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英语：Australia–China relations）是指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外交关系，目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上述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当时已有华人移居澳大利亚，中国革命党人也曾在澳大利亚进行活动。澳大利亚在1941年与中华民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到台湾后亦未中断，并于1966年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澳大利亚没有马上承认在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澳大利亚工党等反对党和工会在1949年－1972年间陆续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1972年工党上台之后，澳大利亚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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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介绍的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的关系及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联邦的关系。关于其他用法，请见“中国—澳大利亚关系 (消歧义)”。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中华民国—澳大利亚关系。“中澳关系”重定向至此。关于中国大陆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请见“中国大陆与澳门关系”。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在2017年之前，两国政府的高层经常互访。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新疆人权问题等方面的作为，并忧虑中国借助代理人和基建项目扩大在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推出多项法案和措施进行遏止，又提出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展开独立国际调查，中方批评澳方固守冷战思维和偏见，视中国为威胁，因此进行各种毒害双边关系的行径，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直到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重新执政后，双边经济关系才开始回暖。
历史
中澳两国的政治关系始于清代，而清政府则于1909年在当时身为自治领的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由于澳大利亚直到1940年代才成为独立国，有权自行制定外交政策[2]，因此澳大利亚在1941年才跟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3]。
清朝在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开始派出使节到欧洲和美洲国家，并具备派出使节到澳大利亚的条件。清廷自1877年起，就开始准备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不过由于英国当局的阻碍，而未能在19世纪终结前成事。在这段时间中，洋务运动的领袖（例如当时任职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在东南亚和大洋洲设领事馆，就可以向华人筹集资金，增购保护商船的舰艇，加强海防[4]。张之洞又建议清政府派员访问大洋洲，准备在澳大利亚设领事馆。后来清政府派出的人员完成访问侨情的工作回国时，也提出类似的建议[3]。
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颁布限制华人的政策，故此华人要求清朝设立驻澳使馆的声音日益高涨。同时，保皇会和革命党也在澳大利亚从事反清活动，并与当地华人联系及筹募经费，甚至向他们发表演讲，论述国是。于是清政府便决定设立驻澳领事馆[3]。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为大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自此英国人减少了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干涉，而且还有利于清朝设立驻澳领事馆。到了1907年，英国外交部才同意清朝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虽然悉尼闻人梅光达曾是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欧洲各国驻澳领事和澳大利亚总理都支持的领事人选，并已多年担任清廷驻澳大利亚的代理领事，但梅在1903年、领事馆设立之前遇刺身亡。1909年，中国在墨尔本设立驻澳大利亚领事馆，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领事为梁澜勋，于1909年到任[3][5]。
20世纪30年代，澳中关系开始增强。中国总领事馆经过改组后搬迁至悉尼，并在其他主要城市开设领事分馆。一些中国官员访问了澳大利亚。其中1931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兼立法院副院长林森访问了悉尼和墨尔本。[5]林森利用这一机会鼓励澳大利亚放松对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的限制。为表示对林森的尊重，林森受邀在国会众议院议场就座。1934年，澳大利亚副总理约翰·雷萨姆率代表团巡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6]。
在1941年前，两地官方接触仍然不太频繁，在这段时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官方往来是以“中国驻澳洲总领事馆”的名义进行的。随着英国在30年代赋予各自治领更大的自主权，在194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终于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以配合国际形势的发展。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为联邦拨款委员会主席艾格登，而中国首任驻澳公使则为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1948年两国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3][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敢早于英国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便决定如果在1950年举行的共和联邦外长会议中，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澳大利亚就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工党却在12月的大选中大败，澳大利亚因而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
1949年上台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保守，不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虽然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从1950年开始，澳大利亚拒绝接收中华民国派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继续运作，但直到1959年由代办领导），也没有任命驻华大使前往台湾。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对于对华关系也有分歧：澳大利亚外交部从1954年开始就建议政府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政府接纳。在冷战环境下，澳大利亚的战略依靠更加接近美国。反对党工党在1955年提出，澳大利亚应该跟随英国和法国的先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理由是中华民国夺回中国大陆的可能性不大）[7]，同时向中国大陆派出了多批次的代表团。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和工会组织同样对中国大陆持友好态度[8]，但联盟政府将“共产中国”的威胁列为国内的竞选议题，同时借此争取反共民主工党的支持。为此，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在1966年第一次任命派驻台北的大使，明示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正统性。[9]
1965－1970年间，澳大利亚批评家格里高利·克拉克及外交官费思棻等人对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敌意的政策加以抨击，同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8]。到了1970年代，联盟政府也收到警告，指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也应该检讨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于是澳大利亚外交部便在1971年评估对华政策，并派驻法国大使艾伦·雷努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商讨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事后雷努夫向时任总理威廉·麦克马洪提议，澳大利亚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讨建交的问题，但被麦克马洪拒绝[3]。
自1960年代末起，工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就意识到，澳大利亚需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认为对话是两国复交的最好办法。1971年7月，惠特拉姆便率领工党代表团来到北京，并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会谈。然而此举却遭麦克马洪大力抨击[3]。
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澳大利亚民众对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支持，使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显得不合逻辑，最后更导致执政党内部分裂。最终执政党在1972年大选败于工党，而惠特拉姆则在上任澳大利亚总理后，于12月2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
1973年，惠特拉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首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澳大利亚总理。年迈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他长谈一小时，中国对惠特拉姆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惠特拉姆与夫人在长城漫步的照片刊登在《澳大利亚人报》上。从此澳中两国结束23年来的敌对关系，澳中两国之间的邦交有了重大突破。此后，罗斯·特里尔等左翼作家撰写介绍中国的书籍，惠特拉姆内阁的部长们也频繁访华[8]。
1975年，澳大利亚发生宪政危机，工党先失去执政权，然后在同年的大选中丧失了很多议席，于是执政党改为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彼时中国预测中澳关系可能会变差，然而执政联盟对中国的态度不但没有变差，反而比工党更加积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交往更加密切。自由党籍的总理麦肯·弗雷泽于1976年和1982年两次访问北京。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弗雷泽还发来唁电。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国问题上澳大利亚主要的党派都达成了共识[8]。这个中澳友好交流的共识一直延续到2017年。
在1972年－1999年期间，访问澳大利亚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朱镕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江泽民等，江泽民也是首位访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10]。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则有五位，他们是惠特拉姆、弗雷泽（任期至1983年）、鲍勃·霍克（1983年－1992年任职）、保罗·基廷（1992年－1996年任职）和约翰·霍华德（1996年－2007年任职）。中国与澳大利亚外交部于1980年决定定期磋商，并形成制度，两国外交部在1985年开始就裁军问题进行了年度磋商。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在很多重大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点：中澳双方都希望亚太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共同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双方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表示关心；对于中南半岛各国，双方愿为其能成为和平独立的不结盟国家而努力，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在该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建议，中国是一直支持的；澳大利亚政府也支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国际组织中，中澳两国也有良好的合作关系[8]。两地一些省份、州和城市都相继缔结为友好城市，并展开了经济合作。而中国和澳大利亚亦互设领事馆，两国的高级官员也经常互访[3]。
霍华德在1996年就任总理之后，重视中澳关系，曾经来华进行6次访问[10]，又希望两国关系变得坚强有力，丰富多彩[3]。2007年6月15日，霍华德接见达赖喇嘛[11]。中国政府就此表示不满，并反对霍华德接见达赖喇嘛[12]。
据报导，澳大利亚政府曾经在2008年2月谴责台湾独立运动，并重申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13]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在四月访华时到北京大学用汉语向该校的学生发表演讲时[14]，表示当时正发生骚乱的西藏有十分明显的人权问题[15][16]。陆克文还在他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晤的时候提及到这问题[17]。
在2009年7月中国以间谍罪拘捕澳大利亚采矿公司力拓集团的高层胡士泰之后，陆克文最初对这宗案件的处理手段较为克制，然而他这样做受到澳大利亚的反对党批评，于是他便不再停留在外交性质的讨论，转而关注涉案员工的权利，还声言这件事对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利害攸关的。[18]后来在当年的8月，中国政府抗议澳大利亚向热比娅·卡德尔发出签证，令她能够出席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19]一名研究澳大利亚事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表示力拓间谍案、澳大利亚向热比娅发出签证和中国铝业增持力拓集团失败这三件事，是中澳关系在当时恶化的原因。中国政府就此在当年取消中澳两国高层官员之间的互访[20]。
虽然中澳关系在2009年恶化，不过中国石油在2009年8月18日和埃克森美孚在北京签署了一份总值500亿澳元的合约，合约的内容是中国石油将会向埃克森美孚持有的一个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项目购入225万吨天然气，为期20年。该合约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单项投资合同[21]。
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在2011年4月访华时曾表示，澳大利亚政府重视中澳关系和它的发展[22]。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贸往来频繁，又跟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去开采清洁能源，并确保中国成为澳大利亚长远可靠的能源及天然资源供应国[23]。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高度评价吉拉德上台之后对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表示中国重视中澳关系。不过她在访华期间，又曾经表示她对中国人权状况感到担心[24]。
吉拉德政府表示他们会继续和中国发展正面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不过他们也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维持和美国的安保关系。[25]2011年11月，吉拉德政府准许美国在5年内把2,500个海军士兵派驻到澳大利亚的北领地，这一件事惹来中国和印尼的强烈批评和猜疑，因为美国正试图围堵中国[26]；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援少将则于《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意图围堵中国的时候，犯下了战略性错误，这样做恐怖分子可能会借机重返美国[27]。
吉拉德复于2013年4月率团访华，和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以促进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并保持紧密的经贸往来。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澳大利亚外长鲍勃·卡尔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莱格‧爱默生（Craig Emerson）[28]。
吉拉德在2013年6月澳大利亚工党领导权投票中被陆克文击败，而陆克文领导的工党又在同年的澳大利亚大选中败于联盟手下，托尼·阿博特成为澳大利亚新总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大卫·约翰斯顿称，澳大利亚新政府会兼顾中澳关系和澳大利亚－美国关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29]。习近平在2014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并向澳大利亚上、下议院议员演讲，赞扬澳大利亚的“创新和世界影响力”[3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也在同月17日签订了关于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声明，并于2015年正式签订协议[31]。
2015年9月，前通讯部长麦肯·腾博在澳大利亚自由党一次党内投票中迫使阿博特下台，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他在中国有营商经验，也支持《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在2016年4月首次访华，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会晤，出席“澳大利亚－中国周”活动，并签署关于体育和旅游的备忘录，放宽向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另一方面，腾博甫上任即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行为最终会适得其反[32]。
2017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四角方圆》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代理人动员中国大陆留学生打压反中意见，以及游说澳大利亚政客和政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属意的政策立场，令澳大利亚政府越发感到忧虑。这促使联盟政府修改法例，禁止外国政治捐款[33]，并在2018年通过两项法案，要求为外国办事的人士向澳大利亚政府申报活动，以及收紧间谍定义、引入多项与外国干预有关的罪行[34]。同年，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中国电讯商中兴通讯和华为参加该国的5G网络建设。中方否认干预澳大利亚内政[35]，又指责澳大利亚政府陷入冷战思维，对中国诉诸意识形态偏见[36]，为中澳关系制造壁垒。[37]自2017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双方的领导人就没有进行互访[10]。
2018年8月，澳大利亚自由党决定改选党魁，腾博被迫下台，最终由斯科特·莫里森胜出，继任澳大利亚总理。他刚上任便宣布拨款协助太平洋岛国修建基础设施，以及在帕劳、马绍尔群岛等地设立大使馆。外界认为此举的目的是遏制中国在大洋洲的影响力，阻止太平洋岛国陷入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38]。2019年末，澳大利亚九号电视网节目《60分钟》访问了自称为中国间谍的王立强，他宣称中国间谍渗透澳大利亚，企图影响澳大利亚政局，并企图派员渗入澳大利亚国会未果。莫里森对此深感忧虑，并警告会严格处理事件，但王氏的指控被中方否认[39]，又被多名前情报机构成员质疑，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也认为他在情报界可能只经手过低阶情报工作[40]。
2020年4月，澳大利亚倡议各国支持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体系外就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于5月18日已获得上百个国家响应支持[41]。中国驻澳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声称疫情调查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是个“笑话”[4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在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同意欧盟提出的同类议案，即由世卫体系内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上述调查，但认为欧盟提案和澳大利亚起初的提案有差别，批评澳大利亚进行追随美国，攻击中国，干扰国际抗疫合作的政治操作[43][44]。澳大利亚作出上述建议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警告澳大利亚此举将“降低中国大陆民众前往澳大利亚旅游、留学，以及享用澳大利亚红酒、牛肉的兴趣[45]”，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5月起开始对澳大利亚实施单方面贸易制裁，并于6月以澳大利亚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转趋严重为由，呼吁公民切勿前往澳大利亚旅游、留学生谨慎考虑是否赴澳留学。[46][47]。8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批评中国在新疆实行高压措施，以及侵犯香港的人权和自由，但被中国官员视为玩弄双重标准，“无端指责和公然抹黑”的行径并予以反驳[48]。
2020年11月下旬，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致信《悉尼先驱晨报》等三家澳大利亚传媒，指控澳大利亚政府、国会议员和民间破坏中澳关系，并警告如果澳大利亚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将与澳大利亚为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认为，中澳关系急剧下滑的根本原因是部分澳大利亚人固守冷战思维和偏见，视中国为威胁，并以国家安全为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中国，因此屡次采取攻击、抹黑中国的“错误言行”，毒害双边关系，为此澳大利亚应为中澳关系恶化负上责任[44]。莫里森则回应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矛盾升温，只是因为“澳大利亚在做自己”，他表示澳大利亚无意与中国为敌，但是会捍卫自身的利益，奉行自己的价值观，绝不会在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上让步，不会向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妥协[49][50]。在此之前，他也认为中国制裁澳大利亚是荒谬的做法[51]。
2020年11月末，澳大利亚就澳军在阿富汗杀害当地平民的指控完成独立调查报告，报告确认了39人被谋杀且有两人被虐待。然而此报告的对外公开版隐瞒了某些部分并涂黑了涉事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因此报告总结的39起谋杀案似乎不包括克罗姆普沃茨博士报告的其他杀戮案件，其中包括两个14岁的男孩被割喉后尸体装袋并扔进河里一案[5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转载一幅讽刺图片，强烈谴责澳军的战争罪行。漫画内容显示一名澳大利亚国防军士兵持刀威胁儿童，结果此举遭到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和朝野议员的谴责，并支持总理莫里森的批评，要求中国撤帖并为图片道歉。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常务副部长孙芳安对此召见中国驻澳大使成竞业，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也就此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担忧[53]。莫里森批评赵立坚转发假照片的行为侮辱澳大利亚士兵，令人反感，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循外交途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交部道歉，但被对方拒绝[54]，莫里森的言论也受到中国大陆民间的反对[55]。部分推特用户表示澳大利亚当局已展开了这项战争罪行的调查，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在类似问题上这么做，例如对六四事件、维吾尔人的拘留和吞并西藏[56]。部分微博网友认为，图片是基于布雷顿报告事实的计算机图形的艺术创作，澳大利亚没有道歉的诚意，试图以争论转移注意力，淡化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在阿富汗的种种恶行[57]。也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试图以独立调查来避免国际刑事法庭的介入[58]。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副部长帕特里夏·高斯曼就曾表示，澳大利亚发布战争罪行报告就是在向美英两国表明，如果真想避免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那么就应该主动追究其责任[59]。
自2020年起，有多名澳籍人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逮捕或判刑。202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指控澳籍华人作家杨恒均是间谍并将其逮捕。同年6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澳大利亚公民卡姆·吉莱斯比死刑。澳大利亚反对此死刑判决，并表示愿意向吉莱斯比提供领事援助[6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8月以监视居住的形式逮捕中国环球电视网澳籍华人记者成蕾（至2023年10月获释，返回澳大利亚[61]），并怀疑另外两名澳大利亚记者与此案有关联，两人后来在接受问话后，于9月离开中国大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6月怀疑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侨务领事孙彦涛、华社领袖张智森等人和新南威尔斯州上议员肖凯·莫索曼密谋渗透工党，促进中国利益，违反2018年的反外国渗透法，遂对上述各人和4名中国驻澳大利亚记者进行搜查，并于9月取消两名涉事中国大陆学者的签证；据《环球时报》报导，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禁止两名澳大利亚“反华”学者入境[62]。中方批评澳方的指控纯属污蔑，澳方则怀疑中国对澳大利亚记者不利，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的调查行动[63]。
2022年5月，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领导工党在澳大利亚大选中取得多数席位，战胜对手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时任澳总理的莫里森，成为第31任澳大利亚总理[64]。阿尔巴尼斯上台后表示澳大利亚及其政府将继续按照本国国家利益行事，另一方面其对华立场并未改变，澳大利亚将尽可能与中国合作，继续与其进行有建设的讨论[65]。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印尼峇厘岛参加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时会见了新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是中澳外长近三年来的首次会晤[66]；习近平和阿尔巴尼斯和也在印尼峇厘岛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是中澳两国领导人间自2016年来的首次[67]。
2023年1月至5月期间，中国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煤炭[68]、棉花[69]、木材的进口禁令[70]，复于8月取消了以反倾销名义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的80.5%附加税[71]，2020年之后没有举办过的中澳高级别对话也在同年8月重启[72][73]。2023年10月22日，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在11月4日至7日访华，届时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74]。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和澳大利亚已就葡萄酒、风塔等世贸争端进行友好协商并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澳大利亚政府也将暂停向世贸组织提起的针对中国关税问题的申诉[75]。11月4日，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如期抵达上海，成为自2016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腾博访问中国以来首位到访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76]。
202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黄英贤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在访澳期间王毅也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前总理保罗·基廷等人会晤。这是201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到访澳大利亚，象征著两国关系升温[77]。王毅表示中澳关系重回正轨。[78]
2024年3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专家小组裁定，澳大利亚对自中国进口的铁道轮毂、风塔、不锈钢水槽产品采取的部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不符合其规则。裁决建议澳大利亚修改或撤销相关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2021年6月，中国曾就澳大利亚对自中国进口铁道轮毂、风塔、不锈钢水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提出起诉[79]。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就世界贸易组织对澳中贸易的一项裁定表示接受[80]。
2024年3月29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取消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加征的惩罚性高额关税，被认为是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澳大利亚后，澳中两国在缓和贸易纠纷方面出现的又一最新进展[81]。
2024年5月，许多国会议员、州议员在参与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后，受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各地领事馆的邮件或当面警告。[82]
202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并在堪培拉与阿尔巴尼斯会晤，并宣布中国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免签证国家范围[83]，并在参观阿德莱德动物园期间表示租借给澳大利亚两只新大熊猫[84]。
2024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解除对澳大利亚肉类加工厂的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取消或承诺取消在2020年至2021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时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实施的贸易限制。至此，202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的贸易制裁将全面解除[85][86]。
经济关系
虽然有史料记载早在18世纪50年代就有中国商人到达澳大利亚，但直到20世纪初中澳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一直较小。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大幅度倾向大英帝国，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与中国的贸易只占了澳大利亚货物贸易的0.3%。当时，澳大利亚主要从中国进口茶叶及大米，同时也进口丝绸等奢侈品。中国则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矿物（银、金、铜以及生铅），同时也进口谷物。[6]
20世纪上半叶，农作物开始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黄油（白脱油）和小麦的需求量增速较大。到了1917-18年时，澳大利亚每年出口950,825磅的黄油至中国。同时，澳大利亚对丝绸及其他制造品的需求也有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澳中贸易。战后的数十年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后），羊毛成为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重要商品。中国在60年代经历饥荒，因此大量进口了澳大利亚小麦。但直到70年代初，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货物贸易中仍只占到1%。[6][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在1972年建交时，双边贸易总额仅为7200万美元，不过到了1990年代，两国在自然资源开发、工业和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的合作有所增进，并使中澳两国的贸易总额在1999年超越60亿美元的水平[87]。前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腾博本人在1994年就曾在中国投资，在河北蔡家营创办合资企业河北华澳矿业公司开发铅锌银矿，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作矿山企业。
1973年7月，澳大利亚与中国双方签署了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成立了澳中联合贸易委员会。中国为澳大利亚贸易最惠国。自1973年－1986年的十余年间，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的商品增幅巨大，1985－1986年度进口额为14.97亿澳元，而1973－1974 年度为6,280万澳元。1985－1986年度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商品4.35亿澳元，而1973－1974年度仅为4,990万澳元。此时，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占主导地位的是原料性产品，如小麦、羊毛、铁矿砂、原糖、钢铁以及铝锭等。中国向澳出口产品中主要是纺织品和轻工业产品、化工产品、土畜产品、粮食产品、工艺五金产品和机械设备等。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技术产品和机械设备在1995－1999年有明显增加[8]。
1981 年10月，中澳两国政府签订了《中澳促进发展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澳大利亚将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在1990-1998年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项目经费达2,000万澳元。中澳技术合作的重点是钢铁、羊毛、有色金属和交通运输业。在交通运输业，澳大利亚还为中国培训公路管理、航空空间管制、集装箱运输等方面培训了技术人员[8]。
1984年9月7日，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双方在北京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2004年3月23日，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在堪培拉正式签署了2004年版民航协定。2004年的新协定在通航点、运力额度、全货运、中途分程权、组合飞行、第三方代号共享、湿租等方面达成了较为开放的协议，并首次全面开放了货运权，中国评价此协定为两国空运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8][88]。
1988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中澳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89]。
截至1998年，在澳大利亚有700多家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商务公司，在中国则有超过1,000家澳大利亚公司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早在1998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四大海外市场，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双方在1994－1995年的贸易额超过6.6万亿澳元[8]。
在2003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入境货品总值为135.6亿美元，较2002年上升30%；而在2009年，中澳的货物贸易额为780亿美元，澳大利亚当局更记录到中澳贸易出现了65亿美元的顺差[87]。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统计，2018年至2019年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489.06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中国大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90]。据中国政府的统计，2018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27.9亿美元，同比增长12%，澳大利亚是中国大陆第8大贸易伙伴[10]。
目前，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衣物、通讯器具及部件、电脑、玩具、儿童车和体育用品[91]，而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则包括铁矿石、氧化铝、煤炭和羊毛[10]。澳大利亚商人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有交通、食品、环保和法律咨询等，而中国商人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项目就有服务业、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等[87]。2000年代末、2010年代初，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帮助澳大利亚摆脱了2000年代后期环球金融危机后续的不利影响[92]。
根据媒体引用美国世界谷物网数据：在2017年，中国是澳大利亚大麦的最大买家，大麦进口额高达12.8亿美元，这些大麦主要用于酿造啤酒或生产饲料。[93]
2018年11月19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国际商会在此次申请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主张，原产于澳大利亚的大麦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销售，存在较大幅度的倾销。同时，澳大利亚大麦进入中国市场数量大幅增长，价格大幅下降，还使国内产业遭受了损害。[94]有澳大利亚律师称这是中国首次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部分媒体认为此举是中国对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签署安全和基础设施协议的影响之后的政治动机，“这更多是由于政治的关系”，并称中方是在“报复”澳大利亚与美国重建军事基地的决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则否认了政治因素，表示此事是在亚太峰会召开前几周内中国工商业界提出的，各国调查倾销指控的情况并不罕见，并称“中国相关部门只是在履行其职责，大家无需多想”。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两国贸易体量很大，但商务部进行反倾销调查只是日常工作，按照有关法规规定的程序执行，对此没有必要进行过度解读。中国商务部网站在当年发布了多份反倾销立案调查公告，涉及的产品也多种多样。如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立式加工中心，原产于美国、欧盟等地的进口苯酚等。因此部分媒体也认为反倾销立案调查被过度解读。[93][95]
2020年6月毕马威和悉尼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18年起，由于澳大利亚等国收紧审查中国资金的政策，并质疑中国国企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意图，影响中国投资者的观感，同时中国国企开始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非发达国家投资，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下跌，在2019年更跌至12年来的最低位[96]。自2020年5月19日起，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实施单方面贸易制裁，禁止澳大利亚企业向中国输出牛肉、大麦、棉花、煤炭等商品，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5%的关税，并在反补贴调查中，初步裁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存在倾销，决定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107.1%－212.1%之间的临时反倾销税（2021年3月28日起改为征收5年税率为116.2%－218.4%的反倾销税[97]）[9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12月能源生产情况统计报告，2019年中国原煤产量37.5亿吨，进口煤炭3.0亿吨，从澳大利亚进口仅9,247.8万吨，仅仅只是缺少澳大利亚供应的煤炭[99][100][101]。2021年5月，彭博社报导，中国政府发出口头指令，指示两家规模较小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避免从澳大利亚进口新产品，然而上述措施未获确认，且预期影响不大[102]。
2020年5月18日，商务部公布了对调查的最终裁定，将自5月19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根据裁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存在倾销和补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和补贴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中，反倾销税率为73.6%，反补贴税率为6.9%，征收期限为5年。[103][104][105][106][107]在调查期间，被调查产品出口商或生产商都没有配合商务部按要求提供完整答卷，因此，调查机关无法获得被调查产品的澳大利亚出口商或生产商是否接受补贴、接受补贴的金额及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必要信息。[105]:13,1512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政府已就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的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启动正式行动，并警告称，澳大利亚保留权利就中国对出口产品施加的其他贸易禁令和关税向世贸采取行动。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也反驳中国政府指责澳大利亚倾销大麦并补贴种植者：“我们完全有信心他们没有受到过度补贴，也没有在全球市场上倾销该产品”“北京当局所做的决定没有事实和证据的支持”[108]。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关于中澳之间的贸易个案，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具体情况请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汪文斌说：“我想强调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应当认真对待中方关切，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针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的做法。”此前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曾就此事回应说，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启动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是依法采取的贸易措施。“中国对于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慎重的，是克制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只有这一起，而同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多达100起，而且在今年疫情蔓延背景下就发起了3起。”[107]2020年底，中国又禁止进口澳大利亚龙虾。[109]
2020年11月路透社报导，中国推出上述措施后，澳大利亚农业、畜牧业和矿业首当其冲，但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品。然而，澳大利亚向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铁矿石暂时未受影响[110]。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拉贾（Roland Rajah）则表示，中国作出“很明显的经济威逼行为”之后，上述行业都已经找到替代市场，因此澳大利亚经济受到的冲击不大，中国无法震慑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对华立场反而更强硬。[111]澳大利亚财长乔许·弗莱登伯格于2021年9月表示，澳大利亚企业有需要采取“中国+”战略，分散市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和建立更安全的供应链，以加强澳大利亚的经济韧性，应对中国利用经济影响力胁迫澳大利亚的行径[112]。汪文斌则表示中国未曾胁迫澳大利亚，也未曾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并促请澳大利亚不要为了谋取私利而鼓吹“中国胁迫论”。[113]
2021年4月21日，澳大利亚外长马里斯·佩恩宣布废除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并表示被废除的协议“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相抵触或不利于我们的外交关系”。[114]；当日中国驻澳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不满与反对[115]
2021年5月6日，由于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116]
2021年全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双边货物贸易额为2658.8亿澳元，同比上涨14.9%。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货物1746.4亿澳元，同比上涨18.6%；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货物912.4亿澳元，同比增长8.4%；澳大利亚对中国货物贸易顺差834.0亿澳元。[117]
2023年1月开始，四家中国大陆企业已开始从澳国进口煤炭[118]。
2023年2月9日，澳大利亚政府下令拆除政府大楼内的中国制摄像头。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歧视打压中企。[119]
2023年4月11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澳贸易部长法瑞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澳方现已暂停就中方对澳大麦征收“双反”关税一事向WTO提起的申诉[120]。
2023年5月11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访问中国，并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晤，唐·法雷尔表示此次访问是为了"全面恢复澳大利亚各个领域的对华贸易。"[121][122]
2023年5月18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宣布中国从即日起恢复进口澳大利亚木材。[123]
2023年10月，澳大利亚和中国同时宣布双方已就解决有关葡萄酒等世贸争端案达成共识。[75]
2023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政府在对中国岚桥集团持有的北领地达尔文港99年租约经过长达近两年的审查后得出“无须更改或取消租约”的决定，2021年，澳达利亚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岚桥集团99年的商业港口租约进行了审查[124]。
2023年11月4日至7日，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是澳大利亚2016年以来首位访华的总理。访华期间阿尔巴尼斯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25]，并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126]。
2024年3月26日，世界贸易组裁决，澳大利亚对中国三项钢铁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澳大利亚方面表示接受裁决[127]。同时中国表示将取消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的惩罚性关税。[128]
文化关系
据记载，中国人自1810年代起，便开始移居澳大利亚，在这些中国人当中，麦世英是第一个来到悉尼的华人[129]。其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一带和新南威尔斯州悉尼附近的金矿被人发现，掀起了一股淘金潮，故此有很多华人来到当地参与采矿的工作。在1857年，澳大利亚共有4万名华工，他们多数都是在矿场工作的[130]。不过由于澳大利亚当局在1910年代实行白澳政策，于是澳大利亚就经常出现排华事件，令澳大利亚的华工数目锐减至几万人[131]。及至19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这使不同地区的华人相继移居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0年6月30日，澳大利亚共有约51万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华人[132]。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当地设立了三个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墨尔本唐人街和布里斯班唐人街。悉尼的市政府更会在春节期间举行贺岁活动[133]。
另外，澳大利亚的前任总理陆克文是个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曾经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读中国语文及文化[134]，亦曾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留学，其后他被澳大利亚政府派驻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135]。
1975年，澳大利亚迎来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造访，同年，北京市民也得以一见澳大利亚风景画展。1977年，中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阿德雷德三地举办展览会，其中的古文物，特别是美玉和兵马俑引发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广泛讨论。在澳大利亚，展览会引发的热潮被称为继“乒乓外交”之后的“玉石外交”。1980年，北京市迎来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并有机会在天桥剧场观赏澳大利亚芭蕾舞团演出的传统舞剧《堂吉诃德》[136]。
1981年3月31日晚，中国明清画展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斯美术馆开幕。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伊恩•威尔逊代表弗雷泽总理为画展剪彩。此次展览所展出的100幅作品是从中国的12家博物馆里精选出来的，包括仇英、边寿民、吴斌、虚谷、唐寅、文徵明、沈士充、蓝瑛、陈洪绶、郎世宁、金农、齐白石、徐悲鸿等，每件作品都是稀有珍品。除了新南威尔斯美术馆以外，此画展还分别在昆士兰州博物馆、南澳大利亚州博物馆、西澳博物馆、维多利亚美术馆展出。
也是在1981年，中国在墨尔本《世纪报》和澳中理事会帮助下，成功建立了《中国日报》——这是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英文报纸。还是在198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新闻工作者分别在悉尼和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8]。
1975年间，中国迎接了好几千人的澳大利亚游客，几年后的1982年，中国迎来的澳大利亚游客激增到53万人次，这个数字只比当年澳大利亚人访日访美的人次少。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得到进一步的交流。有10万多澳大利亚人在1994年间游览中国[8]。
2023年10月25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受权接收了澳大利亚向中国返还的4件流失文物艺术品与一件古生物化石；中国外交部对澳方表示赞赏。[137][138]
自19世纪起就有澳大利亚人赴中国学习。梅辉立（William Mayers）在1859年赴中国学习，此后参与了中国引进第一条铁路和第一台蒸汽机车的谈判。[6][139]2011年时，中国是澳大利亚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目的地，其中在短期留学目的地中排名第一，长期留学目的地中排名第七，实习目的地中排名第七。[140]2014年时，有4,700名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大学学习。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的“新哥伦坡计划”规划派525名学生赴中国学习。[141]
同时，中国人赴澳大利亚学习也有悠久历史。初期中国留学人数较少：1912年至1920年之间入境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总共只有30名。1924入境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有300名，但大多是澳大利亚居民的儿女。[5]澳大利亚在1986年开始接受中国学生参加“海外学生英语集训课程”赴澳大利亚高等院校留学。1987年时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已达数千人。[142]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澳大利亚政府对在澳大利亚的约20,000名中国留学生提供庇护。[142][143]此后，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最大市场之一[144]。2020年，澳大利亚共有190,926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占整体留学生比率约28%，人数比2019年减少约10%，但仍为海外留学生中最多。[145][146]
随着中国在澳留学生增加，中国留学生与澳大利亚教师由于双方所持不同观点而引起的冲突也日益增加。澳大利亚悉尼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夏美林（Merriden Varrall）认为，中国留学生中有很多正把亲北京的立场带入教室，扼杀澳大利亚大学的辩论和开放性。[147]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直言警告，敦促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据当地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挑战同中国政府看法不一致的学者。她说：“我们不愿意看到外国学生或者外国学者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148]。2021年，澳大利亚传媒报导中国大陆部分城市的留学顾问开始不再鼓励顾客到澳大利亚留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通过国营媒体等途径劝阻国民到澳大利亚升学，或者不承认澳大利亚学历，打击澳大利亚的经济、就业市场和学术研究能力，因此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分散留学生来源，以更有协调的方式推动教育外交[149]。
中国与位于澳大利亚重要城市的大学，以及新南威尔斯州教育与社区部合作，设立孔子学院，以增进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化联系[150]，新南威尔斯州政府也是全球首个和孔子学院合作的地方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能够加深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的认识，而孔子学院能够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学习汉语的机会；然而，澳大利亚社会有意见认为孔子学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资助，有可能会成为其宣传工具，压制相关大专院校的学术自由[151]。2019年，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完成对当地孔子学院的调查，未发现孔子学院介入当地政治的情况，但同时认为孔子学院的教职员由奉行审查制度和一党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指派，可能会助长不当的外国影响力，因此决定终止孔子学院计划。[152][153]
军事
2018年4月19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导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派遣三艘军舰澳新军团号（HMAS Anzac）、图文巴号（HMAS Toowoomba）和成功号（HMAS Success）对越南胡志明市进行4月19日至22日的友好访问，在经过南中国海时与中国海军发生了对抗[154]。4月19日，在英国伦敦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腾博表示：“我只能告诉各位，澳大利亚在全球海洋行使自由航行权利，当中包括南中国海。这是根据国际法应有的权利。”澳大利亚国防部也强调说：“澳大利亚国防部数十年来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一直维持强力的国际合作，包括双边和多边的军事演习、港口访问、海事监控和船舶通过。”该声明指出“澳大利亚船只和飞机将一如既往，持续依国际法有关自由航行和飞越的规定行使权利，包括在南中国海时”[155][156]。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于4月20日回应称，澳大利亚媒体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指4月15日中国海军军舰与澳大利亚军舰在南中国海海域相遇时，中方舰艇使用专业语言与澳方进行沟通，其操作合法合规、专业安全。 [157]
2022年2月19日，澳大利亚方面表示该国的一架海上巡逻机于2月17日在该国以北上空飞行时，附近一艘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朝飞机激光照射。澳大利亚总理呼吁要对这一行为进行全面调查。中方否认澳方的指控。[158]
2022年5月13日，一艘“具有情报收集能力”的中国军舰进入了澳大利亚西澳海岸的专属经济区，引起澳方关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德·达顿宣称，一艘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情报收集能力的船只在布鲁姆西北约250海里处被发现，并紧贴澳大利亚海岸线，具有“侵犯”之举。[159]
据2023年11月18日的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Richard Marles）表示，澳大利亚远程护卫舰 HMAS Toowoomba 于2023年11月14日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潜水作业以清除螺旋桨上的渔网时，遭到中国军舰的“不安全且不专业”互动，导致澳大利亚军事潜水员受伤。马勒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进行潜水作业时，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DDG-139，现代级，宁波号）朝着 HMAS Toowoomba 接近。尽管澳大利亚船舰已通知中国军舰，澳方正在进行潜水行动并要求保持距离，但中国驱逐舰仍在靠近。不久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军舰以一种可能对澳大利亚潜水员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方式操作其舰载声纳，迫使澳大利亚潜水员不得不离开水中。”马勒斯批评，这种行为“不安全且不专业”，并表示医疗评估发现潜水员受的轻伤可能是由中国驱逐舰的声纳所造成。他说：“澳大利亚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运作军队。”[160]
2024年3月22日，澳大利亚和英国联合批评中国在香港和南中国海的行为，并呼吁中国拒绝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当中提及中国船只在仁爱礁附近针对菲律宾船只和船员的行为[161]。
参考资料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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