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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光 利一(日語:よこみつ りいち Yokomitsu Riichi、1898年〈明治31年〉3月17日 - 1947年〈昭和22年〉12月30日),日本小說家、俳人、評論家。儘管本名也為橫光 利一,但讀音不同,其中名的部分「利一」讀音為よこみつ としかず[3]。
橫光 利一 (よこみつ りい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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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的橫光利一(1928年) | |
出生 | 橫光 利一(よこみつ としかず) 1898年3月17日 ![]() |
逝世 | 1947年12月30日![]() | (49歲)
墓地 | 多磨靈園 |
職業 | 小說家 |
語言 | 日語 |
國籍 | ![]() |
母校 |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除名) |
創作時期 | 1922年 - 1947年 |
體裁 | 小說、俳句 |
文學運動 | 新感覺派 |
代表作 | 『南北』(1922年) 《太陽》(1923年) 《蒼蠅》(1923年) 《頭與腹》(1924年) 《機械》(1930年) 《上海》(1931年) 《純粹小說論》(1935年、評論) 《旅愁》(1937年 - 1946年) |
獎項 | 文藝懇話會獎(1935年) |
配偶 | 小島キミ(喪妻)、日向千代 |
兒女 | 橫光象三、橫光佑典 |
受影響於 | 杜斯妥也夫斯基、王爾德、鄧南遮、米斯特拉爾、高山樗牛、志賀直哉、夏目漱石、福樓拜、喬伊斯、普魯斯特、紀德、莫朗、莫泊桑 |
施影響於 | 橋本英吉、石塚友二、森敦、寺崎浩、多田裕計、八木義德、中里恆子、菊岡久利、石川桂郎、清水基吉、野間宏[2]、椎名麟三、武田泰淳、中村真一郎、大岡昇平、梅崎春生、小島信夫、坂口安吾、太宰治、石川淳、織田作之助、三島由紀夫、井上靖、大江健三郎、丸谷才一、後藤明生 |
橫光師從於菊池寬,與川端康成並稱為新感覺派大師,其創作高峰橫跨大正、昭和兩個時期。初出文壇的橫光以《太陽》與《蒼蠅》兩部作品獲得了關注,《機械》被譽為日本現代主義文學的高峰。他也參與了形式主義文學大討論,發表了《純粹小說論》等文學評論著作,並以長篇小說《旅愁》探討了東西方文明對立等社會課題。二戰前聲譽達到巔峰的橫光被譽為「文學之神」(據學者分析,這也帶有揶揄諷刺的成分[4]),也與志賀直哉被並稱為「小說之神」[5]。
日本戰敗後,橫光因為在戰爭期間參與了支持政府和戰爭的活動而飽受批評。此後他也發表了《夜鞋》等作品。在他死後,各界對其評價又有了變化。1947年,橫光利一因急性腹膜炎發作,猝然離世,享年49歲。儘管他身後得到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橫光利一是近代日本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1898年(明治31年)3月17日,橫光利一在福島縣北會津郡東山村的旅館「新瀧」出生(現今為東山溫泉)。他為家中長子,父親是鐵路設計工程師橫光梅次郎,母親名為小菊[3]。梅次郎為了建設岩越鐵路(現今的磐越西線),帶全家住在東山溫泉[3]。他出身於大分縣宇佐郡長峰村(現為宇佐市四日市町赤尾),祖上多有從事技術工程的人才[6][7],他本人也是優秀的鐵路工程師,在業內被稱為「鐵道之神」[8]。利一的母親老家在三重縣阿山郡,據稱與松尾芭蕉有一定的血緣關係[9]。利一的生日3月17日也是菅原道真的忌日,因此他母親認為他必有福佑,對他呵護倍加[3]。
父親由於鐵道建設的原因,需要到各地工作,因此年幼的利一跟隨父母先後在千葉縣佐倉市、東京赤坂、山梨縣、三重縣東柘植村、廣島縣、滋賀縣大津市等地居住。
1904年(明治37年)4月,利一入讀大津市的小學[10]。這是日本使用《尋常小學讀本》的第一年,因此可以說橫光也屬於日本近代國語教育政策下的第一批學生[5]。1906年6月,橫光的父親遠赴朝鮮修建軍事鐵路,因此他隨母親回到其故鄉三重縣阿山郡東柘植村,並在那裡度過了大半個小學生涯。他對友人的書信中也提到:「若說故鄉的話,我腦海中首先就想到柘植」。1909年5月,他遷居到滋賀縣大津市。小學畢業後,他沒能考上膳所中學校(現為滋賀縣立膳所高等學校),因此進入高等科學習[11]。
1911年,13歲的橫光從大津市大津尋常高等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後,考入三重縣第三中學校(現為三重縣立上野高等學校)[12],並與父母一起搬到上野町萬町。從1913年起,由於父母搬到兵庫縣神崎郡福崎,他便開始了獨自的借宿生活。學生時期的利一擅長柔道、游泳、田徑等多項體育運動[12],此外他也在演講部(類似於後來的辯論社)表現很突出[13]。橫光自小就不甘人後,凡事都愛出頭,爭當第一[13]。同時,他還暗戀著住在附近的小學5年級的宫田おかつ[13],此後他把這段情感寫成《雪解》發表。這時的橫光開始讀夏目漱石和志賀直哉的小說[12],還讀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片上伸譯),自稱接受了「文學的洗禮」[5]。中學4年級的時候,由於國語老師表揚了他的作文,於是他開始立志成為一名小說家[14]。1916年3月,他在校友會會報上發表了《夜翅》和《第五學年修學旅行記》等文章,展露出奇特的文筆[14]。橫光的父親希望子承父業,勸他報考京都大學的工科,但他自稱喜愛的老師在早稻田大學,拒絕了父親的建議。他當時還對姐姐靜子說,「若不能去自己理想的學校,就想去開飛機。」[11]。
1916年,橫光利一不顧父親的反對,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文科,租住在東京府豐多摩郡戸塚村下戸塚的榮進館[15]。醉心於文學的他開始向文藝雜誌投小說。為節約開支,他與兩個朋友在雜司谷合租[16]。一年暑假過後,當他回到東京,卻發現隨他而來的女僕居然已經與朋友睡在一起,他感覺「當時就像喝完後的酒杯里啤酒泡沫一個個破滅一樣」。好友中山義秀問他「是否感到嫉妒?」,他回答「嫉妒是與戀愛與生俱來的副產品。自此之後,我再也不相信女人和朋友了。」[16]。這次的女僕事件也被利一寫入了小說《悲傷的代價》(日語:『悲しみの代価』)[17][18]。12月14日,橫光的14歲初戀女友宮田おかつ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死。
1917年1月起,橫光因神經衰弱辦理了休學手續,回到父母所住的京都山科休養[19]。7月,他寫的《神馬》被發表在《文章世界》雜誌上。這本雜誌堪稱當時文壇的登龍門[20]。10月,《犯罪》發表於《萬朝報》。當時他用的筆名是「橫光白步」,還向《文章世界》投了一篇用關西方言創作的《野人》[5]。
1918年4月,橫光被編入英文科一年級[21]。同級生中還有後來的詩人佐藤一英[22],他們兩人以及中山義秀合租在一起[23]。佐藤一英當時組織了詩歌研究會,橫光、中山義秀、吉田一穂以及小島勗(つとむ)[21]都是在研究會認識的[22]。橫光當時的筆名是「橫光左馬」,名字的來源是他祖上橫光右馬丞元維(曾任宇佐光岡城主赤尾備前守種綱家臣)。利一基本不去學校聽課,只是窩在宿舍里寫小說,不停地向各處投稿[23]。即使偶爾去上課,他也不記筆記,只是在課堂上發呆或冥想[20]。根據村松梢風的回憶,橫光當時總是在和服外披著黑色披風,「進了教室也不脫披風,逕自在教室中間大大方方坐著。他披著一頭雜亂的長髮,如雄獅睥睨左右。他總想表現出異於常人的一面」[20]。村松對於橫光的借宿生活做了一番描述[20]:
中山義秀在其《台上的月》中也回憶說橫光每天都熬夜,幾乎只悶在自己房間裡不出來,還嗜煙如命,生活極不健康。中山還提到,「如果不先毀掉那個產生欲望的肉體,他(橫光)那一流的精神主義就培育不出來。如果是太過健康的身體,怕是也無法誕生出他那獨特的作品吧。他就曾經跟我提過這是文學創作的秘訣。」[24]。
1919年(大正8年),《新潮》雜誌公開徵集《對菊池寬先生的公開信》,佐藤一英的投稿被雜誌社選中,便被邀請到菊池寬家[22]。菊池勉勵他多創作小說,但佐藤表示只愛寫詩,並把愛好小說的橫光介紹給了菊池。1920年,橫光見到菊池後,終生奉其為師[22][25]。當時橫光也經常拜訪朋友小島勗的家,並逐漸喜歡上了13歲的小島妹妹君子[13][26]。
1920年1月,橫光在雜誌《サンエス》上發表了小說《寶》[5]。9月,從戶塚遷居到小石川區初音町的初音館[27]。根據吉田一穂、中山義秀的回憶,他在這裡讀了生田長江譯的福樓拜的《薩朗波》,並參考這部小說開始寫小說,此外他還讀了克努特·漢姆生的作品[5]。當時他與好友佐藤一英也一起為雜誌上的外國文學介紹專欄寫不署名文章以貼補家用[5]。此時的橫光在給佐藤的信里也說「我受志賀(直哉)的影響太大了。」[25]。
1921年1月,橫光向時事新報投了《踴見》,被評為名額外第一名[21]。轉入政治經濟學科後,他終因長期曠課以及欠繳學費而被學校除名。6月,與藤森淳三、富澤麟太郎、古賀龍視等人創辦同人刊物《街》[21]。11月8日,他在小石川中富坂的菊池家中初次見到川端康成,菊池請這兩位文壇新秀到本鄉的餐廳「江知勝」吃牛肉壽喜鍋[28][27][25],橫光離席後,菊池對川端說「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你們要成為好朋友才行」。此後兩人交往漸密。當橫光與藤森淳三關係惡化時,也請川端從中調和。為人謙和平淡的川端往往維護樹敵太多的橫光,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28][29][25]。此後,橫光寫的《御身》沒有發表。當時他的筆名是「橫光左馬(さま)」,還打趣說「用這名字的話,相當於大家都在敬稱我了」[注釋 1][30]。他也曾一度信奉基督教,去過一段時間教堂[30]。此後不久,儘管他發表了成名作《蒼蠅》和《太陽》,但仍然生活拮据,每天的飯錢只夠買一碗十錢的拉麵[31]。為此他也開口向中山義秀借過一點錢[32]。另外,他與小島君子的戀愛也遭到了服完兵役回大學復學的小島勗的反對。這主要是因為兩人政治理念不同,小島熱心於左翼運動,加上對橫光頻繁到他家中與妹妹接觸感到厭煩,而且小島稱「讓所愛的女人成為家務的奴隸,這是罪惡之事。」,不願意接受沒有經濟能力的橫光作妹夫[13]。
1922年2月,橫光的《南北》在雜誌《人間》上發表。5月,又與富澤麟太郎、古賀、小島勗、中山義秀等人創辦同人刊物《塔》,並在上面發表《面》[21]。8月29日,橫光父親在朝鮮京城客死他鄉(享年55),橫光獨身一人前往朝鮮辦理後事[33]。喪父的橫光在經濟上更是一籌莫展,與小島的戀愛也似乎無望[13]。
1923年(大正12年)1月,菊池寬創辦《文藝春秋》,第一期有32頁,定價十錢,上市不久,三千份雜誌旋即一售而空[30]。菊池推舉橫光與川端等人從第二期起就擔任刊物的編輯成員[30]。當時的編輯部成員還有今東光、鈴木氏享、齊藤龍太郎、小柳博、船田享二、小山悅朗、小島健三、石濱金作、酒井真人、佐佐木味津三、鈴木彥次郎、南幸夫等人[5]。橫光也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時代放蕩(致階級文學者諸君)》一文[25]。
5月,在該刊物上發表了《蒼蠅》,還在《新小說》上發表了以卑彌呼為題材的小說《太陽》,一躍成為文壇備受矚目的新人[31]。《太陽》一文明顯受到了生田長江以直譯體翻譯的福樓拜《薩朗波》的影響[34][25]。菊池寬也高度評價該小說,認為其是有趣新奇的「電影劇」,在日本尚無先例[25]。
6月,開始與17歲的小島君子同居[13]。橫光拜託老友佐藤一英向小島的哥哥說媒。佐藤見到小島勗後,請求將君子嫁給橫光,但遭到斷然拒絕。儘管多番央求,小島仍不願答應這門親事。最後無奈的佐藤只能去問君子自己的意見,後者答道「我喜歡橫光。」惱怒的小島勗便命令妹妹「那你就離家出走,去橫光家吧」[13]。根據川端康成的回憶,「一天晚上,我去小石川的橫光君家坐坐。兩人出門散步了一會兒。經過了春日町、水道橋,穿過神田的馬路,繞了一大圈後回到了他家附近。他這才告訴我『今晚我太太會過來。你要不先到家裡坐坐?』我吃了一驚,畢竟之前從未聽過這事。而且我還不知道這天就是他們結婚的日子,居然還跟他出門散步[35]」。但橫光這樁婚事不僅遭到了女方家庭的反對,就連他母親也不同意。左右為難的橫光當時在《夜鞋》一文中描述「自己就像是睡在鋸齒之間」[13]。君子也在結婚當年入讀日本高等女學校三年級[13]。
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關東大地震。地震發生時,橫光正在東京堂翻看雜誌[36]。事後他回憶道「當時我都沒覺得這是地震。我以為天地都裂開了。絕對要完蛋,我以為地球都要毀滅了。」[36]。被驚嚇到的橫光從神田來到駿河台,並朝著小石川的家裡跑去。中途他還看到從尼古拉堂出來的修女們在路上圍成一圈向上帝禱告的場景[37]。他在春日町找到了菊池寬,兩人互相確認沒有受傷[38]。但是橫光租的房子已經倒塌,無處過夜的他只能借住在小島勗家裡[36],此後也在小石川餌差町租了房[38]。在地震中受到驚嚇的橫光一度無法進行寫作,但在11月刊的《文藝春秋》上還是發表了一篇《震災》[36]。此後他也描述「這場地震的威力堪比世界大戰」[39],「我對美的那種信仰,也在這不幸的災禍中轟然崩塌了。」[5]。
1924年5月,橫光的第一部作品集《御身》由金星堂出版,同時《太陽》也被收入文藝春秋叢書[21]。9月,搬至豐多摩郡中野町上町2802番地,當時君子患上了肺病[40]。
10月,橫光與川端康成、今東光、中河與一、石濱金作、酒井真人、佐佐木味津三、鈴木彥次郎、南幸夫等多名在文藝春秋結識的新銳作家共同創辦刊物《文藝時代》,刊物發行方為金星堂[5]。當時普羅文學大行其道,因此這部雜誌就成了新感覺派的大本營。新感覺派又被稱為「震後文學」」[25]。橫光在《文藝時代》上發表了《頭與腹》,開篇第一段是「這是正午時分。滿載著乘客的特別急行列車正全速向前奔馳。沿線的小車站如同石子一樣被默殺了。」,評論家千葉龜雄對此拍案叫絕,並稱讚其代表著「新感覺派的誕生」,新感覺派便以此得名[41]。但當時橫光記得「文藝時代的同人中,還沒有一個人稱呼自己為新感覺派的。」[5]。
11月,在雜誌《改造》發表《愛卷》[5]。《文藝春秋》11月號上刊登了直木三十三(後改名直木三十五)的《文壇諸家價值調查表》,橫光讀後勃然大怒。他立即去找川端康成,但川端不在家,橫光便去了今東光家。今東光回憶道「他抓著一卷十一月號的文藝春秋,徑直跑到我家來。我看他是真的怒了。(省略)還用我的稿紙即興寫了一封反駁的文章。」[42]。讓橫光大動肝火的是,他認為「《文藝春秋》的這篇文章企圖煽動《文藝時代》的人內部競爭,破壞大家的團結,從而讓文壇大佬們繼續坐穩他們的位子。」[43]。橫光將反擊的文章送給讀賣新聞的學藝部後,又去了川端家。聽完事情原委的川端趕緊勸慰橫光平息怒火,並與他連夜趕到讀賣新聞社想撤回稿件[13]。當時原稿已經付印,但依靠學藝部長的幫助,終於在登報前撤回了。沉著冷靜的川端儘管也對《調查表》的內容心懷不滿,但終究沒有像橫光這樣怒不可遏,他考慮到菊池寬對他們素來照顧有加,絕不能與恩師翻臉絕交[13]。結果反倒是今東光將反駁文送到了《新潮》,獨自一人脫離了《文藝時代》,並與菊池反目。當時今東光並不知道橫光在川端的勸阻下撤回了反駁文章。此後,橫光或許是出於愧疚感,從此對今東光避而遠之[42]。
同年12月,橫光請佐藤一英為證婚人,與剛從日本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君子舉辦了簡單的婚禮[13]。由於女方家人的反對,導致他們並沒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橫光在君子去世後還是向政府提交了婚姻登記申請[13]。
1925年1月27日,橫光母親在中野家中去世[44]。同月,他讀到北川冬彥的詩集《三半規管喪失》,推崇之至[45]。2月,根據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天野貞祐譯,岩波書店於1921年2月出版),橫光寫下了《感覺活動——關於對感覺活動及感覺的作物的非難的反駁》(發表於《文藝時代》1925年2月號)[5]。6月,因妻子君子患結核病,經菊池寬的安排,兩人遷居至神奈川縣葉山町森戶養病[46]。
1926年1月,他在《文藝時代》發表了《拿破崙與田蟲》。當月,《文藝春秋》的銷量突破11萬冊[5]。
1924年,經直木三十五的推薦,電影導演衣笠貞之助將橫光的《太陽》改編並拍攝成電影[47]。取景地在奈良三笠山,橫光也觀摩了影片的拍攝過程[47]。但這本電影因涉嫌對皇室的不敬罪未能通過內務省的審查,最終也沒能公開上映[48]。
1926年3月,衣笠導演登門拜訪正在照料病妻的橫光,討論了拍攝新電影的事宜[5]。於是橫光在4月2日邀請川端到家中商議,大家決定「不以盈利為目的,要拍一部藝術片」[5]。橫光還聯絡了片岡鐵兵、岸田國士、池谷信三郎等人,創立了新感覺派電影聯盟[5]。同年,由橫光題名的電影《瘋狂的一頁》(日語:『狂つた一頁』)拍攝完成[49]。在製作過程中,橫光考慮到電影字幕會有損電影的純粹性,建議不播放字幕[5]。該部影片由川端負責劇本創作,而橫光因為忙於照顧妻子,並沒有參與電影的拍攝[5]。
1926年6月24日,妻子君子在三浦郡逗子町病死,死時僅20歲[46]。橫光把妻子的葬禮放在麴町的有島府內文藝春秋編輯部里[50]。7月,他還提交了與亡妻的婚姻申請。他在《春天乘坐著馬車》、《妻》、《戰慄的薔薇》、《花園的思想》、《蛾子在哪裡都有》等多部作品都談及他與妻子的故事[50]。面對來勸慰的姐姐,橫光吐露了心聲「我也算是盡力了。但要說真心話,到後來我也漸漸厭倦了這樣的日子,覺得很累。」[11]。8月,橫光發表了《春天乘坐著馬車》[50]。小說題目的靈感來自於挪威作家亞力克山大・基蘭德的《希望穿著四月綠衣裳》[51]。喪妻不久的橫光很快與一名菊池寬介紹的文學女青年小里文子墜入愛河,兩人很快就開始同居,但文子得了結核病,於是橫光又不得不再一次照顧起結核病人來。他們倆的這段經歷被他寫入《計算的女人》裡,過了2個月左右,文子留下了一封信,就與橫光分手了。信里這樣寫道「我把您送給我的健康都還給您,請您收下。」[13]。
1926年10月,小林秀雄發表了《人生斫斷家阿蒂爾·蘭波》[52],橫光讀後,寫下了感想《感受到幸福》[45]。1926年末,改造社開始出版一日元一冊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一日元書」計劃大獲成功[5]。橫光也積極參與其中,並在1927年5月參加了該全集的發行紀念演講會[5]。12月,女子美術大學的女學生日向千代子拜訪橫光後,兩人一見鍾情,不久就開始同居[53]。
1927年1月,改造社出版《春天乘坐著馬車》,2月橫光又發表了《花園的思想》[54]。不久因日向千代子懷孕,橫光便請菊池寬為證婚人,與千代子結婚,兩人住在豐多磨郡杉並町大字阿佐谷[46]。再婚以後,橫光就不敢再提亡妻君子或與之相關的話題,若有朋友冒然打破這一禁忌就不再被允許邀請到橫光家中[13]。11月3日,橫光的長子象三出生[55]。1927年7月,橫光發表了《朦朧的風》(日語:朦朧とした風),文中有這樣一句「水泥造的公寓樓。填充著山丘與山丘之間的假牙。」(日語:セメント製アパートメント。丘と丘とを充填した義歯。)。9月他在《七樓的運動》(日語:七階の運動)中的「電梯也不斷地在嘔吐」,這些描繪現代都市風貌的文字充滿了典型的新感覺派風格[5]。橫光對當時流行的時尚女郎也在一些作品中進行了描述[5]。
1928年1月,橫光在《新潮》上發表評論文章《新感覺派與共產主義文學》(日語:「新感觉派とコンミニズム文学」),次月又在《創作月刊》上發表《關於文學的唯物論》(日語:「文学的唯物論について」),從而掀起了一場形式主義文學論爭[5]。站在橫光的對立面的便是馬克思主義以及諸多以該主義為題材的電影作品[5]。橫光疾呼「抹殺一切布爾喬亞作家」[56]。儘管從19歲到31歲期間的橫光也曾熱衷於馬克思主義,但最終他認為在藝術上兩者是不相容的[57]。此外,在1927年,他還與芥川龍之介以及谷崎潤一郎進行了一場有關「小說的脈絡」(日語:「小説の筋」的論爭[5]。
1928年3月,他讀到保羅·瓦勒里的《達文西方法論序說》,感觸頗深,於是在與藤澤桓夫的信中寫道「所謂虛無,是一種從物理角度意識到自身與客觀環境的比例後的自我意識。迄今為止的文學中,對這種自我意識的表現,莫過於保羅·瓦勒里」[58]。
芥川龍之介在自殺前不久,曾建議橫光「必須去上海走走看看」,於是1928年4月起,橫光在上海住了一個月左右[46]。芥川曾在1925年11月通過改造社出版了《支那遊記》。從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包括芥川、村松梢風、金子光晴在內的日本多位作家,都曾到訪上海。此外內山完造也在上海經營內山書店,與魯迅過從甚密。可以說這一時期中日文學家的交流非常頻繁。與內山完造關係密切的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也很贊成橫光到上海體驗一番[5]
在滬期間,橫光給妻子千代子的信中寫道「支那人的確還是骯髒。只有馬路還是乾淨的」。此外,他眼中的音樂會或舞廳里出入的西洋人也宛如「下等的禽獸」一般。在上海所體會到的種種混亂和不快,更讓橫光領略到被西方霸權主義所統治的東亞處境悲慘,更增強了他的民族意識。長篇小說《上海》中頗多這類對「東西文化落差」和「中國環境骯髒」的描述[59]。
改造社原來請橫光寫一部「上海紀行」性質的文章,但橫光還是改為創作長篇小說[5]。他在給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的書信中寫到「如果寫成紀行,那太多材料就沒法用上。大多數人就是這樣失敗的」[5]。橫光最初考慮書名為《一個唯物論者》,但最後還是將他的首部長篇小說標題改成了《上海》[5]。這部作品以1925年的五卅運動為背景,描繪了十里洋場上帝國主義列強、小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等各方勢力圍繞著蘇俄革命和愛國主義等主題的鬥爭,從形式上而言,這也是橫光的新感覺派文學的巔峰之作,並因含有新心理主義的傾向。從1928年其,這部小說開始在《改造》雜誌上陸續發表,為了應付內務省的審查,出版方也破費苦心,對文字進行推敲和限制,並能發現許多特意隱去的內容[5]。
1928年11月,橫光在世田谷區北澤2丁目145番地建起了新家,犬養健將之命名為「雨過山房」[56]。同年11月,橫光在雜誌評論文章中寫道「一國有一國的文學,該國的形式論如果不以其獨特的優勢體現的話,文學就難以發展。日本的文學如果使用象形文字,那一定會發生獨特的形式論」[60]。1929年,他又主張「跟聽覺相比,日本獨特的形式論應以視覺為根本。」[61]。
1928年10月,改造社出版發行《新選 橫光利一集》。
1929年10月,橫光、川端、犬養健、永井龍男、深田久彌、堀辰雄、吉村鐵太郎等人創立了同人刊物《文學》。小林秀雄在該刊物上連載翻譯阿蒂爾·蘭波的《地獄的季節》,淀野隆三則連載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在斯萬家那邊》[45]。
1930年2月,東京建成了高架橋,以此為主題,橫光在《中央公論》發表了一篇《高架線》。同年8月,他到山形縣由良海岸(現鶴岡市)小住,開始創作《機械》[62],用實驗性的手法來描繪町工場的人和事。這篇文章發表在《改造》9月號上。橫光明顯受到了淀野隆三翻譯的《在斯萬家那邊》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影響[63][45]。小林秀雄對這部小說評價很高,認為在國外也沒有先例[64]。藉此作品,橫光也被推上了「文學之神」的寶座[65]。最初這一稱謂部分也帶有諷刺橫光的傲慢自大的態度,但喜愛他的讀者逐漸開始以正面的含義來讚譽這位文學偶像。而川端康成擔心橫光會被過多的榮譽捧殺,「(《機械》發表後)青年們對橫光大唱讚歌,但在我(編者註:川端)看來,這是將他推向不幸的殿堂的歌聲[66]」。但橫光卻沉浸在成功的喜悅里。二戰後橫光遭到的徹底否定也可以說與這「文學之神」的巔峰之稱有著一定的關係,某種意義上講川端的擔心被應驗了。根據伊藤整的回顧,1927年芥川自殺、志賀直哉搬到奈良後久未動筆、佐藤春夫從文壇一線退出、谷崎雖創作了《卍》但一直住在關西,因此橫光可以算是一時間東京作家圈裡的核心人物[56]。
9月,受南滿洲鐵道邀請,橫光與菊池寬、舟橋聖一一起到中國東北的日占區旅行[67]。11月到12月,他在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首次發表報紙連載小說《寢園》。
1931年11月出版的《書方草紙》序言裡,橫光將大正時代以來的日本文學形容為「與國語最不滿意的血戰階段」[68]。
1932年,新感覺派文學的集大成者——《上海》以及《寢園》出版。1933年1月3日,橫光次子佑典降生。
《改造》1934年1月-9月號上刊載了《紋章》,之後又結集出版了單行本。同年橫光將森敦推薦給《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
1934年7月,《文藝》雜誌刊登的與學生的座談會上,橫光將文壇比喻成交易所和市場。他這時還提到「要說我最討厭的東西,莫過於文學了。」、「但是正因為最討厭才去從事文學,這也反倒是我作為我才能說出來的。」[69]。
1935年1月,擔任當年新設的芥川龍之介獎的評審委員[70]。4月,在《改造》上發表《純粹小說論》,主張「惟有純文學和通俗小說,除此之外,絕不可能有文藝復興」。另外他在《紋章》中,將「我」定義為「看著自己的自己」,即「第四人稱」[71]。
此外,橫光還認為「日本文學的傳統即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如果在此基礎上,日本再產生不了日本人自身的純粹小說,那麼作家還不如停筆罷寫。」。《純粹小說論》也接受了當時翻譯成日文的安德烈·紀德的《偽幣製造者》的創作手法的影響[71]。
從1935年8月起到12月為止,他在《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小說《家族會議》,並在文中對照使用了東京和大阪兩地的方言。
1935年7月,《紋章》榮獲第一屆文藝懇話會獎。
1935年年末,橫光已決定要出國旅行,但對中山義秀說「不知道為何總不大想去國外」。中山認為,當時獨步文壇的橫光「一旦出國,可能有種被放逐的感覺,他應該是帶著這種預感的」[72]。1936年1月,中野重治在銀座看見形單影隻的橫光時,也形容「橫光就像一隻從深山裡逃出來的大猴子一般落寞」[73]。
1936年2月18日,橫光在眾多親友的送行中,從東京站出發,女演員高杉早苗等也前來為這位大作家獻花[72]。2月20日,39歲的橫光在川端、中山、畫家佐野繁次郎[注釋 2]以及姐姐靜子等人的目送下,從神戶港登船出海赴歐[74]。當時的計劃是,他作為東京日日新聞及大阪毎日新聞歐洲特派員,將歐洲見聞發表在兩家報紙上[75]。當時主要目的包括觀看柏林奧運會以及飽覽歐洲風情[5]。橫光乘坐的客輪是日本郵船公司的箱根丸,船上還有高濱虛子及宮崎市定等人。虛子還在旅途中組織了俳句集會,橫光也應邀參加。虛子回憶說「當時橫光君穿的西裝仿佛米袋子一樣肥大寬鬆。對此他還辯解說米袋這種布料穿著涼快」[76]。船停泊上海時,橫光與魯迅以及山本實彥也有會面[77]。船離開日本後沒幾天,日本爆發了二二六事件,橫光是在經過台灣附近時聽說這起事件的。儘管震驚不已,但他終究覺得「陸地上的事情終究是陸地上的事情」[77]。此後,客輪先後經過新加坡、檳島、科倫坡、開羅,最後進入地中海,歷時約一個月[5]。
1936年3月27日,橫光的客輪抵達法國馬賽[76]。上岸後橫光發現只有年長的乘客才被檢查了行李,於是感嘆「我們算是看到了法國人的最初的自由」」[78]。他在小說中感嘆道「這個國家的文化中原來也有過如此野蠻的一頁」、「在這種現實的心理中孕育出了歐洲文明」[76]。當天他看到路邊疲憊不堪的市民,又感嘆「這就是歐洲嗎?與我想像中相比,這更像是地獄啊。」[79]。
次日,橫光坐車前往巴黎,飽覽沿路田園風光的同時,他也在「思考殖民地的發達史」[76]。到巴黎後,橫光與岡本太郎見面,後者回憶當時的橫光「面色憂鬱,略微發青發黃」[76]。不過數日內,岡本一直為不懂法語的橫光做嚮導,漸漸地橫光也開朗起來,「完全成了一個巴黎迷」、「如痴如醉地在巴黎街頭漫步」[76]。據稱岡本就是《旅愁》裡歐化主義者久慈的人物原型[76]。5月3日,法國下議院選舉中,人民陣線派獲得了過半數的選票,5月26日法國發生大罷工,這些都被橫光寫入了小說之中。橫光還在旅法期間,到英國作了短暫的旅行(5月4日--5月8日)[76]。深受文化差異的影響,他一度陷入神經衰弱的狀態[76]。此後,他還去了奧地利、義大利等國,但每次回到巴黎,他總有種安心感,因此對巴黎的印象特別好[76]。
此後,橫光一行通過俄國和中國東北,回到了日本。以這次長途旅行為素材,他從1937年4月起到1946年1月,前後耗時11年時間在《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了小說《旅愁》。藤田嗣治為小說繪製了插畫。據中山義秀的會議,當時為了寫這部作品,橫光閉門謝客,可謂為創作嘔心瀝血[80]。這部小說探討的主題之一就是西洋思想與日本的神道教的對立,但小說在寫到盧溝橋事變之後就中斷了。
這一時期,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逐漸也影響到了日本文學界。日本社會也逐漸軍國化,國粹主義的傾向日漸明顯。
1938年11月起,橫光在中國旅行了40天[70]。他的老同學中山義秀終於贏得了芥川獎,當時的審查員橫光表示「他不應是現在拿獎的人。他應該早已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了。」,中山聞之落淚,會場內也一片唏噓[69]。
1940年8月,橫光赴溫海溫泉療養[70]。不久他成為日本文學者會議的發起人之一[76]。10月,他與菊池寬、高見順、林芙美子等人一同組織文藝槍後運動演講會,前往四國開展活動[70]。橫光基本上屬於自由主義者,但也是相信國家能贏得戰爭的愛國主義者[59]。他同時還參加了學藝自由同盟,反對德國的納粹黨焚書行動。
1941年5月,參加了文藝槍後運動的中部地方班[76]。8月,在箱根的日本精神道場參加由大政翼贊會中央訓練所舉辦的第一次特別修煉會[81]。瀧井孝作、中村武羅夫等人也有參加[82][83]。但他在雜誌上還寫匿名文章批評修煉會的活動,導致家中也收到了攻擊性文字的信件[84]。
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了偷襲珍珠港事件。次日橫光在日記中寫「堅信自己祖先是神明的日本民族取得了勝利!」、「在巴黎的時候,每晚都向伊勢的神廟參拜,這番苦功終於應驗了。」[84]。當時在珍珠港襲擊中,駕駛潛艇甲標的參戰並戰死的九名特攻隊員被日本政府大肆宣傳成「九軍神」,對此,橫光也在1942年4月發表了《軍神賦》,對年輕的九位軍人大唱讚歌[85]。
1942年1月,橫光到水上溫泉旅行[86]。1942年5月26日設立的日本文學報國會籌劃舉辦「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其目的之一就是「研究文學家如何挺身支持國家完成大東亞戰爭,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明確亞洲文學家的大使命」[87]。橫光也參與了該會的決議文的起草過程[86]。1942年11月5日的首屆會議上,橫光作為小說部會幹事長朗讀了宣言,1943年8月25日的第二次會議上,他也發表了演說[88][87][5]。此外,他還參與了文藝報國會在九州的演講[86]。
1942年12月出版的《刺羽集》中,橫光引用了筧克彥《國家之研究》(1913年版)中的一段文字「皇國的國法就是隨神道,即古神道的外顯。人人都是八百萬神靈的外顯,國法即神道之體現。」,主張「將日本人視為神的我國國法便是其中原理。」[89][87]。他還參拜了橿原神宮,就「八紘一宇」的含義,在東京日日新聞上評論道「唯有這崇高的道德,世界上最高的神意,即使在決戰中的我們,也絲毫不能從內心丟掉它。」[90][87]。
1943年,《旅愁》第三部出版發行。1943年3月31日,他受到徵召,成為海軍報道班成員。在4月即將被派遣到新幾內亞前不久,他突然患病,因此留在了日本本土(據他給親友的信)。但是在這前後的42年初夏以及43年8月,他兩次被派往拉包爾(據坂井三郎證言)。
1945年1月,為躲避美軍空襲,將家人遷移到妻子老家山形縣鶴岡市避難[5]。1945年3月,發表《特攻隊》[91],橫光在文中極力讚揚特攻隊的犧牲精神,他的部分論述引用如下:[87]。
「我以為,這種特攻精神,是源自數千年數萬年前的純粹世界的精神的表現。正如要消滅敵人一樣,只要有鬥爭精神,沒有必要與所有東西割裂分離。……我想,與其說這是創造歷史的精神,毋寧說這是最崇高偉大的精神。」
— 橫光利一《特攻隊》1945年3月
6月起,他自己也到鶴岡避難,同月末轉移到山形縣西田川郡上鄉村[5]。當時的惡劣局勢下,橫光一家苦於食物短缺,也導致他的身體狀況日益惡化[7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橫光在小說《夜之鞋》裡描述了聽到玉音放送後的感受,「我似乎倒了下來,一隻手撐著榻榻米上,看著庭園裡」、「還是輸了。不對,必須親眼看到才行。但到哪裡去看呢?這個村子倒是以前的古戰場,僅此而已。在野山上泛濫的夕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沉了下去。」[92]。橫光結合這時期的震驚、貧困以及如何復甦等經歷,寫下了小說《夜之鞋》[59]。
1945年10月,改造社社長山本向橫光徵求《改造》復刊號的稿件,但橫光此時還在山形避難,因此從山形給山本寫了回信[5]。11月,他帶全家到溫海溫泉的壽屋小住[5]。12月15日,回到東京[93]。據橫光次子佑典的理解,當時讓利一安心返京的原因是天皇制得以保留[94]。
日本戰敗後,在聯合國軍占領下的日本國內,對戰爭期間為軍國主義政府出力的文壇戰犯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清算和追責。其中最為積極的是1945年12月設立新日本文學會的小田切秀雄、宮本百合子與杉浦明平。小田切秀雄在1946年6月新日本文學會的機關刊物《新日本文學》發表《追究在文學中的戰爭責任》,直接指出「菊池寬、久米正雄、中村武羅夫、高村光太郎、野口米次郎、西條八十、齋藤瀏、齋藤茂吉、岩田豐雄、火野葦平、橫光利一、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龜井勝一郎、保田與重郎、林房雄、淺野晃、中河與一、尾崎士郎、佐藤春夫、武者小路實篤、戶川貞雄、吉川英治、藤田德太郎、山田孝雄等人應當負最大且直接的戰爭責任」,並且應當從「文學界被驅逐出去」[95][96]。杉浦明平也提出了「橫光抹殺論」[2]。宮本百合子在1947年批判橫光,她主張「無論如何文過飾非,橫光利一和小林秀雄等人的悲哀,就在於他們缺乏在擁有民主文學傳統的日本發展出比之更高層次的文學的能力。因此在動態的歷史發展中,他們連真實的反作用力都算不上,只能是單純的反動勢力。」[97]。傷心的橫光也對家人說「大家都要來扯我的腳。把橫綱推翻了,他們也就出名了。」[98]。
在這樣的氣氛下,文壇出現了倒退頹廢的潮流,橫光的小說也被批評為「神秘的觀念主義」[93]。但對於戰爭責任的清算在「戰爭責任者的資格的再斟酌」[99]中逐漸不了了之。儘管橫光被指名為「文壇戰犯」是非常不光彩的事,但對橫光的作家生活並沒有造成根本的打擊[13]。他在戰後也仍然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體[5]。此後在與橋本英吉的對話中,橫光提到「倒也沒有那麼大的痛苦」[100]。相比與此,橫光的痛苦更多來自於不得不終結《旅愁》的創作以及自身疾病的困擾[13]。
1946年1月,改造社出版發行「改造社名作選」,該系列的第一彈就是橫光利一的《旅愁》[5]。一方面因為這部小說在戰前就是暢銷書,另外也由於社長與橫光關係親密,改造社就將其選定為戰後恢復出版的第一本書[5]。同年2月到7月,又陸續出版了這部作品的第二、三、四篇[5]。結果這一系列立即得到了當時渴求文學作品的日本國民的追捧,每本書的銷量都在10萬部以上[5]。橫光的這部作品也被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SCAP)下設的民間審查局(CCD)進行了嚴格審查並強制修改。其中被刪除了不少反歐洲的文字[5]。
經過這番審查,原本橫光對歐洲的殖民地主義及歐美霸權進行批判的文字幾乎都被改得面目全非,變成以「人情」、「人文主義」和「心」等普遍性問題的形式,而他有關愛國主義的內容也被全部刪除[5]。據山本健吉統計「儘管部分被刪改了,但也無礙整個作品的完整性」,大約有一百多處文字發生了變動[5]。對於刪改文字的對照統計,可以參看《定本 橫光利一全集》第九卷《編輯手記》中所載的對照表[5]。此外,新潮文庫和講談社文藝文庫的版本仍然採用經GHQ和SCAP審查的1950年改造社版[5]。而岩波文庫版則根據定本全集版,以戰前版本為底本。
橫光對於《旅愁》的文字審查和刪改,煞費苦心,加之日本戰敗對他心理的衝擊,使得身體狀況一再惡化。當時《中央公論》總編木佐木勝在日記里記下「橫光也似乎再也無法恢復往日風采。從梅雨季到盛夏這段時間,天氣本就糟糕,身體逐漸衰敗的橫光的精神狀態更成了問題。被關注的《旅愁》也即將完成最後一卷的出版,但我聽到作者的健康更為惡化了。真讓我非常痛心。」[101]。
最終,《旅愁》系列共銷售了30萬部,可謂暢銷。但最後版稅被銀行凍結後,橫光只能每月支取300日元,因此儘管他作品大賣,但仍然不能藉此擺脫拮据的生活[102]。川端康成為此特地從自己即將出版的書籍發行商處預支了3000日元,幫助橫光一家餬口度日[13]。
1945年12月15日,橫光與家人從避難地回到了東京北澤的家中。12月28日,他通過養德社出版了戰後的首個單行本《雪解》[13]。
1946年的橫光仍然被繁忙的工作所困。這時期他讀到了川端康成推薦的三島由紀夫的《菸草》,讚嘆不已,並對長子象三說「這種才能叫新小說。據說作者還只是東大的學生,但這傢伙看來非常厲害。」[13]。6月中旬,橫光突然吐血暈倒。其實當時是咽喉血管破裂,但橫光一直以為是肺部有問題[13]。一開始中山義秀介紹了一名有醫師資質的出版商給他看了一下,診斷他有輕度的腦溢血(之後被判為誤診)[13][103]。於是橫光誤以為自己是肺病與腦溢血兩病並發,為了補養身體,他吃了不少鰻魚和雞肉,但由於生來討厭就醫,因此幾乎沒有去醫院,只是通過針灸等辦法進行治療[13]。中山還寫信勸他外出療養半年左右,但橫光不聽。中山對此回憶說:「橫光對於身邊親近的人說的話置若罔聞。因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就覺得話里沒有新鮮的東西。反倒是昨天剛認識的人,說的話他倒是很相信。」[103]。這一時期,對橫光追究戰爭責任的論調也甚囂塵上。加上對《旅愁》一書的審查修改,導致橫光睡眠品質很差,體質迅速衰弱。臥病期間的橫光經常回憶起菊池寬以及自己學生時代的事[13]。川端康成對橫光的身體非常擔心,多次帶著醫生來看望他,但都被橫光拒絕診療[104]。橫光此時開始相信一些迷信的土方治療[105][106],但始終沒有得到好的效果。9月,出版了《罌粟之中》。
1947年6月起,橫光經常出現吐血,臥床不起。川端康成為他聘請了東京大學的柴豪雄博士前來診治。根據柴博士的回憶,橫光非常主觀固執,堅持用自己的方法來治病[107]。但橫光對柴博士非常信任,自始至終都接受他的檢查和診療[107]。根據檢查結果,柴博士認為沒有腦溢血的風險,肺和心臟也無大礙,但認為腹部可能有異常,要求橫光到東大醫院拍片檢查[107]。橫光得知上述結果,大為放心,對中村嘉市的書信中也表示「自己也沒大毛病。根據名醫的診斷,自己沒有中風或腦溢血的危險。只是可能現在胃部有點不適」[13]。此後他也沒去醫院做X光的檢查[107]。11月,杉浦明平在《文藝》發表了《橫光利一論》,對《旅愁》進行了嚴厲的批評[5]。但學者認為這批評是針對戰前版還是戰後版並不清楚[5]。12月,發表了《夜鞋》,該作品被河上徹太郎譽為橫光的最重要傑作[108]。
12月14日以後,橫光多次發生暈眩、胃痛等症狀,一度失去知覺[13][109]。醫生診斷為胃潰瘍,此後就不再見客,獨自在家中二樓房間養病[13]。22日,病情再度惡化,柴博士診斷:「六日前上腹部劇痛,大便黑紅色,出現嚴重貧血,遂意識不清,脈搏消失等病危狀態,之後稍有好轉。臥床的橫光面色蒼白,脈搏為90,體質微弱,心跳很弱。(後略)」[107]。橫光還問他「是否有什麼起死回生的辦法?」,柴博士回答「要絕對保持靜養,之後儘快來醫院做X光檢查,才能發現潰瘍的位置和程度。」[107]。
12月30日凌晨3點半左右,橫光的腹部再次劇痛,最後在4點13分確認死亡,享年49歲[106]。當時聽說消息立即趕來的川端康成和柴博士發現橫光腹部肌肉緊張隆起,潰瘍已穿透腹膜腔,引發了急性腹膜炎[107]。當時的橫光已經被病魔折磨到與川端差不多一樣枯瘦[107]。當時在鎌倉養病的中山義秀聽到橫光的噩耗,也不顧家人勸阻,急匆匆趕來,惋惜一代文學大師的離世[102]。
1948年1月3日,橫光的佛教葬禮在其住宅內舉行[106]。川端康成在悼詞中這樣評價橫光:
「國家破敗,我已朽木枯槁,而始終溫暖支持我的人又被死神奪走,更是雪上加霜。你的骨頭應該也隨著國破而碎滅了。這場戰爭,尤其是敗亡的結局,已讓你的身心何等痛楚啊?我們這些苟活的人默默地相互安慰,再次尋找出路,但你已如東方的象徵一般燃盡了光焰,悄然墜落。因為你作為一個日本人,是剛直的,是樸素的,是誠實的。因為你想樹立、想預言、想信仰它。我們兩個的名字一直被列在一起,回想起來已經有25年之久了。(中略)留下我在這人世間,你應該知道我有多麼寂寞。與你最後見面的那次,你那眼神中的溫柔和懷舊,我今生今世恐怕再也無處可覓了。(中略)橫光君,我將以日本的山河為魂,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追隨你的腳步!」
— 川端康成 悼詞
橫光的戒名為「光文院釋雨過居士」。其死亡面具(銅製)由本鄉新製作。此外,佐野繁次郎和岡本太郎還手繪了橫光的遺容。1949年7月,橫光的墓遷入東京都府中市多磨靈園[109]。墓碑上的「橫光利一之墓」為川端康成親筆書寫。
1948年1月,鎌倉文庫的《人間》刊載橫光利一的遺作《微笑》[110][5]。河上徹太郎、川端康成與菊池寬等人在1948年4月的刊物《文學界》製作了特刊《橫光利一追悼號》,緬懷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111]。
關於《橫光利一全集》的出版權,改造社在激烈的爭奪中擊敗新潮社,最終成功出版了此套全集[5]。1949年,改造社創立「橫光利一獎」,獲獎作品中有大岡昇平的《俘虜記》。但之後因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被褫奪公職,出版社經營也江河日下,最終在1955年宣布停刊[5]。
1959年12月15日,橫光利一紀念碑在三重縣阿山郡伊賀町落成,石碑上所刻詩句是生前摯友川端康成為其所選,據說是橫光生前最愛的一句[59][112]:
蟻
臺上に餓えて
月高し
1993年10月30日,為紀念橫光95周歲誕辰,大分縣宇佐市的市民團體「豐之國宇佐市塾」在該市赤尾的光岡城舊址上樹立「旅愁」文學碑。碑文是節選自《旅愁》的文字,由森敦書寫。
2013年11月23日,東京世田谷區市民志願者團體「北澤川文化遺產保存會」在橫光利一舊居「雨過山房」附近的北澤川綠道旁樹起了「橫光利一文學顯彰碑」。碑石是由橫光家提供的鐵平石。
此外,在橫光父親的故鄉大分縣宇佐市還會定期舉辦橫光利一俳句大會。這一方面是因為橫光一直宣稱自己與俳句大師松尾芭蕉有血緣關係[45],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本人創作了相當多的俳句。
三重縣立上野高等學校的校友會在校內設立了橫光利一紀念館。
法國成立了「人民戰線政府」後,橫光曾被問及日本的左翼的問題,他回答「左翼也有過非常輝煌的時期。但是日本自古以來,只要當時的局勢下不是必要的思想狀態,無論何種思想或行動都不會奏效,反而會為此而導致秩序混亂,最後這種思想也會自然萎縮衰退。這種自然力量是物理性的,當歐洲的思想侵入到日本時,也會與這種自然力量鬥爭。換言之,在日本,選擇任何思想或東西,都不是憑個人的意志。只能服從這種自然力量所支配。在個人無法發揮作用的現今的日本,最一流的藝術家或思想家就是所謂自然這種秩序。日本的左翼自然發生,自然消亡,與其說這是思想的軟弱無力,不如說還是與思想同等程度的秩序力量的強大」[113]。
當法國女性問到日本人為何要切腹自殺時,橫光在《廚房日記》這部小說中回答「這不是為了面子,也不是為了責任。這只是感覺自己擾亂了世間的秩序的個人為了認可其行為所作的事」,「日本人最為重視社會的秩序,在自然中要將個人變成虛無。也就是說,為了完成生活的秩序,人們必須養成有意識讓自己變得虛無的胸襟。日本文化的一切的根源都來自這種單純化的『無』」[113]。
二戰前橫光一度被譽為「小說之神」,叱吒文壇,但也有對他批判的聲音。例如志賀直哉就不太認可橫光的文學[114][111]。此外中條(宮本)百合子也公開批評了《廚房日記》這一作品[115]。
1936年,橫光赴歐旅行的感想與永井荷風、島崎藤村等人描繪的巴黎就截然不同,學者評論「橫光是在歐洲出現的最高的近代日本人」「他的眼光不僅對外,而是始終內省我們自身。有這種自我意識,才構成近代的特徵」[116]。
吉本隆明在《悲劇的解讀》中評價橫光「的悲劇是將西歐與日本的原理進行對立」[76]。福田清人與荒井惇見認為橫光「是穩固地追隨著表面化的國粹主義」,對此加以批評。但橫光的苦惱遠遠不止於此,是更為深層次的,他的的苦惱來源於對祖國日本的思考[106]。
平野幸仁提到,幕末明治期的知識分子倡導和魂洋才,希望藉此對抗西方文明,他們所持的武士道精神或中國儒家經典的教養使得自己沒有陷入自我喪失的困境。但橫光欠缺這些精神底蘊,反而退化至日本的村落共同體所奉行的古代神道,同時也主張只有在西歐文化之中才能給予日本文化相應的意義[76]。神谷忠孝和河田和子也[117]認為橫光試圖以東洋精神來超越克服西洋精神[76]。
三島由紀夫對橫光及川端的文學的異同進行了考察,他認為兩位都是天性傾向於創造「人工的」文學的作家[118]。但橫光不知從何時起將其天性中的「感受性」與西方的「理性」過於接近,沉入了「理性迷茫」的地獄,從而埋沒了自己天生的才能和氣質[119][120][121][122]。而另一方面,川端文學可以將這「地獄」拋離腦後,從「理性」的西歐精神中脫身,繼續通過情感、感性和官能保持著自身的「感受性」及其法則[119][121]。三島對橫光的評價還有「沒有如此誠實的人了。我很喜愛橫光先生,他真老實啊。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色情有多少功效。(譯者註:原文如此)[123][124]
橫光的作品中,《蒼蠅》、《拿破崙與田蟲》以及《上海》等都有很明顯的鏡頭感,其中的描寫手法與同時期著名的蘇聯電影《波將金戰艦》中的蒙太奇手法相近。他的小說將電影的蒙太奇、長鏡頭、特寫鏡頭等技法用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5]。此外,橫光本人也與電影導演衣笠貞之助關係密切,並參與了《瘋狂的一頁》這部電影的拍攝製作。
作品名稱均以原文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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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文藝》臨時增刊號《橫光利一讀本》上刊載了他在1920年寫的《悲傷的代價》,該文是《愛卷》、《輸了的丈夫》的初稿[59]。1990年發行的《愛人的房間》也屬於這一系列[59]。
1994年,人們發現了橫光生前未發表的五篇作品:小說《順序》、《芋》、《殺人者》(即《馬克思的審判》的原稿)、評論文《杜斯妥也夫斯基論》以及一篇隨筆風格的散文(筆名為橫光一行)[125]。其中《杜斯妥也夫斯基論》是翻譯初稿,原作者是俄國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在1897年的評論集《永遠的伴侶》中收錄了杜斯妥也夫斯基論一文,而橫光的日文譯稿是根據其英譯稿譯出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