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塚[註 1]假說（英語：Kurgan hypothesis；其中kurgan源自俄語курган，意為「墳冢」，可溯源自更早的突厥語言）是有關印歐起源問題的假說之一，該假說認為印歐人起源於「墳塚文化」，即東歐大草原上亞姆納文化（意為「坑墓文化」）及其前身這一考古文化。
墳塚假說是最為廣泛接受的有關印歐起源的模型，[1][2]與之相對的一個模型是主張將印歐語民的原住地定為小亞細亞的「安納托利亞假說」，很多印歐文化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明確的立場。
墳塚假說最早是由瑪利亞·金布塔斯在1950年代提出的，她將「墳塚文化」定義為四個連續時段的統稱，其中最早的階段「墳塚甲」包含紅銅時代（公元前四千年，在第聶伯河、伏爾加河地區的薩馬拉文化與塞羅格拉佐沃文化)。這些文化由游牧民族所建立，此假說認為他們在前3000年左右在東歐大草原擴張活動範圍並進入東歐。[3]
概述
1956年瑪利亞·金布塔斯在《史前的東歐》的第一部分中首先提出該假說時，她綜合地利用了考古學和語言學來對印歐起源問題進行研究。假說將原始印歐語使用者與東歐大草原的亞姆納文化及其前身相聯繫，並將印歐人的原住地定位在東歐大草原，提出晚期原始印歐語的各種方言曾在這一地區被使用，且認為該文化逐漸擴張直至占據整個的東歐大草原，最晚階段的文化「墳塚丁時期」即為前3000年左右的亞姆納文化。
墳塚文化（Pit Grave，意指「坑墓」）的游牧性質使其得以擴張占據整個大草原地區，這一過程中對馬的馴養及後期對仍處於雛形的戰車的使用起了重要作用。[4]最早的可信度高的馴馬證據是位於今烏克蘭、亞速海北岸的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它與前5000年的印歐前期文化對應。[4]現已知最早的戰車是在克利伏耶湖附近發現的，追溯至公元前約2000年。[5]
接下來向大草原以外地區的擴張造成混合的文化，金布塔斯稱之為「墳塚化」（kurganized），如西部的雙耳細頸橢圓尖底陶器文化，接著則是約前2500年的原始希臘人向巴爾幹半島以及游牧的印度-伊朗文化向東遷徙的過程。
詹姆斯·馬洛里的研究說明印歐人向西的遷徙是無法被嚴格證實的。語言學家孔甫烈後來引用這一結果，[6]認為考古學上的證據除了在與語言學綜合分析尚有用途外，在用於研究印歐人的遷徙史方面是沒有多少分量的。隨著1990年代起新的北歐史前考古文化被發現，有關墳塚文化對西部及向西的擴張的新問題也不斷產生。歐洲範圍內的遷徙和「墳塚化」過程，特別是對繩紋陶文化的「墳塚化」，可能規模不及金布塔斯預想中的那樣廣泛。[7]
文化
「墳塚文化」的模型認為紅銅時代至青銅時代早期（公元前5至3千年）在東歐大草原上各個文化間的相似性，是印歐文化可以與單一的考古文化相聯繫的基礎。墳塚的建築只是其中特點之一。與其他考古文化的歸組與分割相類似的是，下述文化間常沒有明確或準確的界限，如何判定某一文化的時間段是莫衷一是的問題。
構成「墳塚層位」（horizon）的各文化有：
- 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文化(Bug-Dniester)（前6千年）
- 薩馬拉文化(Samara)（前5千年）
- 赫瓦倫斯克文化(Kvalynsk)（前5千年）
- 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前5500-4500年）
- 第聶伯河-頓涅茨河文化(Dnieper-Donets)（前5-4千年）
- 烏薩多伏文化(Usatovo)（前4千年晚期）
- 邁科普-德萊夫卡文化(Maikop-Dereivka)（前4500-3500年）
- 亞姆納文化(Yamna)：自身又是多元的，分散在東歐大草原上（前4500-3000年）
金布塔斯在1956年提出的「墳塚文化」這一概念包含了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乙、坑墓文化和繩紋器文化（位於前4-3千年的東歐、北歐）。[8]1980年代時，人們意識到金布塔斯提出的這一廣義的葬群文化，應當在所謂前三千年的「墳塚化」(Kurganization)（即墳塚文化的特徵在原非墳塚文化地區的傳播）的框架下被單獨研究。
而另一歷史學家馬洛里於1986年指出前5千年中期，在西的第聶伯河-頓涅茨河文化（the Dnieper-Donets culture）與伏爾加河流域中部的薩馬拉文化已經有諸多明顯的相似之處，接下來晚期的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也有類似的特徵。而後產生的「各地方的亞姆納文化」則可能代表已開始的多元化過程。
這些文化間相似性的對比是與原始印歐語研究無關的考古學問題，而根據考古學證據假設這些文化具有非偶然的相似性，是「墳塚模型」（Kurgan model）將紅銅時代（前5千年）的東歐大草原定位為原始印歐文化核心的關鍵。
金布塔斯最早的假說包括以下四階段的墳塚文化：
- 墳塚甲(Kurgan I)：第聶伯河和伏爾加河區域，前4000-3500年。明顯是從伏爾加河流域的各文化發展而來，又進一步包括薩馬拉文化和塞羅格拉佐沃文化。
- 墳塚乙、丙(Kurgan II–III)：前3500-3000年。包括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及北高加索的邁科普文化。具怪石圈、早期兩輪戰車（early two-wheeled chariots）、神人同形石碑（anthropomorphic stone stelae of deities）。
- 墳塚丁(Kurgan IV)：坑墓文化，前3000-2500年。涵蓋從烏拉爾河至羅馬尼亞的整個草原地區。
和三次相繼的擴張：
印歐人原住地假說
歐洲的「被墳塚化」的雙耳細頸橢圓尖底陶器文化曾被提出是原始印歐語族群的「第二原居處」，該文化在前2300年左右分裂為鍾杯戰斧文化和繩紋陶文化。進一步分裂產生現印歐語系的各分支——義大利語族、凱爾特語族、日耳曼語族和巴爾幹和中歐地區的部分已滅亡的分支，可能還包含邁錫尼入侵前的米諾斯文明。
- 前4500–4000年：原始印歐文化前期：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第聶伯河-頓涅茨河文化和薩馬拉文化，此階段也出現馬的馴化跡象（第一波擴張）。
- 前4000–3500年：亞姆納文化——在東歐大草原出現的墳塚文化的原型，及北高加索的邁科普文化。印度-西臺模型認為原始安納托利亞語已分裂出去。
- 前3500–3000年，原始印歐文化中期：亞姆納文化達到巔峰，它代表了傳統的被重構的原始印歐社會，具石偶和早期兩輪馬車的雛形，主要在山堡所保護的永久聚落從事畜牧業，兼營農業和河畔的漁業。亞姆納文化與晚期歐洲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接觸產生了「墳塚化的」雙耳細頸橢圓尖底陶器文化和巴登文化（第二波擴張）。邁科普文化有最早的進入青銅時代的跡象，青銅製的武器和工藝品被帶入亞姆納文化的地區，且可能已有噝音化的現象。
- 前3000–2500年：原始印歐文化後期：亞姆納文化擴展至整個東歐大草原（第三波擴張）。繩紋陶文化占據從萊茵河至伏爾加河的地區，對應於原始印歐文化（Indo-European）末期的統一體--廣袤的「墳塚化的」地區--漸漸分裂為各種獨立的語言和文化，除安納托利亞和吐火羅兩個分支外，各分支間仍然相互有弱的聯繫使技術和早期的借詞得以傳播。顎－噝音派的分裂基本上來說可能已經結束，但噝化的傾向仍然活躍。
遺傳學
末次盛冰期（距今2.5-1.3萬年前）時，有可能歐洲的人口被迫退至特定地區避難，其中之一是現在的烏克蘭。有些研究者認為人類Y染色體單倍型類群R1a1（單核苷酸多態性標記，見命名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與墳塚文化有關聯。R1a1現可見於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和東歐的斯拉夫人中，在西歐的多數國家（如法國或英國的部分地區）則比較少見。[9]在北歐，23.6%的挪威人、18.4%的瑞典人、16.5%的丹麥人和11%的薩米人[10]是R1a1。R1a1在波蘭、俄羅斯和烏克蘭最常見。
一說是R1a1基因是在距今13000年-7600年前源出第聶伯河-頓涅茨河山谷（the Dnieper-Don Valley），與12000年前從烏克蘭的第聶伯河山谷擴張、一直到斯堪地那維亞的阿仁斯伯格文化有關聯[11]。另一說則認為R1a1是在繩紋陶文化期間到達南斯堪地那維亞的[12]。塞米諾（Ornella Semino）等提出R1a1基因在末次盛冰期的傳播以及它因墳塚文化的擴張而擴大的過程[13]。
在南西伯利亞、非常有可能是印度-伊朗人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所發現的青銅時代的遺骸，有90%是西亞-歐洲血統，幾乎是單倍型類群R1a1，如果算上鐵器時代的話，則R1a1比例為77%。脫氧核糖核酸鑑定其人群有很大一部分都為「眼睛藍色或綠色、淺膚色、淺髪色」，說明其來源歐洲的可能性很大[14]。同屬安德羅諾沃文化、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從哈薩克斯坦發現的遺骸也絕大部分是西亞-歐洲血統[15]。德國埃勞的繩紋陶文化遺址的多個距今有4600年歷史的遺骸經分析也是R1a1[16]。這些結果都對墳塚假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除R1a1外，另外一個遺傳標記是卡瓦利-斯福扎提出的B型血的基因，它在歐洲的分布與墳塚假說和R1a1的分布均吻合。
現在主流的考古學觀點認為很可能其他人群向西擴張至歐洲的過程有兩次，這是在分析上述遺傳學結果時需要考慮到的一個問題。考古學上認為第一次擴張是與農業的誕生有關，它將所謂「新石器集征」（Neolithic package）在約前6500年帶入東南歐洲，在約前5000年抵波羅的海，線紋陶文化是其代表。擴張的源地已被確定在小亞細亞，現土耳其-敘利亞邊境附近。墳塚假說認為與此不同的另一次擴張在約2-3千年後發生，擴張源地在約1000公里以北處。與墳塚假說競爭的安納托利亞假說則將這兩次擴張合併，從而將原始印歐語的使用上推至西元前7世紀。
修正
荷蘭語言學家孔甫烈在1989年發表了他改進後的墳塚模型，[6]他提出金布塔斯（例如在1985年提出）的假說的不足之處主要在於它是以考古學證據作為主要出發點，試圖從語言學上找符合的現象。孔甫烈則是從語言學證據為落腳點，他認為現烏克蘭東部的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最有可能是印歐人的原住地。未向西、東或南擴張的印歐人（Mallory 1989）成為了波羅的-斯拉夫語言的使用者，其他噝音印歐語的使用者是亞姆納文化人群的後裔，西部印歐語使用者則是繩紋陶文化人群的後裔。這樣很容易將波羅的-斯拉夫人的祖先與第聶伯河中游文化（the Middle Dnieper culture）聯繫起來，而如果這一文化的來源是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亞姆納文化和特里波耶文化之一的話，這些變化過程與噝音語言在西印歐語影響下的發展十分吻合。波羅的-斯拉夫語的分裂與印歐語分裂相似：斯拉夫人向西、南和東部遷徙，拉脫維亞人向北遷徙，普魯士人則被德國人同化。立陶宛語表象上的存古性質實際與颱風的風眼無異。
孔甫烈認為語言學界中構擬原始語時，有將其使用時間在語言學證據所無法支持下向更早假設的傾向。如果將印度-西臺文化和印歐文化分別與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的始、末相關聯，那麼從語言學證據可以看出印歐語的歷史將沒有早過金布塔斯的「第二」原住地，伏爾加河中游的赫瓦倫斯克文化和北高加索的邁科普文化將不屬於印歐文化。任何在斯萊德涅斯多格文化之外的提議必須通過考慮原始印歐語與其他語系的聯繫來解決。考慮到原始印歐語和西北高加索語言在類型學上的相似性，若假設該相似性是區域上的共性，孔甫烈認為可以將印歐語看作是假想的「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一分支在高加索底層影響下演變的產物。這樣的演變有考古學上的證據支持，它將前印歐語的產生定位在前7千年的裏海北岸，本質上與金布塔斯的假說是吻合的。
侵入（擴散）
墳塚假說並不是認為印歐人擴散的所到之地是從無人變為有人，因為很多受擴散影響的地區已被現代人類居住有數萬年之久。但事實是大多數受印歐人擴張影響的文化都被迫遷移或沒落，或者被迫與墳塚文化相互融合。這一點在語言上的表現最為突出。在公元1500年，整個西歐和中歐唯一仍被使用的非印歐語言只有巴斯克語一種；最近4000年來，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種歐洲滅亡的非印歐語言被記錄下來：伊比利亞語、阿基坦語（與巴斯克語同源）、伊特拉斯坎語及其親屬語言、北皮塞恩語、伊特拉賽普勒斯語，以及零散記錄的、目前基本還未解讀的語言，例如以線形文字A書寫的埃泰爾克里特語。
根據要塞聚落的形態和戰士首領墳墓上所刻之字，金布塔斯認為墳塚文化的擴張，實質上是以對原本安定的「舊歐洲母系社會文化」的敵對的、軍事性的入侵形式出現的；入侵導致這些文化變為父系的武士社會。[17]
| “ | 印歐化是文化而非體形性質上的改變。它是通過軍事勝利而將新的行政系統、語言和宗教，成功地施加到原住民群體上的過程。[18] | ” |
金布塔斯在晚年時愈發強調從原本的信奉地母神的社會到崇拜宙斯、特尤斯的父系社會這一轉化的暴力、非和平的性質，以至於被認為是女權主義考古學的表現。很多接受印歐人遷徙假說的學者認為文化的變遷是比金布塔斯所提出的景象所平緩、和諧得多的，基本可以肯定不是突兀的、單一的軍事行動的結果，而是歷經多代的、向諸多無關聯的部落和文化的擴張。究竟原始居民的文化有多少被和平地吸收，有多少通過暴力被毀滅，在墳塚假說的支持者中仍然是有爭議的話題。
詹姆斯·馬洛里，在接受和承認墳塚假說為近標準的印歐起源理論的同時，也在1989年寫道承認對金布塔斯激進的「入侵論」的有理質疑的必要性：
| “ | 面對如此簡潔的與墳塚假說有關的論點（指金布塔斯的觀點）時，我們很傾向於全盤接受。但是反對意見是存在的，總的來說它們認為：一、幾乎所有支持文化更迭的『入侵論』的論據可以用與墳塚假說無關的方法做出更佳的解釋；二、目前所提出的觀點大部分要麼是與其他證據完全矛盾，要麼是對東歐、中歐和北歐文化史的赤裸裸的曲解的結果。[19] | ” |
參見
註釋
內文引注
全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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