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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加斯帕爾·羅德里奎茲·德·法蘭西亞-維拉斯科（西班牙語：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 y Velasco，1766年1月6日—1840年9月20日），巴拉圭政治人物，1811年推動巴拉圭脫離西班牙殖民帝國獨立，並在獨立後逐步剷除異己，自任巴拉圭領袖、獨裁者及元首，直到1840年逝世。他的官方頭銜是「巴拉圭的最高和永久獨裁者」，但巴拉圭民眾普遍稱他為「巴拉圭最高領袖」。他被認為是主張巴拉圭從拉布拉他聯合省和從巴西帝國完全獨立的主要理論家和政治領袖[1]。
| 荷西·加斯帕爾·羅德里格斯·德·法蘭西亞-維拉斯科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 y Velasco | |
|---|---|
 | |
| 巴拉圭最高獨裁者 | |
| 任期 1814年6月12日—1840年9月20日 | |
| 前任 | 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 |
| 繼任 | 曼努埃爾·安東尼奧·奧爾蒂斯 |
| 巴拉圭共和國執政官 | |
| 任期 1813年10月12日—1814年2月12日 | |
| 前任 | 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 |
| 繼任 | 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766年1月6日 巴拉圭亞瓜龍 |
| 逝世 | 1840年9月20日（74歲） 巴拉圭亞松森 |
| 母校 | 國立科爾多瓦大學 |
| 簽名 |  |
法蘭西亞的出生地位於今天巴拉圭亞瓜龍，其父是一名來自聖保羅的軍官，後成為菸草種植園主，母親是巴拉圭人，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後裔。
法蘭西亞曾就讀於位於亞松森的聖法蘭西斯科修道院學校，雖然該校最初是為了培訓天主教神職人員而設立的，但是他最終並沒有成為天主教神職人員。1785年4月13日，經過4年的學習，他成為國立哥多華大學蒙特塞拉特學院的神學博士和哲學碩士。[2]:21
儘管有人認為他的父親是一位黑白混血兒，但他還是於1790年在亞松森的聖卡洛斯神學院獲得了令人垂涎的神學教授職位。不過由於他的觀點非常激進，因此這使得他很難繼續他的神學教師生涯。於是他很快就放棄了神學而去學習法律，最後他成了一名律師，並學會了五種語言，分別為瓜拉尼語、西班牙語、法語、拉丁語和英語。
在他的學習期間，他受到了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對此法蘭西亞對西班牙強加給巴拉圭的階級制度感到深惡。作為一名律師，他很有正義感，他會為一些貧窮的人辯護，使他們有能力和富人對簿公堂。作為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信徒及伏爾泰、尚-雅克·盧梭和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忠實讀者，法蘭西亞擁有亞松森最大的圖書館。由於他對天文學很感興趣，再加上他對法語和其他在亞松森被認為是神秘的學科的知識，使一些迷信的巴拉圭人認為他是一個有預測未來能力的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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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早就表現出對政治的興趣。他於1807年成為殖民地參事會的一名成員，後於1808年成為財政官員，並且在1809年8月艱難地成為了亞松森參事會的首腦，這是他作為一名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所能獲得的最高職位。[3]雖然早在1798年，他曾嘗試過爭取這個職位，但是由於其卑微的出身而以失敗告終。[2]:22參事會的其他重要成員還包括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佩德羅·胡安·卡瓦列羅、曼努埃爾·阿塔納西奧· 卡瓦納斯和最後一位殖民地總督貝爾納多·德·貝拉斯科。
五月革命後，總督維拉斯科於1810年7月24日召開了省議會。會上法蘭西亞的言行震驚了其他成員，因為他否認了西班牙國王的必要性。當巴拉圭在1811年5月15日宣布獨立時，他被任命為三人執政集團的秘書，並在1811年6月17日的國會會議上被列入五人執政集團。8月1日，他因為軍隊對國會的控制而辭職。他退隱到農村，在那裡散布謠言說這個國家將被無能的政府出賣。他是這個國家為數不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之一，所以最後很快就成為了這個國家真正的領袖。當時的巴拉圭只有一個人有博士學位，這個人是胡安·博加林，他也是五名軍政府成員之一。
1811年10月，他同意重返軍政府，但條件是博加林必須下台。他後來於12月15日再次辭職，直到1812年11月16日才回來，然後負責外交政策和管理一半軍隊。
巴拉圭人經常簡單地稱他為「法蘭西亞博士」或卡拉伊·瓜蘇（Karai Guasu，瓜拉尼語中的「大領主」或「大老爺」之意）。與此同時，一些印第安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力量。當一些人看到他用經緯儀測量星星時，這些人認為他是在和夜魔說話。[4]法蘭西亞後來用這種方法來整頓亞松森的街道。
1813年10月1日，國會任命法蘭西亞和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擔任一年的副執政官，法蘭西亞擔任第一個和第三個季度的任期，每個人控制一半的軍隊。1813年10月12日，巴拉圭宣布脫離西班牙帝國獨立。
1814年3月，法蘭西亞禁止西班牙人之間結婚，他們必須與印第安人、黑人或黑白混血兒結婚。[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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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10月1日，國會任命他為全權執政官，任期三年。他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以至於1816年6月1日，另一屆國會投票決定尚他終身掌握國家的絕對控制權。在接下來的24年裡，他僅在另外3個人的幫助下治理國家。根據歷史學家理察·艾倫·懷特的說法，這幾次代表大會在當時實際上是非常進步的，所有23歲以上的男性都具有投票權。從1817年起，他開始任命議會成員，但後來又在1825年決定關閉議會。
拉丁美洲學者安東尼奧·德拉科瓦總結了法蘭西亞的統治:
「在他身上我們發現了些奇怪的組合：能力和任性、遠見卓識和魯莽的迷戀以及追求崇高理想的艱辛努力和公然違反最簡單的正義原則。他切斷了巴拉圭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停止了對外貿易，但是他精心發展了巴拉圭國內的工業和農業。法蘭西亞博士樂於招待來自其他國家的陌生人，並把他們囚禁了多年。他過著共和主義者式的簡樸生活，但是對於他哪怕是最輕微的不尊重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似乎變得越來越專橫跋扈。他深受法國大革命原則的影響，是教會的堅定敵手。他廢除了宗教裁判所，取締了神學院，取消了什一稅，並對教士進行無休止的侮辱。他使貴族處於從屬地位，並通過訓誡和榜樣來勸阻婚姻，卻留下了一些私生子。由於他晚年的揮霍無度，人們普遍認為他精神錯亂了。」[5]
弗蘭西亞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以盧梭的社會契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6]他的思想也受到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的啟發。為了建立這樣一個烏托邦，他對巴拉圭實行無情的孤立，禁止一切對外貿易，不過與此同時他也發展了本國的民族工業。
法蘭西亞經常被歸類為後殖民時代的獨裁者之一，但他卻背離了大多數同時代人的專制傾向。相反，他試圖按照下層階級和其他邊緣群體的願望重新組織巴拉圭。他極大地限制了教會的權力，也限制了土地上的精英階層的權力，而傾向於尚農民在國有土地上謀生。雖然一些學者批評他完全反對教會，但他只是試圖削弱教會無所不包的政治控制。他實際上建造了新教堂，並利用國家資金支持宗教節日。法蘭西亞政府還接管了通常由教會監督的服務（如孤兒院、醫院和無家可歸者護理），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它們。事實上，除了少數統治階級外，法蘭西亞和他的政策受到大多數巴拉圭人的歡迎，他在外交事務上的中立態度在動亂時期維持了和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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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2月，法蘭西亞的政治警察「毛腳」發現並迅速粉碎了由精英和許多獨立運動領袖對他的暗殺計劃。唯一逍遙法外的密謀者胡安·博加林最後向神父承認了這一陰謀。這件事情尚法蘭西亞逮捕了近200名巴拉圭知名人士，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都遭到了處決。1821年6月9日，兩名奴隸和神父發現了一封信件，上面詳細的寫著如何推翻法蘭西亞。這件事情導致法蘭西亞逮捕了300名西班牙人，並強迫他們站在廣場上讀這封信。18個月後，他們被罰款15萬比索（相比之下，1820年巴拉圭全國的預算是164723比索）之後才被釋放。[8]主謀者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和佩德羅·卡瓦列羅被逮捕並被判處終身監禁。卡瓦列羅最終於1821年7月13日自殺，四天後耶格羅斯被處決[9]。
法蘭西亞宣布所有反對派都為非法組織，並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隊。他的地下監獄被稱為「真相之屋」，巴拉圭的大多數製造業都是由監獄的囚犯充當勞動力的。雖然法蘭西亞廢除了鞭刑，但是他執行死刑的手段非常殘忍，他要求所有的死刑都要在他窗外一棵橘子樹下的凳子上執行。為了節約子彈，他決定使用刀子去刺殺受刑者，並且家屬在一天之後才能收屍，以確保這些死刑犯已經死亡。[10]
許多囚犯也被流放到距其他定居點70英里（110公里）遠的特維戈集中營[11]，這個地方東邊是無邊無際的沼澤，[12]西邊是格蘭查科沙漠。他死後，巴拉圭監獄裡有606名在押囚犯，主要是外國人。[13]:116
1821年，法蘭西亞下令逮捕法國著名植物學家和探險家埃梅·邦普蘭。當時邦普蘭在巴拉那河岸邊經營一個私人農場，種植和販售巴拉圭冬青。後來由於邦普蘭擅長醫學，法蘭西亞給了他寬大處理，允許他住在一座房子裡，並要求他為當地駐軍提供醫療服務，直到1831年他才重獲自由[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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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亞認為，拉丁美洲各國應該在國家平等和聯合防禦的基本原則上建立一個聯盟。[16]他建立了一支規模雖小但裝備精良的軍隊，裝備主要來自於沒收的耶穌會軍火庫。軍隊的規模會因外部威脅的大小而變化，例如在1824年軍隊有超過5500人，但在1834年只有649人。[17]法蘭西亞故意誤導外國人，使他們以為巴拉圭軍隊有5000多人，但實際上絕大部分時候不超過2000人，不過他還維持著一支15000人的後備軍。巴拉圭製造的第一艘軍艦在1815年下水，到19世紀20年代中期，巴拉圭擁有由100艘獨木舟、單桅帆船和平底船組成的海軍。該國軍人地位崇高，普通民眾遇到士兵時必須脫帽致敬，許多買不起帽子的印第安人甚至因此專門佩戴一個帽沿。現金只能用來交換武器和彈藥，1832年，從巴西進口了2000支毛瑟槍和軍刀。
雖然沒有戰爭，但與阿根廷在坎德拉里亞這個地方存在領土爭端。雖然法蘭西亞最初在1815年對此地置之不理，但是他在1821年時於邊境上建了一個堡壘，第二年又建了一個，1832年又建了第三個。[13]:110在1838年，軍隊再次占領了坎德拉里亞，理由是法蘭西亞需要保護當地的瓜拉尼人。
巴拉圭士兵只在邊界的前哨看到行動，而這些前哨經常遭到瓜伊庫魯族印地安人的攻擊。1823年，法蘭西亞允許巴西商人在坎德拉里亞進行貿易。法蘭西亞將把國家的大部分預算花在軍隊上，但士兵也被用於建設公共工程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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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亞廢除了高等教育，理由是為軍隊提供資金是國家財政的首要任務，而且私人學習可以在他的圖書館裡自由進行。1822年，法蘭西亞關閉了該國唯一的宗教學院，主要原因是主教患有精神疾病（以及他對教會權力的清洗）。儘管如此，他在1828年規定所有男性必須接受國家教育，但他既沒有幫助也沒有阻礙私立學校。即使如此，在這之後，學生與教師的比例一直在，文盲的數量在不斷減少。根據理察·艾倫·懷特的說法，到1825年，學生與教師的比例已達到36比1。1836年，法蘭西亞開辦了巴拉圭的第一家公共圖書館，裡面的書籍都是從他的政治對手那裡沒收來的。[18]在巴拉圭，書籍和軍火是為數不多的免稅物品之一。
1820年10月，一場蝗災摧毀了大部分農作物。於是法蘭西亞下令種植第二季作物[19]。從那時起，巴拉圭農民每年種植兩種作物。十年來，法蘭西亞分四個階段將一半的土地收歸國有。他先是沒收了叛徒的土地，然後是神職人員（1823年）、非法占用者（1825年），最後是未使用的土地（1828年）。這片土地要麼由士兵直接管理，用來生產部隊的給養，要麼租借給農民。到1825年，巴拉圭的甘蔗已經實現自給自足，小麥也被引進。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法蘭西亞無情地把所有的牛關在伊塔普阿省，以阻止瘟疫從阿根廷蔓延，直到疫情消失。
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相反，巴拉圭當時並不是完全孤立的，法蘭西亞歡迎來自各國的政治難民。1820年，烏拉圭獨立戰爭的英雄荷西·阿蒂加斯和他的200名部下被法蘭西斯科·拉米雷斯追捕，萬幸的是他在巴拉圭獲得庇護。即使在法蘭西亞死後，他仍留在巴拉圭，並且每月都能領取30美元的退休金。[20]1820年，法蘭西亞下令給逃跑的奴隸提供避難所，從科連特斯來的難民都要分發獨木舟和土地。1839年，一群巴西逃兵在巴拉圭收到了熱情的款待。[21]許多從前的奴隸被法蘭西亞派去看守特維戈的流放地。[22]
1815年，巴拉圭的羅馬天主教會宣布獨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羅馬。法蘭西亞沒收了教會的財產，並任命自己為巴拉圭教會的領袖，這尚人想起亨利八世宣稱自己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教皇庇護七世因此將他逐出教會，對此法蘭西亞的回應是:「如果聖父本人來到巴拉圭，我將尚他做我的私人牧師。」
1816年6月中旬，法蘭西亞下令除了基督聖體聖血節外，所有夜間遊行都被禁止。1819年，主教被說服將權力移交給總督，1820年修士被世俗化。1820年8月4日，所有神職人員被迫宣誓效忠國家，他們的神職豁免被取消。該國的四所修道院在1824年被收歸國有，其中一座後來被拆毀，另一座成為教區教堂。剩下的兩座變成了炮兵公園和兵營，而三座修道院也變成了兵營。他廢除了宗教裁判所，把懺悔室改成了崗哨，並把帷幔做成了長矛兵的紅背心。
法蘭西亞對性的看法非常開放。他使婚姻受到高稅收和限制，並堅持由他親自主持所有婚禮。法蘭西亞保留著所有與他發生關係的女人的記錄，儘管沒有正式的的婚姻關係，他還是生了七個私生子，最大的是烏巴爾達·加西亞·德·卡涅特。當他發現有人在宮殿外賣淫時，他宣布賣淫是一種光榮的職業，所有的妓女都應該戴上金梳子。因此，她們被稱為「peinetas de oro」(金梳子)，以羞辱西班牙婦女，因為這是西班牙的時尚。
法蘭西亞對暗殺採取了幾項預防措施。他會自己鎖上宮殿的門，自己抽的雪茄都是親姐妹製作的以確保沒有毒，甚至睡覺時枕頭下都藏著一把手槍。儘管如此，一個女僕還是試圖用一塊蛋糕毒死他。[20]誰也走不到離他六步路遠的地方，每當他騎馬外出時，他都會把路上的灌木叢和樹木連根拔起，這樣刺客就無法躲藏;他走過的時候，所有的百葉窗都得關上，行人必須匍匐在他面前。
法蘭西亞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除了一些書籍和家具，他僅有的財產是一個煙盒和一個錫製糖果盒。[23]法蘭西亞離任時國庫里的錢至少是他上任時的兩倍，其中包括36500比索的未動用工資，相當於幾年的工資。
法蘭西亞在國外的評價以負面為主，著名的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希望他被推翻，但是托馬斯·卡萊爾（他曾聲稱自己不是民主的朋友）發現即使在法蘭西亞的批評者的出版物中也表達了對法蘭西亞的欽佩之情。卡萊爾在1843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除非閉上嘴巴，否則個人判斷的自由在巴拉圭將走向終結」，但他認為，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環境下，這對「高喬人⋯⋯還不符合憲法自由。」[24]清朝的徐繼畬則在《瀛寰志略》中給出了正面的評價，稱法蘭西亞「陰鷙有權略，詰暴除奸，土人畏服，國雖小而張甚，鄰不敢侵」。[25]
法蘭西亞向巴拉圭灌輸了一種專制統治的傳統，這種統治一直持續到1989年，只有幾次中斷。他仍然被視為民族英雄，在亞瓜龍有一座紀念他的博物館。裡面有他和他女兒的畫像，還有他的糖果盒、燭台和煙盒。[26]巴拉圭作家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寫了一本名為《我，至高無上》的小說，對法蘭西亞充滿爭議的一生進行了介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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