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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英語：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3]），簡稱一帶一路（英語：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標準英文縮寫：B&R[3][註 1]），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2013年倡議[4]並主導的跨國經濟帶[5]，投資近7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6]其範圍涵蓋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行經的中國大陸、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非洲、大西洋地區的重大開發計畫[7]。
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 |
|---|---|
 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中國）
已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參與國
僅參加一帶一路論壇的參與國 | |
| 主導國家 |  中國 |
| 類型 | 跨國經濟帶 |
| 構成 |
|
| 主要項目 | |
| 成立 | |
| 2013年9月 | |
• 絲路基金設立 | 2014年12月 |
•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 | 2015年6月 |
• 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 2017年5月 |
「一帶一路」被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大國外交」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2]，尋求根據其不斷上升的實力和地位，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8]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該倡議是「旨在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擁抱更美好的未來」。[9]該項目的目標完成日期為2049年，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10]
根據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的對外援助資料庫AidDate在2023年11月發布的報告，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向沿線國家出借的款項高達一萬一千億美元。其中80%的款項都在財政困難國家。自2018年起，中國政府調整政策，「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投資規模明顯縮小。[11]中國的角色已從全球最大的雙邊貸款國轉變為最大的債務催收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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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聲言，新疆和福建會成為「一帶一路」的最大贏家，並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福建獲批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新疆被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同時亦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及山東6個沿海省份。
「絲綢之路經濟帶」簡稱「一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外訪時向各國推廣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2][13]。從中國大陸出發，沿著陸上絲綢之路以歐洲為終點：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二是新疆經巴基斯坦到印度洋、中亞與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沿岸。中國大陸試圖與這些國家及地區發展新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計劃加強沿路的基礎建設[13]，也計劃消化中國大陸過剩的產能與勞動力、保障中國大陸的能源（如哈薩克石油）與糧食供給，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14]。「一帶」連接亞太地區與歐洲，中間經過的中亞地區[13]，像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都在絲綢之路上，其他5個觀察員及3個對話夥伴也在絲綢之路沿線[14]，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路」，則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自中國大陸由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或是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航點包括：泉州、福州、廣州、海口、北海、河內、吉隆坡、雅加達、可倫坡、加爾各答、奈洛比、雅典、威尼斯。以發展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2013年10月習近平訪問東協時提出的戰略構想，著眼於與東協建立戰略夥伴十周年這一新的歷史起點，為進一步深化雙方合作，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2013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到訪哈薩克，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習近平在同年10月於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帶一路」升級為國家戰略[15][4]。
2015年2月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領導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首任組長為張高麗，副組長為王滬寧、汪洋、楊晶、楊潔篪。
同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進一步推廣[16]「一帶一路」，並將其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17]。28日，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等三部委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白皮書[18]。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資400億美元，於2014年成立絲路基金以推動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基金將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開發、產業合作等項目提供融資[19]。2017年，習近平再宣布向該基金增資1,000億人民幣。
域內簽約方
域內正式成員
域外簽約方
域外正式成員
201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雅加達與時任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舉行會談，習近平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向包括東南亞國家協會在內的本地區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20]。同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東南亞時，緊接著再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21]。
2014年10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新加坡等21國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22]。
2015年3月12日，英國率先報名加入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23][24]。次日瑞士也提出申請意願，隨後，法國、義大利、德國等已開發國家也表態跟進。韓國、俄羅斯等域內國家和巴西也在申請截止日期3月31日前相繼申請加入意向創始成員。
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開業儀式在北京舉行，16日上午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出席亞投行的開業儀式並致辭，分别致辭的還有亞投行行長金立群，金立群表示，亞投行的核心價值觀是「精幹、廉潔和綠色」[25]。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亞投行理事會成立大會並致辭[26]。在亞投行理事會成立大會第一部分議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被選舉為首屆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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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合作開展了一系列的大型工程計劃，長達3,000公里，投資460億美元[27]。也將成為一帶一路的樞紐和旗艦項目[28][29]。
2013年8月27日，中巴經濟走廊秘書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瑪巴德設立[30]。2014年2月，巴基斯坦總統馬姆努恩·胡先在對中國大陸的國事訪問中討論了相關議題[31]。兩個月後，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討論了項目的計劃[32]。2014年11月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的共同見證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吳新雄與巴基斯坦水電部常秘穆罕默德·尤尼斯·達加簽署《中巴經濟走廊能源項目合作的協議》[33]。
2015年4月20日，在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期間，雙方簽署了總共51個項目的合作協議和備忘錄[34][35][36]。
2016年11月13日，瓜達爾港正式運營。時任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主持開幕禮時，形容「這一天是新時代的黎明」。這一儀式也標誌著聲名遠播的中巴經濟走廊（CPEC）的啟動——這是指一系列中國與巴基斯坦合作的大型工程計劃，覆蓋地區綿延2000公里，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計劃的樞紐和旗艦項目。[37]
2017年4月，為對接「一帶一路」建設，巴基斯坦當局計劃在中巴經濟走廊項下建設九個工業園。以利用巴基斯坦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吸引中國大陸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培育巴基斯坦的產業集群[38]。5月，中國大陸投資500億美元，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建設5個水庫。建成的水電站可釋放的電能占巴基斯坦全國水電總量的2/3[39]。此外，雙方還積極推動瓜達爾-新疆公路走廊建設，在配套的港口和高速公路建成後，巴基斯坦可以直接向中國西北地區輸送海鮮等內陸地區少見的商品，巴基斯坦政府預計相關貿易可帶來約80億美元的產值[40]。
2017年5月，中巴雙方在伊斯蘭瑪巴德簽署水利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中方將投資建設印度河流域的5個水庫項目，其中包括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最大水壩迪阿莫-巴沙大壩。該水壩項目的融資請求此前接連遭到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拒絕，巴方其後與中國大陸進行合作[41]。但同年11月，巴基斯坦政府又宣布拒絕中國大陸開出的融資條件，指中方要求對該水壩及附近另一水壩的完全控制權和安保權之條件，「是無法接受、也是違背巴方利益的」，巴方其後宣布將自行籌建水壩[42][43]。但隨後，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官員表示，「中國和巴基斯坦正就巴沙大壩項目合作事宜保持接觸。但該項目尚未納入中巴經濟走廊能源項目清單，中巴兩國行業主管部門也未就巴沙大壩的開發方案開展交流」，並指媒體報稱的中方條件「不存在」[44]。
2018年1月4日，巴基斯坦央行宣布自當日起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之間的雙邊貿易可以通過人民幣進行結算，放棄美元結算[45]。同期，巴基斯坦軍方宣布確認採購中國054A型護衛艦，並組建一支配備JF-17「梟龍」多用途戰機的空軍中隊駐防俾路支省，以維護中巴經濟走廊、震懾恐怖分子[46]。
為加強與歐洲國家的商業貿易聯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國鐵路總公司與中亞和歐洲各國鐵路系統協作，開行從西安、重慶、鄭州、成都等地到達米蘭、莫斯科、明斯克、漢堡等地的國際聯運列車——中歐班列。截至2017年5月19日，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4,000列，中國境內開行城市28個，到達歐洲11個國家29座城市。中歐班列的運行時間比海運節省四分之三，價格約為航空的五分之一，能夠便利對交貨時限有要求的大宗電商產品、輕工及高科技電子產品以及需要冷藏的葡萄酒等食品的運輸[47]。
中方與哈薩克、俄羅斯共同推動歐亞高鐵建設，其中歐亞高鐵霍爾果斯至莫斯科段已確定走線並將率先開工[48]。2015年6月18日，中鐵二院與俄羅斯企業合作，準備新建莫斯科-喀山高速鐵路並與俄羅斯鐵路公司正式簽約，總金額約24億人民幣、設計時速最高將達到400公里[49]。
此外，中方還與哈薩克、俄羅斯聯合修建「西歐—中國西部國際公路」（雙西公路）。該條國際高速公路東起中國江蘇省連雲港市，西至俄羅斯聖彼得堡，與歐洲公路網相連，總長8,445公里，其中俄羅斯境內段長2,233公里，中國境內段長3,425公里，哈薩克境內段長2,787公里[50]。雙西公路最早於2006年11月由中國、哈薩克兩國共同提出，俄羅斯其後加入該項目[50]。2008年，中哈雙方同時啟動項目建設。2015年，中俄蒙宣布推動制定並商簽《中俄蒙國際道路運輸發展政府間協定》[51]。該公路中國境內段已於2017年11月完成了建設，哈薩克段業已基本完成，俄羅斯段預計於2020年之前完成[50]。
同時，中方還牽頭在東南歐地區開展了港口、公路、鐵路、發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亦通過中資商業銀行向有關項目發放貸款。同時，中方將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作為中心，承接從「一帶一路」沿線發出的海陸聯運貨物，以此構建「巴爾幹絲綢之路」[52]。中方還計劃在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大力投資能源項目，以提高其在東歐地區能源領域的影響力[53]。
2019年4月，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表示，德國、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各自都派代表參加了本次的「一帶一路」論壇。歐盟對「一帶一路」已經展示了「很高的團結度（great majority united）」，歐盟相信以此可以展示其共同的立場[54]。歐盟內幾個大國想通過集體形式，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而不是以雙邊形式（歐盟各國和中國分別簽署）與中方展開合作[54]。
中方主導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建立海運港口。漢班托塔港一期工程於2010年11月8日開工，由「Jetliner」艦艇首次儀式性停泊港埠設施，港口以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為命名。斯里蘭卡港務局負責內陸建造和管理，其計劃一期的預計營建費用總額為361百萬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出資比例占85%，租借為期99年。[55]
同時，中方亦進入孟加拉的鐵路建設市場。2017年9月，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取得孟加拉科考斯巴紮鐵路第二標段項目，成為該公司在孟加拉中標的首個項目[56]。
2014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東非國家領導人在奈洛比簽署協議，中方同意出資援建一條新的東非鐵路，以期最終連接東非六國。該規劃的首段為「蒙巴薩－奈洛比標準軌鐵路」（蒙內鐵路）。這一系列鐵路由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總承包，採用「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裝備、中國管理」建設，是首條完全採用中國標準的海外鐵路。2011年與肯亞政府簽署了諒解備忘錄。2013年11月28日開工[57]，2014年9月正式開工，全線分為9個標段，20多個建築營地。原計劃工期5年，2016年12月完成鋪軌，2017年6月開通試運營。2018年1月商業運營[58]。2017年5月31日，由肯亞總統甘耶達主持通車儀式，並親自試乘列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王勇作為習近平的特使出席儀式。首發列車由肯亞史上首批女司機駕駛。中國駐肯亞大使劉顯法指項目是「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論壇十大合作計劃的重要早期收穫[59][60]。此前的2016年8月，中方取得衣索比亞-吉布地鐵路為期六年的運營權[61]。
中國大陸亦參與投資南亞地區的水利設施項目。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在尼泊爾握有上馬蒂水電站項目和那蘇瓦卡里水電站項目兩個水利發電項目，其中前者已於2016年12月25日正式併網發電[62]。而該國最大外資水利項目西塞提水電站項目則由三峽集團控制[62]。2017年5月23日，尼泊爾政府決定將裝機容量為1200兆瓦的布達甘達基水電站項目交與葛洲壩集團有限公司建設，但其後收回這一決定[62]。2018年9月24日，尼泊爾政府決定撤銷原先的收回決定，將布達甘達基水電站項目重新交與葛洲壩集團建設[63]。
為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談判進程[64]。這一協定由東南亞國家協會十國發起，由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這些和東協有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六方共同參加，共計16個國家所構成的高級自由貿易協定。有媒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導了該協定的談判進程[64]，RCEP協議基於開放的進入模式，使得此協議也向其他外部經濟體開放，比如中亞國家、南亞及大洋洲其他國家[65]。
中方積極尋求建設泛亞鐵路用以溝通中國與東南亞各國。2015年9月上旬，中泰簽署中泰鐵路合作的政府間框架協議，泰國交通部長阿空表示，中泰高鐵的具體施工日期已經敲定為2017年12月21日，預計於2021年至2022年建設完成。將建設從昆明到曼谷長約840公里的高速鐵路[66]。2015年10月16日，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的中國企業聯合體與印尼維卡公司牽頭的印尼國企聯合體簽署協議，雙方組建合資公司負責建設和運營雅萬高鐵項目。2015年11月13日，中國和寮國舉行鐵路項目簽約儀式，將建設雲南省會昆明至寮國首都萬象的高鐵，全長418公里，項目總投資400億元人民幣。[67]，之後確定在寮國段的磨萬鐵路計劃於2021年12月通車[68]。2021年12月3日，中老鐵路已全面通車。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以抨擊前首相諸多工程而上台傾向做出調整以展現自身差異，中方參與建設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與西海岸新隆高鐵以推動區域交通線建設。2017年8月9日，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貸款、中國交建承建的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項目在關丹開工[69]。該鐵路全線規劃總長688公里，工程合同工期7年，維護期2年，客運設計時速為160公里[69]。時任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曾表示，「東海岸鐵路投入使用後將緊密連接馬來半島東西海岸，造福沿線440萬民眾」[69]。但2018年馬哈地當選馬來西亞首相後，宣布將對該鐵路項目進行重新談判[70]。另一方面，馬哈地還於當年5月宣布將取消新隆高鐵項目[69]。但其後他又改口稱該鐵路項目只是被「推遲」而非「取消」[71]。2018年9月12日，馬來西亞財政部長林冠英證實首相馬哈地決定，取消3個中資石油與天然氣輸送管道工程，總價約28億美元的項目已經同年7月被暫停[72]。
2018年9月中方運作下以新加坡出面重談新隆高鐵項目後新約簽成重新啟動，新加坡副總理兼國家安全部長張志賢以及馬國首相馬哈地和副首相旺阿芝莎，一起見證了這一簽署儀式，原計畫以延期五年重談為延期兩年且馬來西亞願支付1,500萬新元賠償金[73]。2019年4月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項目新計畫簽署重新開工，總長度將較原來的688公里削減40公里至648公里，計劃中的一些站點被取消以削減預算215億令吉，廣西民族大學東協研究中心研究員葛紅亮認為在東南亞很多國家的帶路項目推進都有類似現象，當地領導人會進行一種重談再重啟，以展現自身為民眾看緊荷包的樣貌達成國內的因素和本身的選舉意圖，包括中泰鐵路、緬甸的萊比塘銅礦、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等，中方只要預作準備滿足這些政治表演就能順利推進，因為這些領導人內心多半還是急需一帶一路項目的政績。[74]
2019年11月印尼明古魯燃煤電站完工，由中國電力建設集團興建，是明古魯省首個火電廠也是最大外資計畫[75]，年發電量大約14億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西亞等地區積極開展「高鐵外交」[76]，並將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承接點。2014年7月25日，中國海外修建的第一條高速鐵路——安卡拉－伊斯坦堡高速鐵路，由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至最大城市伊斯坦堡高速鐵路的二期工程宣告通車[77]。其後，中方與土方簽訂了金額約350億歐元的高鐵合作框架協議。但由於中土雙方在援助貸款方面無法達成一致，土耳其政府轉而尋求德國西門子公司的合作，由德方為土耳其提供貸款和經濟援助[78][79][80]。
2019年10月一帶一路專案中的該年最大項目-科威特巨型煉油廠完工，中國石化承建比工期提前40天交付工期共三年，有六套重型煉油設備，[81]成為中東地區最大煉油廠，能讓科威特每年增產3150萬噸石油。科威特艾哈邁迪省項目代理慕斯達法表示難以置信在極短時間內如此大型煉油廠能建造完成[82]。
2020年6月19日，土耳其中央銀行宣布，自當月18日起，土耳其開始以人民幣結算從中國進口的商品[83]。
2024年6月6日，中吉烏鐵路項目中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三國政府間協定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84]。 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表示，這是三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工程，建成後將成為亞洲到歐洲和波斯灣國家的新運輸線，對促進沿線各國乃至整個地區互聯互通、加強經貿往來意義重大。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稱，中吉烏鐵路可打通南亞、中東國家大市場，有利於進一步擴大地區國家對華合作。[85]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
2017年5月14日與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於北京舉行。14日論壇場地在國家會議中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開幕式，且發表了題為「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的演講[86]。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代表出席[87][88]。15日論壇場地在北京市郊雁棲湖，由29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各國際組織代表參加了領導人圓桌峰會[89][90]。這次圓桌峰會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也作了發言[91]。
出席會議的還包括阿根廷總統馬克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智利總統巴切萊特、捷克總統澤曼、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肯亞總統甘耶達、吉爾吉斯總統阿坦巴耶夫、寮國人革黨總書記暨國家主席本揚、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俄羅斯總統普京、瑞士聯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柬埔寨首相洪森、衣索比亞總理海爾馬里亞姆、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義大利總理真蒂洛尼、馬來西亞首相納吉、蒙古國總理額爾登巴特、緬甸國務資政翁山蘇姬、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波蘭總理希德沃、塞爾維亞總理暨當選總統武契奇、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等國家的領導人，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等國際組織的領導人[91][92]。會議最終通過了一份聯合公報[92]。
此外，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議員朴炳錫（國會副議長級別）[93]、朝鮮對外經濟相金英宰[94]、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前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美國川普政府的高級顧問兼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馬修·波廷傑及其所在代表團分別代表本國受邀出席該峰會[95]。
截至202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與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1][97][98][99][100]。 以下列表根據國家/地區的英文字母開頭順序排列。
- 發起國
- 非洲（共52國）[101]
- 亞洲（共39國）
- 歐洲（共26國）
- 大洋洲（共12國）
- 美洲（共22國）
- 國際組織（共32個）
- 已退出國家/組織
基礎設施走廊將耗資約4-8萬億美元，跨越約60個國家，主要是亞洲和歐洲，也包括大洋洲和東非。[111][112]這些倡議項目得到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資金支持，同時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進行技術協調。
- 新亞歐大陸橋：從中國西部經哈薩克到俄羅斯西部，包括絲綢之路鐵路穿越中國新疆自治區、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和德國。
- 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將從中國西部到土耳其。
- 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將從華南地區延伸至新加坡。
- 喜馬拉雅多維連通網絡：將尼泊爾從一個內陸國家轉變為一個與陸地相連的國家。
- 中巴經濟走廊：連接中國至印度洋。整個項目高達620億美元，旨在迅速實現巴基斯坦交通網絡、能源基礎設施和經濟的現代化。[114]
- 另一條走廊將從中國北方穿過蒙古到俄羅斯遠東。 俄羅斯政府設立的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和中國政府投資機構中國中投公司於 2012 年合作創建了俄中投資基金，該基金專注於雙邊一體化。[115][116]
習近平於2013年9月和10月訪問哈薩克和東南亞，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新經濟區。[117]「一帶」包括穿越中亞、西亞、中東和歐洲的原始絲綢之路上的國家。除了與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大體相似的區域外，還包括南亞和東南亞該倡議將通過建設鐵路和公路等，創建一個有凝聚力的經濟區。它將增加文化交流，擴大貿易。[118]
「帶」將有三個：「北帶」將通過中亞和俄羅斯到達歐洲，「中央帶」穿過中亞和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南帶」從中國經東南亞和南亞，經巴基斯坦到達印度洋。[119]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或簡稱海上絲綢之路，是海上航線身的經濟走廊。[118]旨在通過幾個毗連的水體在東南亞、大洋洲和非洲投資和促進合作。[120][121]這是習近平於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議會的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出的。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一樣，大多數成員都加入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122]根據2019年的估計，絲綢之路的陸路仍然是一個小眾項目，絲綢之路的大部分貿易繼續通過海上進行，原因主要是集裝箱運輸成本。海上絲綢之路也因此被認為對貿易特別有吸引力，因為與穿越人口稀少的中亞的陸上絲綢之路相比，海上通往歐洲的國家要多得多。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緬甸被視為在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非洲是新絲綢之路拓展的重要市場。在肯尼亞的蒙巴薩港，中方已建成通往內陸和首都奈洛比的鐵路和公路。在蒙巴薩東北部，正在建設一個擁有32個泊位的大型港口，其中包括一個鄰近的工業區。坦尚尼亞巴加莫約正在建設現代化的深水港、衛星城、機場和工業區。作為中埃聯合項目，泰達埃及經濟特區正在埃及沿海城鎮艾因索赫納附近建設。[123]
作為絲綢之路戰略的一部分，中方正在非洲大片地區參與鐵路、公路、機場和工業的建設和運營。在讚比亞、衣索比亞和加納等幾個國家，水壩已經在中國的幫助下建成。在奈洛比，中方正在資助建設非洲最高的建築——尖峰塔。2018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對非洲投資600億美元，一方面開拓銷售市場，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提供非洲原材料。[124]
中方在歐洲的橋頭堡之一是比雷埃夫斯港。總體而言，到2026年，中國大陸企業將在港口設施上直接投資3.5億歐元，並在酒店等相關項目上再投資2億歐元。在歐洲，中方希望繼續在葡萄牙的錫尼什深水港投資。威尼斯雖然是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重要的歐洲終點，由於其港口的深度較淺或淤塞，如今其商業重要性越來越低。[125]
除海上絲綢之路外，據報導，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同意在北極的北海航線沿俄羅斯領海內的海上航線共同建設「冰上絲綢之路」。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已完成多次北極航線試航，中俄企業正在開展該地區油氣勘探合作，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旅遊、科考等全方位合作。[126]
截止2022年3月為止，已有146個國家或地區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當中139個國家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諒解備忘錄。[127]基礎設施項目包括港口、鐵路、公路、發電站、航空和電信設備等。[128]
| 國家／地區 | 投資比 | 國家／地區 | 投資比 |
|---|---|---|---|
 巴基斯坦
|
31.9 |  新加坡
|
24.3 |
 奈及利亞
|
23.2 |  馬來西亞
|
14.1 |
 孟加拉
|
17.5 |  俄羅斯
|
10.4 |
 印度尼西亞
|
16.8 | 印度尼西亞
|
9.4 |
| 馬來西亞
|
15.8 |  南韓
|
8.1 |
 埃及
|
15.3 |  以色列
|
7.9 |
 阿聯
|
14.7 | 巴基斯坦
|
7.6 |
支持者稱讚「一帶一路」倡議有可能提高全球GDP，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更能受惠。反對者則批評倡議，開發過程侵犯人權和影響環境，另外，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一些政府指控「一帶一路」是通過債務陷阱外交的新殖民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132]。
至於著重海路與陸路的交通展望，也因多種層面考慮有不同看法，水路不用維護，運量、路線皆可隨業主想法調整，巨大容積也可以當外海漂浮倉庫使用[133]，而陸路首先要可行性研究，適合協調班次時效性較強、需求穩定的產品，加上所經之處戰亂勢力的矛盾，部分沿路國家租地合約、基礎建設與打通關係，經濟浮動大，所以經營需謹慎為之[134]。
截止2022年3月為止，已有146個國家或地區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當中139個國家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諒解備忘錄。[127]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立場是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努力實現沿線區域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準的陸海空交流網路。同時使投資貿易的便利化水準更有效的提升，建立高品質、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域網。以使沿線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政治互信更加的深入，人文交流更加的廣泛[136]又認為該倡議為商品提供了市場，改善了基礎設施，創造了就業機會，刺激了工業化，擴大了技術轉讓，從而使一帶一路國家受益。[137]並且否認一帶一路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或「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138]。
俄羅斯是中方早期的合作夥伴，目前俄中雙方共有天然氣管道、極地絲綢之路等150個共同項目。2015年3月，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伊戈爾·舒瓦洛夫說：「俄羅斯不應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視為對其傳統區域勢力範圍的威脅，而是應將其視為歐亞經濟聯盟的機遇。」[139]
2016年6月，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波蘭企業將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受益匪淺。[140][141]杜達與習近平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宣言，重申波中視對方為長期戰略夥伴。[142]
丁薛祥主持在香港舉行的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強調中央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優勢，鞏固地位提出四點希望，包括完善金融服務、聚焦專業人才、加強人文交流和加強與友好城市交流，指香港前景廣濶大有可為。[14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口岸「三通」是「一帶一路」發展基礎，有利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144]。
新加坡經濟富裕，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大量的外部融資或技術援助，但是多次支持「一帶一路」並在相關項目上與中方合作，以尋求增加全球影響力，並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聯繫。新加坡也是該項目最大的投資者之一。此外，新加坡的大力支持還有一個戰略因素，就是確保不會有一個單一國家會主導亞洲經濟，暗指中國能成為制衡美國的因素。[145]
菲律賓歷來與美國關係密切，但在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羅阿·杜特爾特領導下，菲律賓調整其政策，支持南海的「一帶一路」項目，並希望能為菲律賓帶來大規模基礎設施的擴張計劃。[146]
2017年，英國財長菲利普·哈蒙德表示英國是一帶一路的計劃的「天然合作夥伴」，向世界表明英國脫離歐盟後仍然是世界貿易的堅定支持者，以期減少因退出單一市場後英國對外貿易的不確定性而為英國經濟帶來的障礙[147]。
2017年，希臘經濟學家及前財政部長揚尼斯·瓦魯法基斯寫道，他在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方面的經歷感到非常令人鼓舞。他說，北京設法將自身利益和耐心的投資態度，與一次又一次談判的真誠承諾相結合，以達成最後互利的協議。[148]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本·阿布都-阿濟茲·阿勒沙烏地於2019年2月訪華時表態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並代表沙烏地與華簽訂280億美元訂單[149]。
2019年4月，在第二屆阿拉伯環境與發展論壇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18個阿拉伯國家開展了「共建一帶一路，共享發展與繁榮」的一系列夥伴關係。非洲國家的普遍立場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擺脫外援和影響的巨大機遇。[150]
希臘、克羅埃西亞和其他14個東歐國家已經加入「一帶一路」框架。2019年3月，義大利成為七國集團中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成員。義大利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一份價值25億歐元的諒解備忘錄，涵蓋運輸、物流和港口基礎設施等一系列領域。[151]
馬來西亞最初批評「一帶一路」，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在2019年轉為承諾支持「一帶一路」項目。他表示，他完全支持「一帶一路」倡議，認為馬來西亞將從「一帶一路」中受益。馬哈蒂爾說「一帶一路」可以使中亞的內陸國家更近海洋，藉此增加財富並減少貧困。[152]，同時認為，「窮國沒有能力在開放、自由的貿易中與富國較量，必須是公平貿易才行」。[153]
微軟公司前董事長比爾·蓋茲是一帶一路計劃的明確支持者，至2017年止至少七次訪問中國大陸，其認為很多民眾因為經濟競爭落敗而產生「向內看」的心態對世界是危險的，因此盛讚一帶一路戰略，讓多國紛紛加入，就是走出去幫助其他國家，並佩服習近平的國內脫貧戰略，而全球的脫貧進展能造成世界更穩定和每個人更大利益[154]，「蓋茲基金會」正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農業部合作，共同推進非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認同中方以核能解決全球暖化的策略是最務實可行，與他長期觀點相同，他旗下泰拉能源將與中國大陸核電企業探討第四代反應爐的建設[155]。
全球經濟顧問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40年「一帶一路」倡議可以使世界GDP每年增加7.1萬億美元。[156]
主要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非參與國的一些觀察者對計劃持疑態度，並將「一帶一路」倡議形容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網絡計劃，試圖在全球事務中邁向主導地位，並且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貿易網路[157][158]。[111]作為回應，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西方盟國在2021年七國集團的推出「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議，用來抗衡「一帶一路」倡議。[159]在2022年，七國集團又提出「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PGII）計劃，被認爲是反制「一帶一路」倡議的「B3W」的後續，而「重建更好世界」則「消失無蹤」。[160]
印度政府官員多次反對「一帶一路」倡議，[161]他們認為「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忽視了印度對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本關切，三國在喀什米爾地區有領土紛爭，而中巴經濟走廊會穿越巴控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區），這點觸動了印度的神經。[162]
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學者Derek Scissors表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宏偉計劃已受到中國大陸外匯儲備大幅下降的阻礙。此外，中國大陸龐大的債務也給經濟帶來沉重負擔。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亞洲研究主管高路易（Louis Kuijs）在一份研報中稱，不存在中國大陸擠走其他放貸者的危險。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現任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認為中國大陸可以利用其規模雖已縮小但依舊龐大的經常項目盈餘為海外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163]。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也認為，由於大量放貸，中國大陸自身也因此面臨不小的金融壓力。[164]
「一帶一路」倡議也引來台灣方面的擔心，中華民國國防部發表研究報告表明，「一帶一路」明顯針對美國太平洋局勢，戰略上會令臺灣邊緣化[165][166]台灣學者授陳俐甫認為「一帶一路」令北京的影響力大增，或會令北京有能力向對方提出政治要求，在國際事務上壓制台灣，比如聯合多國反對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要求更改對台灣的稱呼（台灣省、中國台灣）等等[167]。
2023年7月30日，義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表示該國2019年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是「草率、糟糕透頂」的決定[168]。義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表示義大利會考慮退出一帶一路倡議[169]。12月6日，義大利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義大利已正式退出一帶一路倡議。[170]
2024年6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令人討厭的失敗倡議」。[171]
越南因邊境及南海等問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和，因此在支持或反對「一帶一路」問題上猶豫不決。[172]
義大利和希臘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其他歐洲國家陷入了矛盾的爭論中。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指加入「一帶一路」的前題是必須能為歐洲帶來一定的互惠性，而他們仍在為這一點爭論不休。2019年1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表示：「古代絲綢之路絕不僅僅是中國的……新的道路不能只走一條路。」[151]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2019年9月在布魯塞爾簽署基礎設施協議，以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連接歐亞，協調基礎設施、交通和數字項目。[173]
2018年，澳大利亞東南部維多利亞州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簽署了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以建立基礎設施聯繫並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關係。[174]內政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將「一帶一路」倡議描述為「來自中國的宣傳倡議」，並且帶來了「巨大的外國干涉」，又說「維多利亞州需要解釋為什麼它是該國唯一簽署該協議的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維多利亞州的行為是本應由聯邦政府作出的政策，並表示不支持該決定，認為這是關於國家利益問題，應由聯邦政府決定。[175][176][174]
2021年4月21日，澳洲外長馬里斯·佩恩宣布廢除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和框架協議，並表示被廢除的協議「與澳洲的外交政策相牴觸或不利於我們的外交關係」[177]；當日中國駐澳使館發言人對此表示不滿與反對，認為是澳洲「又一無理挑釁行徑」[178]。
「一帶一路」倡議引起了環保組織的關注。 世界自然基金會和匯豐銀行的一份聯合報告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為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重大風險，這些風險包括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系統和排放污染物。[179]作為「一帶一路」的一部分，中方向外資助了燃煤發電站，例如土耳其的 Emba Hunutlu 發電站，環保組織認為這增加了溫室氣體排放和令全球變暖。[180]德國環保組織 Urgewald 稱，中國能源公司將佔預計未來十年並網的新燃煤電廠發電量的近一半。[181]數據顯示與「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中的能源投資有 93% 是用於投資化石燃料。[182]另外，與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相關的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和航運增加，可能會影響敏感物種和海洋棲息地，如珊瑚礁、紅樹林、海草草地和鹽沼等。[183]
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要「踐行綠色發展新理念，踐行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18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 CCIEE 的報告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環境保護的機會，只要它被用於提供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一致的綠色貿易、金融和投資，將有助世界步入綠色經濟。[185]其他提議包括為旨在履行對《巴黎協定》貢獻的「一帶一路」成員提供財政支持，或提供資源和政策專業知識以幫助成員擴大可再生能源的占比。[186][187]
2021年9月，習近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加大支持開發中國家採用「綠色低碳能源」，並且不再為海外燃煤電廠提供資金。[188]
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觀察對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一帶一路」項目中國工人所做的調查報告，「一帶一路」項目的部分企業對輸出海外的中國工人實施的行為造成了強迫勞動，其具體行為包括：扣押勞工護照、以非工作類簽證僱工的方式控制勞工、限制行動自由、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拖欠工資、欺騙性的招募行為和虛假承諾、和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工人如果想離職會被收取強制性的高額違約金、生病和受傷得不到醫療、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勞動保護和安全設備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制、限制工人言論自由、懲罰帶頭抗議的工人等。[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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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擔心該「一帶一路」項目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政府指責「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外交，這術語是由印度智庫布拉瑪·切拉尼創造的，[191]於2017年首次使用，並在一年內就傳遍了媒體、情報界和西方政府。[192]比如，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媒體美國之音就批評中國大陸藉「一帶一路」等方式向亞太部分國家提供貸款，進行「債務外交」，指過分借貸會導致國家主權陷入中國的手中，[193]另外也有一些國家也有同樣擔憂。[194][195]
一些人士認為，這種做法凸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權意圖及其對國家主權的挑戰。[196]2018年8月，一個由16名美國參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團體指中國債務陷阱外交有危險，「美國必須反擊中國企圖將其他國家扣為人質並強制贖金以推進其地緣戰略目標的企圖」。[197]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這些貸款是通過賄賂以提供便利的，他指控「中國向各國高級領導人行賄，以換取基礎設施項目」。[198][199]
印度評論員查特吉（S. K. Chatterji）認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領土申索的戰略。[200]查特吉認為中方正利用債務陷阱來淡化目標國家的主權，利用大量外借金錢給予與其有領土爭議的國家以換取在領土談判上的優勢。[201]
另外也有人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批出貸款時並不透明及非競爭性定價，有指在這些項目中，合同必須交給中國國有或國有關聯公司，而這些公司的價格遠高於市場價格。[202]
2020年4月，坦尚尼亞總統約翰·馬古富利接受訪問時，表明將會退出一帶一路。他在訪問中提到，前任總統賈卡亞·基奎特和中國大陸投資者達成建造港口的協議，當中租約期間坦尚尼亞無權對該港口提出任何意見，直言「只有醉漢才會接受這種條款」。[203]
2021年5月，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菲利克斯·齊塞克迪呼籲審查其前任約瑟夫·卡比拉與中方簽署的採礦合同。[204]特別是與中國華剛礦業簽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礦產換基礎設施」協議。[205][206]
2023年11月，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的對外援助資料庫AidDate表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向沿線國家出借的款項達一萬一千億美元。其中80%的款項都借給財政困難國家。[207]
中方否認指控，認為這是西方國家的故意抹黑。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説︰「美方個別人士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持續發表不負責任言論。到底誰是攪局者，誰是實幹家，國際社會自有公論」。[208]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反駁外，債務陷阱的指控也受到學者們的廣泛質疑。[209][210][211][212][213][214][215]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黛博拉·布勞蒂加姆 （Deborah Bräutigam） 將債務陷阱外交描述為一種「模因（meme）」，是由於對中國快速崛起而引發的焦慮而流行，是「人類消極的偏見」。根據2019年的一篇研究論文顯示，大多數債務國是自願同意接受貸款，並且有與中國合作有過的積極經驗，他指「包括斯里蘭卡的案例在內迄今為止的證據，都誇大了中國銀行融資和一帶一路的風險」。[216][217][218][219][220]他批評媒體的宣傳，指他們錯誤地歪曲了中國與其他開發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很多開發中國家對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好感，並認為中國是對他們來說有吸引力的發展夥伴。[221]由黛博拉合著的2018年中非研究計劃報告指出，中國貸款目前並不是非洲債務困境的主要因素。[222]
紐約經濟學家阿納斯塔西婭·帕帕迪米特里烏（Anastasia Papadimitriou）指在與中方進行交易時，夥伴國同樣負有責任。[223]另外他在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後，阿納斯塔西婭得出結論，說：「與其說是新殖民主義，倒不如說是經濟區域主義」。[223]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2019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案例是西方宣傳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傑出案例（case par excellence）」，但現實情況卻只是一個「錯誤的觀念（myth）」。中方曾貸款給斯里蘭卡興建漢班托塔港，但由於斯里蘭卡無法償還債務，該港口和附近15,000英畝土地被交由中國招商局港口公司，租期99年，此舉被西方媒體批評為債務陷阱外交。當時有斯里蘭卡官員反駁此一說法，說：「如果是中國強行要給我們貸款，那你可以說成是陷阱，但我們向中國貸的每分錢，都是我們自己要求的」。[224]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指出港口是斯里蘭卡前總理馬欣達·拉賈帕克薩要求興建的，中方只是給予了貸款支持，並沒有參與決策。[225][226]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同樣質疑「債務陷阱」的說法，指該港口的交易是由當地政治動機驅動的，而且中方從未正式擁有該港口。斯里蘭卡的債務危機與中方的貸款無關，而是主要由「當地精英的不當行為和西方主導的金融市場」導致的，而且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利用其地位從港口獲得戰略軍事優勢。[227][228][229]
位於紐約的研究中心Rhodium Group也指出，中國在債務重新談判上的影響力經常被誇大，他實際上的權力有限。研究顯示談判的有利方通常都是借款人而不是所謂的掠奪性的中國貸方。[230]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講師達倫·林 （Darren Lim） 表示，「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從不可信，儘管川普政府大力推動了這一說法。[231]
政治學家及研究員張哲新認為，2017年5月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開發中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展現壓倒性的熱情，這已足以使新殖民主義的指控失效。[232]
全球發展中心在2018年3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2001年至2017年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組或免除了51個債務國的貸款，大多數是一帶一路參與國，而且沒有沒收他們的國有資產。[233]賴比瑞亞前公共工程部長、全球發展中心高級政策研究員摩爾（W. Gyude Moore）表示，「債務陷阱外交」等政治化語言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回響，並且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他們是在擔心中國崛起會成為全球大國，而不是擔心非洲的現實。這些是西方自己的焦慮，而不是非洲國家的焦慮。他還補充說：「中國一直是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積極合作夥伴。」[234][235]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普拉杜納·比克拉姆·拉娜（Pradumna Bickram Rana）及嵇先白表示，儘管「一帶一路」倡議面臨許多實施問題，但這主要是由於COVID-19的大流行，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的講法是不可信的。[232]雖然他們承認各國在償還中方債務方面面臨困難，但他們強調中方願意通過部分債務減免等寬恕政策幫助這些國家重組債務。[236]在11個償還困難的案例中，中國推遲了對負債國家的貸款，其中一個例子是東加。[231]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巴黎俱樂部等機構相比，中方的貸款被認為是更快、更便宜，而且附帶的條件也更少。但也遭到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高度批評，認為這種「無條件貸款（No-strings loans）」最後只會讓腐敗的當地政府受利。[237]另外也有批評者指責中方的貸款讓一些國家藉此避免了改革，避開了傳統西方捐助者的審查。[238]也有人認為這是件好事，因為非洲國家及其他窮國將有更多的選擇。[239]經濟學家迪亞哥·赫南德茲指出，中國作為世界新主要貸款人的角色促進了與傳統捐助者之間的競爭，也迫使傳統捐助者停止對接受國提出許多的要求。[240]他發現，中國的援助每增加1%，世界銀行就會將其對市場自由化或經濟透明度等方面的典型要求降低15%。[241]
另外有聲音認為，即使中國沒有真的在實行債務陷阱外交，這種大規模的貸款也存在無法持續的隱憂。美國的AidData研究中心指，1960年代至1990年代，西方國家也曾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大規模的貸款，然而，當受援國無法開始償還債務時，該戰略就失敗了，民眾的憤怒接踵而至，西方的援助模式因此被徹底改革。AidData研究中心說，到目前為止，數據顯示這種情況雖然並沒有出現，但研究人員擔心這種情況可能會在10或15年內發生變化，屆時中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其貸款型式的可持續性。[242]
賴比瑞亞前公共工程部長居德·摩爾表示，中國其實就像任何其他貸方一樣，並表示是否接受中國貸款最終是取決於非洲國家自己。[243]
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提出中國大量貸款背後的三個戰略目標：（1）解決其珍珠鏈戰略困境；（2）在重要的南亞貿易路線上投射力量；（3）破壞以美國為首的地區聯盟對中國的包圍，使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能夠突破「第二島鏈」。[244]
「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加強教育交流，意味著學歷互認、學術流動和學生交流、教育政策協調、終身學習和聯合學習項目的發展。[245]為此，習近平在2013年宣布計劃再撥款30,000名上合組織公民獎學金和10,000名「一帶一路」沿線師生獎學金名額。[246]以西安交通大學為中心的絲綢之路高校聯盟旨在通過研究和工程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促進理解和學術交流。[247]
中國各個大學爭相成立「一帶一路」學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比如：
- 廈門大學於2017年7月批准成立「一帶一路研究院」，充分發揮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的區域優勢。[249]
2017年7月5日，蘭州大學決定將原「絲路經濟帶研究中心」（成立於2014年）拓展為「一帶一路研究中心」。[250]
2018年9月26日，北京師範大學為了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決定成立「一帶一路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莫言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講。[251]
2018年12月22日，中國科學院大學（國科大）與義烏市政府共建「一帶一路研究院」，立足義烏，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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