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立基爵士，GCMG，OBE（英语：Sir Robert "Robin" Brown Black[1]；1906年6月3日—1999年10月29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52年至1955年任香港辅政司、1955年至1957年任第三任新加坡总督、以及自1958年至1964年任第23任香港总督。
在1930年加入马来亚殖民地政府的柏立基，早年曾在海峡殖民地、特立尼达、北婆罗乃和香港等地供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北婆罗乃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军，但随后遭日军俘获囚禁。柏立基在二战后出任新加坡总督，任内化解多场宪制危机，并参与自治谈判和推动公务员本地化，为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和在1963年脱离英国独立作好准备。
在香港总督任内，柏立基见证港府财政自主，而随着大批难民从中国大陆涌入香港，也为香港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连带工业和本土经济有显著的增长。与此同时，为应付大批难民对社会构成的沉重压力，柏立基着手推动社会建设，当中包括兴建伊利沙伯医院、香港大会堂和创办香港中文大学，另外又推出“廉租屋计划”，以积极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在担任港督后期，香港连年水旱交侵，促使他兴修水塘，并率先向中国大陆当局购买东江水以济水荒。
柏立基在1964年卸任后甚少返港，而且保持传统殖民地官员的作风，未曾撰写回忆录，但事实上，他对香港事务仍然十分关注。柏立基在1999年以93岁之龄去世，是继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爵士后历史上第二长寿的香港总督，也是历史上最长寿的新加坡总督。他生前曾多次获英廷授勋，在1962年更获授予属于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之中最高级别的GCMG勋衔，以肯定他多年来在殖民地的表现。
生平
柏立基在1906年6月3日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父母分别名叫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ck）和凯瑟琳·布莱克（Catherine Black），原籍苏格兰斯特凌郡波蒙特（Polmont）。[2][1]柏立基早年入读位于爱丁堡墨奇斯顿（Merchiston）的乔治华生书院（George Watson's College），后来升读爱丁堡大学，主修历史，于1928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1]
柏立基毕业后曾考虑加入英属印度政府，但最终婉拒了英属印度政府的聘书，相反，他在1929年的殖民地部招聘试中脱颖而出，成功在1930年加入马来亚的殖民地政府。[3][1]他最初在当地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爵士的私人秘书，后因不满金文泰为人傲慢而请求调职，转到其他部门工作，[1]并先后在新加坡、彭亨、霹雳和柔佛等地从事地方政务工作。[4]在1939年，柏立基获借调到加勒比海殖民地特立尼达出任助理辅政司，但未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是他又被调返马来亚，在1940年3月出任外汇管制委员会秘书。[5][1]
二战爆发后，柏立基曾经入伍，及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展开对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侵略，柏立基遂在1942年1月26日被委派到情报兵团服役。[6]数日后，虽然日军在1月31日攻下马来亚全境，并掳获50,000名战俘，但柏立基逃过日军追捕，且获军方指派参与“43号特别军事任务”，负责在婆罗乃一带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1]一直到1942年中，柏立基才被日军捉拿，此后，他以战俘的身份被一直关禁于马来亚的战俘营。据记载，柏立基在营中生活艰苦，闲时主要靠念读诗文度日，他早年熟读过不少华兹华斯的诗文，结果这就成了柏立基的“良伴”。[7]
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柏立基方才从战俘营获释。多年以后，柏立基出任香港总督时，日本政府为与他修好，希望他不计当年在战俘营所受之苦，于是特地派来代表到香港邀请他接受大阪市名誉市民的荣誉。[7]柏立基虽然表面上接受荣誉，但最后却推让由他的副官接收殊荣，以示他未忘当年受日军折磨之苦。[7]
大战完结后，柏立基重新投入殖民地政府，并在1946年出任北婆罗乃副布政司，任内他参与重建当地的社会，至1952年卸任。此外，在1948年和1949年，他又先后获英廷颁授MBE勋衔和OBE勋衔，其中MBE勋衔是为了特别表扬其战时军功而颁授。[2]
在1952年2月13日，柏立基飞抵启德机场接替列诰履任香港辅政司一职，这也是他第一次到临香港。在任内，他除协助时任港督葛量洪爵士着手处理经济事务外，又曾三次署理港督职务。[8]另一方面，柏立基同时面对不少难题，最棘手的包括“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大批难民涌港对香港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9]以及朝鲜战争在1950年爆发后，美国实施禁运对香港转口贸易造成的沉重打击。[9]柏立基还参与推动地方政制改革，在1952年重设在战后遭废除的两个市政局民选议席，到1953年再将民选议席增至四席。[10]
柏立基的上司葛量洪爵士对香港政府的官僚作风一向没甚好感，他除了认为政府作风过分官僚刻板外，又批评过“那些像‘辅政司’和企业总裁一类的重要人物更似乎和浮跨风气脱不了关系”。[9]当然，葛量洪这番说话不是指柏立基，相反，柏立基为人沉实之余又富幽默感，他在殖民地二十多年的服务生涯也为他带来不少经验，颇获葛量洪的器重。[9][8]柏立基在香港的日子虽然不长，但其杰出表现获葛量洪大赞他是“香港小子”（Hong Kong Boy），并预言他有朝一日可能出任港督一位。[11]
无论如何，柏立基多年来在殖民地政府的表现也深获英政府方面的肯定，这除了使他在1953年获英廷颁授CMG勋衔外，又在1954年12月获任命为候任新加坡总督。柏立基在1955年3月正式卸任辅政司一职，返回英国听候任命。[12]在正式出任新加坡总督前，他还在1955年6月的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勋KCMG勋衔，成为爵士。[13]
在1955年6月30日，柏立基乘搭皇家空军军机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正式接替列诰爵士为第三任星洲总督。虽然获得擢升成为总督，但柏立基却要面对严峻的政治考验。就在1955年2月，新加坡正式实施新的《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并按照宪法的建议以新加坡立法议会取代原有的立法局。[14]新的立法议会首次以民选议席占大多数，并在同年4月举行首次立法议会选举，结果由以大卫·马绍尔为首的劳工阵线胜出，马绍尔遂出任新加坡新宪法下首任首席部长。[15][14]
柏立基任内的新加坡政局动荡不稳，当地自治和独立的呼声之高乃前所未有，暴动示威和工潮更是此起彼落，[15][7][1]加上以马绍尔为首的劳工阵线又一直以反殖民主义和要求实行自治为号召，使柏立基承受钜大的政治压力。[15]另一方面，由于英政府内部已同意马来亚（马来西亚前身）迈向独立，考虑到新加坡在地理上的战略价值，英政府认为长远有必要继续控制新加坡的外交和军事事务，因此英方只倾向让新加坡获得自治，而不希望新加坡独立。[15]柏立基本身虽然也不反对让新加坡获得自治，而且比他的前任列诰爵士采取更加开明和友善的态度，不过他认为自治进程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如果推行过急，他担心权力交接过快，将迫使政府仓促推行公务员本地化，最终导致新加坡自治后透过本地化提拔的政府高官缺乏充足的管治经验。[16]
就在上任后不久，马绍尔在1955年7月向柏立基要求增置四个助理部长职位，可是柏立基只答应增开其中两个，结果马绍尔一度以辞职相要胁。[16]虽然朝野初期普遍倾向支持柏立基的决定，但在马绍尔坚持争辩下，事件演变成为政府决策权力谁属的宪制问题；马绍尔随后更在立法议会内动议，要求英国尽早结束殖民管治和让新加坡获得自治，使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宪制危机。[16]事实上，新加坡自1948年马来亚危机以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生效下，殖民地政府制定了多项针对马共的《紧急规例》（Emergency Regulations），赋予政府轻易扣押和审问对殖民地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士。鉴于这些《紧急规例》的权力由得到立法议会认可的一项公告赋予，而这项公告又刚好即将在同年10月因逾期而失效，柏立基唯有昨出让步。[15][17]在7月25日，马绍尔的自治议案在立法议会内表决，获大比数通过，而议会内的官守议员则全体缺席投票。[15][14]
自治动议获得通过后，英政府殖民地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在1955年8月访问新加坡时向马绍尔作出进一步妥协，表示愿意把原先定于1959年举行的自治谈判，提早三年至1956年举行；[4]此外，柏立基也同意放弃总督的大部分权力，从日后起只会根据首席部长的建议行事，但仍保留宣布立法议会休会和解散立法议会的象征式权力。[14]在这个前提下，柏立基仍然负责主持每周举行的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但交由首席部长马绍尔主导讨论，而自己则只限于干预内部保安事务，以及确保会议畅顺进行。[4]柏立基的让步使马绍尔也重新摆出友善姿态，成功令立法议会在1955年10月21日通过《维护公众安全条例》（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以取代原有即将失效的各条《紧急规例》。[14]
尽管柏立基作为总督的权力被大幅削弱，但总督与首席部长分享权力的情况，始终被外界视为一个不理想的安排。[4]在1956年3月，柏立基、马绍尔和其他新加坡政党代表如期前往英国伦敦，与殖民地部召开自治谈判；期间，星洲立法议会更在4月5日一致通过动议要求尽早落实独立，以期对英方施压。[14]不过，柏立基却强调新加坡应先解决内部治安问题，才具备落实自治的条件。[4]柏立基的论调成为自治谈判在同年5月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之一，马绍尔不单未能争取到自治方案，更因此在6月6日引咎辞任首席部长，结果由党友兼劳工及福利部长林有福在6月8日接任。[15][14]
针对新加坡的内部治安，林有福上任后即大力搜捕境内的左派分子，导致1956年10月26日爆发左派华人学校的大规模师生骚乱。[18][14]期间，星洲政府在10月26日至11月2日实施宵禁，而林有福在得到柏立基的支持下，立即对乱事予以镇压，使事件得以平息。[14][15]由于林有福比起马绍尔对英政府采取更友善和合作的态度，加上他对左派作风强硬，使得英方重新评估，认为新加坡的内政安全得到保证，终促成新一轮自治谈判在1957年3月召开。[19][14]在1957年4月，各方代表达就自治安排达成共识，后来于1958年5月28日于伦敦签订新的宪制协议。[14]根据协议，英方除了同意在1959年的大选中大幅增加立法议会议席，以及全数由民选产生外，又同意让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由总理和内阁主理国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事务；至于总督一职会由“元首”（Yang di-Pertua Negara）取代，意味着柏立基所担任的总督职位将要废置。[14]
为配合自治进程按平稳的步伐推进，柏立基任内积极加速公务员本地化和“马来化”，考虑到高层公务员职位仍然多由来自英国本土的人士担任，他除了为这类人士安排新的工作，又陆续改由本土新加坡人接掌他们的高层职务。[15]在1957年10月，柏立基还见证立法议会通过《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条例》，该条例首次设立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任何在新加坡出生的人士、父亲为新加坡人并已放弃外国国籍的境外出生人士、生于马来联邦并已定居满两年的人士、定居满两年的英国及殖民地公民、以及定居满十年的外国人，均可成为新加坡公民。[20]一连串的行政及立法工作，为新加坡在1959年6月正式落实自治作好准备。[14]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在柏立基任内曾经多次成功化解工潮，颇获柏立基赏识。[15]据了解，柏立基对李光耀的号召力留下深刻印象，并相信他最有能力领导一个独立的新加坡。[7]就在柏立基卸任后不久，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便在1959年的大选中胜出，并由他出任新创立的总理一职。李光耀后来带领新加坡独立，而且一直出任总理至1990年为止，此后他留任新加坡国务资政，继续掌握大权。[14]
柏立基在任星洲总督的表现深获英政府肯定，使他被选定接替在任达10年的葛量洪爵士出任香港总督兼驻港三军总司令。[7]柏立基无缘见证新加坡自治邦在1959年成立，也没有参与落实自治前夕的谈判，便在1957年12月9日先行卸任，由布政司顾德爵士接替。[21]离开新加坡前夕，柏立基还获新加坡市议会颁授新加坡名誉市民的荣衔，成为最后一位获得这个荣衔的人士。[4]柏立基在1958年1月23日抵达香港履新，对于自己曾任葛量洪的辅政司，而且葛量洪在任时的官声也十分卓著，为了不比葛量洪逊色，柏立基上任时感到了一定的压力。[8]
受惠于葛量洪时期制造业的急速萌生，柏立基上任港督时，香港经济正稳步增长，渐渐由昔日的转口港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港。在1950年代末期，港府的收入每年已多达四亿港元（到1960年代末期更突破10亿港元），[8]在1959年，全港受雇于制造业的人口约为217,600人。[8]同期在1960年，进港贸易的船只多达38,625艘，总吨位约为34,886,416吨，出口贸易总额在当时为2亿港元，五年后在1965年更已增长一倍至4亿港元，可见制造业在本港有长足的发展。[8]
柏立基任职港督不久便向立法局宣布香港取得“财政自主权”，港府无需再将其预算呈交伦敦方面审查；在经济事务方面，港府也无需在制定经济决策时征求殖民地大臣的同意。[7]港府从此可以独立自主地订立自己的经济政策，殖民地部也只会在香港对外借贷的事务上作出干预。[8]香港拥有“财政自主权”后，适逢郭伯伟爵士于1961年出任柏立基的财政司，他在任内奠定了以“自由放任”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有关政策在后来渐渐演变成为“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成为后来港府的经济政策核心，为历任财政司所奉行。[7]
随着香港制造业不断扩充，柏立基在1960年创立香港工业总会，进一步推广香港的工业发展；[8]随着劳工人数快速增长，柏立基还在1961年通过法例，引入了有薪假期和法定工时等措施，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8]此外，工业发展也连带香港的中产阶级人口扩充，使市场对半山和铜锣湾一带的住宅楼宇需求日益殷切。[8]与此同时，中环也新建成了不少商厦和大型酒店，而面对商用土地不敷应用的情况，当时甚至有建议拆毁中环的督宪府，将之迁到马己仙峡道，以便在督宪府原址兴建酒店。然而，柏立基认为督宪府不可远离其行政中心，因此对建议加以反对，让历史悠久的督宪府逃过被拆卸的命运。[8]
1958年，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实行“三面红旗”，结果导致了中国工业停顿，农产歉收，并触发自中共建政以来，另一批涌港的难民潮。在“大跃进”期间，由于中方派兵严守中、港边境，并开枪射击及监禁企图越境到港的人士，所以难民人数处于稳定的数字。[9][22]可是到了1962年，中方突然开放边境，于是一时间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9][22]尽管柏立基曾多次着手遣返难民回到中国，但香港人口仍然由1961年的250万急增到1964年年初的300万，是开埠以来一个十分显著的升幅。[9][22]人口的上升虽然为香港经济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但也对香港的市政、住房和教育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压力，遂促使柏立基进行了不少社会建设。[22][9]
在住房方面，柏立基继承了葛量洪爵士的方针，继续兴建公共房屋，到1962年更推出了“廉租屋计划”，为50万名来自中、低收入的家庭的人士提供质素比徙置屋邨更好的住房。[9]尽管柏立基大力兴建廉租屋，但徙置区和寮屋在他任内仍然是十分普遍的。[8]为安抚滞留调景岭寮屋区的国民党余部和他们的家眷，柏立基在1961年6月承诺他们可无限期定居当地。但随着港府房屋和规划政策随年代而改变，调景岭寮屋区最终在1995年被港府清拆；然而，由于柏立基当年曾作出永不迁拆的承诺，结果绝大部分居民均获得港府赔偿。[23]
另一方面，在柏立基任内，金钟添马舰一带开展了新的填海工程，以腾出更多海旁土地应付不断上升的土地需求；而不少社会建设如启德机场新跑道、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和九龙的伊利沙伯医院，也先后在1958年、1962年和1963年落成启用。[8][9]香港大会堂是旧大会堂在1933年拆卸以来，香港第一座大会堂。大会堂内设置有市政局的会议场地和香港第一所公共图书馆。[9]柏立基对大会堂的落成颇感到自豪，他认为大会堂“不会是税项与利率的负担，而是这城市中，艺术与社交生活的伙伴”。[8]
柏立基对教育也十分重视，任内曾经兴修逾200所学校；他对高等教育同样不遗余力，透过增加对香港大学的拨款，使不少学系的收生人数录得双倍增长，让港大从战后的萧条恢复过来。[8]柏立基任内还热心推动在香港设立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让香港的学生有多一个升学选择。其实柏立基在1950年代初仍然担任香港辅政司的时候，港府已经委托过独立专家研究香港开办一所中文大学的可能。[24]不过，当时的专家认为殖民地不应同时存在两所大学，加上香港大学方面反对专家提出由港大开办中文课程的建议，使到开办中文大学的构想未能成事。[24]
柏立基上任港督后一直着手研究兴办中文大学，并在1961年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作初步筹划；翌年，他邀请英国资深教育行政人员富尔敦（J. S. Fulton，后为勋爵）等人来港考察高等教育情况，并就三所香港的中文专上院校，即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成为一所全新的中文大学，提供深入的建议。[24]有关建议在1963年4月经《富尔敦报告书》发表后，柏立基随即于于同年6月成立临时校董会，为成立新大学作最后准备工作。[24]同年9月，立法局三读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最终促成香港中文大学在10月17日正式创校，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二所大学。[24]柏立基在中文大学成立后，按惯例以港督身份出任大学首任校监，为肯定他在创校一事所作出的贡献，他还成为首位获中大校方颁赠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人士。[24]
在1950年代，香港新兴的中产阶级曾经有不少改革呼声，当时以中产人士为骨干的主要政党香港革新会和香港公民协会，更在1960年联合前往伦敦，要求英政府展开宪制改革，为行政、立法两局引入民选议席。可是，当时的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却以香港政制“不能有大幅转变”为理由而断然拒绝，[8]而柏立基也私下认为，香港无法像新加坡一样步向独立，因为如果香港获得自治或独立，将为中共所不能接受。[25]虽然如此，柏立基仍然在任内进行了适度的政制及行政改革。
当中，他继续推动港府一直推行的公务员本地化，并特别以更多本土香港人出任高层职位。在1961年的时候，港府中出任高级职务的华人为数约730人，在翌年1962年，柏立基又批准90名在本地招聘的华裔公务员前往海外深造，让他们作好准备胜任更高级的职务。[8]在港府管治团队政务官方面，华人政务官的人数也是稳步上升，其实自香港重光后，港府早于1948年便聘任徐家祥为首位华人政务官，至于柏立基任内获聘的华人政务官，则包括陈方安生、霍罗兆贞和杨启彦等。柏立基认为，香港作为一个以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商业城市，让更多华人去管治这个城市是理所当然的，而他推公务员本地化也只是“尽为帝国服务之任矣”。[7]
可是，终柏立基一任，香港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席分布始终没有变化，行政局维持在七席官守议席和六席非官守议席，而立法局则维持在10席官守议席和八席非官守议席，两局均以官守议员占大多数，而所有非官守议席仍然全部透过委任产生，使柏立基可以稳固地控制两局。[26]市政局方面，议席的分布也一直维持在六席官守议席、八席委任非官守议席和八席民选非官守议席。[27]一直到卸任港督前夕，柏立基才同意增加行政、立法两局和市政局的议席数目，并调高非官守议席的比例，可是这些改革要到戴麟趾爵士在1964年继任港督后才得以落实。[8]
1950年代香港妇女会等妇女团体积极呼吁禁止纳妾，多次诉求制订两性平权的新婚姻法。柏立基为了回应各方意见，于1958年指定律政司和华民政务司重新对香港的华人婚姻问题进行调研，后于1960年发布《香港华人婚姻问题报告书》，认为旧式婚姻和妹仔制度一样均已“失去其时代性”，虽不建议“武断”地将旧式婚姻的仪式彻底废除，但建议将旧式和新式婚姻都转为注册婚姻。报告结论在当时是引起香港各方激烈的意见交锋。到1962年香港华民政务司参加联合国在东京举行的“妇女在家事法上的地位研讨会”，会内将香港婚姻问题纳入重点讨论内容，更再引起香港政府的重视。到戴麟趾接掌政府后的1965年，律政司、华民政务司和行政、立法局的华人非官守议员达成共识，向政府提交McDouall-Heenan Report，行政局很快批准报告并提交英国藩理部，获得英国国务大臣的肯定[28]。
在1960年、1961年和1962年，香港先后遭台风玛丽、爱丽斯和温黛吹袭，这三个台风袭港期间，皇家香港天文台均挂起十号风球，市面更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29]不过紧接着台风连年袭港后，香港却在1963年6月遇上了严重的旱灾，旱情一直持续到1964年5月才告舒缓。期间，港府曾经一度实施“四天供水四小时”的制水政策，使得大批市民在街边轮候食水，[8]即使是柏立基身处的督宪府，也同受制水政策之苦，据其长女忆述，当时府内洗手间尽地放满装水的水桶，到冬天的时候也没有热水，很不方便。[30]
为解决食水供应紧张的问题，柏立基任内兴修不少水塘，而在1956年动工兴建的石壁水塘也在1963年落成启用。[31]此外，清潭水塘、河背水塘和黄泥墩水塘等灌溉用水库也相继在1961年落成，为新界农地供应充足的灌溉用水。[31]
在1959年，柏立基又拍版兴建船湾淡水湖。[8]工程的主要构思是兴建两重堤坝，把三面环山的大埔船湾围封，然后抽走海湾内的海水，建成水塘。[31]这在当时而言是一项划时代的工程，工程在1960年正式展开，由于规模浩大，历时八年至柏立基卸任后的1968年才告竣工。船湾淡水湖的建造工程一共花耗4亿港元，尽管淡水湖的存水量高达一亿七千万立方米，但也未能满足当时与日俱增的食水需求。[31]
鉴于兴建水塘需时，一时三刻之间难济燃眉之急，柏立基也设法与中国大陆当局商讨购买东江水。柏立基任内与大陆当局的关系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促使港府与广东省政府在1960年11月15日达成协议，由深圳水库每年向香港供水50亿加仑。[31]到1963年，柏立基与内地政府达成进一步协议，开展了东深供水工程，工程后于1965年1月完成，而根据港府与内地在1964年4月22日所订立的协议，广东省政府在1965年3月起每年向香港供水不少于150亿加仑，折合即每天供水约6,200万加仑，售价为每1,000加仑1.06港元。[31][8]自东江水输港以后，香港的食水供应得到更有效的保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程因为正值1963年的大旱而遭到延误，不过天旱期间广东省及香港仍继续在珠江口取水的安排。[31]
在1964年4月1日，已届退休年龄的柏立基正式卸下香港总督一职，从皇后码头乘游船“慕莲夫人号”到九龙，再于启德机场乘搭飞机，与家人返回英国。[8]柏立基的职务由时任辅政司戴斯德署理，到1964年4月15日正式由戴麟趾爵士接替为第24任港督。[21]在表扬柏立基在港督任内的贡献，他的爵位在1962年获英廷由原来的KCMG勋衔提升为GCMG勋衔。[32]
柏立基返回英国后，自1964年至1982年出任共和联邦国殇纪念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自1975年至1978年间担任英国保险公司诚美保险社（Clerical, Medical & General Life Assurance Society）的主席。[2]另一方面，柏立基还在1965年至1973年出任大不列颠社会服务网络主席，后来在1973年至1982年改任总裁。[2]
晚年的柏立基退居于伯克郡雷丁（Reading）一处两层高的乡间宅第。他卸任港督后除了在1970年代初重临过香港外，甚少再到访香港，在1997年也没有出席香港主权移交的仪式。不过据他的长女芭芭拉透露，柏立基事实上仍然十分关心香港，对香港的事务也十分关注。[30]晚年的柏立基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在大屿山兴建迪士尼乐园是一个“疯狂”的提议，他认为政府在此大洒金钱，却不一定得到回报。[30]
在1999年10月29日，柏立基于雷丁的丹尼丁医院（Dunedin Hospital）去世，终年93岁。[1]他是继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爵士在1890年以95岁之龄去世后，历史上第二长寿的香港总督。柏立基逝世后，香港报章多有撰文悼念，而时任特首董建华和前布政司锺逸杰爵士也分别对其逝世表示哀悼，[33][34]其丧礼随后在11月8日于伯克郡逸腾敦（Yattendon）举行，并由前港督卫奕信勋爵宣读悼文。[35]
家庭
柏立基在1937年与在马来亚认识的柏颜露丝（Anne Black）结婚，柏颜露丝与丈夫一样来自苏格兰爱丁堡，本姓史云逊（Stevenson），曾获CStJ勋衔，后于1986年逝世。[2]柏立基夫妇共育有两名女儿，长女名芭芭拉（Barbara），幼女名凯瑟琳（Catherine），两人在幼年时均随父母来过香港；当中，长女芭芭拉虽然在1964年随家人返英，但复于1974年随丈夫工作而来港定居，并在香港生有三名儿子。[30]
柏立基生前精通拉丁文和希腊语，[36]他的兴趣包括步行和钓鱼，也是东印度会的会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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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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