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
古代漢語書面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古代漢語書面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文言或古文,汉文化圈外通称古典汉语(英语:Classical Chinese),也常称为“文言文”,是汉语的一种书面形式,起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经润饰的汉语口语(相较于西周以前被认为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文献,如尚书、易经等)。据胡适考证,至汉代,文言已经脱离了日常口语,而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已经开始向复古和口语化两个方向发展[2]。
此条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7年8月26日) |
![]() | 此条目可能包含原创研究。 (2017年4月29日) |
至中国唐宋时期,汉语的口语与先秦时期口语差异更加明显,这时,有三种书面语:
到了元、明、清的近代时期,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模仿上古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亦有今日所谓的文言(如明史、清史稿),又有所谓的近代白话,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甚至有《荔镜记》、《海上花列传》等方言作品)。由于文言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一种语言,因此不同时代或地区的文献,在语法和词汇上会有差异。
20世纪之前,汉字文化圈的士大夫均能通晓以汉字书写的文言,故文言使用于几乎所有正式的文书上,并且汉字文化圈中语言或口音不通者能以笔谈的方式交流,如19世纪时操朝鲜语的朝鲜王朝兴宣大院君与清朝大臣吴长庆笔谈、20世纪操台语的林献堂与操粤语、官话的梁启超于日本长崎笔谈。
近代因民族主义兴起,文言的地位逐渐被各地官方语言(日语、韩语、越南语)代替,而在中国,则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标准书面语的地位被基于北方官话的白话文取代。
文言文主要指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3][4]。语言学上,先秦及西汉时使用的语言被称为上古汉语。此时传世的一些文献,如《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 ,被视为文言文的范本[3]。此时的文言,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加以修饰[存在争议],但与口语的词汇语法,没有系统上的不同[3]。
甲骨文、金文和部分秦以前的商、周传世文献(如《尚书》),词汇和语法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不同,但在现在看来也是文言文[3][4]。
东汉开始,汉语书面语和口语逐渐拉开距离,从东汉到隋、唐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3]。 这段时期中,尽管汉语口语已大有改变,但书面语却仍然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貌,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3]。这段时期的文言文典型的代表是《汉书》[3]。相较之下,《汉书》的语言形式就比《史记》 更正式、也更偏离口语,有学者认为它是文言传统的起始点[5]。后世的官方文书(含官修史书),也都沿循《汉书》的文言风格[5]。
从东汉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前,形成了相当固定的书面语,都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即是文言文。
蒋绍愚总结说[3]:
所以,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别;但在词汇语法系统上,两类一致。今天大家把这两类文献使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
与文言文相对的是白话文,是指参照近现代口语而写成的文字[3]。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词汇语法系统,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文言与白话不能通用[3]。白话文使用的是近代汉语(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3]。其中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变化,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比较固定的[3][6]。
同时,文言和白话既有差别,也有继承关系[3]。即使是现代汉语,也保留了许多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3]。历史上的文献,除了典型的文言作品和白话作品,还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作品[3]。
举例而言,《聊斋志异·聂小倩》中:
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潜来无迹响。幸不訾着短处。
“我两个”、“谈道”、“訾着”等都不是秦汉的用法,而是近代白话[3]。
此外,从东汉到晚唐期间,反映了当时口语的文字,则称之为古白话,包括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汉译佛经,以及《世说新语》的一些选段[3]。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时语方言少,易于流传。
文言文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词类及词序两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话更多的词类活用现象。
文言文与白话文在词汇上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通常必须以词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条列,才能完整表达。不过,有个特点可以概括地观察:文言文的词汇较为简洁,例如:相较于白话文的词以双音节词为主,文言文中的词以单音节词为主,单字有独立意思。
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文体都有不同的分类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体分类研究的开始,相关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昭明太子主导的《昭明文选》等。其中《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4类:
|
|
而《昭明文选》是一本分类很繁杂的选集,将所选的文章分成37类之多。
明朝的吴讷著《文章辨体》、徐师曾著《文体明辨》,清朝姚鼐编《古文辞类纂》,都是讨论文体的重要著作。其中《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13类:
|
|
|
|
|
由郭锡良等人编著的《古代汉语》修订本中分析,文体分类有三种标准:依语言形式分、依内容分、依应用范围分。依语言形式,《古代汉语》先将古代文体分为3大类:
在此分类之下,古典散文又可以分为4类:
对于文言文的实用度,1895年,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指出“以文言而道俗情,则为未学者所厌;以俗语而入文字,又为读书者所嗤。俗语、文言分为两事,使笔如舌,戛戛其难。”[8]
1902年俞复(无锡人,操吴语)在《蒙学读本全书》指出对于官话非母语者而言,官话白话文与文言文的难度不分上下。[9][10]
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坛提倡“我手写我口”,官话白话文渐渐取代文言文。文言文作为古典中国文学的语言,在1919年直至21世纪的小学、中学、大学仍被教授。1941年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董毅在日记记下“对于现在所念的书,尤其是前代所遗的古书,我真不明白念它、研究它对我们现在生活各方面有多少功用!?”[11]
中国大陆的中考和高考都有文言文的相关考题,各地不时会出现文言文的高考高分作文。不过自2012年起,《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发布,中国大陆高考作文限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即网络语言、文言文和繁体字均不能再用于高考作文,引起了部分人的批评[12]。不过有指该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未严格执行,专家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13]
香港中国语文科课程中,初中生须学习文言文,高中生会更进一步研习文言文。
粤港文坛曾流行三言混合(白话文+文言+广东话)与“文白夹杂”(白话文+文言)。[14][15]
香港近代由粤剧、粤曲、粤语流行曲至金庸武侠小说等多用“文白夹杂”型式写就。因此,文言文的词句得以在香港70后、80后、90后中得以传承。
中国国民党在其公文中长期使用文言文;中华民国国际重要文件的中文本,如《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都是用文言书写;文言文常被用在中华民国政府公文之中,例如立法院聘请前任立法委员黄淑英任职顾问的公文,便使用文言文书写[16],由于用词艰深,有“绠短汲深”等较少见词汇,使得接到聘书的黄淑英看不懂;立委张晓风则认为书信往来要让对方看得懂比较有诚意。[17]台湾法院的判决书也存在夹杂文言的情况。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认为此类用语不易懂,他提倡开庭用语及判决书应该白话文化。[18]
在日本,文言文被称为“漢文”(かんぶん,Kanbun)。但并非直接使用汉语或者日语汉字音,而是独立发展出了一套特别的专门用来学习与阅读文言文的方式,称为汉文训读。
日本自从中国唐代文化交流,到片假名平假名普及后很多年,文书、碑文、经文等多采用汉字文言文。
图中所见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兼六园内之《石川县战死士尽忠碑》石碑,碑文纪念阵亡将士:“人谁无一死?死而得其所,死亦荣矣…”事件是明治十年(1877年)。石碑立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
日本高中也教授汉文文言文。
在朝鲜半岛,文言文被称为“漢文”(한문,Hanmun)。不过随着朝鲜和韩国的废除汉字改用纯谚文书写,以及韩国在1948年推行的国语纯化运动,现今在朝鲜和韩国的年轻人很少接受这类教育,几乎已经看不懂。
新加坡在2019年实行新的中学华文课程时,因古典文学部分异常薄弱而将文言文完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本国文学作品。
在马来西亚,国中(若有选考华文)和独中的华裔生须开始阅读文言文。华文课本会根据年段,慢慢加入文言文的篇数。此外,文言文和古诗(各一篇)也是华文考试的必考项目之一。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见解。但是语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事了,建立古汉语语法学的是清末的马建忠,他于公元1898年写成的《马氏文通》首先创建了一个语法体系。
当我们把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时,这是个有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语言。对这个过程中的汉语语料,可以取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对古代汉语语料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六种:“专书、断代、泛时”等三种的共时研究;“比较、贯通、汉语史”等三种的历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