圓規組成的象徵符號（寓意畫）是共濟會最基本的代表性徽章，角尺和圓規都是石匠測繪使用的工具，在共濟會思想中它們代表著會員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11][12]。
每個共濟會會所幾乎都有角尺與圓規的符號為裝飾，它可能由象徵符號六芒星變化而來，方矩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而圓規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兩者的結合代表陰陽調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諧」、行動和節制的規範。
圓規、角尺和法典是會員完成個人實踐、突破三重黑暗、重見理性光明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稱為三重偉大之光（三大明光）。[13]
角尺是會所導師的徽章，「安置」會員走向公民義務的正確途經，代表道德規範，角尺也是一種工具，讓不同的元素統合有序。圓規是共濟會的重要徽章，圓規象徵上帝畫出他對世界的計劃。尺規中間的G代表偉大的造物主幾何學家，要所有生命學著創造美好，從而完成偉大的作業。[14]
共濟會的象徵符號也是禮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共濟會的禮儀主要是在會員晉級的授予儀式上舉行。在歷史發展中，各地的共濟會演化出多種不同的禮儀形式，現代英美共濟會在服飾和儀式上主要分為約克禮和蘇格蘭禮，其中的約克禮主要分布於不列顛，蘇格蘭禮主要分布於北美和歐洲大陸，在美國分為南北兩個獨立部門，並在細節上有一些差別。另有古老的玫瑰十字禮儀、法蘭西禮儀、孟菲斯-米思蘭禮儀等也各具特色。[15]
共濟會的標準禮儀服裝包括圍裙、領飾、胸飾、護腕，黑色西服等，不同級別的服飾及裝飾物圖案都不一樣，在不同禮儀裡面又各自稍有不同。
共濟會在全球都有發展，但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全球中心[16]。
共濟會分為兩級組織：會所和總會所。會所名稱為阿拉伯數字編號和地名的組合。總會所是共濟會的最高組織形式，各總會所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各自獨立運作[17]。由於不同會所間有不同的慣例，各總會所之間在儀式上會有一些差異。總會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轄區內以當地政府認可的社團形式註冊的合法機構，例如社團，公司等形式。
而在英國共濟聯合總會其下的新會所，都必須由現有會所為支持會所(Supporting Lodge) 所衍生。英國共濟聯合總會的網頁列出其下會所的家族樹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而不同會所的基本資料亦可見於英國共濟聯合總會的資料庫。
共濟會屬封閉的社團，基本入會要求如下：
欲加入兄弟之等候時間，通常會有短則半年，長則無限期的時間，這視乎不同分會的慣例。但現代有些地區如歐洲大陸與北美的共濟會可以允許外人獨自申請，會有資深會員來考核，通過後即可擔任推薦人而入會。
共濟會的儀式主要是以建造耶路撒冷聖殿的事件為主軸。根據共濟會傳說，共濟會的始祖為以色列王國時代的海勒姆，他是建造耶路撒冷聖殿（第一聖殿）的建築師，被三個因妒忌他地位和技能的工匠所殺，埋於殿內的青銅墓裏，但不久即將再度復活。因此，凡加入共濟會者，都要舉行一場象徵死亡和復活的儀式。
雖然初期共濟會仍舊奉行嚴守內部秘密的規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書籍完整透露了共濟會內部規定、活動內容甚至入會禮儀等細節。然而共濟會也因此漸漸公開活動，會員不再隱瞞自己身分，他們也會公開進行慈善活動，會員組成也逐漸向中產階級為主。現代的共濟會除了內部表明各級別的暗語和手勢內容仍舊保密之外，其他活動基本上全部公開。[19]
共濟會蘇格蘭禮儀式共分為33個級別，用度數的符號「°」表現，但只有1°到3°涉及到等級概念：
1°-3°的級別授予在分會所舉行，從3°到33°各級別間都是平級的，但需要到總會所申請才能授予[18]。不同的級別在共濟會意味著不同的研究學習內容，也代表了會員在不同時期的發展[20]；比如33°是為榮譽頭銜。工師級別3°與以上各級之間都是平等的關系。
今天的共濟會大約有600萬人，蘇格蘭和愛爾蘭會籍上約有15萬名會員，英格蘭會籍上約有25萬名會員[21]，法國約20萬人，美國境內也有約200萬名會員[22]，香港有2,000人左右[23]。
由於歷史上的會員名單文件有遺失或從未公開，確認某人是否是共濟會會員有一定的困難。
初期共濟會名義上對志願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當時只有白人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可以入會，為了爭取更大的影響力，共濟會不斷地招收貴族入會並且希望能夠得到王室垂青。從第二代總導師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開始，大貴族在一段長時間支配著共濟會。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繼續奉行上層路線政策。1737年3月5日，英王喬治二世的長子王儲弗雷德里克王子在倫敦的臨時會所加入共濟會。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濟會憲章》並且將新版憲章獻給皇儲。雖然這位弗雷德里克王子早逝，沒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長子也就是喬治三世維持共濟會的政治地位，之後王室和共濟會保持著良好關係，喬治四世、喬治六世、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八世都是共濟會會員。
英國共濟會於1753年分裂為古典派和近代派，雙方長期對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25]。在19世紀中葉之後英國共濟會迅速喪失其社會改革的銳意和先驅性。而共濟會分裂給英國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喪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幾乎都是共濟會會員。
19世紀中後期英國的上層社會中充斥著共濟會會員。當然，由於共濟會禁止女性入會，所以維多利亞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會員之一，但是當時的皇儲愛德華七世和其長子艾伯特·維克托王子都是共濟會會員。今天，英國高級神職人員、富豪和貴族在英國共濟會中所占比例急劇減小，普通公民較多。
2005年6月英國國會曾下令，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所有議員必須公開他們是否隸屬共濟會。當日提出動議的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強調，為了增加國會透明度，以及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議員必須申報利益。
有證據顯示法國最早出現共濟會是在1688年[26]。1721年，一些英國共濟會成員在港口城市敦刻爾克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所[27]。
法國共濟會總會所建立於1738年6月24日，是歐洲大陸最早成立的共濟會總會所。雖然羅馬天主教宗克萊蒙十二世和本篤十四世分別於1738年和1751年兩度頒發教宗禁令[28]，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然而在法國並未產生足夠影響，共濟會仍然在發展壯大。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建立了很多會所。
共濟會是啟蒙運動中瓦解天主教會和反對教宗權威的急先鋒。18世紀的共濟會組織體現出排外特徵，下層的勞動階層不被接納，成員主要來自貴族、教士和中產階層，有些會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構成[29]。中產階級被共濟會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為主要的成員來源，因為在這裡他們能夠與貴族平起平坐。在軍隊組織中，共濟會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後來拿破崙軍隊中的將軍都是共濟會成員。
1773年春，法國共濟會內部發生了分裂，法國共總會進行了重組，重新更名為法蘭西大東方（Grand Orient de France），一些地方會所不服從這些決定。分裂後不久的1776年大東方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分會九姐妹會所（La Loge des Neufs Soeurs），這個分會匯集了法國啟蒙時代的各界精英，並且直接參與了美國共濟會在獨立戰爭時期的擴張。[30]
1804年11月6日，拿破崙一世加冕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隨後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成為法國共濟會總導師。當年不承認新總會的那些舊會所也全部合併進大東方總會。[31]
1877年大東方總會與共濟會聯合總會斷絕關係，他們之間的這種分裂狀況持續至今，期間只有在一戰及二戰時期有所改善。與法國大東方保持合作的地區性總會包括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前法國與比利時在非洲的殖民地與大部分的拉美國家，在俄羅斯與東歐一些國家在冷戰結束後也有擴展[32]。
1250年德國第一個石匠總會所在科隆成立，這也是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的記錄。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頒布了第一個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是石匠手工業者的行會組織，與現代「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現代德國共濟會最早的會所出現在1737年12月6日。[33]普魯士的王儲，後來國王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14日夜間出現在會所里，並於1739年接管了總導師的職位。[33]在最初的幾年裡，也產生了幾所新的會所，有些現在仍然存在。[33]
在共濟會宗教寬容和兄弟間平等的宗旨下，會所不僅僅只是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個空間，也成為宣傳啟蒙運動思想的場所。[34]與很多其他國家不同，德國的共濟會有女性參與。萊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開創了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道路的領袖，他們與共濟會也存在密切關係。1771年10月14日萊辛在漢堡加入共濟會三玫瑰會所（德語：Zu den drei Rosen），並成為導師。他的《共濟會員對話錄》（德語：Ernst und Falk, Gespräche für Freimaurer）被認為是共濟會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議接納猶太人加入共濟會的發起者，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底層猶太人不具有公民權，也不被共濟會接納。他的好友普魯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發起了的猶太啟蒙運動哈斯卡拉，開啟了歐洲猶太社會開放和世俗化進程。歐洲猶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開始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接受當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進入歐洲上流社會。日爾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這一運動的產物，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運動培養了強大的猶太世俗勢力，揭開了歐洲猶太民族政治運動的序幕。歌德於1780年6月23日在魏瑪加入安娜·阿瑪麗亞三玫瑰會所（德語：Anna Amalia zu den drei Rosen）。會所名字來自當時在魏瑪執政的女伯爵。阿瑪麗亞會所與當地貴族建立了良好關係，魏瑪公爵奧古斯杜和普魯士將軍費迪南伯爵也是會所成員。共濟會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最早加入共濟會很可能是受到萊辛的影響。歌德著名的遺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認為反映了共濟會和啟蒙運動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協會旨在促進共濟會的科學研究。
俄國共濟會間接源自英國共濟會。1986年出版的《蘇聯百科辭典》記載了俄國共濟會的來源：「18世紀初產生於英國的宗教道德運動，在許多國家（其中包括俄國的資產階級和貴族階層）中傳播。」
共濟會進入俄國的時間可以追溯至彼得一世當政時期。彼得一世時期共濟會進入俄國的觀點也得到了其他國家學者認可。 但是也有人認為，共濟會在俄國比英國大分會更早成立，因為根據一些重要的資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托福·烏萊（Christoph Ulay）先生吸納加入了組織，並且在17世紀末以前，就存在一個由列福爾特任執行大師傅，戈爾東和彼得一世分別任第一和第二監督人的共濟會分會了。
有史書記載涉及俄國共濟會的文件在1731年出現。這一年，倫敦共濟會分會領袖洛弗爾（Lovell）勳爵任命喬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為俄國分會領袖。
相關歷史學術著作有：趙世鋒出版的《俄國共濟會與俄國近代政治變遷》。《俄國共濟會百科辭典1731—2000》作者A·謝爾科夫。 梅利占諾夫1931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宮廷政變的道路上——1917年革命前的陰謀》，認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並不是所謂的進步聯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構成了資產階級陰謀家聚集的中心，當時秘密活動的共濟會組織才是這一中心的真實所在。
1990年，俄羅斯學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自己的專著《共濟會員和革命》。在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後俄國共濟會員和宮廷陰謀、共濟會員和2月革命臨時政府形成、共濟會員和警察機關的關係等問題。
俄羅斯歷史學家О.А.普拉托諾夫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年》一書第25章「共濟會一覽」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來源請求]，其中包括最高領導人如戈巴契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均是國際共濟會會員，但此說法無確實證據。
1991年，法國大東方分會在俄羅斯開幕。2010年6月19日，另開了一家會所，序列號是1441。
知名會員還有普希金、巴枯寧、亞歷山大·克倫斯基、諾維科夫Н.И (1744～1818)等。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也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俄羅斯共濟會活動。
最早1731年在佛羅倫斯設立了第一個會所，之後和天主教爆發了長達幾百年的激烈衝突。燒炭黨也可能是共濟會的一個支派。 現有18,000名會員和600個會所。知名會員包括：賈科莫·卡薩諾瓦、 朱塞佩·加里波第、 朱塞佩·馬志尼。
波蘭共濟會起源於1820年代，也就是奧古斯特二世的統治時期。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國王治理的期間，共濟會的會所及會員人數大幅增長。在波蘭遭瓜分後，列強分別於其所瓜分的波蘭領土上頒布禁令，禁止共濟會組織活動，而其中又以遭俄羅斯瓜分的部分維持最久，直到1821年沙皇政府的決議下才解禁。共濟會於1910年恢復活動。
共濟會在1730年代出現在北美洲英國殖民地。美國革命後，每個州都成立了總會所。曾有人希望成立以喬治·華盛頓為首任總導師的全美總會所，但沒有成功。[35]
1733年組建的總會所被認為是美國的第一個共濟會總會所；這個總會所後來被更名為聖約翰會所（英語：St. John's Lodge）。[36]班傑明·富蘭克林於1731年成為這個總會所轄區內的會員。[37]
歷屆美國總統中現已確認為共濟會會員的至少有15位，美國《獨立宣言》56位簽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國憲法簽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國憲法40位簽署者中至少有9位，喬治·華盛頓所統領63位將領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國北美殖民地13州30名州長中至少有10位。[38]
共濟會成員哈揚·所羅門提供了絕大部分北美獨立運動所需資金，並在其後拯救新政府使其免於破產。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記載，哈揚·所羅門前後總共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領袖提供了大約60萬美元的資助[39]，以2005年美元價值計算，相當於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將近400億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則已將近上千億美元。
現有近10萬名會員，知名會員有加拿大首位總理約翰·亞歷山大·麥克唐納、第13任總理約翰·迪芬貝克、總督阿瑟王子 (康諾特和斯特拉森公爵)等。
共濟會會員在西班牙語美洲歷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現在每個國家包括古巴都有自己的共濟會會所。 知名會員包括：西蒙·玻利瓦爾、何塞·德·聖馬丁、 曼努埃爾·貝爾格拉諾、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米格爾·伊達爾戈·伊·科斯蒂利亞 、何塞·瑪麗亞·莫雷洛斯 、阿古斯汀一世 (墨西哥)、薩爾瓦多·阿連德。
巴西共濟會於1822年成立，現有1700個會所和10萬名會員。知名會員有巴西獨立運動的導師若澤·博尼法西奧·德·安德拉達，他推動了佩德羅一世 (巴西)成為巴西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根據2010年的數據，島國古巴現有316個會所和3萬名會員。知名會員有古巴國父卡洛斯·曼努埃爾·德·塞斯佩德斯、 何塞·馬蒂、古巴獨立戰爭軍事領導人安東尼奧·馬塞奧·伊·格拉哈萊斯。 卡斯楚曾在共濟會會所里避難。
知名會員有第一任總理埃德蒙·巴頓、喬治·里德、羅伯特·孟席斯、約翰·戈頓等。
紐西蘭共濟會於19世紀初由英國共濟會傳入，目前約有1萬名會員，全國分為三個大區：北部、中部和南部。[40]
1844年4月29日，共濟會在維多利亞城香港的成立第一個會所，Royal Sussex Lodge No. 501。會議會址曾經搬到廣州，上海及至1952年搬回香港。
並於1847年成立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來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41]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共濟會的活動並未完全停止，即使有會員被困於赤柱拘留營並成為戰俘，他們仍會面並保留會議紀錄。其中一個重要決定為計劃及起草第三代雍仁會館的設計。[45]
第一代雍仁會館大約於1853年建成。該地點大約位於現今香港聖公會會督府(即聖保羅書院的舊校舍)下方。[46]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泄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第二代香港共濟會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炸毀，[41]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 成為第三代雍仁會館。泄蘭街旁為美臣里(Mason Lane)[47]。
現在位於香港的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的會所，共有19所[48] ：
而在遠東地區，即日本神戶，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旗下則獨有Rising Sun Lodge No. 1401 (它不從屬於日本總會（Grand Lodge of Japan)) ，會址位於日本兵庫縣神戶市神戶外國俱樂部之中。[49]
現在位於遠東地區總監督會所（愛爾蘭憲章）的會所，共有7所：[48]
現在位於遠東地區總會所（蘇格蘭憲章）的會所，共有6所：[48]
在2024年6月6日，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迎來了20年來的首次新會所成立。這個新成立的會所名為St Joseph’s & La Salle，編號為No. 10050；這是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中首個編號超過10000的會所。[48]
除了上述會所外，香港共濟會旗下亦有不同組織及基金：
早期於香港成為共濟會會員華人有何啟及韋寶珊爵士（韋玉），他們均是蘇格蘭分支Lodge St John 及英格蘭分支The University Lodge of Hong Kong 的創會會員[50]。而有數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羅便臣爵士、麥當奴爵士、卜公爵士及威廉·湯馬士·孖沙都是香港共濟會會員。[51]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創辦人之一保羅・遮打爵士於1881-1908 （共28年）為香港暨華南總分會會長(Grand Master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他為Perseverance Lodge 的會員及Victoria Lodge 的前會長。他退下總分會會長後，為紀念他對於香港共濟會的貢獻，香港共濟會便成立了共濟會遮打獎學基金(Charter Masonic Scholarship Fund)，致力為兒童及青少年（不論是否共濟會會員的下一代）提供獎學金。為紀念他，香港共濟會於1932年成立保羅遮打就職會長分會(Paul Chater Lodge of Installed masters)。[51]
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周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於跑馬地香港墳場中，有約142個墳墓上有共濟會的圓規及角尺標記，及墳墓中的死者經核實後均為香港共濟會會員。[52]
希慎集團利銘澤博士於1929年加入香港大學（共濟）分會；並於1961年成為首位華人的香港暨遠東總分會會長，任期至1983年，長達22年。[51] 根據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書裡介紹，姚剛出面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商，香港共濟會在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繼續在香港活動，會議可以仍然沿用英語，當然中國希望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的活動能較為公開。[53]
前立法局會計界功能組別議員黃匡源，曾出任英國共濟聯合總會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最高代表接近30年。
現時香港共濟會會員約有2,000名[23]，來自不同行業（例如：老師、從事生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及退休人士。每年約有3、40個新人加入共濟會。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美生總會也隨之遷往台灣。由於政局因素，1951年曾宣布停會，1954年中國美生總會始在台灣復會，並於1955年10月28日經內政部核准成立。共濟會在台灣非常低調且神秘，但會員之間非常團結。
蔣緯國將軍是中國美生總會最有名的總會長[54]。目前台灣的美生會員約有數百人，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包括士農工商。
到2009年，台灣相繼成立了14個分會，其中有因中國大陸政局因素迫使停會，亦因缺少會員後，在台灣再復會的。台中(明廬)、高雄(恆廬)均有分會，其他均集中在北部；各分會皆以「廬」（英語：lodge）做為會所之稱呼，
大多分會為英文廬。其中，漢廬為全中文廬，唐廬為雙語廬，意即其美生儀禮採用英語，而廬中討論事項為華語。新北市深坑區亦有分會海山廬。申曦廬為法語廬。會員非常低調，鮮少有公開對外的場合；深色西裝搭配白襯衫和領帶或領結，是美生兄弟們集會時的標準穿著。
大約在江戶末期(約1873年)日本實行「開國」政策之後，英國共濟聯合總會引入共濟會到日本。到荷蘭留學的西周和津田真道是最早加入共濟會的日本人。[55]二戰前後，日本政府禁止了共濟會活動，珍珠港事件後會所被關閉。
1945年二戰後，英國共濟聯合總會欲取回日本共濟會控制權但失敗，唯只能取回位於神戶的香港暨遠東地區總分會旗下的Rising Sun Lodge。[56][57] 1950年1月5日，佐藤尚武、植原悅二郎、三島通陽、高橋龍太郎、芝均平等成為首批重建之後的共濟會會員，但處於菲律賓的旭日分會所轄之下。1951年3月29日，日本前首相鳩山一郎加入了共濟會和成為第一等級ENTERED APPRENTICES。1955年3月26日，鳩山一郎被晉升第三等級MASTER MASON。[58]1957年5月1日，東京共濟會總會成立。[59]
美國駐日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作為共濟會會員，多次邀請日本天皇參加共濟會均沒有成功。但皇室成員前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參加了共濟會。
現在日本共濟會總會旗下的會所，共有18所，一些會所會以日語為會議語言：
這些會所主要分布於日本各大城市，包括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福岡、大阪等，以及韓國的一個會所。東京有多個會所集中在東京共濟會中心。[60]
日本共濟會總會
日本共濟會總會的總部於位東京鐵塔旁。基於歷史原因，東京鐵塔的地皮由東京共濟會協會擁有。[61]
東京共濟會大樓由日本共濟會基金會（前稱東京共濟會協會）擁有，不僅是日本共濟會總會總部的所在地，還包括多個附屬組織。該大樓所處的土地原本屬於久松家族(Hisamatsu)這個封建領主，其祖先可追溯到德川家康，即統治日本直至明治維新推行西式民主的德川幕府的創立者。[62]
為了控制日本的封建領主，德川政府實行了「參覲交替」制度，即封建領主每隔一年必須前往江戶（即今東京）為幕府提供名義上的軍事支持。當封建領主在江戶居住時，家人需留在祖籍地，反之亦然。這種制度帶來的家族及經濟負擔有效防止了各大領主家族積累足夠的財富，從而對德川幕府構成軍事或經濟上的威脅。
久松家族作為貴族，擁有的江戶財產廣闊，建築宏偉。然而，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大多數貴族家族的財富逐漸衰退。久松家族的財產被帝國海軍軍官俱樂部(Imperial Navy Officers' Club)購得，該俱樂部在東京鐵塔周邊建造了一座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但保留了大部分精緻的傳統花園。
瑞光社（即海軍軍官俱樂部）在東京戰時轟炸中倖存，戰後一度被作為占領軍的娛樂設施。最終，這片土地被日本政府出售，並由蘇格蘭儀式團體和東京共濟會2號分會一起集資購得，成立了一個非營利基金會——東京共濟會協會（Tokyo Masonic Association, TMA）。
多年來，舊的瑞光社大樓被東京共濟會協會（TMA）及多個非共濟會租戶使用。隨著老舊建築的維護成本變得高昂，TMA 與兩家大公司——清水建設(Shimizu Corporation)和森不動產開發公司(Mori Property Development)達成了一項複雜的協議。瑞光社大樓被拆除，並被兩座辦公樓取代。於1981年，新的東京共濟會中心則被置於該地皮的一角，乍看之下只是一座黑色低調的兩層樓建築。其實，這棟建築的規模是特別。地底內有寬敞的會議室及設備齊全的餐飲設施。這座建築及其內部的現代設計廣受好評，並成為許多共濟會建築研究的範例。[63]
於2023年下旬，東京共濟會中心因維修停用，原於東京共濟會中心開會的會所改往於東京都港區芝公園大樓舉行會議。[64]
1908年建立了第一個會所：漢陽會所，編號1048，源自蘇格蘭總會所。知名會員有李玖和韓國外務部部長林炳稷等。
19世紀末隸屬歐洲約克禮儀的菲律賓共濟會成立。共濟會員領導了菲律賓發動的反西班牙革命。
知名會員有：
黎剎，菲律賓華裔，菲律賓英美系共濟會之父，民族主義思想家、政論家、詩人，19世紀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爭取菲律賓獨立的民族英雄，被菲律賓人尊為立國的國父；
安達斯·波尼斯奧，獨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896—1897任臨時政府的首任主席。
1912年菲律賓共濟會總會正式掛牌成立。菲律賓共濟會的旭日分會曾經管轄著中國、日本、香港、台灣的日本人、華人共濟會。
最初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立於1762年，在殖民地和建國等多個歷史時期起到過一定的作用。1962年蘇加諾時期宣佈為非法組織。日本佔領時期也是關閉狀態。
1907年設立第一個會所，現在有三個會所。[65]
1730年，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加爾各答市中心威廉堡 (印度)設立了第一個會所，編號為72。知名的會員有近代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印度教改革家辨喜、印度最大的政治家家族尼赫魯-甘地家族元老莫逖拉爾·尼赫魯、總統法赫魯丁·阿里·艾哈邁德、印度獨立後唯一的印度人總督查克拉瓦爾蒂·拉賈戈巴拉查理等。 現有370個會所和15000名會員。
建立於英帝國統治時期，1972年和1983年兩次被驅逐。
最初由英國人19世紀設立，現有十來個會所。
1721年設立第一個會所，1748年被馬哈茂德一世禁止，之後緩慢復甦，1826年隨著蘇菲教派的貝克塔什派分支Bektashis的垮台而被驅逐。
1909年大東方分會建立，1935到1948年之間被抑制。1964年發生內部分裂。知名會員有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國父、第一任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
建立於1953年, 現有53個會所和2000會員。
對共濟會的反對，主要來自於以下三方面：宗教，政治和社會。
根據章程，共濟會對所有宗教的成員開放。然而，它從一開始就和很多宗教組織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啟蒙運動之後的50年裡，共濟會從英國迅速擴散到歐美，並建立了可以和天主教會相匹敵的巨大組織，對天主教構成了強大的威脅，令教廷十分恐懼。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基督徒加入共濟會，違反者將被教會開除。在18世紀後半葉教廷一直致力於打壓共濟會，這可能與義大利大東方共濟會積極推動義大利民族統一戰爭有關，革命領導人加里波第即為共濟會員。至今雙方的關係仍不怎麼樣，但一般來說，梵二會議之後天主教會的現代主義成員對於共濟會的態度比較友好。
本篤十四世給出了反對共濟會的六個原因：
1917年，教會法典明確規定，共濟會員將被自動逐出教會。
1983年11月26日，在新版《天主教法典》頒布後，聖座教義部發表了一份關於共濟會的聲明。由於1983年法典取代了1917年的舊版法典，但未像舊法典那樣明確譴責共濟會，也未對參加共濟會的天主教徒施以絕罰。因此，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批准了這份聲明，由時任教義部部長拉青格樞機簽署，重申參加共濟會的天主教徒「處於重罪狀態」，從而禁止天主教徒加入一切形式的共濟會。[66]
2002年7月6日，菲律賓天主教主教團在85屆全體會議上發佈聯合聲明，聲明強調基督教與共濟會原則不相容，並呼籲天主教共濟會成員與神父或主教尋求靈性指導；重申教會法對於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的制裁措施：[67]
2007年3月2日，梵蒂岡重申反對共濟會：「共濟會和天主教會的成員是不相容的」，並強調「天主教會一直批評共濟會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學說與聖經不兼容」。
2023年11月，教宗方濟各批准下，聖座教義部通過部長費爾南德斯樞機的文件重申天主教徒被禁止參加共濟會；在該文件中，還提及1983年聖座教義部發表的聲明，強調天主教徒參加共濟會屬於重罪。[68] 這份文件是針對菲律賓杜馬蓋地教區主教科爾特斯對於梵蒂岡的提問，因為菲律賓地區的共濟會成員數量激增，科爾特斯主教尋求教會的指導。聖座教義部強調，各位主教需協調一致策略，並採取兩種方法應對：
許多的基督教新教教會也反對共濟會，原因是共濟會接納多神教思想、認可因做功德而「稱義」疏離神等作法嚴重違反教義。但新教主要派別之一的聖公會則與共濟會關係一直比較良好，比如曾經擔任第9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全球英國聖公會的領導傑弗里·費舍爾（Geoffrey Fisher,1887-1972）就加入了英格蘭共濟會[69]，而英國共濟會會員中，聖公會信徒也不少。
1860年，循理會表示反對共濟會和他社會成員的秘密運作，如今還繼續禁止其成員加入共濟會。浸信會最大的協會分支美南浸信會，最近也表示共濟會不符合他們的信念。
NAMB護教學組織即詳列比較表[70]指出該會所為與聖經所示諸多警戒相違例如：
共濟會大量採用了古埃及、蘇美、英國、古印度等地的各種信仰符號，比如共濟會的上帝之眼符號起源於蘇美人，基督教則視之為異端邪靈、魔鬼撒旦的眼睛[76]；這也是共濟會與基督教信仰發生衝突的一個原因。不過在中世紀晚期歐洲興建的許多大教堂里，也同樣有三角形框內獨眼放射光芒的裝飾圖案，是表示教義的三位一體概念。
埃及社會事務部頒布決議，於1975年4月18日取締了埃及共濟會。1978年7月埃及開羅的伊斯蘭大學學院正式發布了禁止穆斯林加入共濟會的命令。然而，許多穆斯林傳統的國家如摩洛哥、土耳其和阿爾及利亞還沒有在各自的法律中納入這個教令。
共濟會在歷史和現在一直受到眾多政黨和政治組織的反對。共濟會名義上要求會員效忠所在國家的政權，不過歷史上，奉行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是最早對其發展進行阻撓，後來共濟會也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沙皇俄國、蘇聯、德、日本、義大利、被禁止[77]，現代在絕大多數的穆斯林國家和一些非洲國家依然禁止其存在。
在一些君主制國家，共濟會因政治原因被禁止。例如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西班牙。
共產主義者認為共濟會是資產階級的陰謀組織，一直對其持譴責態度。
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因此本質上，共濟會（不接受無神論者為會員）及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是不相容。
托洛茨基認為：「共濟會是法國共產主義身體上的一個惡性腫瘤，必須用熱鐵燙掉」。托洛茨基並且要求共產黨成員脫離共濟會：「隱瞞共濟會成員身份的人將被視為滲透特務」。
馬克思在其現存的著作里也多達22次譴責了美生會。[來源請求]
列·謝·科洛索夫的著作《克格勃特工記者札記》第六章：《共濟會分會內幕》裡記載了共產國際禁止其成員加入共濟會：1920年7月29日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上提交了下面的建議：「加入第三國際的黨派應從自己的隊伍中開除與小資產階級組織法蘭西『共濟會』有關係的成員。這意味著加入第三國際的同志特別是在西方，沒有權利再加入『共濟會』。建議提交者——塞拉吉同志。」
格奧爾金·季米特洛夫本人也警告過「共濟會」的危險性，他在1935年至1943年期間一直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他在1943年發表的一篇名為《「共濟會」——國際的危害》一文中寫道：「民眾常常感到不可理解，為什麼一些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毫無理由地完全改變自己的立場……或者只是口是心非，說的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他們都是以各個『共濟會』分會成員的身份這麼做，問題自然就變得簡單了。作為『共濟會』的分會會員，這些活動家常常得到相應分會的授意和指令。他們遵守自己分會的紀律，同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全國隸屬於海外各國共濟會會的各地分會在1962年之前，大多因會員會議人數不足或難而招收新會員而陸續關閉或遷離到香港，此後國內對於民間結社的管控也比較嚴格，一直沒有能夠於中國境內正式復會。根據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書裡介紹，姚剛出面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商，香港共濟會在一國兩制下並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繼續在香港活動，會議可以仍然沿用英語，當然中國希望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的活動能較為公開。[53]
而古巴的共濟會則一直存在並得到發展。
1935年8月17日，德國共濟會被納粹解散，原因是認為其是猶太人和金融家高利貸食利者的組織。
現在保存下來的帝國安全辦公室（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記錄顯示了共濟會在納粹德國時期受到了殘酷迫害。[77]一般認為，大約有80,000到200,000共濟會會員被納粹政權殺害。共濟會的集中營囚犯被評定為政治犯，戴著一個倒置的紅色三角形以識別身份。[78]
藍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總會所採用作為德國不萊梅市共濟會年度會議的會徽。生產勿忘我會徽的工廠在1938年被納粹黨選為募捐機構。這個巧合，使共濟會會員有機會將勿忘我徽章作為相互識別的秘密標記。[79][80][81]即便在納粹時代受到了殘酷迫害，但共濟會會員們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營里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這樣的會所。[82]在二戰結束後，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為德國總會所年度大會的會徽。[83]今天，佩戴勿忘我徽章已經是世界範圍內共濟會紀念歷史上共濟會會員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那些死於納粹時代的共濟會會員。[83][84]
也有少數研究者認為：希特勒是歐洲共濟會的一員，而二戰也正是共濟會高層示意希特勒進行的，以獲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權，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後歐洲共濟會與美洲共濟會的階級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為共濟會戰爭的犧牲品，不過該觀點與其他陰謀論一樣都缺乏實際依據。
在一些國家，對共濟會的信仰被認為影響了政教分離原則。一個例子是比利時和法國的有關法律條款。
由於共濟會在英國、美國（反共濟會黨）、肯亞共濟會邪教、和義大利（P2分會）等國的黑社會性質醜聞的存在，所以社會上有比較廣泛的批評反對意見。其中義大利P2分會的謀殺案死者也被指稱與羅馬教庭往來密切的銀行大筆金額匯出國外有關[85]，約翰·甘迺迪被刺殺之前曾公開反對共濟會的言論亦被世人懷疑與共濟會組織有關。
18世紀晚期[86]，因為美生會的儀式和象徵充滿了西方秘契主義元素，開始被外界指控惡魔崇拜、信奉撒旦教、秘密實行撒旦主義[86]。
蘇格蘭物理學家約翰·羅比遜在19世紀指控共濟會，稱他們為了秘密掌控世界，執行顛覆宗教和政府的陰謀。他的理論跨過了大西洋，讓美國本土爆發了反美生會運動[86]。
1890年代，法國作家尼歐·塔克希爾發表一系列書籍（如《共濟會的秘密》）譴責共濟會，他們奉行，撒旦主義、崇拜路西法，將它視為至高無上、宇宙的偉大的建築師[87]。他的說法受到許多陰謀論者附議，並對隨後的反共濟會主張有巨大的影響[88]。
英國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內斯塔·海倫·韋伯斯特認為，有一個古老神秘的陰謀由諾斯底教派構思，並交給他們所謂的秘法家繼承人（例如卡巴拉、卡特里派、聖殿騎士、赫密士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共濟會）最終由光明會傳承。這個一脈相承的古老體系試圖顛覆西方世界的猶太 - 基督教傳統基礎，並透過一個世界性的宗教來實施「新世界秩序」，讓人類以帝王崇拜意識信奉敵基督[89]。
1903年，俄羅斯帝國出現一本反猶太主題書籍《錫安長老會紀要》，其內容為描述所謂「猶太人征服世界」、猶太 — 共濟會陰謀的具體計劃[90]。文本內是猶太人領袖團體「錫安長老會」的秘密會議記錄，表示猶太人領袖們已經加入共濟會，並正在策劃代表所有猶太人統治世界，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是神選之人[91]。《錫安長老會紀要》顯示該會議的結論是：「必須透過共濟會和光明會實行決議，在任何層面上都不得與這兩個秘密組織剝離，以免人類發現猶太人的核心」[86]。《錫安長老會紀要》成為20世紀許多反猶太和反共濟會的陰謀論文學依據，包括一些「新世界秩序」理論，並在某些當代陰謀文學中重覆被引用[89]。
許多陰謀論者[誰？]主張，有一些美國開國元勛，如喬治·華盛頓和班傑明·富蘭克林都是共濟會成員。例如華盛頓麾下的74名將領中有33名共濟會成員，《美國獨立宣言》的56名簽訂者中有9名共濟會成員，三分之一的美國憲法簽署者也都是共濟會會員。他們還將共濟會的神聖幾何設計滲透到美國社會，並暗示「共濟會員是新世界秩序的建築師」。特別是在美國國徽、一美元紙幣、華盛頓紀念碑、美國國會大廈、白宮、國家廣場、五角大廈的設計、華盛頓特區的街道和高速公路、以及遍布城市內的秘密基石，作為總體計劃的一部分，創建第一個「共濟會政府」作為「新世界秩序」的典範[89]。
1793年9月18日，喬治·華盛頓穿戴全套的共濟會徽章、禮袍，為美國國會大廈主持奠基儀式。他將一隻銀泥刀（代表著共濟會「石匠」的身份）插入地基，再於地基的頂端做上銀色標記，以共濟會儀式安放奠基石。一美元紙幣和國徽上也有共濟會的重要符號「全視之眼」，以及多處的數字十三。時至今日，44位美國總統中有14位是共濟會成員。根據1959年的資料，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十一席閣員中有6位、九席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5位、四十九席州長中有29位，以及半數以上國會議員都是美國不同地區的共濟會成員。因此，美國人想像中的政治陰謀主角經常都是共濟會[89]。
一些神秘主義者[誰？]認為，歐洲和美國的隱秘領導人在17世紀後期執行了原始的撒旦計劃，建立美國為第三羅馬帝國，一個新的亞特蘭提斯、新的共濟會國家，即「新世界秩序」。他們非常聰明的隱藏了這個計劃，透過在新國家的象徵符號內隱藏撒旦的數字，只有少數學者知道它真正的意義[92]。
共濟會反駁了這些陰謀論的指控，他們表示該組織的目的是促進理性主義，使用的隱秘符號本身沒有神力，也不是共濟會原則的一部分，不論什麼符號都無法鞏固或控制權力[93]。此外，也沒有公開訊息確認負責國徽設計的是共濟會成員[93][94]。
陰謀論者[誰？]則斷言共濟會在美國國徽的設計上有關鍵性影響，因為在設計如此重要意義的國家象徵物時，不可能是在無意中用上這些元素，唯一的理由就是設計者本身非常熟悉這些符號[95]。事實上，自18世紀晚期至今，所有共濟會的聚集場所和建築物外，全都看到的「全視之眼」和沒有頂石的未完成金字塔符號，因此美國國徽的設計者應該本來就理解這些深奧符號的意義[96]。此外，自1782年開始啟用的美國國徽、1935年開始啟用的一美元紙幣背面，都寫上了拉丁語「Annuit cœptis」和「Novus Ordo Seclorum」，意思是「上帝贊佑吾人基業」和「時代新秩序」[97]。這兩句話都暗示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且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開始。它常常被陰謀論的理論家解釋為「新世界秩序」的公開暗示[98]。
美國企業家帕特·羅伯遜在1991年寫了暢銷書《新世界秩序》，他在第177頁寫道：「世界上存在一個陰謀，它是透過共濟會、秘密的光明會、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和猶太銀行家組織而成的菁英集團策畫執行的。」[99]。
加拿大陰謀理論家威廉·卡爾表示，美國民間和基督教右派的鼓動者越來越相信共濟會、光明會和猶太人正在謀劃全球性的陰謀[86]。陰謀論者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族控制著世界的貨幣供應。並與共濟會、光明會、「新世界秩序」和其他黑心的貨幣團體有深厚淵源。該家族也被認為是扮演世界政府的主要領袖之一，並被指責為個人利益發動戰爭、資助大屠殺和暗殺美國總統甘迺迪等,共濟會是邪惡魔教.[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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