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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絕種族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這是《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下文簡稱「《公約》」）為種族滅絕下的定義。種族滅絕英文「genocide」一詞最早由拉斐爾·萊姆金在1944年提出。《公約》中列舉了構成種族滅絕之行為：「殺害該團體的成員； 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 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 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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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序言寫道：「滅絕種族系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違背聯合國的精神與宗旨，且為文明世界所不容，認為有史以來，滅絕種族行為殃禍人類至為慘烈， 深信欲免人類再遭此類獰惡之浩劫，國際合作實所必需。」[1]
界定任何歷史事件是否構成種族滅絕並非易事，其可能僅為犯罪或非人道的行為。幾乎每一起被指控為種族滅絕的案件中，由於觀點和立場的不同，對於事件細節和事件解釋都會存在激烈的爭議，甚至於對事實的描述也可能大相逕庭。
如何於法律上構成種族滅絕之問題存在爭辯。其中一種定義即《公約》中所述，《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中的敘述與之相同。許多衝突事件並不符合《公約》內容，但迫於公眾壓力，也被歸類於種族滅絕。[2]
M. 哈桑·卡卡爾（M. Hassan Kakar）[3]認為《公約》中的定義應當包括政治團體或施害者針對的其他團體。[註 1]他更青睞喬克（Frank Chalk）和約納森（Kurt Jonassohn）的觀點：「種族滅絕是這樣的一種單方面的大規模屠殺，其中一政權或其他當權者意圖摧毀某一團體，此團體及其成員具體由施害者界定。」
有批評家針對《公約》中的定義指出，其之所以排除「政治團體」一項，可能是受到了來自史達林的影響。[4][5]
根據魯道夫·拉梅爾，種族滅絕具有多重含義。其普通涵義即政府因民眾作為某國、某民族、某人種或某宗教之一員對其施以的謀殺。[註 2]其法律含義如《公約》所述，包括了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以及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拉梅爾發明了「Democide（大滅絕）」一詞，該詞包含了對政治團體的迫害。[註 3]
在本文中，無論有無受到主流學術界支持，受可靠證據來源支撐的歷史上具有種族滅絕之特徵之暴行皆予列出。這些案例可能包括大屠殺、大規模放逐、政治滅絕、大滅絕、斷絕糧食和（或）其他生命必需品、故意暴露於侵襲性或傳染性疾病病原體致死或者上述行徑之結合。所列案例可能據《公約》定義，或是根據其他解釋構成種族滅絕。
有人主張種族滅絕包含一切有預謀的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這種定義比較寬泛。這應指的是危害人類罪中的滅絕行為[註 4]。歷史上非種族滅絕的大規模屠殺諸如：
另一種難以界定之情況是種族清洗。種族清洗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強勢集團，為了本民族的純潔性，將其他民族強制遷徙，然後再在先前其他民族生活的地區繁衍生息。在此過程中被驅離的民族可能會遭到強勢集團的屠殺。歷史上一些案例在歸屬種族滅絕或種族清洗的問題上存在爭議。若嚴格依照法律意義，則種族清洗不算種族滅絕，除非強勢集團表示將完全或部分殺害被驅離故土的民族。另有人認為土地與民族身份關係緊密，故若將一民族從其故土驅離則可能構成文化滅絕。種族清洗同樣是危害人類罪中的一項行為[註 5]。種族清洗一覽請參見：
然後比較種族滅絕與戰爭罪。大規模屠殺並非是構成戰爭罪之必須（雖然亦有相關之情況，如大日本帝國二戰時的「亞洲版猶太大屠殺」），許多其他行為能構成戰爭罪。關於包含或不包含大規模屠殺的戰爭罪一覽，請參見：
戰時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著名案例包括：
奴役行為同樣構成危害人類罪，但並非是種族滅絕。歷史上曾有通過強制勞動而被處死之案例，如納粹德國施行勞動滅絕政策，欲圖通過強制勞動滅絕猶太民族[註 6]。但從總體來看，奴役並非是種族滅絕。然而，數百萬人因之殞命的奴隸勞動制度在歷史上確是存在的，這種制度下，奴隸遭受著非人的待遇。甚至奴役者發動戰爭以捕獲人口充當奴隸，橫跨大西洋的黑奴貿易和阿拉伯奴隸貿易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兩個案例，其中後者被一些人稱為Maafa或黑人大屠殺。
歷史上一些在共產黨或殖民者統治下發生的饑荒是人為造成的，著名的案例如烏克蘭大饑荒。在一些文獻中，這些人為饑荒被認作是種族滅絕或大屠殺。這些人為饑荒諸如：
根據加拿大學者亞當·瓊斯的說法， 如果一地數量處支配地位的人種與該地邊緣化的人種幾乎沒有共同點，則前者極易將後者看作次一級的人類（subhuman），從而前者會將後者視為必須被消滅的威脅。[6] 瓊斯繼續說道：「正如喬克和約納森在他們早先的研究中指出的，困難在於，現存的歷史記錄含混不清而可靠性不高。儘管今日之歷史皆忠於客觀事實，但故往遺存之描述大都因歌頌領袖或稱揚其宗教偶像而不盡真實。」
喬克和約納森說：「歷史學上和人類學上，各個民族往往有著自己的名字。在很多情況下，這個名字驅動著它的擁有者去與他們認為的在某些方面較之更次級的群體對抗。如果該民族和其他群體在宗教、語言、行為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上相異甚殊，前者會將視後者為不全之人：異教徒、野蠻人，甚或動物。」[註 7][7]
關於尼安德人滅絕的可能情況，包括賈德·戴蒙[8]和羅納德·懷特[9]等不少學者提出了種族滅絕之猜想。其他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故此在科學界尚無定論。[10]
研究古代史的學者通常會區分種族滅絕與性別滅絕。在性別滅絕中，男性會被殺害，而婦女和兒童（尤其是女孩）會與征服者相融合。瓊斯特別指出：「喬客和約納森在其著作中向讀者展現了時空跨度極廣的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例如前1千紀中亞述帝國的徹底覆亡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對米洛斯島的摧毀。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第五卷第七章的米洛斯對話中對這次性別滅絕進行了描述[註 8][11]舊約中記載了前2千紀發生在摩西在世時的對米甸人的迫害。[註 9]《民數記》第31章記載，除了將婦女和孩子作為擄物[註 10]，以色列人殺害了所有的米甸人。這些婦女和兒童後來在摩西的授意下被殺掉，唯一留有性命的就是未與男人睡過的女孩。[註 11]被殺害的米甸人總數未被記載，但《民數記》記載了倖免於難的女孩的人數，共計三萬兩千人。
本·基爾南將第三次布匿戰爭中迦太基的毀滅稱作史上「首次種族滅絕」。[11]
一份2010年的研究報告提出，美國西南部的阿那薩吉人可能滅亡於一次發生於約公元前800年的種族滅絕。[12][13]
拉斐爾·萊姆金，「genocide」一詞的創造者，曾提到1209年–1220年依諾增爵三世發動的阿爾比十字軍是「宗教史上最為確鑿可據的種族屠殺之一」。[14]這次軍事討伐旨在剷除被視為異端的卡特里派[註 12]。
五胡亂華時期，中國北方漢族受到了少數民族政權的殘忍與血腥的統治，以後趙為例，其統治者對漢民族採取了仇殺和奴役的政策。西晉滅亡到淝水之戰，民族矛盾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漢族人冉閔深鑑於此，欲滅五胡，尤其是當中的羯族。《晉書·石鑒傳》記載，公元四世紀冉閔滅後趙的襄國之戰中，許多羯族和其他胡人被冉閔殺害，[15]不少學者稱此為種族滅絕。
瓊斯援引埃里克·馬戈利斯的著作《世界之巔的戰爭：阿富汗、克什米爾和西藏的抗爭》[註 13][註 14]，在其書中稱，13世紀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軍隊是種族滅絕的屠殺者[16]，他們善於將一國摧毀得蕩然無遺，由是於世享有威名。成吉思汗通過「與車轄相量」的方式誅滅了塔塔爾部。[17][註 15]他又在不花剌故技重施，屠殺了康里部所有的男子[註 16]。最終，成吉思汗讓半數的蒙古部落從歷史上消失。[18]此外，羅薩恩·克拉斯[註 17]（Rosanne Klass）將蒙古對阿富汗的統治稱為「種族滅絕」。[19]
與成吉思汗類似的還有帖木兒。帖木兒是突厥化蒙古人，作為一位征服者，他窮凶極惡的本性舉世聞名，所征服之地即有種族滅絕式屠殺。[20]威廉·魯賓斯坦在其著作中寫道：「在亞述（1393-4），帖木兒志得意滿。只要是他能找到的基督徒，他都殺了。遭此劫難的還包括提克里特里的所有人，當時這座城市還屬於基督教。東方亞述教會也因此幾近破壞殆盡。帖木兒的殘忍同樣使什葉派穆斯林、猶太教徒和異教徒遭到屠殺。[21]爾後，在美索不達米亞，基督教的影響範圍急劇縮小，僅限制於未遭染指的北方地區。[22]帖木兒同樣對喬治亞和亞美尼亞的基督徒進行了大屠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也未能倖免。[23]
主條目：剛果自由邦的暴行
今日地處非洲中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曾在歷史上作為剛果自由邦，是彼時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領地。他通過強迫當地人充當勞力來攫取這塊土地的財富。在其治下，蓄意屠殺、濫施懲罰和對民眾的壓榨導致了約200萬至1500萬剛果人的喪命。[24][25][26][27]殖民者殖民美洲帶來的未知疾病也讓許多剛果人喪命。因為自由邦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用「種族滅絕」來描述之是否妥當尚存爭議。2003年，羅伯特·韋斯伯在《種族滅絕研究》雜誌中說，根據《公約》，試圖消滅一種族之部分已經可以構成種族滅絕。[27] 20世紀，剛果自由邦中的暴行幾經報道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憤慨。最終，1908年，比利時政府強迫利奧波德放棄了其對自由邦的領有權，自由邦更名為比屬剛果。[28][29]
主條目：法國占領阿爾及利亞
基爾南在其著作《鮮血與土壤：從斯巴達到達富爾的種族滅絕世界史》中稱，法國對阿爾及利亞展開徵服行動的三十年間，戰爭、饑荒和疾病使得阿爾及利亞原有的300萬人口減少了50至100萬。[30]
1875年，法國人的征服行動落下帷幕。1830年以來，戰爭已經使82.5萬阿爾及利亞原住民喪命。種族滅絕帶來的仇恨猶如幽靈在阿爾及利亞上空徘徊。法國的作家深鑑於此，1882年，他們在阿爾及利亞抗議道，「我們每日都聽到諸如『我們必須驅逐這裡的土著，如有必要就殺掉他們』的言論。」1887年，法國某統計雜誌發聲，強烈要求滅絕當地人的制度應該被緩慢滲透的政策所取代。」[31]
2011年，作為對法國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回應，土耳其指控法國對阿爾及利亞實行種族滅絕，屠殺了該地15%的人口。[32][33]
如今的納米比亞曾在1884年至1915年是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之一，那裡世代生活著赫雷羅人和納馬人。1904年至1907年的長達四年間，這兩支族群遭到了德國人種族滅絕式的迫害。[34]1904年，德國皇家軍隊西南非洲殖民最高軍事統帥洛塔·馮·特羅塔在出征前下達了種族滅絕的命令：「我會將反抗者斬盡殺絕，讓他們血流成河。」[35]，後來他開展了暴戾的焦土政策，兩當地民族的許多人因而亡命。縱然差距懸殊，兩民族仍與德意志展開了殊死的搏鬥。據估計，血腥的戰爭中，約有1萬納馬人罹難，[36]而遭到殺害的赫雷羅人則為6萬5000人。[37]
波札那國家檔案館保留了特羅塔的滅族令的一份拷貝文件。他在滅族令中稱「無論全副武裝或手無寸鐵，無論家財萬貫或一貧如洗，只要是赫雷羅人，都會遭到我們的槍殺。婦女和兒童也不會倖免，我會把她們趕回他們原來的族群之中，連同男人一起趕進沙漠，或者直接槍斃了事。」[38]大衛·歐盧索加和卡斯珀·埃里申（Casper Erischen）在他們共著的書中稱：「這是一份獨特的文件，它簡直就是一份直抒胸臆、毫不掩飾的種族滅絕的宣告書。」[39]
主條目：棄土運動、祖魯王國
1816年，恰卡·祖魯建立祖魯王國，該國是聚集多個部落，嚴密組織，是個獨裁主義的軍事國家。祖魯王國發動了一系列的破壞性戰爭，使得如今為南非和辛巴威的許多地區飽嘗戰火，以至於荒無人煙。祖魯軍隊的目的不僅僅是獲得戰爭的勝利，還在於滅絕交戰之敵。其滅族行為十分徹底，士兵、婦女、兒童甚至犬類都是他們的屠殺對象。[40]連年戰爭帶來的死亡人數飽受爭議，估計數值界於100萬至200萬之間。[41][42][43][44]
參見：對土著民族的種族滅絕中殖民主義與美洲的種族滅絕(Colonialism and genocide in the Americas)一節
從十五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約四百年中，歐羅巴人和美國白人「一直致力於延綿不絕的針對美洲土著的種族滅絕運動之中」[45]遠道而來的殖民者極盡了一切手段來迫害美洲大陸原本的主人，各種行徑包括屠殺、酷刑、驚駭、性虐、系統性的軍事占領、強迫土著遷離故土、強制土著兒童進入軍事化寄宿學校、瓦解傳統之公有生活方式[註 18]以及終止妊娠之政策。[46]
諸如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的早期殖民者，或被稱作「征服者」，曾厚顏地主張對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47]1763年，英國民兵威廉·德倫特和西蒙·艾庫耶將沾染有天花病毒的毛毯作為禮物送給印第安人的談判使者，欲圖「將天花傳給印第安人」。[註 19]雖然這些毯子和手絹有多少效果仍需存疑，[48] 歷史學家指出「法國、西班牙、英國以及後來的美國曾極不光彩地使用天花以滅絕美洲原住民，這樣的歷史記載不計其數。印第安人懼怕天花勝過懼怕子彈。相較於白人的武器，天花以其致命性與易染性可以使印第安人更易更速地滅絕或向殖民者臣服。」[49]在龐蒂亞克戰爭中，英國指揮官傑弗里·阿默斯特批准了士兵使用病毒作為一種生物武器以同印第安人相抗。他放言道：「你們應通過毛毯等方式讓印第安人感染疾病，或只要是能夠根除這低劣之民族，無論途徑，皆當為之。」他囑咐他的手下，稱：「我只希望印第安人能不斷增兵，（這樣就可以殺掉更多人了，）我不希望把他們作為戰犯關起來。」[50][51]1837年，天花肆虐美國北部平原地區。彼時的戰爭部長劉易斯·卡斯下令不予向疫區中四支印第安族群[註 20]提供疫苗，但在非疫區疫苗卻供應充足。[52][53][54]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不能用被定義為「蓄意罪行」的種族滅絕來描述美洲的殖民化進程。歷史研究者斯塔弗·普爾在其著作中寫道：「西半球發生的種種不幸自有術語評說，但此術語絕非種族滅絕。在標語和吶喊勝過反省和深思的年代裡，它可以作為優良的政治宣傳詞彙。但在這一語境下使用該詞，只會造成的是它語義的貶損和對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本世紀最大的兩個受害者——的不敬。」[55] 政治學者宮特·萊維稱，把種族滅絕的標籤貼到美洲土著的「悲慘命運」上是不合適的，這「並不是犯罪，而是一場悲劇。其間飽含著不可調和的文化和價值觀上的矛盾與衝突⋯⋯美洲大陸的新主人確信自己的文明和種族高人一等，便不予原住民大片的保留地，且不讓他們在美洲大陸上繼續沿用以前的生活習俗。」[56]研究「黑色傳奇」和美洲征服史的學者諾布爾·大衛·庫克（Noble David Cook）稱：「新舊世界接觸後的一世紀內，據傳極少數的西班牙人殺死了數以百萬的原住民。」庫克認為「美洲印第安社會裂解的原因多種多樣，要想精確掂量各因主次實不可能。我們也許會詰問，是不是百分之二的印第安人死於西班牙人的長矛之下，百分之五的人被火繩槍殺害，百分之十二的人被狗咬死？⋯⋯幾乎所有的證據都證明疫病使得外國的征服和統治更為容易，不僅對於西班牙如此，對於歐洲各國皆如此。」[57] 印第安裔學者羅克珊·鄧巴-奧爾蒂斯說：「倡導印第安人主要由疫病致死的人對殖民者採取的其他手段視而不見，但後者只會和前者同等致命甚至更過。他們這樣做相當於否認了殖民美洲是種族滅絕之計劃，而認為這單純只是因缺乏免疫而導致的悲劇下場。在猶太人大屠殺的事例中，死於納粹關押下的饑饉、過勞和疾病下的人多於死於毒氣的人，這一點沒人會反對。但納粹營造和維持非人之生存條件，致使大量猶太人死亡，卻明顯地構成了種族滅絕。」[58]
歷史學家大衛·斯坦納爾德稱，迄至美洲人口達到7600萬的1769年，對原住民的殺戮已使得其人口減為總人口的約3‰，這樣的屠戮是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種族滅絕。「最後，土著幾乎被殺得無人可殺。」[45]人類學家拉塞爾·桑頓，對於美洲印第安人來說，「歐洲人的到達標誌著一次漫長屠殺的開始，即使不像猶太人一樣被關在集中營里死去。[註 21]是新病毒引起的瘟疫、殖民者的槍殺、如烈酒程度般的蹂躪和復仇者展開的焦土政策毀滅了他們。」[59] 大衛·夸門將殖民者對美洲土著和澳洲土著的所作所為作比，兩者都被他稱作種族滅絕。[60] 研究猶太大屠殺的大衛·切薩拉尼等學者認為，美國政府推行的昭昭天命[註 22]政策構成了種族滅絕。[61]
1992年，為迎接哥倫布開闢新航路五百周年，數部關於此主題之著作發行於世。2003年，時任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維茲呼籲拉丁美洲的人民不要慶祝哥倫布日。他指責哥倫布做了「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侵略行動和種族滅絕」的先鋒。[62]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胡利奧·阿根蒂諾·羅卡為主要領導下，阿根廷展開了第二次荒漠遠征。此次軍事行動使阿根廷控制了巴塔哥尼亞地區，其間殺害了超過1300名原住民。[63]
當今的史料顯示，該次屠殺是阿根廷政府對土著進行的一次蓄意的種族滅絕。[64]另有人認為，阿方的行為僅為鎮壓拒絕遵從阿根廷政府和攻擊歐洲殖民點的部分原住民。[65][66]
1876年，加拿大《印第安法案》批准生效，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制度因之建立。此後直到1996年的120年間，一座座專為印第安兒童設立的寄宿制學校為加拿大政府扮演了強制同化印第安人的角色，在讓印第安人融入加拿大主流社會的同時，也使得印第安傳統教育衰亡，傳統文化傳承面臨危機。[67] 2008年，時任加拿大政府總理哈珀就此道歉，稱「土著兒童在寄宿學校的遭遇是我們歷史上悲傷的一頁」。此制度下，全國約30%的印第安兒童，即約150,000人在寄宿學校接受教育，其中至少有6000名學生在就讀時死亡。[68][69]該制度被稱為是文化滅絕：「把印第安人消滅在娃娃階段」[註 23] [70][71][72]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在其最終調查報告中稱，無論是物理上的、生理上的或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皆有發生：物理者體現於體罰，生理者體現於破壞生殖能力[註 24]，文化者體現於強制同化[註 25][73][74] 20世紀60至80年代，「六十年代掏空運動」發生。加拿大法官埃德溫•基梅爾曼將此視為種族滅絕，他曾寫道：「你把一個小孩子從其本有的文化環境中硬生生地拽出來，再放到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之中，也不給孩子的家庭提供法律幫助，這明明白白地就是根本的大錯特錯！」[75]
1804年，海地獨立。讓-雅克·德薩林是該國獨立後的首位領袖，他下令對法國克里奧人進行大屠殺，史稱「1804年海地大屠殺」。菲利普·吉拉德稱：「大屠殺後，海地土地上的白種人幾乎絕跡了。[註 26]」[76]
大約在1847年至1901年，尤卡坦瑪雅人與當地歐洲裔（Yucatecos）展開戰爭[註 27]，後者彼時掌握著該區域的政治與經濟。瓊斯稱，雙方都存在滅族式的暴行，戰爭造成了約20萬人死亡。[77]
1835年，北索諾拉要塞長官唐·伊格納西奧·蘇尼加（Don Ignacio Zuniga）聲稱，自從1820年以來，阿帕契族因殖民者搶掠、偷劫土地或出於自衛，已至少殺害了五千名移民。索諾拉州不久便懸賞捉拿阿帕契人。兩年後，奇瓦瓦州如法炮製，開出緝拿一名阿帕契士兵得100比索，婦女50比索以及兒童25比索的賞金。[78]
主條目：貝奧圖克人、特威林蓋特
紐芬蘭島的原住民貝奧圖克人為了避免與歐洲人發生接觸，主動遷出祖輩世代生活的定居點。[79] 即便如此，他們也被驅趕到荒涼之地，被迫放棄傳統土地類型和生活方式。新的生存環境並不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生存資料，許多貝奧圖克人出現營養不良的情況，最終導致了饑荒的爆發。[80] 上述觀點以外，一些學者認為，歐洲人長期開展的針對貝奧圖克人的種族滅絕行動是該族滅絕的主因。[81] 1829年莎娜迪希特（Shanawdithit）的逝世宣告著貝奧圖克人的滅絕。她卒於聖約翰斯市，紐芬蘭島首府，也是當初她被擄掠離開的地方。
1780至1782年，圖帕克·阿馬魯二世和圖帕克·卡塔里揭竿起義，在秘魯和上秘魯[註 28]殺害了超過10萬殖民者。[82]
更多資料：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美國殖民化和西進運動（英文）
在一系列北美印第安戰爭中，美國軍隊多次屠殺印第安人，或強制印第安人遷離故地。一些學者認為美軍的行為已然構成了種族滅絕。舉殘酷一例，曾廣激義憤的沙溪大屠殺就被稱作是種族滅絕。1864年11月，科羅拉多領地民兵將領約翰·齊瘟頓率領著約七百兵力，襲擊了居住在保留地中溫和不武的約200名夏安族和阿拉巴霍族人，並展開了大屠殺。有約70至163人罹難，六成以上是婦女、兒童和襁褓中的嬰孩。齊瘟頓和他的部下剝下遭難者的皮或截取身體某部分作為戰利品。襲擊者中，不乏剖孕婦之腹以取其中之胎者，也不乏割取死者生殖器者，以之為戰利品。[83] 事後，齊瘟頓為他的暴烈行為如是辯護：
那些同情印第安人的傢伙簡直就是天殺的！……我來這裡就是殺印第安人的，而且在我主天堂之下，我殺得理直氣壯，我感到無上光榮。……殺後再剝他的皮，幼小的也不要放過；若是留下虱子卵，日後還有新虱子。
——美軍指揮官 約翰·米爾頓·齊瘟頓[84]
格列哥利·米治諾（Gregory Michno）有著《印第安戰爭百科全書：1850-1890年西部的戰鬥與摩擦》一書。他在書中統計了672次大大小小的戰鬥，並列表指出，歷次衝突共造成死亡21,586人，其中死亡美國軍士和殖民者共計6,596人，占31%，而死亡的原住民則達到14,990人，占69%。米治諾的統計數據全來自於美國軍方。此統計之外，他另在新作《被遺忘的戰鬥》[註 29]中記述了另外的三百次衝突。[85]
根據美國統計局1894年一份報告中的數據，1789年至1846年，「美國政府統治下其與印第安人交戰逾四十次。白人男女及兒童傷亡逾十九萬，印第安人傷亡逾三十萬。實際死亡的印第安人數目應該更加巨大，四十五萬人應尚可信……」[86] 美國統計局在這份報告中「估測[註 30]」，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前的印第安人數「不可能超過五十萬」。而現代學術界認為這一數字應該超過一千萬。.[87][88]
喬克約納森認為，驅離切羅基人可以稱得上是現代意義上的種族滅絕。[89]血淚之路一詞最早特指切羅基人被迫踏上的遷移旅途，後來被用來泛指諸美國原住民族被迫離開故地，遷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的史實。[註 31]1830年通過的印第安人遷移法案讓切羅基人背井離鄉。約有17,000切羅基人和屬於他們的約兩千黑奴被強迫離開家園。[90]血淚之路上的遭難者人數備受爭論，不同統計者對此莫衷一是。布特勒夫婦[註 32]曾作為隨行切羅基人的傳教士同行於遷居之路，他們估計有4,000名切羅基人死於顛沛流離的途中。[91]歷史學家戴維德·斯坦納爾德（David Stannard）[92]和巴巴拉·曼恩（Barbara Mann）[93]稱聯邦軍隊有意讓切羅基人穿越諸如維克斯堡等霍亂肆虐的地區。斯坦納爾德估計8,000人因被迫遷居而亡命，這一數字約為切羅基人總人口的一半。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安·F·萊門諾夫斯基（Ann F. Ramenofsky）寫道：「重型天花可以經由布料或毛毯感染他人。在十九世紀，美軍把這些毯子送給原住民，尤其是給那些住在平原上的人[註 33]，來解決印第安人的問題。[94]1836年至1940年發生的天花疫的負責方至今存疑，但學者們肯定，大平原上發生的流行病「肇始於密蘇里河上游的未經檢疫的汽船」，[49]上千平民無辜病死，「聖彼得」號的普拉特船長難辭其咎。他被法律判為「犯罪過失」罪。這樣的判罪未免過輕，與其造成的駭人慘劇——數千人死亡，曼丹族的近乎全歿等這一地區遭受的苦難——毫不吻合。[95]卓越的種族滅絕研究學家德爾克·莫西斯認為，「包括曼丹人在內，許多美洲土著族群所遭受的種族滅絕」應歸因於政府的同化政策，並伴隨著官方或非官方准許的「對'未開化者'的全部殺滅、削弱力量或強制驅逐」。[96]
1849年年初，美國拉開了殖民加利福尼亞的序幕。政府資助了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屠殺，最終，殖民者贏得勝利，數個原著族群被徹底殺滅。門多西諾戰爭和其後的圓谷戰爭是這一系列衝突中的兩起。在這兩場所謂的戰爭中，尤基人近乎滅絕，人口數由3 500銳減至不足100。根據拉塞爾·湯頓（Russell Thornton）[註 34]的說法，哥倫布到達美洲前，加利福尼亞至少有310,000、至多可能有705,000人口。美國涉足加州的1849年以前，由於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殖民和數次的大型瘟疫，這一數字降到了100,000。但主要由於美國1849至1880年間的屠殺，這一數字減少為不足20,000。[97]在《美洲的種族滅絕：合眾國和加利福尼亞的劫難》一書中，歷史學家班傑明·馬德利（Benjamin Madley）記錄了1846至1873年間遭罹屠殺的加州印第安人人數。他找到的證據顯示，在這一時期，至少9,400至16,000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被非印第安人所害。這些殺害的發生多集中於超過370次的大屠殺。在這些蓄意的屠殺中，被殺害者多為沒有武器的婦女、兒童和俘虜，為數不多的印第安士兵已被解除武裝。美國日後在定義在加利福尼亞與印第安人的衝突時，並不將其嚴謹的歸為「戰鬥」。[98] [98]衝突中，另有一萬印第安人被綁架作為奴隸出售。[99]
明末清初大屠殺事件是指清軍入主中原前後包括清朝軍隊、明朝軍隊（包括南明政權）、民變武裝等多方勢力混戰所造成的屠殺事件。 以清軍為例，清軍為報復反抗者的激抗和推行剃髮令而製造多起衝突和屠殺事件，如曾在揚州、桂林、昆明、江陰、嘉定、廣州實行屠城，就是漢族士紳地主也 不能倖免。多爾袞帶軍攻占江南、嶺南等地區，並且聯合荷蘭，攻陷廈門。
清廷統治者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多爾袞，都以兇悍殘忍著稱於史冊。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句話對他們不完全適用，因為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就是說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後不分軍民，不論參與抵抗或未參與抵抗，通通屠殺或掠取為奴婢。 努爾哈赤在遼東的屠戮漢民，皇太極時三次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屠殺搶掠在許多方誌中有明確記載，連經歷了文字獄鬧得最厲害的乾隆時期的御用文人紀盷也在《閱微草堂 筆記》裡透露了他一家在清軍屠刀下的遭遇。 多爾袞進關之初，為了取得漢族官紳的支持曾經一度有所收斂。 從順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開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殺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 「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因為有專書記載為人們所熟知。 此外像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佔領湖南湘潭後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 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充分暴露了滿洲貴族標榜的「弔民伐罪」的偽善 。
同治陝甘回亂（1862年－1873年），是於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場大規模的回民動亂。戰爭由陝甘回民和哲合忍耶蘇菲門宦開始，主要表現為回民對漢民的種族滅絕，財產轉移及清軍對回軍的鎮壓。極端主義回族穆斯林武裝在寧夏、陝西、甘肅地區集體屠殺了數十萬漢族民眾和官吏。如1869年九月，馬化龍的回軍在靈州再次屠殺漢民十餘萬人，而漢民的財產及婦女被回軍據為己有[100]。該戰亂除了在陝西及甘肅外，還波及寧夏、青海、新疆及外蒙古，對中國西北地區經濟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據統計，陝甘兩省共損失人口總數2000萬人[101][102]。
1949年，中華民國新疆省主席包爾漢（維吾爾族）與駐軍指揮官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漢族）等人倒戈投降中國共產黨。同年王震就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195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批評王震在新疆的民族、宗教問題政策左傾，對農牧主大搞清算，對當地宗教首領大搞鎮反的行為在新疆引起怨聲載道，因而撤銷王震分局書記職務，改由習仲勛親自主理工作。[103]
201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起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並開始建設新疆再教育營[104][105]。外界指控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新疆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派群體成員做出種族滅絕的暴行[106]。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布了一份關於中國對待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報告，認為中國對這些群體的待遇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107][108]。
19世紀末，由於少數民族哈扎拉人不從國王，反叛激烈，阿布杜爾·拉赫曼汗鎮壓之，由此揭開了普什圖人和哈扎拉人兩族間長達數年的仇恨之幕。在烏魯茲甘和德卓蓬地區，哈扎拉人遭到大規模的強制驅離，屋舍查沒，民眾逃散。約35,000戶家庭逃往阿富汗北部地區、伊朗馬什哈德和巴基斯坦奎達地區。據統計，在阿布杜爾·拉赫曼的針對行動下，約60%哈扎拉人被屠殺或被迫遷徙。[110]哈扎拉農民常常被要求將其財產轉讓予普什圖人[110]，這也導致許多哈扎拉家庭必須通過季節性遷往城市或者他國來謀求工作以維持生計。巴基斯坦的奎達是第三大阿富汗外的哈扎拉人聚居地。
麥克·戴維（Mike David）在《維多利亞晚期的大屠殺》(Late Victorian Holocaust)中記敘道：「並非在『當代世界秩序』以外，而是在被強制經濟和政治的近代化的進程里，數百萬人死去了。他們死於自由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當然，他們很多是被謀殺的……死於斯密、邊沁和密爾[註 35]神聖教條的神學般的實際應用之下。」[111]又稱，「有可信的證據表明，在印度經濟被暴力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後，農民在災難面前突然變得脆弱無比……商業化和貧窮化是手拉手地來到印度的。」
英國統治下，約有1,500萬人在1770年孟加拉饑荒和1876-78年大饑荒中餓死，這被戴維稱作「殖民地的種族滅絕」。尼爾·弗格森等學者對此產生了質疑，而亞當·瓊斯[註 36]等學者對戴維的說法表示肯定。[112][113]
17世紀初至18世紀中期，在長城西端至今東哈薩克斯坦，今吉爾吉斯斯坦至南西伯利亞的廣袤土地上曾生活著準噶爾人和瓦剌人，他們是最後的威脅中原的游牧帝國。[114] 17世紀80年代以來，準噶爾部逐漸被清政府所平定，最終滅族。據魏源記載，六十萬準噶爾人中，四成死於天花，另有兩成逃往俄國或在哈薩克部族中尋求避難，三成被清軍殲滅。[115][116]
歷史學家麥可·埃德蒙·克拉克（Michael Edmund Clarke）認為，清朝1757年至1758年的運動「不僅僅是對準噶爾政權的破壞，而且也是對其民族的滅絕。」[117]歷史學家彼得·珀杜（Peter C. Perdue）認為清軍的「蓄意屠殺」是準噶爾滅族的原因，並將其描述為「種族滅絕」。[118] 種族滅絕歷史學家馬克·勒韋恩（Mark Levene）[119]認為，準噶爾族的滅絕「毫無疑問是18世紀的種族滅絕」的經典案例之一。[120]
阿伊努人是日本原有的土著民族。[121] [122] 《今日日本》在2009年曾報道稱：「許多阿伊努人被強迫為大和族人工作，成為其奴隸。由此許多阿伊努家庭破裂，諸如天花、霍亂、麻疹、結核等外來疾病開始在阿伊努族內傳播。1869年，戊辰戰爭爆發，箱館一役後，明治政府將蝦夷共和國重命名為北海道，並單方面將其併入日本。明治政府將阿伊努人的語言禁止，占領了他們的土地，並禁止他們狩鹿和捕撈三文魚。」[123]羅伊·托馬斯在《日本：凋零的花》一書中寫道：「對於殖民者來說，虐待原住民是他們一貫的做法，其中最惡劣的情況則會導致種族滅絕。但阿伊努人卻受到了殘酷的欺騙，因為日本人拒絕正式承認他們是一個少數民族。」[124]2004年，在俄居住的阿伊努人向普京致信，希望其承認日本對待阿伊努人的行為構成了種族滅絕，但遭普京拒絕。[125]2008年6月6日，日本議會終於決議承認阿伊努人具有獨特的語言、宗教和文化。[122]
1843年至1847年，以貝迪尓汗為首的庫德人和奧斯曼軍隊對鄂圖曼帝國國內的亞述裔基督教徒進行了大屠殺，在哈卡里地區造成了上萬人的亞述原居民死亡，另有數千人被賣為奴隸。[126][127]
1894年至1896年，在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的驅使下，奧斯曼軍隊對信奉基督教的亞述人與亞美尼亞人展開了哈米德大屠殺。[128]今土耳其東南部、敘利亞東北部和伊拉克北部是這一系列大屠殺的主要發生地。死亡人數估計達到了325,000人之高。[129][130]此外，546,000位亞美尼亞或亞述倖存者因被強制驅趕出城市而陷入極度貧困之中，其約2500座農莊、城鎮或鄉村被摧毀或竊占。數百座基督教堂或修道院毀於一旦，或被強制地用來重修成清真寺。 [131]
1876年至1878年，在反對奧斯曼統治的1876年四月起義期間，超過15,000名手無寸鐵的保加利亞平民被奧斯曼軍隊殺害，其間以巴塔克大屠殺最為慘重。[132][133][134][135][136]
1909年4月，鄂圖曼帝國阿達納州爆發阿達納大屠殺。在1909年奧斯曼反政變的背景下，阿達納城與周圍地區的許多亞美尼亞人和亞述人遭到屠殺，導致了全州範圍內的一系列反基督大屠殺。.[137] 報道稱阿達納州境內有30,000名亞美尼亞人和1,500名亞述人喪生。[138][139][140]
1913年至1923年，希臘種族滅絕、亞述人種族大屠殺和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在衰朽的鄂圖曼帝國內發生。一些歷史學家將這三次種族滅絕並稱為鄂圖曼帝國末期大屠殺。[141][142][143]
沙俄帝國曾在東北高加索地區對切爾克西亞發動戰爭，意圖取代切爾克西亞以控制黑海沿岸地區。長達一個世紀的反亂戰爭之後，無力中止衝突的沙俄政權開始將大部分的穆斯林驅離北高加索地區。許多切爾克西亞人、西方歷史學家、土耳其人和車臣人皆聲稱其為世界現代史早期的種族滅絕之一。沙俄為了滿足其（經濟上的）強國之願，在其驅離政策下，切爾克西亞族幾遭盡數消滅
安特羅·萊辛格（Antero Leitzinger）將沙俄殘害切爾克西亞視為十九世紀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一些統計數據指出，約有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切爾克西亞人被殺害，幾乎所有穆斯林人口都被流放。奧塞提亞穆斯林和卡巴爾達人卻被留了下來。部分切爾克西亞人逃脫了劫難，得以倖存並終歸故土。現代的切爾克西亞人和阿巴扎人是他們的後裔。沙俄的文件紀錄超過400,000切爾克西亞人被遇害，497,000人被迫流亡，只有80,000人仍存於其家鄉。奧斯曼政府將切爾克西亞人視爲工具，讓其在亞美尼亞、阿拉伯地區和巴爾幹半島定居，而這些地域都因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而鮮得安寧。更多的切爾克西亞人死在巴爾幹地區的民族政策之下，這樣的悲劇主要發生在當時獲得獨立的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兩地。即使是在伊斯蘭的國度，切爾克西亞人也遭到了強制同化。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等國作為民族主義昌盛的穆斯林國家，將非突厥或阿拉伯民族的人口視作異族的威脅。
1994年五月，時任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爾欽承認反抗沙皇政權的運動是合法的，但他並未「就沙俄政府的種族滅絕行動認罪」。1997與1998年，俄羅斯聯邦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共和國與阿迪格共和國的領導人向杜馬呼籲，要求重新審視切爾克西亞當年之遭遇並做出道歉，但沒有收到回應。2006年10月，阿迪格在俄、土、以、約、敘、美、比、加、德的社會團體向歐洲議會主席致信，請求對種族滅絕進行承認。
2005年7月5日，作為聯合全俄不同地區切爾克西亞人的切爾克西亞議會，要求莫斯科當局承認種族滅絕，並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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