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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文委」），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設立的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或上海中央局領導下，負責國統區文化工作的秘密機構。目的是與中國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1]
1928年5月，江蘇省委書記項英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代理省委書記。1928年7月，江蘇省委決定將創造社、太陽社（太陽社中的蔣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餘名黨員分為兩個黨小組）的三個黨小組合編為一個支部——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李富春找潘漢年面談，委任潘漢年為支部書記。此前，潘漢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負責文化、出版及文藝界聯絡工作，由光華書店發行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說集《離婚》。
1928年10月，根據黨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指示，潘漢年找沈端先（夏衍）、朱鏡我、周谷城、許德珩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中國著作者協會」（簡稱「作協」）。由於缺乏組織工作經驗，「作協」成立以後，沒有開展起什麼活動，只剩了個空架子，不久便自然消亡。但為以後左聯積累了經驗教訓。1928年冬，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潘漢年仍任書記。
1928年至1929年是白色恐怖最慘烈的時期，但進步文藝團體之間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非常激烈，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大論戰。論爭的雙方是：
這一時期，黨中央忙於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的撲殺，內與「陳托取消派」激烈鬥爭；紅軍也正在湘贛邊界地區苦戰，沒有精力來處理文藝界的問題。1929年6月底，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指出「宣傳教育是實現黨的任務的經常的基本的工作」，並提出 「中央宣傳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組織，應當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2]，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文委負責「指導全國高級的社會科學團體，雜誌，及編輯公開發行的各種刊物和書籍」。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與周恩來聽說了魯迅被圍攻的事情，當場表態認為創造社、太陽社這樣圍攻魯迅不對。
1929年10月，潘漢年開始籌建左聯，召集「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鄭伯奇（黨外人士）等召開座談會，推舉魯迅、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錢杏邨）、柔石、沈起予、洪靈菲、陽翰笙（華漢）、馮雪峰等十二人組成「左聯」籌備會。就社團名稱徵求魯迅意見時，魯迅說「左翼」二字還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與竇樂安路（現多倫路）交界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現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簡稱左聯紀念館）召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成立大會，左聯設中共黨團，第一任黨團書記由潘漢年兼任。之後，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美聯）、中國左翼劇團聯盟（1931年1月改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記聯」）、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教聯」）相繼成立，均設中共黨團。1930年8月26日，這些左翼文化團體聯合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潘漢年任書記，並主編「文總」的機關刊物《文化鬥爭》。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潘漢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馮雪峰接替「文委」書記職務。
1932年，為反擊「文化圍剿」，陽翰笙與田漢等「文總」各團體負責人共同籌劃，抽調金山、趙丹等「劇聯」成員，聶耳、呂驥、賀綠汀等音樂人開闢電影戰線，拍攝進步電影，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心。陽翰笙代表「文總」黨團，著力培養聶耳、王瑩、陳波兒等青年藝術工作者入黨，成為進步電影骨幹。左翼電影戰線逐步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電通、天一等電影公司。
1932年11月創辦了文總機關刊物《文化月報》。1933年3月和8月又建立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及中共電影小組）和「劇聯」音樂小組、中國普羅世界語者同盟（世界語小組）等團體。陽翰笙任「文總」黨團書記。[3]
1933年1月初，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遷往江西瑞金，同時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黨在國統區的工作，負責保持和溝通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之間的聯繫，加強全國各地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的聯繫。中央文委改由上海中央局領導。
1935年2月，文委領導成員遭到大逮捕，僅1935年2月19日，就有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杰、組織部何成湘、宣傳部朱鏡我、秘書處張唯一；當天晨陽翰笙在南京的家裡被國民黨抓捕，同田漢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橋監獄；以及文委的林伯修、許滌新等36人同時被捕。文委五個領導成員中，只有周揚和夏衍倖免。文委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繫。「文委」和「文總」領導下的「八大聯」還有130餘名文藝界黨員在沒有上級領導和活動經費的情況下，以文藝活動等形式頑強地開展工作。當時，周揚的公開身份是正在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作家，夏衍在電影公司工作，胡喬木是一名中學教師，他們通過這些公開活動賺錢餬口並掩護開展地下鬥爭。夏衍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們處於一個非常奇特的狀態，一方面是愛國群眾運動一浪高於一浪，另一方面是我們在白區得不到一星一點黨中央和紅軍的消息，內外反動派通訊社和報章宣傳的是『剿共大捷』之類的謊言，連遵義會議這樣的大事我們也一無所知。」1935年7月，左聯黨團書記周揚和社聯接上關係，並召集各聯負責人開會研究今後工作，會上推舉周揚擔任新的文委書記，重建後的「新文委」為臨時組織，「待江蘇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聯繫後，請示追認或改組」。參加新文委工作的陸續有：周揚、陳處泰、章漢夫、胡喬木、夏衍、吳敏、錢亦石、錢俊瑞、鄧潔、王翰等。新文委的工作主要包括：
- 重整組織。1935年7月，文總和社聯的黨團書記陳處泰，後因捲入刺汪案被捕犧牲；1935年10月重組文總黨團，書記胡喬木，成員鄧潔、王翰。左聯黨團書記周揚，執行書記徐懋庸。社聯黨團書記錢亦石，執行書記李凡夫，黨團成員王翰、陳家康。劇聯黨團書記於伶，黨團成員張庚、章泯。電影小組負責人夏衍。隨著一二九運動後學生救亡運動興起，新文委抽調王翰、何家槐把「八大聯」的學生關係集中起來，實際上組成了文委下的學委，以後胡喬木、陳家康、張執一、雍文濤、蔣南翔參加這一工作。1936年初，負責全國白區工作的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指示把全國學聯設在了上海。[4]
- 積極尋求領導。「新文委」通過共產國際文件，了解政策，從英文版的《國際通訊》上看到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文件，組織翻譯並油印刻寫在1935年10月25日的《文報》第11期附刊《研究資料》第1期，散發給盟員。
- 制定新綱領草案，以改變作風。參加的有文總、社聯、劇聯、新聯、左聯、婦聯（中國婦女運動大同盟）等六個聯盟各自製定了自己的新綱領草案並發表。
1935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記者史沫特萊接到了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蕭三的信，在內山書店將這封信轉交給魯迅；魯迅將信通過左聯行政書記胡風、左聯組織部長及黨團成員王堯山，輾轉交給當時左聯的黨團書記周揚。信中，簫三猛烈抨擊了左聯的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現狀：
左聯內部工作許多表現，也絕不似一個文學團體和作家的組織，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覆古之聯合戰線方面來的組織，而是一個政黨，簡單說，就是共產黨！一般人也認為左聯便是共產黨。加入左聯便要砍頭 ―― 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決定的呵。」
「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另外發起、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
上海文委一接到簫三的指示信，「毫不遲疑地決定解散左聯和文委所屬各聯（社聯、劇聯、美聯等），另行組織更廣泛的文化、文藝團體」，即中國文藝家協會，「凡是主張抗日救亡的文藝工作者都可以參加」。魯迅贊成組建更廣泛的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但堅決不同意周揚、夏衍解散左聯。解散左聯的事只好被暫時擱置起來。胡喬木作為新任的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黨團書記，認為要成立的文藝界統一戰線團體是群眾團體，左聯也是群眾團體。在一個群眾團體裡面秘密存在另一個群眾團體，就會造成宗派主義，這不好，而且會使左聯具有第二黨的性質，更不好。魯迅是國內最早看到「蕭三來信」的人，但左聯領導人委託茅盾去徵詢魯迅意見時，魯迅表示不同意解散左聯，指出搞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是人，是某些人，而不是組織，不是左聯；所以左聯解散了，他們照樣會搞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最終魯迅同意解散左聯，但要求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否則「無聲無息地解散，則會被社會上認為我們經不起國民黨的壓迫，自行潰散了」。後來蕭三於1943年10月底在延安棗園見毛澤東，匯報了解散左聯經過後，毛澤東說：「啊！還是你寫的信呀！那就是要解散共產黨差不多……那就是跟『中聯』『右聯』一起搞喏！」「反帝而沒有無產階級領導，那就反帝也不會有了。」[5]
1935年12月17日，長征後的中共中央在陝北舉行瓦窯堡會議，決定接受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與《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月，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總自動停止活動。1936年2月下半月，新文委、文總解散，該系統的黨員歸入將要成立的中共江蘇省臨時委員會（江蘇省臨委）。
魯迅和茅盾曾對左聯的解散表示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的示弱和潰散，並由此加大了對左聯實際掌控人、左聯中共書記周揚的不滿，由此引發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在上海採訪魯迅，問及左聯情況時，魯迅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是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這次採訪內容隨後在《改造》期刊公開發表。
根據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精神，國共開始秘密接觸談判，馮雪峰被中央（張聞天、周恩來）派遣同南京當局聯絡（當時稱為「外交」），進行上層統一戰線，4月15日或16日與張子華離開瓦窯堡，17日到東北軍王以哲第六十七軍控制的膚施，21日在西安換乘火車，4月24日或25日到上海。馮雪峰化名李允生，身份為中共中央特派員，有權接管領導上海的一切黨的工作。馮雪峰首先與茅盾、魯迅取得聯繫。馮雪峰在魯迅家裡會見胡風商量並徵得魯迅同意後，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的口號。1936年5月9日晨5時，胡風寫完《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刊載於1936年6月1日《文學叢報》第3期，引爆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馮雪峰首先派遣王學文考核了中央文委及其所領導的左翼文藝界團體的工作，然後馮雪峰解散了中央文委，從周揚手裡接管親自領導文藝工作。1936年7月從王學文手裡接管了特科工作，組織把埃德加·斯諾和史沫特萊送到了陝北[6]。1936年7月6日中央安塞會議後，張聞天、周恩來給馮雪峰的信（由劉鼎隨張學良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而帶到上海）[7]，表示對魯迅（「你老師」）以及茅盾（「沈兄」）「抗日救國的努力」「我們都很欽佩」「轉至我們的敬意」，「對於你老師的任何懷疑，我們都是不相信的」，「請他不要為一些輕薄的議論而發氣」。該信指示馮雪峰「同一切關門主義做堅決的鬥爭」，「這種關門主義傾向，就是在一些左傾的刊物中還是時常表現的」，「關門主義在當前是一種罪惡，常常演著同內奸同樣的作用」，「但這些人同內奸是不同的， 解決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釋還是第一。」1936年7月26日、30日於保安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7]，討論研究了「上海工作」，毛澤東說「上海工作是有進步的」；周恩來說「必須要多派如允生同樣的人去」，馮雪峰的「工作範圍太複雜，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負責，事實上是做不來的」；對今後上海的工作，張聞天說文化界的團體、救國會，組織上都比較狹隘，對南京各方面的活動也要擴大，毛澤東說今後工作應著重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對一切可能同情抗日的人應大大的開門；博古指出，上海黨的組織大部分靠得住，馮雪峰的工作應該首先是依靠原有的基礎，在上海建立黨的工作；毛澤東說對文化界的矛盾，也是應該注意的，要好好說服他們。
從1936年6月開始的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光明》、《文學界》等刊物力主「國防文學」，擁護「國防文學」的作家1936年6月7日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發表《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魯迅拒絕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海燕》、《夜鶯》、《現實文學》等刊物力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派的作家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載於1936年《作家》6月號，《譯文》第1卷第4期、7月1日《文學叢報》第4期、7月1日《文學月刊》第1卷第2期、7月1日《現實文學》第1期）。出現了「兩個陣容，一條戰線」的宗派主義狀況。魯迅寫信稱「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當時參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很多，除上海之外，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東京都有反響。據對300多種報刊的不完全統計，發表的有關文章達480篇之多。論爭的問題主要是兩個口號的優劣，此外還涉及到文學創作要不要以抗日為中心題材，要不要提倡進步的創作方法，如何團結中間作家，創作自由和批評態度等問題。論爭中，在魯迅的支持下，胡風、聶紺弩、蕭軍等於1936年1月20日創辦了《海燕》月刊，但僅出兩期即被查禁。魯迅於2月29日致友人的信中說：「《海燕》系我們幾個人自辦，但現已以『共』字罪被禁，續刊與否未可知，此次所禁者計二十餘種，稍有生氣之刊物，一網打盡矣。」為了繼續堅持左翼文藝方向，不致於使人感覺左翼文藝運動已經銷聲匿跡，1936年3月方之中在左聯的上級周文領導下，創辦主編一個新的刊物《夜鶯》，立刻得到黨組織和左聯的支持，成為《海燕》的續刊。《夜鶯》月刊主要撰稿人有魯迅、《論「非常時」》唐弢、方之中、《談傅東華先生的所謂「常識」》周文、張天翼、胡風、《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聶紺弩、吳席儒（奚如）、《抗日文學陣線》歐陽山（龍貢公）、尹庚、蕭曼若、萬迪鶴、陳企霞、田間、雷石榆、王亞平、王任叔、張馳、楊騷、《談「聯合」》朱慧等。其中，魯迅在該刊上發表了《三月的租界》、《寫於深夜裡》、《幾個重要問題》。
1936年8月，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信中寫：「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對「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公開論爭，魯迅主張「這兩個口號的並存」。而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魯迅以為「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持下，「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基本得到控制，促成了1936年10月1日有廣泛代表性的各方面作家21人簽名的《文藝界同人為抗日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八辦）領導下[8]，組成文化工作委員會，並成立公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937年11月上旬，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在上海重新成立。江蘇省委負責領導上海市和江、浙兩省沿滬寧、滬杭鐵路線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和開闢敵後武裝鬥爭。中共江蘇省委決定重建文化界運動委員會（文委）。在文委領導下先後成立戲劇電影工作委員會，文化總支、文藝工作委員會。
1946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部長沙文漢，負責宣傳與文化界。1948年11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所屬文化工作委員會結束後，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統一領導上海的新聞出版及文學、戲劇、音樂等方面的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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