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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詩人、外交官（1904－1973）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里卡多·埃利塞爾·內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爾托（西班牙語：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筆名巴勃羅·聶魯達（西班牙語：Pablo Neruda，西班牙語發音：[ˈpaβlo neˈɾuða] （ⓘ）），智利詩人、外交官，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智利共產黨黨員。聶魯達13歲時便以詩人身份出名，其創作涉獵甚廣，包括超現實主義詩歌、歷史史詩、政治宣言，一本散文式自傳，以及廣為流傳的情詩，例如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聶魯達曾在多國擔任外交官，並代表智利共產黨出任參議員。1948年，反對共產主義的智利總統加布列·岡薩雷斯·魏德拉簽署了針對聶魯達的逮捕令，聶魯達不得不在位於瓦爾帕萊索的友人家中地下室躲藏數月，而後於次年從安第斯山脈取道出走阿根廷，直到三年後才歸國。聶魯達是親共產主義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的親密顧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應阿葉德邀請在國家體育場面向七萬民眾朗誦詩歌。[2]1973年，聶魯達被診斷出癌症。同一時間，奧古斯托·皮諾契特在美國支援下發動政變推翻了彼時親共產主義的智利政府。1973年9月23日，聶魯達去世。儘管長時間以來聶魯達都被描述為因心臟衰竭去世，但最近的證據對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3][4]
聶魯達常被認為是智利的民族詩人，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人們閱讀與喜愛。哥倫比亞作家賈西亞·馬奎斯稱其為「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5]，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作品《西方正典》中將聶魯達囊括在西方傳統核心作家之列。
1904年7月12日，里卡多·埃利塞爾·內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爾托出生於智利中部利納雷斯省的帕拉爾城。[6]如今該城屬於馬烏萊大區，距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以南大約350千米。[7]他的父親荷西·德爾·卡門·雷耶斯·莫拉雷斯（José del Carmen Reyes Morales）是鐵路工人，母親羅莎·娜塔莉亞·巴索阿爾托·奧帕索（Rosa Neftalí Basoalto Opazo）是一名教師，在他出生僅兩個月後死去。他於9月26日在聖荷西德帕拉爾教區受洗。[8]聶魯達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魯道夫，以及同父異母的妹妹蘿拉。[9]幼年時的聶魯達身材瘦小，喜愛閱讀，根據同學路易斯·翁貝托·塞爾達回憶，聶魯達尤為喜愛儒勒·凡爾納的作品。[10]他是個無神論者。[11]
某種東西在我靈魂中發動，
高燒或忘掉的翅翼，
而我開始設法
摸索著
那火，
寫下了第一行模糊的詩，
模糊的，沒有物質，純粹
胡言亂語，
一個什麼也不懂的人的
純粹智慧。
而突然我看見
天空鬆散
打開行星們，
悸動的新開地
1914年，聶魯達寫下了第一首詩。[13]他的文學誌向遭到父親的反對，但也受到了身旁許多友人的鼓勵，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1917年7月18日，聶魯達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了人生中首個作品《熱情與恆心》（Entusiasmo y perseverancia），署名內夫塔利·雷耶斯。[14]自1918到1920年代中期，聶魯達以內夫塔利·雷耶斯為名在當地雜誌發表了大量詩歌，例如《我的眼睛》（Mis ojos），以及一些文章。1919年，他憑藉詩歌《理想交流》（Comunión ideal）獲得馬烏萊地區花神大會三等獎。1920年中期，他開始以巴勃羅·聶魯達為筆名，據信這個筆名源自捷克詩人揚·聶魯達[15][16][17]，不過也有人認為這個名字來自鋼琴家威爾瑪·聶魯達。[18][19]
1921年，時年16歲的聶魯達前往首都聖地牙哥的智利大學修習法語[20]，期望日後成為法語老師。然而，他將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詩歌創作。他獲得了著名作家愛德華多·巴里奧斯的幫助[21]，並給當時智利最具影響力的出版商唐·卡洛斯·喬治·納西門托留下了深刻印象。1923年，詩集《霞光之書》（Crepusculario）出版，次年《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出版。[20]《二十首情詩》因其中的情色描寫而有爭議，特別是考慮到其作者時年僅19歲，不過這兩部詩集都獲得了普遍好評，並被翻譯為多種外語。自出版以來，不同語言版本的《二十首情詩》已售出數百萬冊，並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仍是最受歡迎的西班牙語詩集。[20]年僅20歲的聶魯達已聲名鵲起，但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貧困。[20]
1926年，聶魯達發表了三部作品：詩集《無限之人的努力》（Tentativa del hombre infinito）、黑暗小說《定居者及其希望》（El habitante y su esperanza）、抒情散文詩集《指環》（Anillos）。[22]1927年，經濟窘迫的聶魯達期望逃往海外，在智利外交部長的安排下，他前往當時的英國殖民地緬甸仰光擔任外交領事。[23][24]在緬甸的工作間隙，聶魯達曾和友人到中國上海和日本橫濱短暫旅行。[25]後來他又輾轉擔任英屬印度新德里、斯里蘭卡可倫坡、印尼巴達維亞[a]、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領事。[26]在巴達維亞期間，他遇見了首任妻子瑪利亞·安東妮婭·哈赫納爾·佛格臧（聶魯達暱稱她為瑪露卡[27]），其為巴達維亞一家銀行的雇員，兩人於1930年12月6日在巴達維亞結婚。[28]聶魯達在擔任外交領事時仍保持閱讀詩歌的愛好，並嘗試創作不同形式的詩歌。他創作了《大地上的居所》前兩卷，其中包含許多超現實主義詩歌。
回到智利後，聶魯達被委派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而後又被派往西班牙巴塞隆納。[29]後來他接替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爾成為智利駐馬德里領事，在此他加入了當地的文學圈，與拉法埃爾·阿爾維蒂、費德里戈·賈西亞·羅卡、塞薩爾·巴列霍等作家交往甚密。聶魯達唯一的孩子是與首任妻子在1934年所生的馬爾瓦·瑪麗娜·（特立尼達）雷耶斯（Malva Marina (Trinidad) Reyes），這是個女兒，天生患有諸多健康問題（尤其受腦積水困擾）。[30][31]她不幸於1943年早夭，年僅九歲。馬爾瓦·瑪麗娜短暫的一生都是在荷蘭一處寄養家庭度過，聶魯達忽略、並最終拋棄了她，迫使母親獨自工作撫養這個孩子。[32][33][34][35]當時荷蘭被納粹占領，先天缺陷在納粹分子看來是劣等基因。也在這段時間，聶魯達與妻子疏遠，並開始與比自己年長20歲的新歡迪莉亞·德爾·卡麗爾幽會。[36]
隨著西班牙內戰爆發，聶魯達開始強烈地涉足政治。他在西班牙內戰及其後續事件中的經歷改變了其文學創作方向，他的作品由私人取向轉向了對集體義務的關注。並在往後餘生中，聶魯達始終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共產主義信念的成形受周圍朋友的影響，例如情人德爾·卡麗爾，但對其影響最大的是友人賈西亞·羅卡遭法蘭西斯科·佛朗哥手下軍隊處決事件。[29]他在作品和演說中支持共和派，並發表了詩集《我心中的西班牙》（España en el corazón）。聶魯達因政治立場而丟掉了外交領事職位。[29]1937年7月，聶魯達參加了在馬德里舉行的第二屆國際作家代表會議（瓦倫西亞大會），參會者包括安德烈·馬爾羅、歐內斯特·海明威和史蒂芬·斯彭德，會上許多知識分子都表明他們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37]
聶魯達與瑪露卡的婚姻最終破裂，他們於1943年離婚。瑪露卡為躲避西班牙周圍的敵意而搬到摩納哥蒙特卡洛，後又帶著唯一的女兒前往荷蘭。他們餘生再未見面。[38]離開妻子後，聶魯達和迪莉亞·德爾·卡麗爾在法國同居，並在1943年與她在墨西哥特特卡拉結婚。然而因為他與瑪露卡的離婚被視為非法，故而當時的智利官方並不承認這段新的婚姻。[39][40]
1938年，隨著智利總統佩德羅·阿吉雷·塞爾達的勝選，聶魯達作為特殊大使被派往巴黎處理西班牙移民問題。他從法國集中營中轉移了2,000名西班牙難民，借一艘名為溫尼伯的舊船將他們運往至智利。[41]有人指控聶魯達傾向於挑選共產主義人士，而拒絕部分人登船。[42][43]在這些被拒絕登船的人中，許多共和派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在後續德國占領期間被殺害。不過也有人對此作出反駁，稱聶魯達只挑選了這2,000人中的一部分，其它登船者由西班牙共和國流亡政府總理胡安·內格林成立的「西班牙難民撤退辦理處（SERE）」負責挑選。[44]
1940至1943年，聶魯達作為駐墨西哥總領事居住在墨西哥城。[45]在此期間他與卡麗爾結婚，並得知女兒馬爾瓦在德占荷蘭不幸早逝的消息。[45]
1940年，墨西哥畫家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因企圖暗殺列夫·托洛茨基而被捕，聶魯達得知此事後為他發放了前往智利的簽證。[46][47]聶魯達後來表示這個行為是出於時任墨西哥總統曼努埃爾·阿維拉·卡馬喬的意願。[48]憑藉這份簽證，西凱羅斯得以逃往智利，並居住在聶魯達的私人居所。作為感謝，西凱羅斯將會在智利南部城市奇廉畫一幅巨大的壁畫。[48]聶魯達與西凱羅斯的關係受到了敵人們的批評，但他拒絕為此作出辯護，而只是表示針對自己幫助暗殺者的指控是「巨大的政治與文學騷擾」。
聶魯達於1943年回到智利，而後前往秘魯旅行。在秘魯期間，聶魯達拜訪了印加帝國文明遺蹟馬丘比丘[49][50]，此次旅程賦予了其後續長詩《馬丘比丘高地》（Alturas de Macchu Picchu）靈感。[51]在這首詩中，聶魯達表達了對美洲古文明的認知與興趣。他後來亦在《大詩章》（Canto General）進一步探索了這個主題。聶魯達借《馬丘比丘高地》讚美了這片遺蹟所展現的卓越文明，但也指責為實現這一成就而施行的奴隸制度。《大詩章》第七首，聶魯達稱數世紀前死去的人們重新復活，並借自己之口向世人發言。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創意寫作教授馬丁·埃斯帕達尊此作品為傑作，稱其為「最偉大的政治詩歌」。
與其他經歷過西班牙內戰的同時代左翼人士類似，聶魯達對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充滿敬仰。這種敬仰部分來自蘇聯在抵禦納粹德國時發揮的關鍵作用，同時也源於聶魯達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理想主義闡釋[52]，人們可在其詩《史達林格勒之歌》（Canto a Stalingrado）和《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rado）中體會到這種傾向。1953年，聶魯達被授予史達林和平獎，同年史達林去世，他為其寫了一首頌歌。他也曾寫詩讚頌古巴革命家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和菲德爾·卡斯楚。聶魯達對於史達林的狂熱最終影響到了他與長久的墨西哥詩人朋友奧克塔維奧·帕斯的關係，帕斯記錄道：「聶魯達越來越擁護史達林，而我對史達林的迷戀卻逐漸消退。」[53]兩人的分歧因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達到了頂峰，他們甚至差點為此發生肢體衝突。儘管帕斯仍稱聶魯達為「同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但他也在一篇關於索忍尼辛的文章中表示，「包括聶魯達在內的擁護史達林的作家和詩人，我對他們感受與閱讀《神曲》地獄篇類似：我感到恐懼。無可否認，他們的行動有良好的出發點......然而，在不經意間，在一個接一個的承諾里，他們會發現自己逐漸被謊言、謬誤、欺騙、偽證之網纏繞，直至失去靈魂。」[54]1945年7月15日，聶魯達在巴西聖保羅帕卡恩布體育場面向十萬民眾誦讀詩歌，讚美巴西共產主義革命領導者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55]
聶魯達亦稱弗拉基米爾·列寧為「這個世紀的偉大天才」，而在1946年6月5日的一次演講中，他致敬了剛去世的蘇聯領導者米哈伊爾·加里寧，稱其為「高尚生活者」、「偉大未來的建設者」以及「列寧與史達林的戰友」。[56]
晚年時的聶魯達反思了他對蘇聯的痴迷，他表示「在那時，史達林對我們而言是希特勒軍隊的征服者。」[52]聶魯達於1957年訪問了中國，他後來寫道「真正使我與中國革命疏遠的並非毛澤東本人，而是毛澤東主義。」他對毛澤東思想提出質疑，稱之為「對社會主義神靈的持續崇拜」。[52]儘管對史達林的仰慕逐漸消退，但聶魯達從未放棄關於共產主義的信念，並始終對「黨」保持忠誠。不過，為了不讓意識形態對手抓住把柄，晚年的聶魯達仍拒絕公開譴責蘇聯對異議作家（例如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和約瑟夫·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羅茨基）的打壓，這種態度甚至是其最忠實的崇拜者也無法認同的。[57][58][59]
我的港灣啊，我祈求你了解我，
這是我的權利，來描寫
你的善與惡，
因為我好象一盞無情的燈
照亮破碎的瓶子。
1945年3月4日，聶魯達當選為安托法加斯塔和塔拉帕卡的共產黨參議員，這兩座城市皆位於阿他加馬沙漠。[61][62][63]四個月後，他正式加入智利共產黨。[45]1946年，激進黨總統候選人加布列·岡薩雷斯·魏德拉邀請聶魯達充當他的競選長官。魏德拉得到了左翼聯盟的支持，聶魯達本人也為此次競選熱切奔走智利各地。[64]然而，當魏德拉競選成功正式掌權後，卻轉而與共產黨劃清界限，而後又簽署了禁止共產黨活動的《永久捍衛民主法》（Ley de Defensa Permanente de la Democracia）。1947年10月，智利共產黨領導的洛塔煤礦地區工人罷工遭到暴力鎮壓，罷工者被關押至比薩瓜島上的軍事監獄和集中營。[65]聶魯達無法再容忍國內的政治局勢，並且智利往日的出版自由也不復存在，書報審查變得全面而複雜。他轉向國外，在委內瑞拉報紙上發表文章抨擊魏德拉。在《智利民主的危及是對我們大陸的強烈警示》一文中，聶魯達表達了對煤礦工人們的同情，並表示魏德拉「在這次罷工中發現了走向徹底背叛的藉口，一個激起大規模國際反響的藉口，在工人身上大肆進行迫害，這種事情在我國聞所未聞。」[66]1948年1月6日，聶魯達在智利參議院發表了控訴時任總統魏德拉的演講，這場充滿激情的演講後來以《我控告》（Yo acuso）的標題聞名。在演講中，聶魯達大聲念出了被關押在集中營的628個罷工者及其家人的名字。[67][68]
1960年代晚期，當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被問及對聶魯達的看法時，他回覆說：「我認為他是個極好的詩人，真的是極好的。但我並不仰慕他的人格，我認為他是個十分刻薄的人。」[69]他評論說，聶魯達不願公開譴責阿根廷總統胡安·裴隆，是因其害怕用自己的聲譽冒險。博爾赫斯還表示：「我是阿根廷詩人，他是智利詩人。他身居共產主義一方，而我則反對共產主義。因此，我認為他避免與我見面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這樣的會面只會讓我們雙方感到尷尬和不舒服。」[70]
1948年，在參議院發表演說幾周後，聶魯達面臨著被捕的威脅。後續一年多時間裡，他與妻子都生活在隱匿之中，在友人的幫助下不斷地從一處轉移至另一處。與此同時，聶魯達的參議員身份被撤銷。[71]1948年9月，新生效的《永久捍衛民主法》取締了共產黨的活動，該法案被它的敵人稱為「惡法」（Ley Maldita）。法案剝奪了16,650人的選舉權，以及任何參與政治或加入行會的權利。[72]聶魯達於1949年初轉移至智利南部城市瓦爾迪維亞，暫住在維斯韋湖旁的一座林中房屋。3月時，聶魯達終於結束了逃匿生活，他由安第斯山脈邁韋湖附近的走私者路線來到阿根廷。[73]在後來的諾貝爾文學家獲獎演說中，他描述了這一戲劇性的逃亡事件。[74][75]
誰
在等我？我握緊手
握緊一把空洞的火石。
但我走在薩瓦特特克人的鮮花從中
光線柔如一隻小鹿，
陰影是一張綠色的眼臉。
我的國度沒有名字……
離開智利後的三年時間，聶魯達都處於流亡之中。[45]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聶魯達借取了瓜地馬拉大使館文化參贊，未來的諾貝爾文學家獲得者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的護照前往歐洲。畫家巴勃羅·畢卡索安排聶魯達進入巴黎，聶魯達在此參加了第一屆世界和平力量大會。[77]智利政府拒絕承認聶魯達已逃脫他們的掌控，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聶魯達化用了馬克·吐溫對莎士比亞的評論：「就說我不是巴勃羅·聶魯達，而是另一個寫詩的智利人，為自由而鬥爭，恰好也叫巴勃羅·聶魯達。」[b][79]聶魯達在這三年裡前往歐洲、印度、中國、斯里蘭卡、蘇聯旅行。1949年，聶魯達在墨西哥旅行時因嚴重的靜脈炎而不得不在此駐留。一個名為馬蒂爾德·烏魯齊亞的護士幫助照料聶魯達，烏魯齊亞曾是智利歌手，兩人很快發展為情人關係。[80]在流亡期間，烏魯齊亞始終暗中跟隨聶魯達，這對情人盡其可能地頻繁會面。聶魯達於1952年匿名出版的《船長之詩》（Los versos del capitán）便是以烏魯齊亞為靈感來源。[81]
在墨西哥期間，聶魯達發表了長詩《大詩章》。這是一部惠特曼式的史詩，描繪了拉丁美洲的歷史、地理、文化、自然景觀，並附帶有他在此居住生活的觀察與經歷。許多詩作都是聶魯達在智利潛藏時所寫，反映了他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作品出版一個月後，另一版本《大詩章》在智利出版，這個版本基於聶魯達遺留在智利的手稿整理。智利版共發行5,000份，由彼時已被禁止活動的智利共產黨暗中安排出版。[82]聶魯達被墨西哥授予了榮譽公民身份。[83]1994年電影《郵差》以聶魯達流亡海外時，暫住義大利卡布里島的生活經歷為主題。[84]
1952年，加布列·魏德拉政府因腐敗醜聞而瀕臨崩潰。智利社會黨準備在1952年總統大選中推舉薩爾瓦多·阿葉德為候選人，他們期望作為左翼文學代表的聶魯達可返回智利支持此次大選。[85][83]同年8月，聶魯達返回智利，與提前返回的妻子迪莉亞·德爾·卡麗爾會合。卡麗爾最終的得知聶魯達與馬蒂爾德的戀情，這對夫妻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55年夏天，而後卡麗爾離開智利前往歐洲。[86]1966年底，聶魯達與馬蒂爾德·烏魯齊亞在黑島結婚。[87]
在這段時間，聶魯達作為詩人在世界範圍享有盛名，他的作品被翻譯為多種語言。[45]1959年，聶魯達出席了由委內瑞拉中央大學舉辦的歡迎儀式，他為菲德爾·卡斯楚頒發榮譽，並向學生朗誦詩歌《獻給玻利維亞的頌歌》（Canto a Bolivar）。他在古巴飛彈危機時譴責美國，後又堅決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聶魯達的左翼傾向和直言不諱的性格亦招致了意識形態對手的批評。受美國中情局資助的文化自由大會將他列為主要攻擊目標，聶魯達在墨西哥列夫·托洛茨基暗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被重新提起。[88][89]在得知聶魯達是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候選者後，該組織的活動變得越發激烈，最終這屆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了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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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聶魯達受邀參加在紐約舉行的國際筆會會議。聶魯達因其共產黨員身份而被拒絕入境美國，不過會議組織者亞瑟·米勒最終說服林登·詹森政府向聶魯達發放簽證。米勒後來評論說，聶魯達的共產主義傾向或許源自他所生活環境「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孤立」。許多東方集團作家出席了此次會議，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由此斷言，這次會議標誌著冷戰「開始走向結束」。[91][92]
在由紐約返回智利途中，聶魯達在秘魯停留。他在秘魯城市阿雷基帕和利馬向狂熱的人群朗誦詩歌，並獲得了該國總統費爾南多·貝朗德·特里的接見。不過，這次秘魯之行也為聶魯達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經歷。當時秘魯政府與卡斯楚治下的古巴政府不和，於是在卡斯楚命令下，有上百名古巴知識分子發表了《古巴人民的公開信》，信中譴責聶魯達縱容敵人的傾向，將他稱為「溫和的、親美的改良主義典型代表」。[93]自此以後聶魯達再未到訪古巴，即使他在1968年收到了來自古巴的訪問邀請。[94]
1967年，玻利維亞革命者切·格瓦拉去世後，聶魯達創作了多篇文章讚頌這位「偉大的英雄」。[95]不過，聶魯達私底下並不喜歡切·格瓦拉，他告訴朋友，「我們應該崇敬的人是雷卡瓦倫[c]這樣的人，而不是這些四處犯下瘋狂行徑的年輕夢想家。」[96]
1970年，聶魯達被智利共產黨提名為智利總統候選人，後為了左翼團結而退出競選，並支持智利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薩爾瓦多·阿葉德。同年阿葉德成功當選總統，成為智利首位民選的社會主義領導者。[83][97]不久後，聶魯達被指派為駐法國大使，任期1970至1972年，這是聶魯達人生中最後一個外交職位。駐巴黎期間，他幫助智利協商與歐洲和美國銀行之間的債務問題。[98]也在此時，聶魯達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83]在法國居住兩年半後，聶魯達不得不返回智利修養。[99]
1971年，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83][1]「一位詩人，」聶魯達在位獲獎感言中說道，「既是團結，也是孤獨的力量。」[100]次年，聶魯達在斯特魯加詩歌節榮獲金花環獎。[101]
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同一時間聶魯達被診斷出前列腺癌。由軍隊將領奧古斯托·皮諾契特發起的政變毀滅了聶魯達對智利前途的希望。不久，聶魯達位於黑島的居所遭武裝人員搜查，據稱這位詩人向入侵者說，「你四處看看，這裡只有一件對你來說有危險的事物：詩歌。」[102]
我名叫巴勃羅鳥，
只有一根羽毛的鳥，
一種飛行物，有清晰的陰影
模糊的清晰性……
我飛翔，我飛翔失敗，但是我歌唱。
我是憤怒的鳥
來自平靜的風暴。
根據最初的報道，1973年9月23日，聶魯達因心臟衰竭在聖地牙哥聖瑪利亞診所去世。[104][105][106]大批民眾聚集在街道為聶魯達送別，送葬隊伍逐漸演變為一場示威。[107]葬禮在大批警察的監視中舉行，出席者在槍口下朗誦聶魯達的詩句。[108]聶魯達去世後不久，他的住所遭到非法闖入，許多文稿和書籍被奪走或毀壞。[83]
1974年，聶魯達的回憶錄《我承認我活過》（I Confess I Have Lived）出版，其中記錄了詩人最後的日子，以及一些描述阿葉德之死的回憶碎片。[83]聶魯達的遺孀馬蒂爾德·烏魯齊亞為其整理出版了回憶錄以及最後一首詩《是的同志，現在是花園的時刻》（Right Comrade, It's the Hour of the Garden）。這些行為導致了其與皮諾契特政府的衝突，因為該政權正努力清除聶魯達在智利集體意識中遺留的影響。1986年，烏魯齊亞的個人自傳《我和巴勃羅·聶魯達的人生》於死後出版。[109]
一直有傳聞聶魯達可能是因其偏向阿葉德的政治立場而遭皮諾契特殺害。曼努埃爾·阿拉亞（Manuel Araya）曾是聶魯達生前的司機，他聲稱在詩人去世的前兩天還見過他，而且據說醫生在得知聶魯達打算流亡之後對他下毒。阿拉亞回憶道，當他載著聶魯達去購買藥品時，突然被軍人攔截。隨後他被逮捕，車輛也遭扣押，他還在警察局受到了折磨。不久之後，他從聖地牙哥的勞爾·席爾瓦·恩里克斯大主教那裡得知了聶魯達的死訊。[110][111][112]2011年12月，智利共產黨向法官馬里奧卡羅薩提出請求，希望對聶魯達的遺骸進行法醫化驗。卡羅薩一直在調查1973-1990年間與皮諾契特政權相關的非正常死亡事件。[113]他於2011-2012年採集了足夠的證據，因此在2013年4月成功取得了聶魯達遺骸的檢驗許可。[114][115]智利律師愛德華多·孔特雷拉斯（Eduardo Contreras）領導了此次檢驗工作，他表示：「我們有來自印度、瑞士、德國、美國、瑞典的頂尖實驗室幫助，他們願意免費為這項行動提供檢測協助。」聶魯達基金會（The Pablo Neruda Foundation）以曼努埃爾·阿拉亞的說法不可信為由反對這次發掘檢測。[112]
2013年6月，一位智利法官下令啟動對聶魯達死因的調查。警方調查了曾涉嫌殺害卡洛斯·普拉茨（1974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奧蘭多·萊特列爾（1976年，華盛頓特區）的麥可·湯利。[116][117]智利政府表示，2015年的檢測結果顯示聶魯達「很有可能是因第三方干涉」而死。[118]在由15人組成的法醫團隊調查7個月後，檢測結果發表於2013年11月8日。智利醫療法律服務負責人帕特里西奧·布斯托斯（Patricio Bustos）當時表示，「沒有發現可能與聶魯達先生之死相關的化學物質」。不過，卡羅薩法官說，他要等到五月份（2015年）的最新科學檢測結果出來才能做出判斷。2015年的檢測結果表明，聶魯達體內有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感染，這種細菌如果被人為改造，就有可能成為致命的毒素。[3]
2017年10月20日，由西班牙穆爾西亞大學法醫專家奧雷里奧·盧納（Aurelio Luna）領導的16人國際團隊發表聲明稱「根據數據分析結果，我們認為詩人在進入醫院時並未臨近死亡」，並且當時聶魯達身患的前列腺癌還未發展到致死地步。此外，該團隊還從聶魯達的遺骸中發現了疑似經實驗室改造的菌株。他們的持續分析結果預計在2018年公布。[119]
2023年，來自麥克馬斯特大學和哥本哈根大學的研究團隊確認了聶魯達體內存在肉毒桿菌菌株，但不清楚是否是由這些菌株造成了詩人的死亡。[120]
2018年11月，智利眾議院文化委員會投票支持將聖地牙哥主要機場更名為聶魯達機場。然而，這個決定遭到了女權主義者的抗議，她們強調了聶魯達回憶錄中一段關於1929年其在錫蘭（現斯里蘭卡）與一位年輕女傭發生的事件。[121]一些女權團體在日益壯大的#MeToo和#一個都不能少運動支持下，表示智利不應以聶魯達為榮，她們將上述回憶錄中的事件描述為強姦的證據。因此，聶魯達在智利仍是一個受爭議的人物，尤其是在智利女權主義團體中。[122]
聶魯達在智利擁有三處房產，如今皆作為博物館向公眾開放：位於聖地牙哥的La Chascona、位於瓦爾帕萊索的La Sebastiana，以及位於黑島的Casa de Isla Negra，聶魯達與其妻子馬蒂爾德·烏魯齊亞被埋葬在黑島。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美洲國家組織門口佇立有聶魯達半身像。[123]聶魯達生前喜歡蝴蝶。1976年，一種南美洲的袖蝶屬以他的名字命名為"Heliconius (Neruda) metis" 。然而，在主流的科學文獻中並不常用這個名稱。[124][125]此外，水星上的一個隕石坑也以聶魯達的名字命名。[126]
聶魯達的主要作品如下[d]：
| 中文譯名 | 作品原名 | 出版日期 |
|---|---|---|
| 霞光之書 | Crepusculario | 1923 |
|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 | 1924 |
| 無限之人的努力 | Tentativa del hombre infinito | 1926 |
| 指環 | Anillos | 1926 |
| 熱情的投石手 | El hondero entusiasta | 1933 |
| 定居者及其希望 | El habitante y su esperanza | 1926 |
| 大地上的居所 (1925–1931) | Residencia en la tierra (1925–1931) | 1935 |
| 在我們心中的西班牙 頌揚戰爭中人民的榮耀： (1936–1937) | España en el corazón. Himno a las glorias del pueblo en la guerra: (1936–1937) | 1937 |
| 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 | 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rado | 1943 |
| 大地上的居所（1935–1945） | Tercera residencia (1935–1945) | 1947 |
| 馬丘比丘高地 | Alturas de Macchu Picchu | 1948 |
| 大詩章 | Canto general | 1950 |
| 船長之詩 | Los versos del capitán | 1952 |
| 所有的愛 | Todo el amor | 1953 |
| 葡萄與風 | Las uvas y el viento | 1954 |
| 元素頌 | Odas elementales | 1954 |
| 新元素頌 | Nuevas odas elementales | 1955 |
| 元素頌第三集 | Tercer libro de las odas | 1957 |
| 狂想集 | Estravagario | 1958 |
| 遠航與回鄉 | Navegaciones y regresos | 1959 |
|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 | Cien sonetos de amor | 1959 |
| 壯舉之歌 | Canción de gesta | 1960 |
| 詩集：智利之石 | Poesías: Las piedras de Chile | 1960 |
| 典禮之歌 | Cantos ceremoniales | 1961 |
| 黑島的回憶 | Memorial de Isla Negra | 1964 |
| 鳥的藝術 | Arte de pájaros | 1966 |
| 喬昆·穆列塔的光輝與死亡 | Fulgor y muerte de Joaquín Murieta | 1967 |
| 船歌 | La Barcarola | 1967 |
| 日子之手 | Las manos del día | 1968 |
| 吃在匈牙利 | Comiendo en Hungría | 1969 |
| 世界末日 | Fin del mundo | 1969 |
| 海嘯 | Maremoto | 1970 |
| 燃燒的劍 | La espada encendida | 1970 |
| 天上之石 | Las piedras del cielo | 1970 |
| 斯德哥爾摩演講 | Discurso de Estocolmo | 1972 |
| 徒勞的地理 | Geografía infructuosa | 1972 |
| 分離的玫瑰 | La rosa separada | 1972 |
| 打倒尼克森，讚揚智利革命 | Incitación al Nixonicidio y alabanza de la revolución chilena | 1973 |
中國大陸譯介聶魯達詩的第一人是袁水拍（從英語譯本轉譯），從西班牙語原文直譯聶魯達詩的第一人是王央樂，其他譯者還有王永年、張廣森（筆名林之木）、趙振江、陳用儀（筆名亦咸）等。林光從原文譯出聶魯達回憶錄《回首話滄桑》。 以下是大陸部分譯本：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灣的陳黎（原名陳膺文）和張芬齡（陳黎的愛人）兩位中學英語教師據西英對照本譯出許多聶魯達詩（兩人大學時在英語專業以外，也學習了西班牙語），是台灣首度譯介聶魯達。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李宗榮另譯有《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
以下是台灣目前已有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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