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內傳》、《左氏》等，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古中國春秋時期中原各國的歷史[1][2]，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68年，共255年的春秋時代歷史，分三十五卷，《十三經》中篇幅最長，在四庫全書中為經部。
傳統認為其作者為春秋時期魯國左丘明，年代與孔子相當，寫作目的是為《春秋》做註解，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寫作年代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首先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3]，自劉向、裴駰[4]、劉歆[5]、桓譚、班固[6]皆以《左傳》出於左丘明[7]。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亦稱：「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
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並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8]；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國人[9]；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10]；項安世認為是魏國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明朝的郝敬認為是晉國人。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作，並說《左氏春秋》是與《晏子春秋》等類似的史書。康有為亦認為是劉歆所作[11]。錢穆在《劉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不可能是劉歆的作品[12]。錢穆與章太炎認為《左傳》的成書與衛國左氏人吳起有關，甚至就是吳起所著，今人童書業亦認為是吳起所作，郭沫若也主張《左傳》成書於吳起[13]。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衛聚賢認為《左傳》作者是子夏[14]。現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15]，成書時間大約在前375年至前351年[16]（戰國中期），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17]，崔述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後人也」[18]。浙江大學收藏的《左傳》公布後，並沒有解決《左傳》的成書年代，反而在浙江大學收藏的竹簡真偽問題上引發了多方筆戰。[19][20][21][22][23][24][25][26][27]
宋人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28]劉師培則論證「君子曰」以下之文，並非劉歆增益，並指戰國諸子、史記作者皆讀過左傳[29]。
日本學者平勢隆郎根據《左傳》中提及的木星記錄，對應到公元前353年至前271年的星象，認為左傳寫作日期應在這個期間，偽託為左丘明所作，其立場反對齊國，對《公羊傳》多所批評，作者可能來自鄭國，寫作年代應晚於《公羊傳》，早於《穀梁傳》[30]。
春秋與左傳的關係
《左傳》以《春秋》為本，並採用《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列國資料，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桓譚《新論》進一步認為：「《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楊伯峻在《左傳》一文中歸結《左傳》傳《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種：即「說明《春秋》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傳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和《春秋》沒有直接的聯繫，西漢的今文經博士即「謂《左氏》為不傳《春秋》」[31]。西晉人王接說：「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於文為儉，通經為長。」[32]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33]
清人劉逢祿、皮錫瑞均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說，並且引用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左傳》有不少解經的內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34]等，但很明顯是加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春秋》的一些經文沒有相應的《左傳》傳文，例如《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預註：「無傳。」《左傳》的傳文沒有相應的《春秋》經文，例如《左傳·襄公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此條無相應的《春秋》經文。亦有「《經》、《傳》不盡同」「《經》後之《傳》」者。
史學地位
晉人王接說：「《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賀循將其評價為「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35]，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左傳》好講預測，一些預測的事情都很靈驗，例如莊公二十二年記載，陳國大夫懿氏占卜嫁女給陳國公子陳完很吉利，「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完的子孫在齊國果然日益強大，直至田氏代齊。《左傳》又能斷言鄭國先亡[36]。晉范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左傳》在西漢時期已有流傳，王莽本人即好《左傳》，並立於學官[37]，著名的學者有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等人[38]。晉朝杜預自稱有「左傳癖」。[39]司馬光自幼愛《左傳》，「自幼至老，嗜之不厭」，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亦是承接《左傳》「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40]章炳麟說：「《通鑑》於可以發議論者，著以臣光之論斷，此蓋仿《左傳》君子曰之例」。
文學風格
《左傳》長於敘事，富於情節和故事性和戲劇性，善於描寫細節，如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經過，選材佈局均屬恰當。《左傳》亦善於刻劃人物性格，如子產的善於辭令，敢作敢為；華元的庸懦無能，待人寬厚；子玉的驕橫；鄭莊公的凶殘偽善等，描敘生動逼真。
《左傳》特別善於描寫戰爭，如秦晉的韓原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殽之戰、晉楚邲之戰、齊晉鞍之戰、柏舉之戰等。梁啟超說：「其記事文對於極複雜之事項，一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絜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事。」[41]
《左傳》文辭精煉，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筆，表達當日巧妙的詞令，如呂相絕秦，燭之武退秦師，臧孫諫君納鼎，臧僖伯諫君觀漁，季札觀樂、王孫滿論鼎。梁啟超說：「其記言文淵懿美茂生氣勃勃，後此亦殆未有其比。」[42]
《左傳》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歷來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記》並稱，尊為歷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43]，《荀子》一書對《左傳》的引用頗多[44]。《左傳》尤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相斫書）[45]，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注疏
評價
- 賀循：「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 范甯：「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
- 劉知幾：「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47]
- 劉知幾：「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48]
體例
參看
注釋
研究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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