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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持不同政见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a][b]），原名彭令昭，是出身江苏苏州的政治异议者及政治迫害受害者。
1949年以前，她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她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她因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中公开支持同校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等，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归类为“右派”，并被舆论等加以攻击打压。后来，她被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反革命集团罪”[1]等为由，于1962年起被关押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书写带有大量反对毛泽东等相关内容的日记等。同时，她在1960年代成为基督徒。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于1968年4月29日在狱中被当众宣布处以死刑；同日，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张春桥时任南京军区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
她于枪决前日模仿汪精卫的绝命诗《被逮口占》[2]，写作如下诗句：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上海高院”）撤销军管会对她作出的判决，以精神病[4]为由宣告她无罪。[5] 1981年1月25日，在高法院长关子展的推动下，上海高院再次复审，认定以精神病为由撤销判决不适当，撤销1980年之裁定，同时撤销先前对于她的判决，并宣告她无罪。[6]
1932年，彭令昭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她的父亲是彭国彦，他于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以毕业论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等取得学位；后来，他在1928年9月国民政府首届县长考试后成为榜首，并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7]，后又任江阴县长等。她的母亲是许宪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坐过牢，始终和抗日人士保持联系[8][7]。曾任苏州《大华报》总经理，并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且曾（秘密）资助中国共产党等，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民革成员和政协委员，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9][7]。她还有弟彭恩华与妹彭令范。在文化大革命后，彭恩华成为文学作品翻译者，后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获颁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终于2004年于盐湖城过世；他曾秘密保留她的骨灰盒。
此外，她有舅父许金元及许觉民等。许金元曾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青年部长，后于四·一二事件中，被中国国民党处决。许觉民则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1943年，她考入苏州萃英中学。[10] 当时，受母亲影响，她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抱持极大热情。毕业于景海高中（景海女师）后，她不顾父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该校一度被称作“革命摇篮”，是中共所创办），并表示下定决心投入革命事业，且（发誓）“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她甚至曾无中生有地“揭发”她父亲“犯下的过错”。多年后，她（对此）表示：“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11]
毕业后，她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她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等任职。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她的姓名改为林昭。
1954年，她以江苏省第一名之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成为毛泽东时代表现最突出的记者。在该校，她大量阅读许多她喜欢的书籍作品。同时，她也观察并意识到现实世界与她的想像的差距，因而在思绪上陷入“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中。在该校自由的风气中，她的思想逐渐扩展；同时，她对先前编造父亲“罪行”的行为，感到后悔不已。后来，游国恩教授建议她将学习专业改为文学专业，但最后没有做该变更。同时，她与张玲等，担任该校校刊编辑，并负责于该刊物之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她加入该校学生社团“北大诗社”，并任该社团发行刊物《北大诗刊》之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她成为综合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辑委员，并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之主编为乐黛云。她与张元勋是该刊物第2期的责任编辑。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于北京大学校园等地）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以响应中共中央的“鸣放号召”政策。随后，北京大学校园内日渐出现更多大字报，学生也就此互相辩论；有人认为有些大字报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同月22日，她在公开辩论场合中，反对前述批评，并表示：“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c][12] 同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自《红楼》编辑委员会开除，并表示该决策之原因为该二人参与于“右派”刊物《广场》之编辑委员会；在会议现场，她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13]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责“右派分子”借由“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名义，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14]
1957年秋，她与张元勋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而幸存。于是，她被认定为“对抗组织”且“态度恶劣”，遭有关当局加重处分，判以劳动教养三年。她不认同该处分，并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提出质问，表示：“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时任该校领导者）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13]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京大学当时约有八千位学生，其中约1500名师生被归类为“右派（份子）”，其中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至中国的荒凉边疆地区，后经20余年才得以平反。[13][15]
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任系主任是安岗，北京大学原校系主任罗列改任该系副主任；罗列当时也被归类为“右派分子”），她于是在罗列的带领下，入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她当时体弱多病等，罗列冒险替她请求宽恕与帮助；她于是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该段“监督劳动”期间，她与同在该资料室“劳动考察”之该校学生甘粹（也因故被归类为“右派分子”）发生爱情关系；随后，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负责管理他们的组织领导等，表示此举为“抗拒改造”，因而驳回该申请。[16]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同年冬，她的病情加重，咳血加剧；她于是请求有关当局准予她休假并至上海休养。1960年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准该申请，随后母亲将她带至上海。
在上海疗养期间，她受当时江浙地区结社文化影响，并与来自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等结识。当时，兰州大学（学生）张春元[d]等，正在准备筹办《星火》杂志，以针对中国时下社会及政治现象提出批评。随后，她的诗作《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等，发表于《星火》第一期。不久，涉及《星火》编辑事务者等皆遭有关当局搜捕。1960年10月，她在苏州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17][7]
1962年3月，她被有关当局准许保外就医，在苏州结识了黄政，两人共同起草了中国改革方案[7]。同年9月，她在苏州与黄政等讨论，并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期间，她曾请求（旅居）上海之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携至中国之外公开发表。[18]
1960年代，她的母亲受洗为基督徒；也有一些教徒会前往他们家中讨论圣经的内容。1963年，她于写作时使用“主历”一词；该纪录或可证明她在当时已成为教徒。[19]
1962年12月，她又被有关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她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写信给时任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报社）等，反映案情并表达其政治见解，但都没有得到回应。据她妹妹回忆，因在狱中无法取得纸笔，她经常以鲜血在被单上书写。[20] 另外，因她在狱中表态拒绝（违背其思想而）服从有关当局，被狱卒认定为“表现恶劣”，并因而经常遭受严重虐待；她曾表示：“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21] 1965年3月23日，她开始在狱中书写《告人类》。[20][22]
1965年5月31日，她于法庭上受审，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她随后写下《判决后的申明》；以下摘录部分内容：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e]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预之下（据彭令范回忆说，上海公安总局的人后来告诉她，这一死刑命令在市局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由于是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因此只能执行），[5]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后，随即被绑赴上海龙华机场执行枪决，终年36岁。[24]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25][5]（事件在1981年报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的《历史的审判》一文中提到）[26]，称“无产阶级的子弹，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费”[27]。
林昭在1960年10月被捕的一个月后，其父吃老鼠药自杀[7][28]；林昭被枪决后，其母精神失常，在文革中亦被打为右派，头上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29]。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30][5][查证请求]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犹他州桑迪市，享年59岁。[31][32]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5][19][33]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5]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内有1981年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判决书。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34]林昭墓碑背面镌有她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35][36]
2003年，中国独立制片人、前新华社记者胡杰把他过去五年中亲自寻访认识林昭本人的80人的录像纪录，更通过特别途径拍摄到林昭狱中文稿，完成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37]；其相关采访《寻找林昭》刊登于2004年8月11日《冰点》，[38]年终时因题材关系，另外“文气丰沛，贯穿首尾”，被章诒和评为她所看过描写林昭最好的一篇，因而得2004年度《冰点》周刊“最佳特稿奖”。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2009年4月，林昭的档案原件由胞妹彭令范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5]，2009年10月26日首次公开档案电子版。[40]档案原件包括狱中血书，公开信，私人信件，以及家庭照等。[41]网上有档案目录，档案电子版可供研究。[42]
2012年12月16日，各地网友12月16日在苏州灵岩山林昭墓前举行活动，纪念林昭的80冥诞。据现场照片显示，有十多位国保便衣在网友纪念过程中监视并录影。[43]
2013年4月29日，林昭遇难45周年之际，有人拜祭林昭受到当地政府人员阻挠。[44][45]
2016年4月28日，林昭祭日前一天，中国各地网民、维权人士等为避开政府干扰，选择提前一天来墓地祭林昭，但遭到公安封山及抓人。[46]
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谭兵林等人赴苏州纪念林昭，在火车站出站口被拦截遣返。而在稍早些日子前来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监视的警察驱赶。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则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至今未有释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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