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史，伊朗妇女（英语：Women in Iran）在社会中扮演过许多角色，并在多方面做出贡献。传统上伊朗妇女被认为该待在家中，从事家庭管理和抚养子女的事。到巴列维王朝时代，这种妇女受隔离的状况发生巨大改变：禁戴头巾、享有选举权、享有受教育权、男女同工同酬和被赋予担任公职的权利。伊朗妇女曾积极参与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革命后所颁布的伊朗宪法中第20条明白宣示男女平等，[3]但要求法典依循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仍对男性有利，例如女性继承的遗产是男性的一半，女性死亡所得的赔偿也是一半，但宪法第21条以及伊斯兰议会通过的某些法令也给予妇女某些利益：妇女可开车、担任公职以及上大学；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依法会受到惩罚；[4]在公共场合，除脸部和手之外，头发和所有皮肤部分均须受到覆盖。[5]
历史
在伊朗东南部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的史前定居点Shahr-e Sukhteh（另称被焚之城）的考古发掘所得，显示这个地区在公元前4至3世纪，女性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很多女性坟墓发掘出泥板印鉴，每种印鉴代表不同的家庭，这些印鉴与统治机构所用的印鉴不同。表示在史前时代中，女性在家中经济拥有甚高的发言权。[6]
在所发现早期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的波斯波利斯皇室文件泥板（参见波斯波里斯皇室文件库藏）上的楔形文字，有三个代表女性的字：mutu、irti和duksis。[7]第一字指平民百姓女性；第二字指未婚的皇室女性；第三字指已婚皇室女性。这种泥板上的文字对于同一性别有三种表达方式，显示已婚，及与君主有关系的妇女具有重要的地位。泥板文字还显示皇室妇女曾广泛游历，而且经常亲自管理自己的庄园。[7]有记录显示王后和宫女们曾组队与皇帝及其朝臣们进行马球竞技。[8]国王母亲所具有的权力由君主亲自设定。[9]
在泥板文字纪录中，“非皇室人员和普通工人没个别姓名，只依照他们特定工作小组或是工作场所的等级作称呼。他们的口粮是根据在工作场中的技能和担负责任而配给。专业按性别分列，再按口粮配给数量列出。记录显示有些工作是男女都可从事，而有些则仅限于男性或是女性方可从事。在男女混合的小组中，有男性管理者，也有女性的，可由稍高的粮食配给中显示出，两性之间的口粮数量通常差别不大。在某些情况下，与男性处在在同一类别的女性有时会较男性获得较少的口粮，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女性管理者的头衔不一，或许反映出她们的技能和等级。等级最高的女性工人被称为arashshara（工长），纪录中经常出现这个名称，这些女性管理者在不同地方工作，并管理大量女性工作者，有时也有儿童以及男性在这些小组中工作。这类女性管理者所收到的口粮配给（葡萄酒及谷物）数量通常会高于其他的工人（包括男性工人）。”[7]孕妇的口粮配给也比其他人高，生育新生儿的妇女也可得到额外一个月的口粮。
有些专家说居鲁士大帝（公元前6世纪）在波斯受伊斯兰化（公元7世纪）之前即确立妇女必须遮盖，以保护她们贞操的习俗。根据这些人的理论，阿契美尼德帝国把妇女披戴头巾的习俗传给希腊化时期的的塞琉古帝国。之后再传给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将遮盖物变成希贾布，并传播到他们所征服的广大穆斯林世界。[10]
萨珊王朝君主霍斯劳二世之女普兰曾短暂统治帝国近两年。在萨珊王朝统治期间，受罗马人俘虏的波斯士兵中有许多是女性，她们与男人并肩作战。[11]
许多精美的波斯细密画中都绘有波斯女性。[12]这些画作通常被用作“追溯早期女性时尚变化”的资料来源。[13]
发生在公元363年罗马帝国和萨珊王朝之间的泰西封战役中，战胜的罗马士兵特别喜欢年轻的波斯妇女，将她们掠夺当作战利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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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珊王朝古城比沙普尔具有萨珊王朝艺术风格的马赛克地板上描绘的一位女士 -
在卡扎尔王朝时期，妇女在经济中扮演的是重要的后备劳动力角色。她们所做的一直让家庭、企业主和国家受益，农村和下层妇女大多从事织毯和刺绣的工作，还有生产服装、纺织品、奶油、水果和茶。她们也从事丝绸、棉花和其他手工艺品的制造。妇女还受雇于太平间、公共澡堂以及在富裕家庭中担任女佣、乳母和褓姆。[16]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妇女担任艺人，舞者或是娼妓。虽然女性有许多工作机会，但她们取得的工资较低。此期间在纺织业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的3分之1。[17]虽然女性具有工作赚钱的能力，但她们并没多少权利，农村女孩仍有可能被一家之主当作货品卖掉。
这段时期，尤其是在1905年至1911年间，是波斯女性“觉醒”[18]的开始。这种觉醒可被定义为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滥觞，当时的女性逐渐进入公共领域，君主纳赛尔丁沙阿的后宫也加入1891年的烟草抗议活动。而参与其中的不仅是富家女性，也包括普通女性。富家女捐献珠宝，洗衣妇也随着把自己的储蓄捐出，用以赞助设立一家国家银行。伊朗妇女在1911年冲入马吉利斯（议会）的行动[18]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女性政治意识和公共行动。而一般仍有让女性行动受到限制的案例，这类情况让女性被描绘成受到自己性别自卑情结束缚的囚犯。
经常有种东方主义观点描述伊朗革命前的卡扎尔女性。伊朗女性作家巴德尔·莫卢克·巴姆达德（Badr al-Moluk Bamdad）[19]的经典作品《从黑暗到光明，英文版书名：From Darkness Into Light: Women's Emancipation in Iran [19]）在伊朗革命前出版，[19]作者提到波斯在烟草抗议之前的历史是“黑暗的时代[20]”，当时女性是“可怜虫[20]”和“无能为力的玩物[20]”，她们与社会隔绝，同时受到“厚重的面纱遮蔽，像寄生虫般依靠他人[20]”。作者声称伊朗女性是“被局限在家中或是头巾和斗篷之下的囚犯[20]”。
作者西玛·巴哈尔（Sima Bahar）在其1983年标题为《伊朗妇女运动的历史背景（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Women's Movement in Iran ）》的文章中指出，20世纪初期的波斯立宪革命时期是女性首次与男性一起参与公共行动。她认为在卡扎尔王朝时期，“女性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如果女性在农村地区参与生产活动，也只是为家庭生计。上流社会的女性的生活更为离群索居……她们若要外出，仅在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才能成行能。[21]”
在卡扎尔王朝（1789-1925年）时期，身为太后的玛利克·贾汉·卡侬，终其一生（1848-1873年）一直对儿子纳赛尔丁沙阿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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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玛利克·贾汉·卡侬，纳赛尔丁沙阿之母 -
纳赛尔丁沙阿之妻阿妮娑朵里 -
一位卡扎尔王朝时期的女性
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历届君主引入许多有关妇女权利的改革（参见伊朗妇女权利）。礼萨汗早期引入改革的例子之一是颁布除去希贾布法令，从1936年1月开始，强制妇女除去希贾布（头巾） ，顾名思义，警察甚至会从参与宗教活动的妇女身上强行把头巾扯掉。[22]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总体上有所增加。伊朗妇女参与经济、教育领域和劳动工作的数目逐渐增加，识字率也跟着提高。女性参与活动的例子有：女性获得政府高职，如部长、艺术家、法官、科学家和运动员等。
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位之后，导入更多重大改革。例如在1963年授予女性选举权，不久后有女性的伊斯兰议会议员，也有女性被任命为法官以及内阁的部长。[22]伊朗家庭保护法也在1967年进行改革，改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保护法被列入民法典中，目的在保护女性配偶、子女和遭受离婚的女性。改革的总体宗旨在促进社会的两性平等。
家庭保护法要求丈夫到法院办理离婚手续，而不能依照传统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三遍塔拉克（triple talaq）- 喊“我休了你”三次的做法。女性可主动提出离婚要求，男子要娶第二任妻子，必须取得嫡妻的同意。离婚后的子女监护权由家庭保护法庭决定，而非如从前自动交给男方。女性结婚的最低合法年龄在1967年从13岁升至15岁，到1975年再升至18岁。[23]
在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女性在教育和劳动方面的进展相当显著。在1965年到1966年间，女性文盲比例下降11%，但下降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下降比率达到20% ，相较之下乡村地区只降3%。原因很可能是在此段期间，教育中心和大学均在伊朗城市（主要是德黑兰和阿巴丹）增加所导致。[24]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后，在1956-1966年期间纷纷加入劳动市场。她们开始进入如生物、农学、医学、教学、法律和经济等领域，因而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大型都会，如阿巴丹、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的女性就业人数增加，后两城市的女性劳动力显著增加。有趣的是德黑兰的女性就业人数反而略有下降。[24]
1979年的伊朗革命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在新政府统治下，伊朗妇女在某些领域有更多的机会，而在另些领域则有更多的限制。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有传统背景的妇女大规模参与，而推动巴列维王朝倒台，在巴列维王朝时代获得信任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伊朗妇女参与反对沙阿的示威，君主制因此遭到颠覆。在革命之前，为妇女提供教育的文化已经形成，并且延续到革命之后。有大量妇女担任公务员及接受高等教育，[25]在1996年，伊斯兰议会中有14位女性议员。
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掌权后，给女性带来许多矛盾性问题。女性在某些领域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仍面临不少政治障碍，而难以达成与男性地位平等。例如女性得以服兵役，通常在准军事组织服务，被限制在学校研究领域。两伊战争爆发后，妇女逐步获得政治权力。妇女在前线和家乡都被动员起来。她们参与基本的步兵角色，但也参与情报计划和政治竞选活动。在两伊战争的高峰期间，女性占有伊朗国内劳动力甚大部分，取代参与战斗、受伤或死亡的男性。[26]
霍梅尼上台后经常表达对妇女表现的赞赏。他在1979年5月发表讲话，谈到被什叶派尊为圣母的法蒂玛：“法蒂玛（愿主福安之）在她父亲（穆罕默德）过世后，活了七十五天。对她而言，这个世界充满悲伤和苦楚。天使长加百列来拜访并安慰她，并预告她未来会发生的事。“所以，按照这个传统，在她与加百列接触的七十五天里，我不相信除了伟大的先知之外，会有别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七十五天里，加百列来来去去，谈论将在日后发生的事，以及日后对她的祖先将发生的事“[27]霍梅尼的讲话中凯切深以法蒂玛作为女性的榜样。他说，虽然并非加百列的拜访而让法蒂玛特别，对霍梅尼而言，法蒂玛让人钦佩之处有二：她特殊的精神特质 ，和她优秀的道德品质，这些受加百列来访而更彰显。霍梅尼进一步解释，法蒂玛可能天生就有具有这种精神特质，或是法蒂玛经历过一种独特的神秘体验。这让霍梅尼认为法蒂玛是理想的女性榜样。法蒂玛的卓越道德品质透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奋斗、鼓舞男性和苦难而体现。[28]法蒂玛启发她的丈夫阿里（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作为虔诚的穆斯林。霍梅尼把这种灵感与伊朗妇女以及她们应该如何努力效法法蒂玛，追随自己的宗教使命相提并论。
在革命期间，妇女所戴的头巾被视为抗议的象征，但许多妇女谈到强制披戴希贾布的话题时，都感到震惊，而导致1979年发生在德黑兰的反对强制戴头巾国际妇女节抗议活动。当霍梅尼被引述说，他更喜欢看到女性穿着朴素的伊斯兰服装，这个话题更被扩大。[29]1981年，伊朗强制要求妇女披戴头巾，禁用化妆品，道德警察还引入严厉的惩罚，例如用锋利刀片刮除唇上的口红。[29]1980年代初，妇女被禁止担任法官，不鼓励成为律师。伊斯兰政府把1967年和1973年的家庭保护法废止（原因是这些法律限制一夫多妻制）、禁止妇女主动提出离婚、降低最低结婚年龄。政府禁止避孕，把女孩结婚年龄从15岁降低到9岁。他们还禁止女性涉入多项科目和专业。
霍梅尼过世后，许多对于妇女的限制受到取消。政府经常透过免费分发避孕药具来稳住人口增长率。结果是每名妇女从平均生3.2个子女下降到2.3个，是中东地区最低的数字。[29]1992年，伊朗政府通过一套女性就业政策，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力，也同时强调家庭角色对女性的重要性，鼓励女性进入妇科学、药理学、助产学和实验室工作。但不允许她们进入“于伊斯兰教不妥”的领域。1990年，女性再度被允许进入法律领域，她们可在特别民事法庭工作，但不能担任法官。[30]
霍梅尼去世后继任的拉夫桑贾尼总统对妇女进行更实务的改革。拉夫桑贾尼强调在伊斯兰教中，“妇女可在任何领域不受影响而接受教育。”拉夫桑贾尼所关注的三大领域是教育、计划生育和健康。1986/8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进入牙医学、听力学、统计学、视光光、影像诊断学和放射治疗学方面，女性与男性数目相当。据宗教政治领袖称，伊朗妇女被认为可同时具备传统和现代特质，她们在受教育时即被灌输如此概念。表示妇女的核心角色发生在家中，要照顾子女、家庭和处理家务，同时也能进入社会并参与公共生活，而又不会把家庭的社会地位降低。妇女被束缚在家，而创造她们的传统私领域，有外出融入社会的自由，而创造出现代的社会现象。伊斯兰共和国从未刻意把妇女束缚在家中，以尽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实际情况是由公众的宗教概念所造成。伊斯兰教并未禁止妇女参与公共生活，而是伊朗的政治和文化氛围鼓励妇女从事家庭的私人生活。现在许多学校都鼓励入学年轻女孩为为人母为人妻，同时又为积极参加社会和政治实务做准备。然而伊斯兰共和国的教育计划，对于教育男孩和女孩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这包括介绍给她们在家庭所担任的角色，以及男性和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但女孩们有信心将自己投入到她们希望进入的教育领域，同时仍能维持个人家庭生活。[31]拉夫桑贾尼所关注的，除教育之外，还特别注重伊朗的计划生育和健康，妇女在这部分扮演着核心角色。纵然发生过两伊战争，伊朗的人口仍在整个1980年代中飙升，1983年出生率达到每千人有3.9人，是当时世界平均水准的两倍。伊朗在在全国建立妇女卫生诊所；到1994年，伊朗全国有10,000多个卫生中心，提供避孕药具给予妇女，而之前这种药具曾遭到禁止。[32]伊斯兰议会在1986年通过一项包含12条文的法律，让妇女享有许多婚姻权利。其中包括婚前协议、离婚妇女分享财产的权利和增加赡养费的权利。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在1992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遭受“不公义和不公正”离婚的妇女向前夫取得她们在婚姻期间所从事家事服务的补偿。[33]
到1999年，伊朗有140名女性刊物发行人，数目之多，足以单独举办一次全由女性出版的书籍和杂志的展览。[34]截至2005年，伊朗有65%的大学生和43%的受薪族是女性。[35]截至2007年初，伊朗理工科学生中有近70%是女性。[36]
伊朗在2000年代初的女性部会首长占27.1%，世界排名第23位，[37]但女性议员的比率只有2.8-4.9%，让伊朗在过去15年中的世界排名，属于末段班的25个国家之内。[38]2009年，法特梅赫·博达吉女士成为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也是阿赫玛迪内贾德总统的高级顾问。[39]负责妇女与家庭事务的副总统玛炎·莫塔西萨德女士也被选为总统顾问。[40]
至少有位美国政治观察家（罗伯特·D·卡普兰）评论说，伊朗有相当多的女性官员，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表现得没那么传统。“在伊朗，你可把相机对着一位女性照相……她的反应是微笑”而在其他较保守地方的女性会为此介意，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41]
在伊朗，警察部队中也有女性，负责处理妇女和儿童犯罪事务。[42][43]根据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看法，在家庭和社会中提供机会让女性发挥才能，才是尊重女性的做法。[44]
2019年5月14日，伊斯兰议会通过一项伊朗国籍法修正案，其中一项是伊朗女性与具有外国国籍的男性结婚时，应为这类女性所生，年纪在18岁以下的子女授予伊朗国籍，而伊朗男性的子女和配偶则被自动授予国籍。[45]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日把修正案签署为法律，[46]但要把外国籍父亲的背景列入考虑。[47]
伊朗足球协会在2019年8月解除伊朗女性进入足球场的禁令（40年来首度）。[48]2019年9月8日，一位伊朗年轻女性萨哈尔·霍达亚里因试图进入体育场被捕，之后自焚而身亡。此次事件后，国际足球联合会保证伊朗妇女从2019年10月开始可进入体育场。[49]在2019年10月10日有超过3,500名伊朗妇女进入阿萨迪体育场，观赏伊朗对阵柬埔寨国家队的世界杯足球外围赛。[50]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他们收到几起被关在伊朗监狱中女性及男性遭受强奸的案件报告。2020年1月17日，国际特赦组织的伊朗问题特别记者拉哈·巴赫里尼 (Raha Bahreini) [51]披露一起被拘留在德黑兰的伊朗女性遭性侵案。这位伊朗妇女在乌克兰客机受攻击坠毁（参见乌克兰国际航空752号班机空难）后，因参与抗议活动而遭到逮捕。[52][53]
政治
伊朗妇女于1963年获得选举权。[54]她们于1937年首次获准进入伊朗的大学就读。[55]从那时起就开始有几位妇女在政府或议会中担任高级职务。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以及之后即有几位女性担任部长或是大使的职位，法罗克鲁·帕萨在1968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是伊朗首位女性部长，马纳兹·阿夫卡米于1976年被任命为妇女与家庭事务部长。
另外如Tahereh Saffarzadeh、玛苏梅·埃卜特卡尔、Azam Taleghani、Fatemeh Haghighatjou、Elaheh Koulaei、Fatemeh Javadi、Marzieh Dabbaq和Zahra Rahnavard等知名伊朗妇女均在伊朗革命后出现。而有伊朗裔的妇女如高莉·亚梅丽和法拉卡利梅则在西方国家机构中担任职务。
目前伊朗国会中中有17名女性，在290名国会议员重的占比为6%。[56]这比上届国会中的9名增加6人。
目前，伊朗有几个全女性的活跃政治组织，包括：
| 党派 | 秘书长!Camp | |
|---|---|---|
| 瑞纳社会党（全女性党员） | Azam Haji-Abbasi[57] | 伊朗原则主义派 |
| 伊斯兰革命妇女联盟 | Sedigheh Hejazi[58] | 伊朗原则主义派 |
| 伊斯兰女性会议 | Fatemeh Karroubi | 伊朗改革派 |
| 伊斯兰共和国妇女联盟 | Zahra Mostafavi Khomeini（霍梅尼之女） | 伊朗改革派 |
| 女性新闻工作者联盟 | Jaleh Faramarzian[59] | 伊朗改革派 |
| 女性改革党 | Zahra Shojaei[60] | 伊朗改革派 |
| 穆斯林妇女进步党 | 法特梅·拉基[61] | 伊朗改革派 |
| 伊斯兰革命妇女党 | Azam Taleghani[62] | 伊朗改革派 |
| 促进妇女权利党 | Shahindokht Molaverdi[63] | 伊朗改革派 |
教育
教育在伊朗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初，该国在礼萨汗领导下开始把国家现代化，女子学校的数量开始增长。伊朗妇女接受正规教育始于1907年，当年开始设立女子小学 。[65]到20世纪中叶，由于伊朗赋予妇女选举权和把妇女最低结婚年龄提高，提供妇女更多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的机会。[65]到1989年，伊朗女性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人数超过男性。[66]
虽然伊朗当局致力控制女性在受教育领域所占的优势，但女性参与教育的速度并未放缓。结果导致政府对女性在受教育时予以严格限制，譬如是男女分班、要求穿着传统伊斯兰服饰以及引导女性接受更“适合女性”的主修课程以避免她们选择某些职业。[67]
女性文盲比率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当年为54%），到2000年已降到17.30%。[68]伊朗女性教育让识字率从46%上升到83%。[68]伊朗在1970年代的女性识字率在全球排名第10，并持续保持这一名次。[69]
根据UNESCO的世界调查，在小学入学率方面，伊朗在世界主权国家中的女对男比例最高（1.22：1.00）。[70]根据UNESCO在2012年的数据，伊朗在工程领域的女学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高。[64]
伊朗女性在1932年可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德黑兰大学。
促使伊朗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他因素是追求社会公义和平等、增强女孩的知识水准，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以及传统观念的改变。由于妇女受过高等教育而具有知识，能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教育可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伊朗革命之前，只有富家出身，或是皇族女性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个推升女孩接受教育的因素是结婚年龄的提高。因前述原因，女性对教育的需求更大。随着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进步，她们更多涉入劳动市场。但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比例仍然很低，各机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优先考虑的是男性。即使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生变化，社会上具有的性别上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此外，受教育的人数女性增加，但女性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失业问题。最后是女性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并无关系，有50%的大学毕业女性，他们从事的工作和在学校所学并不相干。
对经济的作用
伊朗自1970年代以来，经历过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6年的9.1%上升到2004年的14%，到2009年增加到31.9%。[71][72]13年之间的比例增长达22.8%。伊朗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她们只占劳动力的小部分。伊朗人口普查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很低。[69]伊朗女性虽然只占整体劳动力的30%，但这些参与的女性中在经济领域活跃的比例是加倍增长，从1986年的6.1%，增加到2000年的13.7%。[73][74]在2004年，伊朗的就业人口为1,800万人，女性仅占其中的12.9%（即大约232万人）。[75]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近年来伊朗女性的失业率持续高于男性。女性主要从事典型的教学和护理工作。82.7%的女性公务员从事的是教书和教育工作，其次是行政、财务、文书、卫生和医疗领域。[71]但跟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伊朗女性就业的前三大领域是农业、制造业和教育工作。导致女性就业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她们的识字率提高。自1970年以来，女性的文盲率一直在下降，当年是54%，到2000年则降到17.30%。[68]伊朗女性受教育的结果是的识字率从46%上升到83%。[68]在1970年代，伊朗女性识字率是世界排名第10位，至今仍保持这一名次。[69]女性劳动参与率和识字率一直在提升。但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失业率仍然相当高。例如在1996年，女性的失业率为13.4%，而男性的为8.4%。[68]自1996年以来，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都有所上升，但其中的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例如在2008年，男性失业率为9.1%，女性的为16.7%。[76]
关于各项研究伊朗的女性劳动参与，所得结果不同，原因是测量方法的差异所造成。伊朗人口普查使用一种劳动参与的测量方法，而国际劳工组织则使用另一种。[69]例如伊朗人口普查使用不同的截止年龄，在1976年使用10岁，而在1986年使用6岁，而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是15岁。[69]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对近期伊朗女性就业有不同的数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是17.1%，远高于世界银行的。[69]但总体而言，所显示的是伊朗女性就业似乎随着时间的演进都处于上升的趋势。
伊朗女性在从前被局限在私人领域，包括照顾家庭和子女，她们的行动受到限制，需丈夫同意才能出外工作。[77]雇主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是不可靠的劳动力。[78]但伊斯兰革命在改变这种看法方上产生一些影响。[79]世俗女性主义者和社会精英对伊朗革命不满意，而其他女性主义者（如罗克萨娜·巴赫拉米塔什则认为革命的确把女性引入公共领域。[79]1979年的革命获得渴望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女性的广泛支持。但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着重是认为妇女的责任和义务在于家庭。[71]研究人员奥姆斯特德（Jennifer C. Olmsted）补充说，伊朗妇女因而有“双重负担”。[69]研究人员Ali Akbar Mahdi在其发表的报告中同意温尼伯大学荣誉退休女教授Parvin Ghorayshi[80]的观点，即男性透过让女性顺从和限制她们在私人领域的活动，让她们受到这些没报酬活动的剥削。.[81]在研究人员Zahra Karimi的报告中，她的看法是在伊朗革命之后，虽然书面表达的是女男在就业上平等，但实际做法并非如此。[82]对比革命前和革命后的1976年至1986年间，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从12.9%下降到8.2%）。[69]]此外在1990年代，由于国内工资法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属于有偿工作，而在离婚时就此对丈夫提出要求，并成功获得补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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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79年对伊朗实施经济抵制，伊朗许多经济领域因而受到影响。[82]特别是地毯产业，伊朗妇女的劳动参与因此受到影响。[69]因编织地毯可在家中进行，是常见的伊朗女性工作。[82]当市场发生波动，商人可轻易根据需求在劳动者家中移除或增加织机。育有子女的妇女可在家中工作，顺便照顾她们的子女。 [82]编织地毯是农村妇女中非常普遍的工作。这是种让农村地区妇女参与，增加经济价值的方法。[83]在1996年，伊朗有超过91%的女性工作人员在纺织产业服务，主要就是编织地毯。[83]这情况因为制裁而被改变。虽然有制裁存在，美国市场对伊朗地毯的需求仍然很高，进口商的对应方式是从如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购买，而设计由伊朗提供。[82]1994年至2005年之间，伊朗地毯出口急剧下降。伊朗在1994年出口的地毯价值超过200万美元，但到2005年，地毯出口额降至500美元以下，也就是说，地毯在伊朗非石油产品出口中的占比大幅降低。[69]奥姆斯特德与学者范伦泰·莫哈顿持相同的观点，这种制裁会对伊朗劳动市场中的女性有重大影响，尤有甚者，大多数地毯织工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69][77]
女性创业家
根据全球创业监测报告在2012年的资料，在2008年至2012年间，伊朗18至64岁女性的创业率在4%至6%之间波动，而她们的经济参与率仅占整体经济的13%。[84][85]
伊朗妇女运动
在伊朗的政治历史中，妇女权力运动有甚为复杂的面向。伊朗妇女一直设法扩充社会规范的界限，并不断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妇女在伊朗革命的各个层面都积极参与。但是在霍梅尼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后的几个月内，许多重要妇女权利遭到废除，[86]但伊朗到1980年代中期则立法，设立更具保护性的法律来取代。[87]
在巴列维王朝时曾担任伊朗第一位女法官的希琳·艾巴迪因在促进人权方面的努力而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88]
在过去几十年里，伊朗妇女在伊朗的科学运动、艺术运动（参见伊朗现代和当代艺术）、文学新浪潮（参见波斯文学）和伊朗电影新浪潮（参见伊朗电影）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根据伊朗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讯，伊朗在1998-99学年度，大约有6%的教授，8%的副教授及14%的助理教授是女性。然而在自然科学的学生中，女性占56%，其中包括5分之1的博士生。[89]女性在所有伊朗学生中的占比是49.8%。[90]
阿赫玛迪内贾德在2005年就任总统，西方媒体称妇女权利减少。[91][92][93]他在2009年连任后任命他的第一位女性部长。[94]
伊朗妇女节
伊朗人民每年都会在主马达·阿色尼月的第20日（(阿拉伯语：جمادى الثاني)）纪念全国妇女节和母亲节，这天是先知穆罕默德女儿及伊玛目阿里妻子法蒂玛的出生纪念日。许多伊朗人利用这个特殊日子来感谢和对他们的母亲、祖母、妻子和姐妹表达敬意，并花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相处。他们透过致赠礼物给这些女性来表达敬意。[95]
个人的文化身份可由他们的服装展现。伊朗在远古伊斯兰化（参见伊朗历史#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之前的几个世纪，披戴头巾一直是大伊朗女性的着装守则。这个地区首次出现的头巾在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被证明是一种辅助服饰， [96]但后来在亚述成为具有排他和特权的性质，甚至有社会法的约束。头巾是上流社会和皇室妇女享有的身份象征，而法律禁止农民妇女、奴隶和娼妓披戴头巾，违反者将受惩罚。[87][96]远古伊朗人在公元前612年征服新亚述帝国和在公元前539年征服新巴比伦帝国后，伊朗的统治精英就采用那些美索不达米亚习俗。[96]在随后伊朗各王朝统治期间，头巾首先是富贵阶级的专属，但逐渐散布，最后成为一般平民的标准服饰。[97]
后来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伊朗萨珊王朝之后，当时的穆斯林受到伊朗强大的文化影响，也采用头巾。[98][99][100]
这种普遍的情况在中世纪中亚的突厥游牧部落来伊朗后确实发生一些变化，这些族群的妇女不戴头巾。[[100][101]然而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实施中央集权，头巾成为伊朗帝国各地城市地区妇女的标准头饰。[102]例外情况仅在村庄和游牧民族中可见，那儿的女性不披戴头巾（譬如卡什加人）。 [103]
用头巾遮住头发和整张脸的情况在伊朗人中甚为罕见，这种遮法主要限于阿拉伯裔伊朗人（有尼卡布、巴托拉 和波希亚三种）和阿富汗人（波卡）。后来在19世纪后期卡扎尔王朝统治时的经济危机期间，由于纺织品价格高昂且稀少，城市妇女中极穷困者根本无力购买头巾。[103]由于前述的历史原因，用头巾遮盖头发一直被当作是女性穿着的规范，将之摘掉被认为是失礼，甚至是种侮辱。[104]20世纪初，伊朗人把不披戴头巾当作是农村的、游牧者、贫穷和非伊朗人的穿着方式。披戴头巾为女性提供某种程度的道德满足感。女性最好披戴头巾，因为这样才算穿戴妥当。[105]
伊朗女性在19世纪中期开始对披戴头巾公开挑战。如塔荷蕾、呼妲·莎拉威和赛亚·娜巴拉维等在公共场合公然揭下头巾，而引发政治和宗教争议。[105]这些女性辩称披戴头巾是对她们自由的侵犯，甚至是种自卑的象征。[106]伊朗政府改变着装规范（以及对它的看法）的尝试在1930年代中期发生，当时亲西方的独裁统治者礼萨汗完全禁止伊朗妇女披戴头巾。[106]在同时许多种男性传统服装也以“西方人将会嘲笑我们这样穿着”为由遭到禁止。[107][108][109]西方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女性确实自己选择这样做，则是种进步做法，但出于禁令，反而会羞辱和疏远许多伊朗妇女，[110][111]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如同假设欧洲妇女突然被命令裸体上街的情况相似。[107][108][109]最后事态发生激烈转变，警察受命在公共场合中，看到任何披戴头巾的女性，即强制将之摘下。这种做法对女性造成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例如，妇女遭到殴打，而头巾和罩袍被扯下，这是种侮辱和公开羞辱的做法。[106]妇女家中被强行搜查，在1941年礼萨汗退位之前，许多妇女选择宁可待在家中，以免外出会遭遇强制执行及羞辱。[106]有些人甚至为此而自杀。[107][108][109]
1935年夏天发生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导因是礼萨汗下令所有男人必须戴上欧洲风格的博勒帽，这是种西方衣着典范。在7月，马什哈德市发生大规模的非暴力示威，但政府采取残酷的镇压，估计因此死亡的人数在100至5,000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之间。[112][113]在礼萨汗的继承人登基后，官方措施略有放松，戴头巾或穿罩袍不再是违法行为，但对统治者而言，这种穿着被认为是属于低下阶层的落后标志，这类人在攀登社会阶梯会遇到重大障碍。 [96]对戴头巾或穿罩袍的妇女仍普遍存有歧视，公家机构积极劝阻使用，有些餐饮场所拒接待如此穿戴的女性。[114]
在伊朗革命发生前几年，一种质疑以欧洲为主的性别角色作为伊朗社会模式的风潮在大学生中获得很高的支持，这种情绪体现在街头示威中，许多来自原本不戴头巾的中产阶级妇女刻意戴上头巾，[116][117]象征性地扬弃巴列维政权的性别意识形态及其激进的去文化做法。许多人认为女性应该恢复披戴头巾以阻止伊朗身份和文化遭到进一步瓦解，[118]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露出面孔的女性被视为是受到西方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剥削。[118]参与者披戴头巾和穿罩袍是革命当时的主要标志之一，其他传统伊朗服饰和穿着也在此时出现。所有女性都披戴头巾和穿罩袍作为宗教和/或民族主义的象征，甚至许多在革命前的世俗和已经西化，不再这样穿着的女性，也开始如此穿着，以声援绝大多数这样穿着的女性。披戴头巾和穿罩袍被用作重要的民粹主义工具，而这样的伊朗妇女在革命成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19]
伊朗自从1984年立法要求所有伊朗女性披戴希贾布以来，已开始看出当时的女性时尚试图在伊斯兰谦虚守则的狭窄限制内运作，典型的着装逐渐从标准的黑色罩袍演变成rusari（简单型头巾），与其他服装的色彩元素相结合[100][113]在2010年，有来自伊朗9个省份不同城市的531名年轻女性（年纪在15-29岁）参与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有77%较喜欢更严密的披覆，有19%喜欢宽松的披覆，只有4%根本不认为头巾有必要。[120]人们习惯西方服装的趋势与有66%的不遵守着装规范有关联。[120]在德黑兰，警察不再逮捕任何违反适度法规的妇女，而以罚款或上课来取代。[121]
强制女性穿着希贾布的问题
伊朗在革命后的40年间发生许多社会变化，这现象通常被称为“代沟”。而代沟差距过大，受到影响的有生活方式、家庭关系、政治和宗教等问题。[122]对于许多年轻女性，一个日渐普遍的话题就是头巾。伊朗在1979年革命之后，希贾布成为强制性和代表谦虚的服装：宽松的衣服以及把所有头发覆盖的Rusari。[123]被称为baddhi-jab（穿着看似符合法律要求，但并非严格遵守细节的女孩） 的数目也有所增加，这类人通常会把大部分头发露出来。许多年轻的伊朗城市女性声称她们已不是那么传统。许多人把自己所穿的服装风格视为个人选择，也包括头巾在内。这种反对头巾的现象和抗议活动成为对抗伊斯兰政权的象征。
伊朗裔美国籍女性新闻工作者玛西·阿里内贾于2015年发起“我的隐身自由”网络活动，鼓励伊朗女性上传发布不戴头巾的照片。在12月之后，仅德黑兰一地就有超过35名参与者被捕。[85]政府的反应很严峻；警方表示，任何参与活动的女性将被处以最长10年的监禁，在次年的4月网络上有影片显示一位参与支持穿戴宽松希贾布的示威妇女，遭到Gast-e-Ersade（道德警察）的女性成员扇耳光，局势变得更为紧张。这一事件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伊朗妇女所面临问题的关注。
Gast-E-Ersade（也称为服饰指导巡逻队）是穆塔韦（伊朗伊斯兰宗教警察）中的一支，任务是执行伊朗的头巾和着装法，有权惩戒，甚至是逮捕那些不能通过着装“谦虚测试”的女性。[124]
因示威反对强制戴头巾而被捕的妇女声称，她们被单独监禁并遭受酷刑和殴打。[125]这种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反应也越来越大。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几名妇女摘下自己的头巾以示抗议，这些妇女被称为“革命街的女孩”。女孩中[126]有位名为Vida Mohaved，被控以违反公共道德、鼓励腐败和卖淫而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入狱一年。惩罚不仅针对抗议者，还针对为他们辩护的人；纳斯林·索托德[127]是位为抗议强制戴头巾而被起诉妇女辩护的人权律师，她被判处入狱服刑38年和接受148下鞭笞。
她被控诉的罪名是非法集会和串供而危害国家安全、做反国家宣传、加入各人权组织、鼓励腐败和卖淫、不穿戴伊斯兰头巾而出庭、扰乱公共和平与秩序以及发布虚假信息。在2019年5月13日，德黑兰大学校园内发生大规模男女学生和平抗议，喊的口号是“纵然可能有学生会死亡，也不能容忍屈辱”，这些抗议者遭到拥护政府的反抗议者的袭击。[128]这类抗议活动的目的是把伊朗人聚集，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挫败感，并努力达成长期以来持续寻求的改变。当伊朗官方进行干涉时，抗议行动会变得暴力。[129]
纳斯林·索托德在2018年被捕，她是2018年被捕的7名伊朗人权律师之一。[130]
女性在伊朗文化中的角色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女性在波斯文学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绝大多仍由男性盘踞。女性文学作品多年来受到压抑甚至是否认。[105]当代伊朗女性诗人，如西敏·贝赫巴哈尼、法萝·法洛克兹德、帕尔温·埃特萨米把女性文学带入伊朗。西敏·贝赫巴哈尼写下充满激情的爱情诗以及充满母爱的叙事诗，[131]她倡导个人权利，不论性别、社会阶级和宗教。[132]此外，贝赫巴哈尼的作品不单独强调女性，而是包含以及同时鼓舞女性及男性，她是伊朗作家协会主席，于1997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项提名。
当代女性作家包括有西敏·达内希瓦尔、马什德·阿米萨伊、莫尼罗·拉瓦尼波和佐娅·皮尔扎德等等。西敏·达内希瓦尔的小说作品涵盖伊朗革命前和革命后时期。她第一部短篇小说集tash-e khâmush (浇熄的火焰（Fire Quenched）) ，于1948年出版。这是伊朗首本由女性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她在1969年出版反映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在设拉子地主家庭，名为萨巫颂的小说故事。这是首部由女性作者以波斯语撰写的小说。达内希瓦尔是伊朗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莫尼罗·拉瓦尼波（伊朗裔美国人）在她的短篇小说于1980年代出版后于开始成名。她1990年的小说作品Zanân bedûn-e Mardân (没有男人的女人（Women Without Men））描述的是性和身份的问题。许多人批评她的作品过于直言不讳，及挑战许多传统观点，如性压抑、女性童贞和性。[133]她的作品最终被伊斯兰共和国列为禁书。拉瓦尼波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 Kanizu（女奴）和小说Ahl-e gharq（强迫婚姻者[134]）。拉瓦尼波的作品以关注沿海地区伊朗人的仪式、习俗和传统而闻名。[135]
卡玛-欧-莫鲁克·瓦紫丽（生1905年，卒1959年）是第一位在伊朗上台与男士共同演唱，而且不披戴头巾的伊朗女性。瓦紫丽长于演唱波斯传统歌曲，以波斯音乐之后而闻名[136]
伊朗女性的创新不仅局限在波斯音乐，例如古典吉他演奏者Lily Afshar[137]正研究将波斯和西方的古典音乐作结合。
古谷溪是伊朗最著名的歌手之一。她的传奇始于伊朗革命前时期，那时她在伊朗的名气极高。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有20年未曾在伊朗登台演唱。她在2000年离开伊朗，在欧洲以及北美从事巡回演唱，重新获得好评。
伊朗妇女在伊朗的艺术，尤其是在伊朗电影获得国际认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自伊朗波斯电影新浪潮兴起后，伊朗的电影学院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每年有20多位新导演（其中许多是女性）发表他们的处女作。在过去二十年里，伊朗的女性在电影导演中的占比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138]
西方对伊朗女性的看法
西方民主国家对现代伊朗和穆斯林世界的女性，普遍所持的看法是她们为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受到压迫和奴役。[113]:10霍梅尼对于这种观点予以批评，他认为：
比如有人说在伊斯兰世界里，女人要把自己深锁在家中，这是种污蔑的说法。在伊斯兰教早期，女性加入军队，甚至上过战场打仗。伊斯兰教不反对大学，它反对的是大学里的腐败；它反对大学里的落后；它反对殖民者的大学。伊斯兰教不会反对大学。伊斯兰教赋予妇女权力。它把女性与男性并列。女性与男性平等。[104]:37
此外，伊朗人普遍对外国女性持负面的看法，美国和西方女性经常被视为已遭受“商品化”以迎合男性欲望的个体。[113]:10
参见
- 伊朗后宫
- 伊朗妇女权利
- 伊朗妇女权利运动
- 伊朗知名女性列表
- 伊朗知名女性艺术家列表
参考文献
进一步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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