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小說（西班牙語：novela del dictador）是拉丁美洲文學的一種文類，以典型的高地酋獨裁者為主題，具有警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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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小說啟發自19世紀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的作品《法昆多》（批判阿根廷獨裁者羅薩斯的報導文學），在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中達到頂峰。薩米恩托確立了這類型小說的目標，既不是分析特定獨裁者的統治，也不是歷史考究，而是探討權威人物普遍的抽象性質[1]。Raymond L. Williams將此文類定義為從歷史紀錄創造虛構獨裁者，使作者可以用具體的獨裁者形象解釋暴權普遍性質的小說[2]。
獨裁者小說的故事通常有歷史原型，政治主題強烈，反思權威主義的普遍性質。一些小說中雖然出現真實存在的獨裁者，但會有大量虛構情節，且不會在書中分析經濟和政治，例如奧古斯托·羅阿·巴斯托斯的《Yo, el Supremo》（巴拉圭的弗朗西亞）、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山羊的盛宴》（多米尼加的特魯希略）。某一些小說中的獨裁者為虛構人物，如阿萊霍·卡彭蒂爾《Reasons of State》中的獨裁者形象由好幾名歷史人物複合而成。
獨裁者小說對拉丁美洲文學影響非常大，因為許多此類小說的作者拋棄了傳統線性敘事，而採用模糊讀者與角色視角的新穎敘事風格。
文學語境
拉丁美洲文學書寫威權政治的傳統可追溯至16世紀的墨西哥史學家卡斯蒂略與哥馬拉[3]。19世紀拉丁美洲已經有批判政治權力的著作[4]，如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的《法昆多》。
獨裁者小說與1960至1970年的文學爆炸運動密不可分。Gerald Martin認為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El señor Presidente,1946）是第一部真正的獨裁者小說[5]，但直到文學爆炸才開始蓬勃發展。許多著名的獨裁者小說如《Yo, el Supremo》、《獨裁者的秋天》、《El recurso del método》在文學爆炸末期（1970年代）出版，Raymond L. Williams認為人們此後才普遍以「獨裁者小說」指稱探討軍事獨裁的作品[6]，Sharon Keefe Ugalde認為這同時也是在風格產生重大革新的年代：小說打破傳統敘事角度，甚至從獨裁者的角度講述整個故事；作家也在書中探討「語言」的力量，以小說情節隱喻「暴權生自語言，也敗於語言」，例如《El Gran Burundún Burundá ha muerto》中獨裁者下令禁止了所有形式的語言[7]。Gerald Martin認為獨裁者小說《Yo, el Supremo》代表了文學爆炸的結束[5]。
主題與風格
獨裁者小說結合了現代和後現代的敘事策略[8]。阿萊霍·卡彭鐵爾是獨裁者小說作家之一，開創了後來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的先河[9]，但不是所有獨裁者小說都一定會採用這種書寫風格。
獨裁者小說的重要主題是權力[9]。除了獨裁者掌握的巨大權力，作家們用以發聲、譴責獨裁者的工具——寫作—語言也具有同等強大的力量。例如，巴斯托斯的《Yo, el Supremo》中，小說主題圍繞解構各種形式的話語權。
貫穿拉丁美洲獨裁者小說的另一個主題，是本地獨裁者和美帝國主義的相互依存，在文學爆炸時期被頻繁討論[10]。例如，在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山羊的盛宴》 (The Feast of the Goat) 中，特魯希略在失去中情局的支持後不久就面臨嚴重反對，此前因其反共傾向被關押超過32年[10]。
性別也是獨裁者小說的重要主題。拉丁美洲的國家肖像經常強調健康、快樂、多產和愛國的女性的重要性，但許多名著諷刺政府的言行不一——經常將積極的公民預設成男性。男子氣概的探討在獨裁者小說中經久不衰，某些時候反映現實社會的性別暴力與厭女現象。
歷史語境
自獨立以來，拉丁美洲國家一直受到專制政權的控制，依舊擺脫不了殖民的陰影——其中一個群體統治另一個群體。殖民歷史也造成了種族衝突，以強勢的政府權威壓制它卻使得暴君藉機誕生。為了獲得無限權力，獨裁者經常修改憲法，廢除阻止他們連任的法律[11]。典型的獨裁者形象為男性，具有軍國主義色彩，幾乎擁有絕對的個人權力[1]，強硬策略包括放逐或監禁反對派，打擊新聞自由，建立由強大軍事力量支持的中央政府，並完全控制自由思想[11] [12]。儘管有許多負面批評，部分獨裁者依舊對國家有正面貢獻，特別是在大蕭條期間，拉丁美洲激進主義政府抓準了時機，使進口替代工業化更成功——國際貿易崩潰意味著本地製造商可以填補出口消失而留下的市場空白[13]。
二十世紀美國對拉美政治的干預也成為獨裁者小說的主題。本地獨裁者在利於自己的情況下接受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支持，但也轉而通過反美、愛國運動取得人民的支持。
1967年，在與阿萊霍·卡彭鐵爾、胡利奧·科塔薩爾和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Miguel Otero Silva）會面期間，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發起了一個計畫，由一系列描繪拉丁美洲獨裁者的傳記組成，計畫名稱為「國父」（Los Padres de la Patria）[10]。原定由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負責曼努埃爾·奧德里亞，豪爾赫·愛德華（Jorge Edwards）負責巴爾馬塞達·費爾南德斯，何塞·多諾索負責馬里亞諾·梅爾加雷霍，胡利奧·科塔薩爾負責伊娃·裴隆[14]。該計畫沒有完成，但它激發了拉丁美洲文學爆炸時期的一系列小說，如卡彭鐵爾、羅阿·巴斯托斯、馬奎斯和巴爾加斯·略薩[15]。
流派與演變
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法昆多》和荷西·馬摩爾（José Marmol）《Amalia》均出版於19世紀，都是20世紀獨裁者小說的先驅。《法昆多》是一部社會學論文[16]，但作者又藉由批評18世紀的獨裁者胡安·法昆多·基羅加（Juan Facundo Quiroga）來諷刺當時的阿根廷領導人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是第一次有人在著作中質疑獨裁者為何能夠掌握龐大權力[16]。同時，作者又廣泛的調查阿根廷的歷史與文化，其探討主題之廣使之至今仍被視為拉美文學的奠基者之一[17]。薩米恩托自敘「在小說文本中，小說家通過無所不知的聲音取代了上帝」[1]，從而使寫作與力量（話語權）產生了關聯，後世的獨裁者小說襲承了這個精神。
《Amalia》以後殖民時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背景，由兩部分組成，是作者本人的半自傳，講述羅薩斯統治下的生活，也試圖將獨裁問題視為一種結構問題[2]。
二十世紀初，西班牙作家拉蒙·德爾瓦萊-因克蘭的文學批評《Tirano Banderas》 (1926) 對那些以批判權力結構和現狀為目標的作家產生了關鍵影響。
- 《總統先生》（El señor Presidente，1946）是瓜地馬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外交官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於1946年創作的小說。小說探討了獨裁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是公開譴責拉丁美洲獨裁者的政治小說[18]。雖然小說沒有明確指出其背景，但主角的原型來自1898-1920年該國的總統曼努埃爾·何塞·埃斯特拉達·卡夫雷拉[18]。通過時空設定的曖昧不清，《總統》代表了與以往敘事的決裂。在此之前，人們一直根據政治小說的寫實程度來評斷其優劣[19]。阿斯圖里亞斯對夢境意象、擬聲詞、明喻和重複的獨特使用，加上風格和觀點的突然變化所組成的不連續結構，源於超現實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影響[20]。此外，它前衛地使用了一種後來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技巧[21]。《總統先生》後續影響了一個世代的拉丁美洲作家，成為早期的"新小說"和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先驅[21]。
- 豪爾赫·薩拉米亞·波達（Jorge Zalamea）的《偉大的布隆敦布隆達已死》（El gran Burundún Burundá ha Muerto，1951）描述了虛構獨裁者「Burundún」的崛起、執政與葬禮[22]。然而在葬禮中，獨裁者的屍體不知何故被一隻巨大的鸚鵡取而代之，與大量的文件糾纏包裹在一起[7]。Keefe Ugalde認為《Burundún Burundá》在獨裁者小說的演變過程中佔據了重要的中間點[23]。
- 安立奎·拉弗卡德（Enrique Lafourcade）的 《阿哈布國王的盛宴》（La Fiesta del rey Acab，1959）描繪了虛構的獨裁者César Alejandro Carrillo Acab，並以有力而尖銳的諷刺針對特魯希略和其他類似的政權。
- 阿萊霍·卡彭鐵爾《國家的理由》（El recurso del método，1974）的主角綜合了幾位真實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古巴獨裁者格拉多·馬查多。[24] 這個虛構的人物為了追求精緻，在歐洲度過了他的半生[24]，可聯想到薩米恩托著作中「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法」。這部小說本質上是悲喜劇，是卡彭鐵爾唯一一部結合了悲劇和喜劇元素的小說[24]。
- 奧古斯托·羅阿·巴斯托斯的《我，至高無上》（Yo, el Supremo，1974）在關於19世紀巴拉圭獨裁者何塞·加斯帕爾·羅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亞的真實紀錄中參雜虛構故事[25]，其書名「至尊」（El Supremo）源於史實弗朗西亞的自稱。小說利用非傳統的寫作手法，由各具特色的不同話語構成，而且它們之間的界限往往很模糊[26]。
- 加布列·加西亞·馬奎斯的《族長的秋天》（1975）詳細描述200多歲的虛構獨裁者El Macho的生活[10]。本書分為六個部分，每個部分都重述擁有無限權力的典型加勒比暴君的同一個故事。虛構的獨裁者源於數名現實生活中的獨裁者，包括哥倫比亞的皮尼利亞、西班牙的佛朗哥和委內瑞拉的戈麥斯。小說的關鍵人物之一是致力於服務獨裁者的印第安將軍Saturno Santos[27]。作者在小說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矛盾：「拉丁美洲的『族長』（指獨裁者）們把他們最親密的支持歸功於他們長期以來的受害者；如果沒有印第安人，美洲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28]。作者的祖國哥倫比亞不承認該國的印第安人口，因此他更謹慎的說明印第安人對拉丁美洲的重要性[28]。
- 露易莎·華倫蘇埃拉的《蜥蜴尾巴》（Cola de lagartija，1983）書名來自一種酷刑名稱[5]，設定在胡安·裴隆於1973年返回阿根廷後的時期，當時阿根廷總統深受荷西·羅培茲·雷加（José López Rega）的影響。這部小說專門探討了在軍事壓迫政權下男女關係的性質。
- 托馬斯·埃洛伊·馬丁尼茲（Tomás Eloy Martínez）的《裴隆的小說》（La Novela de Perón，1985）混合使用了歷史事實、虛構和文獻，重述了阿根廷總統胡安·多明戈·裴隆的生平故事[6]。作者構建了這位史實人物一個更私人的形象，而不是準確符合歷史的。這種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裴隆的早年經歷和教養，以將他晚年行為的動機理論化，可以與薩米恩托對法昆多的類似分析方式聯繫起來[5]。
討論政治但不以獨裁者的統治為中心的拉丁美洲小說被非正式地歸類為「半獨裁者小說」[30]。例如胡利奧·科塔扎爾的《Libro de Manuel》（1973）是一部關於城市游擊隊及革命的後現代小說，它要求讀者審視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如語言、性和「解釋的方式」（the modes of interpretation）[30]。《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1994），朱莉婭·阿爾瓦雷斯（Julia Álvarez）講述了史實人物米拉巴爾（Mirabal）姐妹的故事，她們是反對特魯希略政權的異議人士[31]。這部小說試圖闡明官方對米拉巴爾姐妹死亡的模糊紀錄，不是為了確定她們發生了什麼，而是確定她們如何影響國家的政治[31]。在仿日記〈Intimate Diary of Solitude〉（詩集《Empire of Dreams》的章節，1994）中，主角射殺了文學爆炸的敘述者反抗他對虛構敘事的獨裁控制。羅伯托·博拉尼奧的《遙遠之星》（1996）的故事始於1973年9月11日，當時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對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發動了政變[32]。作家兼文學教授雷蒙德·萊斯利·威廉士（Raymond Leslie Williams）將上述小說描述為半獨裁小說，屬於政治小說，但其主題不同於獨裁小說，脫離了「故事的權力結構」（the politics of the stories）[30]。
遺緒
雖然很難確定19世紀獨裁者小說的確切起源，但它的影響了整個拉丁美洲文學。大部分小說創作於20世紀中葉，各有獨特的文風，運用「新小說」的手法，摒棄傳統文學現實主義的形式結構， [4]認為「現實很容易觀察」的假設是一個敘述缺陷[33]。作為一種體裁，獨裁小說重新定義了「小說」的文學概念，以迫使讀者審視政治和社會習俗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故事在地域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傾向探討普世性質，因此會進行解構——扭曲客觀的時間線、拆解現實以分析，這種書寫習慣使讀者得以積極的主動解讀文本[33]。除了敘事實質外，小說家還重新定義了作者、敘述者、人物、情節、故事和讀者的正式文學類別，以檢驗「作者」與「權威」之間的詞源聯繫，其中小說家的形象（作者）對故事的講述變得非常重要。在獨裁者小說中，作家們質疑小說家掌握話語特權的傳統敘事角色等同於扮演了獨裁者的角色[34]。
參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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