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法戰爭（1917年－1922年），又稱護法運動、護法之役，是由孫中山領導反對段祺瑞主導的北洋政府，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恢復中華民國國會，在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的行動。一般以廣州護法軍政府成立之日1917年7月17日為護法運動的起始點，戰爭在1917年10月在湖南展開。在中國國民黨歷史中，亦稱為「三次革命」。
革命黨自民初遭袁世凱裁軍，二次革命失敗後，更被撤下所有軍權，甚至發展黨員也必須秘密進行，因此袁世凱死後，及至孫中山南下護法，雖然組成護法軍政府，實際上卻受桂軍牽制。第一次護法因桂系奪權改組軍政府、架空孫中山而失敗。孫中山為發展粵軍，大力籌備糧餉，驅逐桂系以後，第二次護法又因陳炯明兵變而失敗。[1]:33
起因
袁世凱死後，以北洋正統派首領自居，依附日本的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在控制國家財經命脈支柱的交通系和安福俱樂部擁戴下出任國務院國務總理，舊國會亦恢復。不久，黎元洪與段祺瑞在國務院秘書長人選上發生爭執，請出北洋軍閥元老徐世昌出面協調。其後因中國是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向德國宣戰，發生府院之爭。
日本表示支持皖系、交通系的段祺瑞，英、美等支持研究系、直系的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主張參戰，而黎元洪及國會有所保留。段祺瑞下令手下十幾個督軍組成「督軍團」開到北京施壓，要黎元洪在對德宣戰書蓋印，為了平息風波黎元洪勉強同意蓋印。段祺瑞仍不滿足，又大肆干涉國會。後來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事件被揭露，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撤銷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改任伍廷芳出任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並指根據《臨時約法》，總統無權撤銷總理職務，因而段祺瑞不承認免職令，北洋系各省督軍紛紛宣佈獨立。
6月1日，黎元洪急電召張勳入京調解，張勳以解散國會為條件，脅迫黎元洪，伍廷芳不願簽署解散國會的命令，辭職拒絕，黎元洪改任命江朝宗代理總理，副署解散國會。張勳於6月14日率兵入北京，卻在7月1日擁溥儀復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館。7月12日，段祺瑞的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段祺瑞宣稱在7月2日出任國務總理，副總統馮國璋則於7月6日就任代理大總統，黎元洪又在14日辭職，所以北京政府掌控於段、馮二人手中。段祺瑞稱事件為「再造共和」，但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毀滅約法和武力統一作為施政重點，公開宣佈「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是因為國會曾反對他。段祺瑞拒絕恢復被張勳所廢的1913年國會，與進步黨首領，研究系的梁啟超等組織臨時參議院。
南方五省（粵、桂、滇、黔、川）軍閥均極度反對段祺瑞廢除國會的專橫做法，僅由段祺瑞控制的十四個行省進行國會選舉。其選舉過程被段祺瑞的皖系「安福俱樂部」所控制，故稱為「安福國會」，原有法統亦已不再存在。日本支持的皖系軍閥段祺瑞後連合日本幕後扶植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英美支持的直系軍閥的馮國璋、成立英、美、日列強支持的北洋新政府，力求專制和武力統一。
返回中國隱居的孫中山跟黎元洪和舊國會的「院派」，同樣反對中國參戰的態度。當張勳復辟時孫中山首斥段祺瑞召禍致亂，斥段祺瑞為「以叛討叛，以賊討賊」亦不滿日本大舉介入干涉中國內政。於在上海支持聲援「院派」反對北洋政府專政解散國會。德國公使辛策於3月25日返國前，特命德國駐上海總領事克里平竭力聯絡孫中山，表明德國願支持中華革命黨的運動並同盟對抗日本。為此克里平派其翻譯西爾穆爾(Schirmer)與曹亞伯相偕秘密謁見孫中山。
過去的盟友日本在中國的活動已引起孫中山的擔憂和反感，孫中山對與德國聯手對抗段祺瑞和北洋軍背後的日本表示甚為贊同。為與北洋軍作戰所需的資金，孫中山向德國協商支援二百萬銀圓款項。由孫中山所信任的蔣中正負責經手交涉[2][3][4]，一說蔣中正與張靜江在旗下開設的上海證券交易所與金融界也募集大量資金，作為孫中山的軍費後盾[5][6]。
護衛《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孫中山號召下，章太炎、李烈鈞、譚人鳳等人也紛紛再度加入旗下擁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遂展開護法運動。
第一次護法
1917年7月上旬，孫文與章太炎數人乘坐軍艦從上海南下[7]，17日，抵達廣州，正式揭起護法旗幟。此時張勳復辟已經於7月12日被段祺瑞再造共和的討逆軍粉碎，但是段祺瑞表示拒絕恢復舊國會，擬定要重新選舉新國會。孫中山在到達廣州的當日晚，就發表演說，明確提出護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設新共和，並呼籲各界奮起為護法而鬥爭[8]，19日，號召被解散的國會議員南下，重開國會[9]。7月21日，海軍打響護法第一槍，前海軍總長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抗議約法被破壞，國會遭蹂躪，宣佈脫離北京政府[10]，率第一艦隊永豐艦等九艘戰艦，從上海駛往廣州，壯大護法的聲勢，唐紹儀、汪精衛二人亦隨艦隊南下[11]。徐紹楨應孫中山之邀由滬至粵共同護法。
自6月中，粵、桂兩省己宣告「自主」[12]，但因張勳突在北京擁溥儀復辟，段祺瑞無暇南顧。復辟失敗後，8月6日，段祺瑞任命傅良佐為湖南督軍，替代譚延闓，又命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13]，率兵入蜀。雲南受壓，督軍唐繼堯便於是月11日以護法為名，不接受北京命令，揮軍入四川，一則為戴戡報仇，二則阻北洋軍隊控制四川，南北對峙再次發生。
南下舊國會議員，不甚踴躍[14]，據報章統計，有150多人到了廣州[15]，只是議員總數的五分之一（參議院議員274人，眾議院議員596人，共有議員870人）。由於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召開正式會議，因此孫中山決定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8月25日，非常國會開幕[16]，31日，舉行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在廣州組成中華民國軍政府，設中華民國軍政大元帥一人、元帥三人，行使中華民國行政權。
9月1日，非常國會有九十一人投票，並不足法定人數，以八十四票選出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後又推舉雲南督軍滇系唐繼堯、兩廣巡閱使桂系陸榮廷為元帥（陸榮廷拒絕擔任元帥，唐繼堯則唯唯否否，二人不願受軍政府節制）。孫中山於10日就職，同日非常國會選出六名總長：伍廷芳為外交部總長（因病未到，王正廷代行）、唐紹儀為財政總長（未上任，廖仲愷代理[17]），程璧光為海軍總長，胡漢民為交通部總長、孫洪伊為內政總長（滯留北方未到，居正代行）、張開儒為陸軍總長[18]。孫中山任命李烈鈞為軍政府參謀總長、方聲濤為軍政府衞戍總司令、章炳麟為大元帥府祕書長、許崇智為大元帥府參軍長、李福林為大元帥府親軍總司令、陳炯明為軍政府第一軍總司令[19]。除了海軍、元帥府親軍及二十營粵軍之外，孫中山在廣州軍政府內缺乏實質軍事力量支持，甚至到了「令不能出士敏土廠（大元帥府）」的情形。
孫中山和非常國會議員都是反對參加歐戰，但為了取得美、英、日等列強承認，不得不在9月26日對德宣戰[20]。
1917年9月孫中山出任大元帥時，留在上海的蔣中正即向孫中山提出一份「對北軍作戰計畫書」，認為「北方政府所轄之軍隊，約在三十萬以上，然實際上可為其動員者，即以馮、段二派勢力合計，則其數亦不過六萬。」「北軍雖眾，而為段氏冒死南犯者甚尠」計畫軍政府從粵、桂、雲、貴、川、湘等大西南地區動員多於敵的兵力三路揮軍北進[21]。10月1日，蔣中正又向孫中山提出「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畫書」主張護法軍應在湖南採守勢，而把主力作戰轉集中於閩、浙沿海一帶，爾後再伺機北伐。11月1日，孫中山任命蔣中正為大元帥府參軍。[22]
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自立國會，提出「武力統一」的口號，為實現武力統一計劃，積極派兵向南進攻。湖南督軍傅良佐抵長沙後，調北洋第八、第二十師入湖南岳陽，引起湖南民眾不滿。9月18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與駐衡陽的湘軍旅長林修梅聯銜通電，宣告湘南自主[23]。段祺瑞聞訊，令湖南督軍傅良佐指揮北洋軍第8、第20師和湖南陸軍第1、第2師，控制岳陽至衡陽鐵路沿線要地，阻止粵桂聯軍北上。不久湘南護法軍即與北洋軍在湘潭、西倪舖開戰，拉開南北戰爭（護法戰爭）的序幕，繼在衡山、寶慶戰鬥近一月[24]，戰況十分激烈。
段祺瑞政府在9月29日發布三道命令：一、召開新國會；二、召集臨時參議院，修改國會組織選舉法；三、追緝法辦孫文等人叛逆罪行[25]，孫中山遂於10月3日以大元帥名義，發布《段祺瑞偽政府亂國盜權罪之通令》[26]，誓師北征。因湘南戰事吃緊，10月8日軍政府推舉程潛為護法軍湘南總司令[27]，統一指揮。先是衡山，10月20日寶慶亦失陷[28]，護法軍退守衡陽，等待兩廣援軍。廣西督軍譚浩明就任兩廣護國軍總司令後，即於10月24日率桂軍援湘[29]，可是廣東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已於前一天（23日）倒戈易幟，投向北京[30]。段祺瑞政府見有機可乘，便於10月27日將廣東督軍陳炳焜及廣惠鎮守使莫榮新免職，命令廣東省長李耀漢兼署督軍，李福林為廣惠鎮守使，又以莫擎宇會辦廣東軍務[31]，離間桂粵兩系（陳炳焜、莫榮新均是廣西人；李耀漢、李福林與莫擎宇俱是廣東人），但是李耀漢、李福林二人並不遵奉北京命令，莫擎宇也只好等待福建督軍李厚基救援。
雲南督軍唐繼堯自8月中揮軍進攻入川，在川南與劉存厚部隊交戰，互有勝負，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則率兩個混成旅援川，佈防川東，牽制靖國軍北進。戰事稍停後，10月中，滇軍再次進攻[32]，迭為川軍擊退[33]。10月31日，北京命令把唐繼堯部下顧品珍、趙又新、黃毓成三人革職通緝[34]。
11月，段祺瑞政府決意調虎離山，8日，命陸榮廷為寧威上將軍，但是要陸到北京任職，又改命龍濟光為兩廣巡閱使[35]，伺機壓制兩廣。陸榮廷沒有赴京任職，只是駐軍梧州，靜觀時局；龍濟光也不敢莽動，因護法軍艦船在海南島附近警戒監視。不久湘南形勢陡變，護法軍接連攻下寶慶、永豐等地，14日，北軍總司令王汝賢和副司令范國璋二人突然通電全國，要求停戰[36]，傅良佐聞訊，便與湖南省長周肇祥等數人逃離長沙[37]。18日，長沙被佔領，護法軍即向岳州進逼[38]。此時國內護法勢力也紛紛起來響應 —— 11月25日，蔣尊簋、王文慶等在寧波宣告「自主」[39]；12月，黎天才在襄陽通電宣告自主，組成「湖北靖國軍」[40]；郭堅在鳳翔宣告獨立，組成「陝西護法軍」[41]；1918年1月，王天縱在河南自稱河南靖國軍總司令[42]，山東等省也有靖國軍相繼起義。
12月4日，雲南及貴州聯軍突襲重慶，吳光新和四川督軍周道剛於夜半逃亡[43]，吳光新率殘部逃入湖北宜昌。此時龍濟光見護法軍主力在湘北和粵東，沿海防守兵力不厚，突於10日發難，自瓊州派兵渡海在高雷、陽江一帶登陸[44]。12月中旬，護法軍在潮汕地區擊敗莫擎宇和閩軍後[45]，繼續向福建進攻。海軍總長程璧光等人指揮五十餘營兵力攻入福建。
在湖南主要戰場上護法軍連戰接捷，迫使北洋軍多次易帥並攻佔岳陽；四川、福建、湖北等戰場也取得勝利。援閩護法聯軍在恩平、陽江等地擊敗龍濟光後，乘勝向廉江、遂溪等地追擊；護法軍節節勝利，鄂、浙、魯、豫等省地方勢力相繼呼應，三、四個月內的短暫時間，護法運動就遍及到十幾個省份，之後隨即讓段祺瑞為此被迫辭職。
在北洋政府內部各派系皆從自己利益出發，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藉此擴充皖系勢力；直系馮國璋為了牽制實質掌權的皖系、增強自己爭權的實力，在對西南護法軍問題上採取不同的態度，高喊「和平統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勢力藉此討好西南軍閥，保護直系的利益。11月14日，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通電要求停戰議和後，直隸督軍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和江蘇督軍李純四人聯名於18日致電南北雙方，請求停戰[46][47]，南北方代表便聚於南京與李純協商[48]。段祺瑞見時不與我，多次請辭國務總理，終於11月22日獲馮國璋批準[49]，由外交總長汪大燮暫時代理國務，梁啟超亦隨之辭職。11月30日，改命王士珍為署理國務總理[50] ，與馮國璋合作撫平主戰派及勸說西南放棄武力「和平解決」。
粵桂湘護法聯軍奪取長沙後，以護法軍不攻岳陽﹑北洋軍不增兵為條件，與北京媾和[51]。12月25日馮國璋發出停戰布告，指令南北停止敵對行動[52]。
正當南北兩方代表在南京商議時，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與北方七省三區代表在天津舉行會議[53]，反對停戰。12月6日聯名電請馮國璋明令討伐西南，馮國璋只得表示讓步，18日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54]、段芝貴為陸軍總長，消解皖系的不滿。12月31日，北洋軍閥十六人聯名通電，反對恢復舊國會，主張以臨時參議會議決的國會組織法，選舉新國會[55] —— 軍政府息兵和平的第一條件是重開已被解散的國會[56]，這份通電便把通向和談的大門堵死。
雖然馮國璋宣告停戰，湖南岳州南北兩軍依舊劍拔弩張，福建李厚基又天天告急，湖北荊襄戰事更未有停息[57]。馮國璋被主戰派催迫，終命令曹錕為第1路總司令﹐率北洋軍第3﹑第7師和5個混成旅﹐先勦鄂南，再攻湘北；第2路總司令張懷芝率山東暫編第1師﹑江蘇第6混成旅和安武軍﹐在贛軍配合下經江西攻湘東。1918年1月24日，南軍攻破湖南岳州[58]，翌日（25日），北軍卻收復湖北襄樊[59]。1月26日，馮國璋突然離開北京南下[60]，抵達安徽蚌埠，與倪嗣沖、張懷芝等人會議後折回[61]，遂於1月31日，明令討伐譚浩明、程潛等人，卻沒有片言隻語罪責軍政府、孫文、陸榮廷或唐繼堯[62]。2月5日，馮國璋向全國宣告「罪己」[63]。同日，馮又把傅良佐、周肇祥二人交軍事法庭審判；褫奪陳光遠軍職，仍留任江西督軍；懲治王汝賢、范國璋和王金鏡三人，留營效力[64]。
正當曹錕、張敬堯集結北軍於鄂南，誓言奪回岳州時，北方政壇也迎來風雨。2月14日，馮玉祥在湖北武穴通電主和[65]，更喧傳他將起兵與安徽督軍倪嗣沖衝突。王士珍見和局難成，於２月20日，稱病辭任，馮國璋只得命內務總長錢能訓暫兼代國務總理[66]。２月下旬，徐樹錚竟從張作霖處"借兵"入關，駐守直隸各地，有合圍北京之勢。馮國璋對時局失控，大感灰心，3月7日晚上向各省發一長電，暗示辭職[67][68]，曹錕等紛紛回電挽留。3月18日，北軍攻下岳州[69]，主戰派聲威大振。段祺瑞趁此時機，又脅以兵威（徐樹錚指揮在直隸各地奉軍），東山再起，3月23日，他又一次出任總理[70]。
廣州軍政府是個有名無實的組織，財政仰賴海外華人的捐款[71]和廣東省議會撥款維持，孫文已是百般無奈，莫榮新又把革命黨派在廣東各地組織的武力視為土匪，大力鎮壓，更令孫文怒火填膺，1918年1月3日晚上，孫文唆使海軍兩艦炮擊廣州督軍府[72]，革命黨與西南軍閥的嫌隙愈來愈大。這時西南主力在湖南，方聲濤一支在閩南，沈鴻英、林虎、劉志陸、魏邦平等部則在分途反擊龍濟光[73]，廣州腹裏空虛，但軍政府卻有一支由陳炯明指揮的粵軍，隱成心腹大患，李烈鈞等商議決定這支粵軍先赴潮汕整裝，然後攻入福建，支援方聲濤，因此陳炯明於1月14日在廣州東校場誓師[74]。
李烈鈞在1917年12月曾發起西南聯合會議[75]，終在1918年1月15日組成「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76]，推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謀求與北洋政府和談。唐紹儀、伍廷芳、程璧光也被推作代表，孫文卻遭排擠出去。唐、伍等人以為聯合會須與軍政府合併[77]，才不會互相捍格（2月25日唐繼堯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78]，但孫文卻於27日任命呂超成都衞戍總司令兼暫行代理四川督軍[79]，3月8日軍政府才糾正命令[80]），可是海軍總長程璧光於2月26日被暗殺，謠傳四起，雙方隔閡日深。
唐繼堯將滇軍改組為靖國軍，以此為名在英國幕後支持下實行擴張，自任總司令。12月聯合黔軍和川軍，唐繼堯自任川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桂系也同樣受英國大力贊助。
在戰事終止後，陸榮廷、唐繼堯等「回歸」廣州「護駕」孫中山，為了把堅決反對與北洋軍閥妥協的孫中山排擠出護法運動，西南軍閥又進一步收買非常國會。廣州護法政府逐漸由舊桂系、滇系軍人控制。
皖系段祺瑞由於長期跟直系馮國璋相爭，決定派出密使在收買桂系交換利益下換取陸榮廷的承認安福國會和皖系徐世昌北洋政府的「法統」，成立皖桂同盟；孫中山親自下令海軍，發動兵變希望推翻桂系統治。
1918年2月靖國軍控制四川，陝西、湖南、福建部分軍事首領，亦以「靖國」相號召，唐繼堯自命川、滇、黔、鄂、豫、陝、湘、閩八省聯軍總司令，滇系軍閥的聲威達到空前絕後的頂點。
1918年3月，徐紹楨被孫中山任命代軍政府衛戍總司令、廣州衛戍總司令兼陸軍部練兵處督辦。滇系、桂系勾結直系，破壞護法軍的北伐計劃，4月10日非常國會秉承西南軍閥的意旨，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改組軍政府，將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孫中山堅決反對這一決定。
次日他即向國會指出擅行改組軍政府是非法的，並堅決表示：「即於改組後有欲以為總裁者，亦決不就之。」1918年5月4日，孫中山憤向非常國會提出辭職，通電揭露西南軍閥破壞護法的真面目，向國民沉痛宣告：「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在廣州缺乏制衡桂系軍事力量的孫中山，調集手下廣東省長朱慶瀾的粵軍警衛軍20營，改編為軍政府直轄護法軍，由陳炯明率領，並從上海招集蔣中正赴廣州，任命蔣為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負責規劃閩南戰役。改靠滬、粵、閩、浙、贛各省的勢力重整展開北伐作戰。
1918年5月20日通過改組，非常國會不顧孫中山的警告，改組軍政府，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和岑春煊等7人為總裁，廢除大元帥制，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孫中山在廣州被削權，被迫辭去大元帥一職，桂、滇各系控制國會改組護法政府。
5月21日，孫中山在失望之餘離開廣州，前往由蔣中正控制的上海，之後廣州軍政府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護法運動失敗，第一次護法告一段落。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復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不數日（26日）長沙亦被北軍攻下[81]。4月，護法軍湖南大敗，北洋軍連占岳陽﹑衡陽﹑醴陵等地，護法聯軍向湘粵桂撤退。但跟桂系、滇系密約的敵前指揮直系吳佩孚進入湖南後，不顧段祺瑞反對、停止進攻，在7月與南方議和、罷戰北歸。在湖南戰場，直系吳佩孚與桂系、滇系和談後撤軍，其中一原因是他收下的湖南地盤被皖系軍閥張敬堯佔去，吳佩孚不願皖系把勢力擴張到湖南。[82]1918年8月，北京安福國會開幕，此時馮國璋與段祺瑞彼此不和相爭，後來二人相約在1918年9月4日共同下野。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同年9月，段祺瑞與日本交換關於山東問題和向日本借款的公文，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作為借款的條件之一，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日本軍隊，除濟南外，全部調集青島。2、膠濟鐵路由日本指揮的巡警隊警備。3、膠濟鐵路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段祺瑞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但日本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而被日本擴大，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藉口。1918年日本向段祺瑞提供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軍隊，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10月，段祺瑞操縱皖系經在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幕後控制政府，長期主張和平，標榜「偃武修文」擔任調和元老的徐世昌就職總統後下令停戰，於是戰事終止。之後段祺瑞強迫徐世昌取消吳佩孚職務。此戰護法軍雖然大勝北洋軍閥一時﹐但由於沒有專屬自己的武裝力量﹐終因南北軍閥妥協而告失敗。
第二次護法
1918年6月，孫中山命令蔣中正與陳炯明，以援閩粵軍的名義向福建進軍，聯同海軍部分艦隊開赴潮梅一帶。粵軍陳炯明的第一軍與蔣中正的第二軍一路攻破嵩口、丘濱、永泰直逼福州，擊敗段祺瑞的閩浙援粵軍，段祺瑞親令總司令李厚基與孫中山劃界停戰。陳炯明曾以「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83] 挽留蔣中正留任粵軍，但蔣中正仍婉拒，辭任第二軍長把粵軍交與許崇智和陳炯明後回到上海。[84][85]
援閩粵軍進軍福建穩住陣腳以後，在駐福建兩年期間，從原本人數不滿五千的部隊擴展至成2萬多人六個旅的勁旅。由陳炯明與許崇智負責指揮，許崇智率軍在閩浙掃蕩北洋軍的閩浙援粵軍殘部，以解除粵軍的後顧之憂。
1919年，粵軍以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親孫中山的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3月孫中山完成「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1920年中，仍駐廣州的軍政府出現內鬨，英國支持的桂系與滇系爭權。
1920年4月，直奉結成反段聯盟。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在1920年7月14日發動直皖戰爭，皖軍大敗。曹錕、吳佩孚擊敗皖系，逼退段祺瑞，解散安福國會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在張作霖支持下，原來就毫無實權，在各派系軍閥居間調停的徐世昌繼續任職傀儡總統。
1920年6月，徐紹楨被孫中山任命為兩廣各路招討軍總司令。7月，孫中山策動徐紹楨率數千救國軍在廣東江門起兵，分五路攻打桂系盤踞的廣州，掀起討桂序幕。1920年8月，在粵軍的嘩變支持下，孫中山力促粵軍自福建回師廣東，由陳炯明、許崇智指揮粵軍進攻廣州驅逐滇、桂等「客軍」，分三路向粵邊境攻擊前進。許崇智任前線總指揮，突破大埔、梅縣，苦戰經月攻佔河源。10月20日，受傷的許崇智因病離軍。孫中山命令下再度赴廣的蔣中正，代替許崇智出任前線總指揮，並於22 日攻克惠州，10月22日，粵軍三路並進廣州發起總攻，28日光復廣州。11月2日，蔣中正交還指揮權給許崇智與陳炯明後，再度婉拒陳炯明的慰留離職回滬。[86]
孫中山於1920年11月28日重返廣州，重建軍政府，返回廣州後孫中山宣布重組護法軍政府，繼續護法運動。「第二次護法」開始。
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4月2日，非常國會開會，取消軍政府，聲稱組織正式中華民國政府，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4月7日通過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於5月5日在廣州就職。
孫中山當選後向國內外分別發表聲明，並寫公開信給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勸他自動離職。同時發表他的新政府的人事名單：
- 外交部長伍廷芳
- 次長伍朝樞
- 財政部長唐紹儀
- 次長廖仲愷
- 陸軍部長陳炯明
- 內政部長陳炯明兼
- 海軍部長湯廷光
- 參謀部長李烈鈞
- 秘書長馬君武
- 總參議兼文官長胡漢民
- 總統府參軍長徐紹楨
- 政治部長胡漢民兼
- 廣東省長陳炯明兼
孫中山就職「大總統」後主張以武力統一中國。但孫中山的北伐主張遭到藉由粵軍發展在廣東坐大的陳炯明反對。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由湖南督軍譚延闓提出並獲得浙江的盧永祥、滇系唐繼堯、桂系陸榮廷、奉系張作霖、四川的劉系軍人，胡適、梁啟超、蔡元培、章炳麟、張東蓀、丁世嶧、潘力山響應的聯邦制。
1922年4月，皖系段祺瑞同奉系張作霖以及廣東的孫中山建立了倒直的「三頭同盟」，4月初吳佩孚暗地裡派人到廣東聯繫陳炯明，請求其武力反對孫中山北伐。
1922年4月23日孫中山在越秀山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大本營內，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蔣中正等力主進攻消滅陳炯明。；二是立即轉道北伐，避免與陳炯明直接衝突。
孫中山贊成第二種意見，蔣中正則答「先生，如果不徹底解決陳家軍問題，將來後患無窮。」但孫中山認為「競存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對蔣中正的意見未加接納，因此，他決定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競存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蔣中正便離開廣東時給陳炯明寫一封信，勸曰：「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採納一二，勿聽細人之讒，勿墮宵小之計，服從總理，共圖北伐，則中正雖守制未終，尚思待罪疆場，執鞭以從，聊供指臂之助。」雙方仍留轉圜餘地。
孫中山返抵廣州，即委任陳炯明為北伐軍第一軍總司令，並向陳炯明表示：「不生異詞，必當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樞、古應芬、居正、廖仲愷、馬君武、汪精衛、程潛敦促陳炯明回省城。許崇智、魏邦平、梁鴻楷、李福林、黃大偉、李雲復、徐軍雁等粵軍將領，致電勸陳炯明，但陳炯明拒絕出任稱「自今後，息影田廬，躬耕養母。」孫中山以極其懇摯的言辭，給陳炯明發了電報：「革命既無半途而廢之理，十年患難道義之交，一旦相棄，縱弟不求諒於人，兄則何忍為之。望兄速取消退隱之志，投袂而興，終始國事，庶幾執信、仲元得以瞑目。」
1922年4月28日，張作霖、段祺瑞和孫中山聯盟對抗直系曹錕、吳佩孚發動直奉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夏天，孫中山親自督師在韶關建立北伐大本營，以粵、滇、桂、湘四省聯軍進攻盤踞江西的直系。
1922年5月4日，奉系張作霖潰敗，退出山海關，在秦皇島遭到了直系海軍的炮擊。北方戰場上直系獲勝，由日本扶持的奉系退出北京。直系曹錕、吳佩孚佔領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受英美幕後操縱支持承認的直系成為在北京中央政府唯一的一個軍事集團。
此時吳佩孚秘密與陳炯明密約，吳佩孚在北方驅逐徐世昌，陳炯明在南方推翻孫中山。步驟是：第一步藉昏懦的黎元洪復位，利用廢督裁兵打倒曹錕和各省軍閥，失敗也是黎元洪受害，再用國會急選吳佩孚、陳炯明為正副總統，時機未熟舉文人伍廷芳、蔡元培為正副總統，為暫時過渡人物。
直系北洋政府便以「恢復法統」之名指徐世昌總統為非法，迫其在6月2日去職。徐世昌宣布辭職下野，自此退出政界。吳佩孚發出恢復舊國會的通電，原來國會亦再次召開。直系軍閥名噪一時，成為全國勢力最大的一支軍閥，在英美大力資助支持下企圖控制全國。
為了以合法的名義達到大總統職位，曹錕用盡心計首先逼退徐世昌，迎原總統黎元洪復職，先讓黎元洪上台完成其原來大總統任期。黎元洪本不願再度復出，但吳佩孚策動了規模空前的「勸駕」攻勢，讓被遺忘以久的黎元洪家裡每天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黎元洪在自以為飽受全國各界熱烈歡迎下，以重提「廢督裁兵」為條件復出政界。曹錕、吳佩孚對於黎元洪的條件皆通通答應，黎元洪在曹錕、吳佩孚利用下出任短期過渡的傀儡大總統。
黎元洪在就職演說中大唱高調： 「余為中華民國國民一份子，既是各方面迫於救國之誠，促余復出任職，余豈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犧牲個人前途。出京五載，國家元氣所喪如是。此來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暫行大總統職權，藉以維持國際上之地位。其餘眾事，靜待國人解決。」
黎元洪一上台，立即下令撤銷對孫中山的通緝令，並電邀孫中山入京籌商國事；內閣組成後，黎元洪和一些內閣成員分別發電迎接伍廷芳北上組閣，並電邀唐紹儀、陳炯明、岑春煊、譚延闓等來京共商大計。南方人士認為這是虛偽的表示，加以拒絕，被邀人士無一北上。其中，譚延闓表示不就內務總長職，黃炎培表示不就教育總長職。伍廷芳發出通電，認為黎元洪復職沒有法律根據。李烈鈞態度更為強硬，聯名發表通電斥罵黎元洪叛國，說他和舊國會都是直系軍閥的傀儡。結果黎元洪拉攏的計劃落空。
黎元洪重新上台後，之前廢督裁兵和所有許諾被曹錕、吳佩孚拋諸腦後。曹錕和同鄉嫡繫心腹高凌霨同時在政治上百般刁難，讓黎元洪任期內其政府無法工作。北京政府六度更換內閣總理一年之間換了六茬，黎元洪毫無實權可言。後來曹錕唆使手下在總統府前高呼反黎口號「驅黎擁曹」，所有電話、電報亦被截斷。當初「勸駕者」現在全都不知所終。最後曹錕直接派人上門進行恐嚇，手無任何兵力的黎元洪見已無法生存，被迫乘火車欲逃亡天津。
結果黎元洪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率部隊在中途等候，在天津將黎元洪困火車恐嚇強逼他交出印信。悲憤的黎元洪無奈之下只能交出總統印信。直到次日清晨北京來電稱已得印信，王承斌逼黎元洪在自動離職電稿上簽字後才予釋放。黎元洪去職後由直系曹錕親信國務院內務總長高凌霨代理大總統。
孫中山於5月6日從廣州赴韶關督師，設大本營於韶關。他舉行北伐誓師大會，並任命李烈鈞和許崇智分別為北伐軍總司令和總指揮。於1922年5月9日發佈總進攻令，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統一中國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他已無暇顧及解決陳炯明問題了。
1922年6月13日，北伐軍擊潰直系軍閥陳光遠攻佔贛州，隨後進據吉安直逼南昌。攻佔江西嚴重威脅吳佩孚的後方，粵、湘、贛、滇、黔組成的護法軍，大有跟浙江、安徽的皖系軍閥、親孫中山護法軍的鄂、川、閩、陝部隊會師聯軍北上之勢。這使吳佩孚打消進攻東北徹底消滅張作霖的想法，轉而與奉軍在山海關對峙，並回頭處理護法軍北伐和皖系的問題。
第一次直奉戰爭獲勝後吳佩孚雖想消滅奉系併吞東北，但孫中山已開始北伐，而後曹錕導演了賄選總統醜劇後，皖系浙江軍閥盧永祥通電反對曹錕賄選後，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參加賄選的議員麇集於杭州、上海，浙滬儼然成了反直的中心。終於使吳佩孚下決心先消滅盧永祥和孫中山。吳佩孚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另周蔭人代孫傳芳為福建督理，但廣東的地盤不易深入，吳佩孚便要孫傳芳和陳炯明聯合起來壓制孫中山。
6月1日舊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王家襄，吳景濂等在天津集會，宣布「非法總統」徐世昌無效，徐世昌於2日宣布辭職，之後黎元洪復職。北方各界以護法運動目的已達為由，紛紛希望孫中山下野以求打破兩個總統的僵局。而粵軍中的葉舉等人也聯名發電文要求孫中山下野。陳的部下，粵軍將領鄧鏗遭暗殺，孫文一方堅稱是陳炯明所為，但近年來一些學者根據史料認為此事有可能是孫文一方所為。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部下葉舉出兵圍攻總統府，孫文轉移到到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避難，史稱「六一六事變」。
陳炯明要求吳佩孚派兵援助。吳佩孚派出沈鴻英、蔡成勳攻留贛的北伐軍。李烈鈞部被迫退回粵境。直到7月26日，北伐軍開始追擊全線向韶關退卻的陳炯明。不料陳炯明援軍於28日趕來與已疲備不堪的北伐軍作戰。
8月3日，北伐軍在南雄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分東西兩路撤退。李烈鈞、李明揚、賴世璜經湘南進廣西繼續討逆。8月9日堅守在白鵝潭的孫中山得知北伐軍回師失利，他已是孤軍無援，決定離粵赴滬。下午3時他乘英艦「摩軒號」到香港，次日改坐「俄國皇后號」赴滬。
8月15日，陳炯明自任粵軍總司令。
孫中山至8月初離粵退居到盧永祥勢力範圍的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
失敗之後
1922年8月15日，退往上海的孫中山發表討伐陳炯明的宣言，隨後命徐紹楨北上與關內外各派軍事將領商討國事。為了集中力量消滅陳炯明軍隊，孫中山決定與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的勢力驅逐投直的閩系軍閥李厚基。
10月，孫中山將北伐軍改為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蔣中正為參謀長，從閩南方向討伐佔據廣東的陳炯明。討賊軍跟皖軍聯合下，打敗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軍，迅速占領了閩南進攻潮汕。
孫中山又派鄒魯負責策劃與駐廣西的滇、桂軍及駐西江的粵軍聯繫，組織滇、桂、粵軍聯合的西路討賊軍。林直勉、鄧澤如、廖湘芸也奉命入桂，進行策反工作。
跟陳炯明不和的劉震寰想取得廣西總司令的地位，最有勢力的沈鴻英也不滿於陳炯明的作法與掌握滇軍的楊希閔同與鄒魯、岑春煊策畫密談表示加入討賊軍，孫中山便委任為桂軍一路總司令、第二路總司和滇軍總司令。
12月26日，受孫中山委任的楊希閔、沈鴻英、劉震寰及擁護孫中山的粵軍等各派代表，在廣西白馬寺舉行商討戰略和合作問題會議組成西路討賊軍。
白馬會盟後，西路討賊軍迅速發起進攻。梧州早與西路討賊軍秘密聯繫裡應外合，未費一槍一彈就收復了梧州。西路討賊軍長驅直入挺進粵境，陳炯明大敗。1923年1月14日，粵軍紛紛宣佈脫離陳炯明，擁護孫中山回粵。陳炯明被擁護孫文的滇系、桂系與倒戈粵軍聯合組成的西路討賊軍擊敗，1923年1月15日通電下野，率殘部逃亡惠州。
西路討賊軍進入廣州。1923年2月21日，孫中山回到廣州。3月2日，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組織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以伍朝樞外交部長、廖仲愷財政部長、譚延闓內務部長，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朱培德為參軍、徐紹楨任廣東省長。孫中山回到廣州，沒有一時安穩的日子。4月，桂系軍閥沈鴻英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廣東督理一職，發動了對廣州的攻勢。孫中山親自督戰很快擊敗沈鴻英。沈鴻英逃往香港。
此時佔據東江的陳炯明，在英國的支持武裝下又來攻擊，孫中山知道陳炯明已為大患，便命各軍圍攻其陳炯明亦在國民革命軍東征中被徹底打垮。
1924年10月23日，北洋直系中受革命思想影響的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推倒了北京的直系政府，發出了和平解決國是的通電，特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家統一大計。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求中國之統一建設。13日，孫中山離廣州北上，輾轉香港，經赴上海，抵達北京，並把其在廣州的軍權交給蔣中正統領。[87]1925年2月全權統率軍隊的蔣中正發起第一次東征，許崇智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張作霖、馮玉祥召開天津會議，決議成立中華民國執政府與善後會議以取代國會，由於孫中山於此時尚在來京途中，推段祺瑞先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
孫中山1925年1月北上抵京後即開始病發，住進協和醫院進行治療，此時健康已急轉直下，至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北上議和籌開國民會議因此沒能成功。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由胡漢民接任。統率軍隊東征陳炯明的蔣中正獲悉孫中山逝世消息後，在軍中發哀告全軍將士書，其後回師廣州祭奠。
評價
學者唐德剛認為，當時中國就是否對德宣戰而爭論。孫文受德國鉅款資助，以金錢賄賂國會議員、海軍；南下廣州割據自立。國家南北分裂局面，孫文乃始作俑者。
民國時期報人評價：「護法戰爭期間，中國國家所受之損失，最大者爲：一，段祺瑞之濫借外債，其數目爲若干萬萬，至今尙無人能確斷，其用途則購械打仗之外，畜養無恥政客而已；二，政治道德之敗壞，安福系之橫行，新國會之穢聲，其政治上之罪惡，較袁世凱時直有過而無不及。」[88]
謝幼田評價說，孫中山到達廣東時，張勳復辟已經失敗，但後來的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這是孫中山必須以武力護法的客觀背景。因為段祺瑞廢除了約法和國會，孫中山已沒有合法鬥爭的場合。直到1919年8月12日，段祺瑞的安福國會才提出安福憲法，而孫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此間兩年並無「法」可以依仗。若仍以臨時約法為標準，護法正是要恢復臨時約法。若以安福憲法為標準，它在孫中山發起護法時尚未出現。指責護法運動「非法」，不提軍閥先行「毀法」，是缺乏歷史常識。段祺瑞雖然推出了新國會和新憲法，但國會是清一色的安福系，憲法只是民主法制外衣，因為段祺瑞堅持武力征服兩湖和西南，將全國統一於北洋系。軍閥的行事方式是武力解決，因此孫中山只能武力護法。[89]
學者諶旭彬認為，護法戰爭如今遭到許多質疑，或者說護法軍政府因「非常國會」未達到法定人數，本身不符合《臨時約法》；或者說護法戰爭「以暴制暴」，毀了中國的民主前途。這兩種指責都不能成立：因為如不「護法」，則《臨時約法》和民元國會將被北洋系的「安福系憲法」和「安福國會」所取代；《臨時約法》和民元國會固然有種種缺陷，但卻是民國法統之所在。人們更應關注孫在護法前所著《民權初步》一書，這是孫護法的理念所在。[90]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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