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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普通話，簡稱推普，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所採取的一系列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社會應用推廣的措施與行為等，[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未有確定正式的法律地位。[2]其本意原本是為了預備完全廢除漢字，推行拼音文字（漢語拼音），實現「文字改革」，但最後改為推廣簡化字和漢語拼音。[3][4]目前，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負責主導普通話推廣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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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kiProject:中國傳統聲音 |
現時，中國大陸的廣播電視媒體一般使用普通話作為播報語言。普通話已經佔據主流，也引致方言保護的呼聲，政府方面認為方言確實是珍貴的文化財產，但不妨礙其執行該專題的系列政策和措施[6]。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開始系統化地推廣國語。1913年，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國音」系統，它的特點是「京音為主，兼顧南北」，具有入聲，史稱「老國音」。當時對國語標準音存在爭論。一派支持國音，即主張「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另一派支持京音，即主張「純以北京話為標準」。1920年，南京高師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主張以北京音為國音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認可。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並確定採用北京語音作為標準，稱為「新國音」。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發布以新國音為準《國音常用字彙》，並指出「所謂以現代的確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這標誌著現代漢語標準語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的正式形成。[7]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語被改名「普通話」，取其普遍共通之意。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確立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8]1956年2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明確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1982年，推廣普通話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9]。1994年，推出普通話水準測試。2000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8]
2021年12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該《意見》提出到2025年普通話在全國普及率達到85%的目標。[9]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其憲法基礎，以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作為具體的法律來主導推行推廣普通話運動[10]。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列明：「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普通話相關的條文如下：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觀點，其認為推廣普通話促進了經濟、教育、文化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將實現「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初步普及」。[11]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表示，202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地方性法規中「各級各類民族學校應當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以及「經本地教育行政部門同意，有條件的民族學校部分課程可以用漢語言文字授課」等相關規定進行違憲審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審查認為，上述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第五款關於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規定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機關作出修改[12]。
此觀點惹來多方關注，其中在日本的蒙古籍學者楊海英認為，這是官方推翻建政75年所採用的民族政策[13]。
為了與推廣普通話相適應，政府推出普通話水準測試。[14]普通話水準測試由國家普通話水準測試委員會領導，由各省市相關單位實施。普通話水準劃分為三級六等，即一甲、一乙、二甲、二乙、三甲、三乙，其中一甲為最高等級。通過測試，應試者可以獲得對應的普通話水準證書。[15]截至2009年，中國大陸已有逾3000萬人次參加此項考試。[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規定，公務員應使用普通話，[17][18]一般要求達到普通話三級甲等水準。[19]
對於教師崗位，一般需要達到普通話二級乙等水準（語文教師須達到二級甲等水準）。[20]
對於商業、郵政、通信等服務性行業，對於普通話的使用也有相關的法規。[21]
廣電總局在2000年到2014年多次發出專項通告，限制和打壓地方廣電媒體使用方言，比如禁止譯製片使用方言，壓縮和減少地方方言節目。除廣東、閩南地區、上海等少數地方外，全國絕大部分省市方言媒體都非常少，並且播出時段，範圍都受限制。例如，上海的上海話節目僅限於少數廣播電視節目，理由是「普通話水準下降，方言土語泛濫」。[22][23] [22]
2009年7月，廣電總局發言人朱虹表示中國的電視劇的語言，除地方戲曲片外，應以普通話為主，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並且領袖人物的語言也要使用普通話。不過2014年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和2021年的電影《毛澤東在才溪》中的鄧小平和毛澤東依然講方言。[9]
在廣東省珠三角地區，1980年代因考慮到鄰近港澳地區，要與香港電視節目競爭，加強「政治宣傳」，當局才特別批准南方衛視（現時的大灣區衛視）、珠江頻道及珠三角地區的廣州電視台、佛山電視台等本地頻道使用粵語廣州話[24][25]，而並不是出於對本土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範疇保育與傳承的考慮。
中國大陸的部分地方和城市，如果有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方言，會被扣「操行分」，以致影響班級評比。[26]
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每年9月份第三周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27]。此外，各地不定期的舉行各類普通話比賽。[28][29]
中國大陸各地的推普口號層出不窮，更不時向民眾徵集推普口號。但如「不講方言，不講髒話，做個合格小公民」等口號，使得年輕一代對方言母語及其背後的文化的認同產生偏差，將使用普通話視為合格或進步。其效果在北方官話和晉語地區實際比中國南方更為嚴重[30]。
壯語口音的漢語普通話在2016年起遭到普通話使用者大規模惡搞、調侃、炒作。[31]。《廣西民族報》總結此事在壯族之間的回響，有指「醜化了壯族，是對一個民族的蔑視」，有指「好事者做的惡搞的空耳字幕迎合了部分國民的低級趣味」等等。[32]源於一段壯語口音的失戀獨白，原句用普通話的諧音來拼寫是「藍瘦，香菇（難受想哭）。本來今顛搞搞猩猩（本來今天高高興興），你為什莫要縮這種襪（你為什麼要說這種話）？」。標準壯語的聲母沒有送氣聲母，只有g沒有k，所以「哭」成了「菇」；壯語的聲調比漢語普通話更平穩，所以第三聲的「想」聽起來像第一聲的「香」；一些壯語方言聲母n/l不分，「難」成了「藍」。[33][34]
廣西自古就是多語言地區，因地域關係粵語曾影響甚大。後來，廣西自治區政府致力使用行政手段在東南部多個城市實行「推普」政策，在1996年率先把南寧市和梧州市公共汽車的南寧白話（粵語的分支）報站取消，南寧電視台、電台等媒體全部禁止粵語，使民眾在媒體廣播方面也沒有了可以借鑑的語言環境。[35]南寧當局也在學校和工作單位內宣傳污名方言「粗鄙」，使用普通話「文明」。在2001年取消南寧市和2002年取消北海市（市區）的廣東電視台珠江頻道（珠江台）。
2010年底，廣西電台經濟廣播已播出18年粵語白話節目被完全取消。2012年10月，珠江台在梧州市被廣電總局禁播。同年12月28日起，廣西部分地區有線電視中的廣東南方電視台衛星頻道（TVS-2）亦突然停播。現在在廣西東南部粵語區，粵語已經被邊緣化，省府南寧的粵語已經成為瀕危語言，取而代之的是帶有粵語、壯話混雜口音的「南寧普通話」。而南寧最本土的方言—平話在普通話和粵語的雙重打壓下，更加被邊緣化。雖然廣西廣播電視台曾於2014年因跟廣東廣播電視台合作的關係而把旗下的影視頻道定位為一個粵語頻道，但是該頻道播出的粵語節目相較廣東仍然相當少，大部分的粵語節目都是播送廣東廣播電視台的，而廣西廣播電視台自家製作的粵語節目只包括地區新聞。有關定位只是維持了約三年，該頻道在2017年的新定位推行後，所有粵語節目已經全部取消。
2017年南寧軌道交通二號線通車之前，也曾有不少的消息指出有關當局會打算把廣西的中國方言，包括邕潯粵語（南寧白話），納入該線的報站系統中[36]，但有關增加中國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作為報站語言的建議被有關當局以未獲明確批示為由而一直拖延推行[37]，因此現時該線的報站語言仍然只有普通話和英語。
廣東普通話教育的高潮是隨1956年國務院發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開始，當年7月廣東省教育廳發出通知，第一次把普通話教學列入廣東中小學教育工作的內容[38]。1982年上半年，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就要求廣東電臺加強推普工作，組織語言專家編寫推廣普通話的廣播稿，在電臺開設《廣東人怎樣學好普通話》的講座，還先後以廣東省委的名義發了兩個文件，規定縣以上的黨代會等大型會議必須講普通話[39]。其花費大量人力、財力，推普力度可算首屈一指[40]。退休後的任仲夷在1999年為書題詞時更放言[41]：
| “ | 用普通話統一廣東語言，深圳要做全省模範。 | ” |
1990年國家語委明確以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市作為南方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42]1991年派出專門調查組深入廣東、福建的一些地區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42]1992年2月2日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頒布《關於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決定》。[43]
廣東省在2011年底發布《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對教育、政府公共服務、公共地方標識、電視廣播的語言、中文字及拼音譯名的使用等提出諸多限制，例如禁止學校教授「方言」。自此，不少廣東城市，尤其是粵西地區的電台和電視台都被強制轉用普通話播放節目，其中以湛江和陽江等粵語城市推普的情況最為嚴重，該兩市的電視台現時大部份時間已經沒有了粵語節目和廣告多年。
而由2010年開始，當局著力撤銷廣東新聞頻道的粵語廣播，鑑於地方公眾強烈反彈而迂迴多年未完全廢止粵語廣播，經歷2014年的粵普廣播「梅花間竹」安排，到2016年元旦「全新改版」開始以普語全面主導頻道廣播，不再理會地方公眾意見強硬施行「推普廢粵」政策。教育部在2021年6月頭發佈調研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的報告，針對教育領域有具體的政策建議，包括提出在法律上明確普通話與簡化字的地位、將普通話教育適度融入考評體系、粵港合作推進普通話教學等。該報告同時明確要求粵港澳三地進一步做好語言政策的規劃，加強語言與國家認同，挖掘語言資源紅利，做好語言能力和語言服務建設，以更好服務該規劃發展區域的建設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44][45]。
廣州市在1980年代開始，逐漸禁止學校教師使用廣州話進行母語教學，改為所有科目必須統一普通話，學校亦不另外設置單獨的粵語課程。此舉導致年輕一輩不會說，不願說或者說不準粵語的人數大增。這種滅絕性的推普，引起很多人的不滿。前廣州市市長黎子流更不遺餘力推廣普通話，並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發「推普獎章」。
交通工具方面，廣州地鐵曾多次以各種理由減少粵語報站的時長，甚至在某路線的車廂廣播中完全取消。直至今日，其在車廂內的粵語報站仍然非常短，與普通話的廣播時長不對等，另外即使使用粵語廣播，其用語也存在大量的直譯問題，如「尾班車」變成「末班車」等；廣珠城際鐵路在2011年4月開通後不久即取消粵語廣播，直到2012年12月31日開通珠海站後才恢復。
1980年代初，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各地移民湧入，由於深圳歷史上與廣州及香港一樣以粵語為強勢，初期廣東籍包括潮客族群的深圳人均以標準粵語為深圳的通行中心語言，而外省移民亦應生活所需，跟隨融入粵語氛圍，原來本地的客家話以及本土的粵語莞寶方言就相對弱勢。當局不樂見本土語言主導大勢，在1988年，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廣東省僑聯主席蟻美厚等主張採取強硬措施，大力推廣普通話。深圳還專門成立「深港語言研究所」，對深圳的語言生活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用普通話統一深圳語言的戰略方針。在大力執行推普工作下，扭轉粵語原本作為深圳中心通行語言的情勢[47]。由於強行推普衝擊，現時在許多較大的公眾場合，普通話皆為主導語言，由於香港未有強力推普干擾，因此粵語仍可以維持一定的地位。[48]然而，相對其他珠江三角洲城市而言，深圳的粵語應用範圍相當狹少，在交通方面，所有的公交車都沒有加上粵語報站（現在其部分公交線路已加上粵語報站）；在大眾傳媒方面，深圳電台各頻道已經採用全普通話廣播，而電視台除了深圳電視台公共頻道有較長的粵語時段之外，所有的頻道都只使用普通話，也依然沒有恢復以往為電視廣告加上粵語配音的做法。
2014年7月，廣東《南方都市報》報道，佛山市在召開「迎接廣東省二類城市語言文字工作評估」動員會中，推出相關「規範語言文字使用」方案，其中規定普通話要成為黨政機關主要工作、會議用語，如有機關不要求公務員說普通話將被扣分；能貫徹開會和公務活動用普通話交流，可獲加分。另外，除地方曲藝及廣電部門特批的地方電台、電視台80%以上節目需用普通話，新聞一旦出現方言主持或採訪，就要扣分。方案還要求幼稚園、小學的校園語言，在教學、其他活動和交流中都要用普通話，否則將扣分。此舉一出，引發網民的反對及對扼殺本土文化、打壓粵語生存空間的擔憂。廣州名嘴陳揚在微博上對此事評論道：「普語與各地方語種應同體共存共榮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和有口，諧有言。」[49]而報道該消息的《南方都市報》其後已刪除相關報道。[50]
珠海市在2000年代取消珠海電視台的粵語新聞。[51]2011年甚至取消公共汽車的粵語報站，直到民眾通過各種方式投訴才在2012年8月恢復。[52]
吳語杭州話在浙江省杭州市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部分本地小學生已經不會講杭州話。目前，杭州的一些小學開展杭州話興趣課[53][54]，引起大範圍的討論，學校開展此課程的原因是考慮有三點：一是會說杭州話的孩子不多；二是文化融合中，對地方文化，方言作為一種非物質遺產，應該得到保護；三是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興趣課里將它加以提倡。
在2014年以來，當局就逐步強化一系列管制，以同化當地社群。就語言方面不再推崇雙語政策，2017年6月尾新疆和田地區教育局發布《雙語教育5條規定》，要求自秋季開始，學前3年（幼兒園）全面用普通話與漢字教學，小學1年級與初中一年級也開始推動普通話，預計在2020年達成全面使用普通話教學[56]。大批維吾爾人被「再教育」同時，子女也被另行集中送去當地新設的寄宿學校，單在2017年，新疆幼兒園的入學兒童就增加50多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兒童佔9成以上。而在維吾爾人最多的南部地區，投入12億美元擴建幼兒園，包括興建大量宿舍，要求入校兒童只能使用普通話，否則將會受罰[57]。據中共新疆政法委書記朱海侖2017年向「再教育營」發出文件，要求將國語（普通話）學習作為工作重點：使用國語教材，用國語講課，加強書面及口語考試，將「考試成績特別是國語測試成績」列入檔案，作為「學員結業」的主要依據[58]。
西藏政府在推行普通話的同時，限制藏文教育。[59] 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在2018年2月發布的《關於舉報黑惡勢力違法犯罪線索的通告》中，將「保護母語（藏語）」定性為反動思想，被指「與各類非法組織關係密切、相互勾結」，要求向公安機關舉報。[60][61]
2020年6月初，內蒙古當局向用蒙語學校發出口頭指示，要求自9月1日開學的新學期開始，小學語文以普通話授課。而在8月26日內蒙古教育廳發佈《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規定從2020年秋季學期開始，內蒙古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一年級開始使用全國通用的語言教材，而此後兩年逐步將小學道德與法治科、中學歷史科也改用普通話授課。隨即在內蒙古引起廣泛關注，許多蒙古族學者和學生家長認為新措施令蒙古語言生存陷入危機[62]。
當地的老師及家長認為當局的決定意在消滅蒙古語，強烈反對當局決定，致電地方教育局及北京教育部表達不滿，並號召於新政策落地前一天的8月30日到在各個旗縣政府大樓前舉行大規模的集會，同時呼籲學校老師學生罷課。據美國之音的報導當局政府關閉中國境內唯一一個蒙古語社交媒體平台「Bainu」，並傳喚在微信群討論雙語教育事宜的網民[63]。
對此，內蒙古教育廳出面澄清，外傳不用蒙語教學並不是事實，而是把普通話課程改成在一年級就學習，除了將要調整的三個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均保持教材不變、授課時的語言文字不變、蒙古語課程及母語課時不變、現有雙語教育體系不變，仍保持過去地方語言教學。[64]。
推廣普通話是以城市為中心，逐步向郊區、農村地區進行，因此首先是在各個方言區人口流動較為頻繁的大城市進行試點，幾乎每個方言區均有一至兩個「積極推廣普通話城市」；隨後將推普經驗復刻到同方言區的城市；再後在向農村地區擴展。一般是要求教育、媒體、商業中全面要求採用普通話，當市民形成習慣，城市普通話氛圍形成之後再放寬。另外，大規模移民的城市，雖不是重點推普城市，但是也應移民客觀要求進行推普。
以下城市推廣普通話力度較大。在1995年開始就在教育、廣播中開始進行，至2000年左右普通話已經成為城市通行語言。
以下城市是大量移民改變當地語言環境，雖未經過強力推普，但是成為普通話為主的城市
以下城市長期進行推廣普通話評比[65]
推廣普通話不是消滅方言，在不少城市推普的同時，也有大量維護方言的政策，如蘇州市政府加強蘇州話興趣班、三語（普通話、吳語、英語）比賽等，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方言的流失。
對於推廣普通話與地方語言二者之間存在爭論，許多人認為推普會導致地方語言消失。[66]有人認為，保護方言屬地方保護主義，不利於推普[67]。但也有人認為，保護方言與推廣普通話相輔相成，並不矛盾。[67]也有一些方言反對派認為：推普必須徹底地「推普廢方」，方言音土，特別是一些方言沒有官話口音為國內的「偽外語」不利於全國人民交流，方言幾乎大場面用不上，在社會上是「毒瘤」而「多餘」的，方言逐漸被普通話取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68]
在中國大陸，普通話具有標準漢語的法定地位。由政府保障其推廣使用，具有天然優勢。而中國現存的自然語言又十分豐富，部分語言又處在發展活躍期。推廣普通話與現存自然語言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衝突。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確立普通話地位的同時也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71]，但是憲法並無明確其他地方語言的法律定位與相關權利保證，使得矛盾集中體現在推廣普通話與漢語方言保護方面。而地方語言的湮滅不利於地方文化多樣性的保護，[72]
在推廣普通話的影響下，相當多地區出現年輕一代自認普通話為母語，自己地方原語言不擅長使用、不當作第一語言的狀況。[73]很多地區甚至出現了以普通話「通用」為由，壓制當地原通用語言通行的極端情況[74]。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表明語言上的「少數人」同樣享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但是截止201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批准該公約[75][76]。
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國民黨過去長期執政時在臺灣強推國語運動，甚或用激烈政策（如《廣電法》22 條限制電台使用地方語言比例）推行國語，並使之成為台灣人的生活語言。台灣的國語運動已使絕大部分台灣人掌握國語（有人估計約90%），如台灣不少大都市的車站，國語的使用程度超過40%[77]。臺灣雖然已經廢除國語運動、改行推廣母語，但是國語取代母語的趨勢仍然無法停止；許多年輕人的母語變成國語，[77]尤其以客家、原住民族與外省族群的年輕世代中更加明顯，而原本臺灣漢人主流語言臺灣話亦面臨大量年輕人不通曉、或長期被非閩南語族群汙名化，而瀕危。現代臺灣社會大量缺乏閩南語臺灣話、客家語與原住民族語的使用環境，大多數人以華語、英語為第一、二的溝通語言，加上政府語言政策顢頇、主流社會仍受國語和國語文用字習慣影響，而使傳統母語及俗語文加速式微。有鑑臺灣人母語能力一代一代地變差，近十多年來，本土社團不斷推行，許多台灣母語也有相關的考試、認證和政策。然而，仍有學者預估，連臺灣最強勢的本土語言臺灣話，也恐於21世紀消失[78]。
香港大部分學校的中文科採用粵語教學，稱為「母語教學」，其他科目也大多使用粵語或英語教學（參見香港英文授課中學）。1980年代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社會開始興起學習普通話熱潮，有學生和市民自費報讀私人機構開設的普通話課程，前往研究社、語言中心查詢的市民絡繹不絕，當中不少人是在職人士欲在工餘時多學一門語言，也有學生欲在暑假空閒時充實自己。[79]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屬非牟利社團，於1970年代成立，致力推廣普通話。部分大商業機構，特別是與大陸有生意往來的，更會開班內部教授員工普通話。
1981年9月，教育署前身教育司署按課程發展委員會建議及社會需要，開始推行普通話試驗計劃，首階段由小四開始，逐步擴展至小六；第二階段由1984年9月開始對中一年級推行計劃，1986年正式成為學校科目，但並非強迫所有學校推行，而是由各學校自行決定，當時推行普通話計劃曾面對師資不足問題，教育司署提供普通話課供教師修讀。[80]1980年代初，教授普通話主要使用注音符號，其次使用漢語拼音，兩種拼音法皆在香港流行，由於香港人普遍懂英文字母，漢語拼音方案逐漸強勢，但使用哪種方案在社會仍有爭議，當時有意見認為在幼童時期應教授注音，以免對小童學習英文造成干擾，待學生打好英文基礎後才教授漢語拼音。[81]
1985年，學習普通話的人數較之前一年增長20%至30%。[79]當時調查指出學習普通話兩大原因包括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第二是開放後欲到大陸旅遊的人增加，懂得普通話將便利到中國大陸經商、住宿和溝通等。[79]部分團體（如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亦舉辦北京普通話夏令營，內容包括遊覽北京名勝及上普通話課程。[82]
1997年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大力推行普通話教育，學校從小一至中三開設普通話科作為必修科，讓學生學習普通話（中四以上則是選修科）。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通過撥款2億港元，在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普教中）計劃，預計有160間學校參與。[83]語常會主席田北辰稱如果學校有足夠的師資和專家支援等條件，使用普通話教中文，能使學生「我手寫我口」，有助改善學生的寫作能力，[83]但有人質疑「普教中」的教學成效，[84]有小學校長認為普教中「不是用最熟悉的母語去學，事倍功半」，「是為了經濟利益與政治因素，卻可能不利於學生的全人發展」。[85]
由香港教育學院出版的《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一書中可見，一般家長覺得普教中能改善中文寫作，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在培道小學發現，用普通話學習中文的學生，相比以粵語學習的正常學生，前者上學期中生成績差1.49分，下學期則相差2.36分[86]。
有任教普通話的老師坦言，學習語言首重了解，但是粵語環境下，要用第二種語言去學習中文，會令學童十分混淆，影響理解。該名老師亦指出，普通話並不等同書面語，例如普通話中有「兒化韻」的現象，舉例「早點」和「早點兒」，意思已有很大的分別（前者是指早餐，後者是指提早），但書面語卻很少把兒字也寫出來[87]。
本地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人一般不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話溝通（通常只會在跟大陸人和台灣人打交道的時候才會用到）。部份內地新移民基於日常生活環境或希望更融入香港的生活，亦主動學習粵語和轉用粵語交流。香港一般中文文件通常以語體文撰寫，能以普通話或粵語唸讀；但香港民間尤其是網絡上、報紙和雜誌的部分文章等，也廣泛存在著僅能以粵語表達的粵語字和只能用粵語表述的用語（粵語白話文），形成了一種獨有的香港本土文化。在香港音樂中，不少流行樂曲有普通話（國語）、粵語兩種版本，但國語歌曲一般會在台灣錄製，或採用台灣國語版本。香港的電視節目中，雖然有許多粵語發音的節目，但電視字幕仍以語體文顯示。
澳門在澳葡時期，官方語言雖為葡語，但葡語在澳門民間並不廣泛（只有澳門土生葡人和政府官員使用），且葡語在世界上流通程度不如英語，故澳門民間仍以粵語為主要語言，與香港一樣以英語為第二語言。1999年澳門回歸後，中國政府才開始在澳門推廣普通話。但澳門方面也跟同樣以粵語為主要語言的香港一樣，粵語字仍在澳門坊間經常被使用。
新加坡在建國後雖然以英語為第一語言，但也積極推廣華語，不過主要對象是佔大多數的華人，新加坡英語的影響力沒有動搖。講華語運動推行30年後，雖然用方言（新加坡最主要的華語方言是福建話及潮州話）的人數大減，可是當中很多人卻是改為使用英語。[88]因為新加坡的語言眾多，除了華語外，還有馬來語、坦米爾語等，新加坡當局為了統一語言而推廣英語。
在馬來西亞，作為人口第二多的族群馬來西亞華人的主要語言為華語，但仍普遍以閩南語（泉漳話和潮州話）、閩東語、粵語或客語交流，而且受到從台灣購入的閩南語節目和香港購入的粵語節目影響，在華語口音上摻雜了部分方言。然而，家庭與社會的結構變遷、國家語言政策（馬來西亞政府以馬來語為官方語言及國語，英語為認可語言），甚至是語言之間的競爭，都讓溝通語言的選擇出現不小的變化。
在大中華區域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出現過類似「推普」的推行國語現象。法國消滅土語（Patois，含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運動持續了兩百多年，直至1960年才停止。其中在布列塔尼大區的小學中出現了「不准隨地吐痰，不准講布列塔尼語」這樣的宣傳口號[89]。法語推廣運動的強制性和校園內措辭不當的標語讓歐西坦人對祖先語言文化產生了羞恥感（Vergonha）。除因德語影響而較為強勢的阿爾薩斯語外，目前法國各種土語已經式微。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實行「標準語推進」、「方言撲滅運動」等措施，將日本列島上原本語言不通的各地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由標準日語取代[90][91]。例如日本當局禁止使用琉球語。琉球語（沖繩語）現已面臨瀕危處境。[92]日本在北海道實施的純日語教育，使得與其他語言無聯繫的阿伊努語至2007年僅剩十位使用者[93]，且年輕一代對阿伊努人並不存在身份認同[94]。不過自阿伊努族民俗學者、兼前國會議員的萱野茂發起阿伊努語復興運動，願意學習阿伊努語的人數正在不斷增多，同時間阿伊努語的社會地位亦改善了。
然而，在義大利推行以托斯卡納語為基礎的標準義大利語運動中，當地方言並未被禁止，因而出現了雙層語言的現象。如在威尼斯，標準義大利語為上層語言，而威尼斯語則為下層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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