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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语：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罗马化：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yov，发音：[mʲɪxɐˈil sʲɪrˈɡʲejɪvʲɪtɕ ɡərbɐˈtɕɵf] （ⓘ）；1931年3月2日—2022年8月30日），苏联及俄罗斯政治人物，从198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担任苏联第八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人。他1985年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从1988年开始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1989年至1990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年至1991年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至苏联解体前担任唯一一任苏联总统。他是唯一一位在十月革命后出生和在任期内辞职下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戈尔巴乔夫最初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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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 |||||||||||
|---|---|---|---|---|---|---|---|---|---|---|---|
.png) 摄于1989年 | |||||||||||
| 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 | |||||||||||
| 任期 2007年10月20日[注 1]—2017年11月15日 | |||||||||||
| 前任 | 首任 | ||||||||||
 苏联第1任总统 | |||||||||||
| 任期 1990年3月15日—1991年12月25日辞职 | |||||||||||
| 总理 | 尼古拉·雷日科夫 瓦连京·帕夫洛夫 伊万·西拉耶夫 | ||||||||||
| 副总统 | 根纳季·亚纳耶夫 | ||||||||||
| 前任 | 首任（设立总统制） | ||||||||||
| 继任 | 职位废除 |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
| 任期 1985年3月11日—1991年8月24日 | |||||||||||
| 副职 | 伊戈尔·利加乔夫 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1990－1991） | ||||||||||
| 前任 | 孔斯坦丁·契尔年科 | ||||||||||
| 继任 | 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 | ||||||||||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11任主席 | |||||||||||
| 任期 1988年10月1日—1989年5月13日 | |||||||||||
| 副职 | 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 ||||||||||
| 前任 | 安德烈·葛罗米柯 | ||||||||||
| 继任 | 职位废除（改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 ||||||||||
|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
| 任期 1979年11月27日—1991年8月24日 | |||||||||||
| 总书记 | 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 尤里·安德罗波夫 孔斯坦丁·契尔年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 ||||||||||
| 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 |||||||||||
| 任期 1978年11月27日—1991年8月24日 | |||||||||||
| 总书记 | 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 尤里·安德洛波夫 孔斯坦丁·契尔年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31年3月2日 苏联苏俄北高加索边疆区普里沃利诺耶 | ||||||||||
| 逝世 | 2022年8月30日（91岁） 俄罗斯莫斯科西行政区孔策沃区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 | ||||||||||
| 墓地 | 俄罗斯莫斯科新圣女公墓[1] | ||||||||||
| 国籍 | 苏联（1931－1991） 俄罗斯 （1991－2022） | ||||||||||
| 政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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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 赖莎·戈尔巴乔娃 （1953年结婚—1999年丧偶） | ||||||||||
| 母校 | 莫斯科国立大学 | ||||||||||
| 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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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 |  | ||||||||||
| 网站 |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英文） | ||||||||||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于俄罗斯普里沃利诺耶一个具有俄罗斯和乌克兰血统的贫苦农民家庭，在斯大林的统治下长大。年轻时在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前在一个集体农场操作联合收割机。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期间，他于1953年与同学赖莎·蒂塔连科结婚，并于1955年获得法律学位。搬到斯塔夫罗波尔后，他为共青团青年组织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他成为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改革的支持者。1970年，他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委员会第一党委书记，负责监督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建设。1978年，他回到莫斯科，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并于1979年进入政治局（第25届）。布列茲涅夫以及三年内短暂任职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孔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后，1985年，政治局选举仅五十余岁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
虽然戈尔巴乔夫致力于维护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认为重大改革对于苏联的生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他从苏阿战争中撤军，并与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峰会，以限制核武器并结束冷战。在国内，他的开放政策允许加强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他的经济改革则试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以提高其效率。他的民主化措施和民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组建破坏了一党制国家的基础。戈尔巴乔夫拒绝在1989年东欧剧变时进行军事干预。在内部，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威胁要解体苏联，导致苏联保守派在1991年发动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政变没有成功。政变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不敌时任俄罗斯总统耶尔辛，苏联加速解体进程。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之后他成立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罗斯总统耶尔辛和普京，并为社会民主人士联盟竞选。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广泛奖项。在西方世界，戈尔巴乔夫因其在结束冷战、在苏联引入新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容忍东欧共产党政府的垮台以及两德统一方面的作用而受到称赞。但在俄罗斯，他因加速苏联解体而被嘲笑，因为这一事件削弱了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并导致了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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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戈尔巴乔夫也译作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其中，“戈巴卓夫”一名主要见于1980至1990年代香港的亲中国国民党报章，如《华侨日报》[4][5]、亚视新闻[6]，乃至香港电影中的对白[注 2]。中国内地及当时香港的亲中国共产党报章，如《大公报》[8][9]、无线新闻[6]则使用“戈尔巴乔夫”。
台湾大多使用“戈巴契夫”一名[10]。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里沃利诺耶的农家出生，来自一个切尔尼戈夫的乌克兰移民与沃罗涅日的俄罗斯人的混合家庭。幼时，戈尔巴乔夫曾经历过1932年苏联大饥荒。他后来回忆时说：“在那个时候，我家乡的普利里沃利诺耶村有接近一半的人饿死，包括我父亲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在1930年代都以编造的罪名被逮捕，他父亲的祖父安德瑞·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被送到西伯利亚流放。
他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一名拖拉机站的联合收割机操作员，也是二战老兵。他的母亲玛利亚·潘捷耶列夫·戈尔巴乔娃是集体农庄的工人。
14岁加入共青团，他于1953年与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的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结婚，然后于1955年获得法律学位，毕业后搬去了斯塔夫罗波尔，成为斯塔夫罗波尔市第一书记。1957年，他们有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1967年戈尔巴乔夫透过函授课程从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院获得农业经济硕士。现在，戈尔巴乔夫有两个孙女和一个曾孙女。
斯大林最终由赫鲁晓夫继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谴责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之后他在整个苏联社会发起了去斯大林化进程[11]，后来的传记作家威廉陶布曼认为，戈尔巴乔夫“体现”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改良主义精神”。戈尔巴乔夫是那些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真正的列宁主义者”的人之一[12]，而他们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变态，他帮助在斯塔夫罗波尔传播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信息，但遇到了许多继续将斯大林视为英雄或称赞斯大林清洗为正义的人[13]。
1966年，戈尔巴乔夫获准前往东欧国家后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东德，并于1969年和1974年访问了保加利亚。 1968年8月，苏联领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结束布拉格之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政治自由化的时期。尽管戈尔巴乔夫后来表示他对入侵有私下的担忧，但他公开表示支持。 1969年9月，他作为苏联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发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基本上不欢迎他们。那一年，苏联当局命令他惩罚斯塔夫罗波尔农业研究所的哲学教授法吉姆·B·萨迪科夫，他的思想被认为是对苏联农业政策的批评；戈尔巴乔夫确保萨迪科夫被开除教职，但无视要求他面临更严厉惩罚的呼吁。戈尔巴乔夫后来表示，他对这一事件“深受影响”；“我的良心折磨着我”监督萨迪科夫的迫害。
1970年4月，叶夫列莫夫升职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接替他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这赋予了戈尔巴乔夫对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重大权力。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亲自审批了他的职位，并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那里得知了他们的决定。 39岁的他比担任该职位的前任要年轻得多。作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负责人，他在 1971年自动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据传记作者若雷斯·梅德韦杰夫的说法，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成为党的超级精英中的一员”。作为地区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初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失败归咎于“干部效率低下和无能、管理结构缺陷或立法漏洞”，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都是由莫斯科决策的过度集权造成的。他开始阅读安东尼奥·葛兰西、路易·阿拉贡、罗杰·加洛蒂和朱塞佩·博法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家受审查限制的书刊，并受到他们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作为地区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这在1975年和1976年的严重干旱中受到了阻碍。他通过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监督灌溉系统的扩张。 1972年3月，他在伊帕托夫斯基区监督了创纪录的谷物丰收，在莫斯科的一个仪式上被布列茲涅夫授予十月革命勋章。戈尔巴乔夫一直试图维持布列茲涅夫的信任。作为地区领导人，他在讲话中多次称赞布列茲涅夫，例如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兹别克斯坦和北高加索的度假胜地度假；他与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一起度假，后者对他有好感并成为重要的赞助人。戈尔巴乔夫还与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和长期党内高级成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等高级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政府认为戈尔巴乔夫足够可靠，因此他被派往西欧作为苏联代表团的一部分。 1970年至1977年间，他曾五次前往那里。1971年9月，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们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热爱意大利文化，但对他在该国看到的贫困和不平等感到震惊。 1972年访问比利时和荷兰，1973年访问西德。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于1976年和1977年访问了法国，后一次在法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游览了该国。他对西欧人如此公开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惊讶，这在苏联是没有的，在苏联，大多数人如此公开地讲话并不安全。他后来谈到，对他和他的妻子来说，这些访问“动摇了我们对社会主义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先进信念”。
戈尔巴乔夫一直与他的父母亲近。在他的父亲于1974年身患绝症后，戈尔巴乔夫在他去世前不久前往普里沃尔诺与他同在。他的女儿伊琳娜于1978年4月与同学阿纳托利·维尔甘斯基结婚，1977年，最高苏维埃任命戈尔巴乔夫担任青年事务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有在共青团动员青年的经验。
1961年，戈尔巴乔夫参加了苏共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二十二大。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二十年内苏联要在人均产值上超越美国。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在地方共青团组织内迅速上升。1963年，他被提拔为斯塔夫罗波尔农业部门的党委领导。1970年，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成为苏联最年轻的地方党委领导人之一。在职期间，戈尔巴乔夫努力重组集体农场，重视农民在决策中的意见，扩大他们的自留地，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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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1971年他进入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年后的1974年，他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和青年事务常委会的主席。紧接着，在曾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费奥多尔·库拉科夫因心脏病去世之后，1978年戈尔巴乔夫替代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里的农业秘书处。1979年，戈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年后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戈尔巴乔夫将他在党内的不断晋升归功于党内的意识形态大师苏斯洛夫。
在安德罗波夫统治期间（1982-1984），戈尔巴乔夫已然成为最活跃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近五分之一的顶层人员，包括部长与地方大员，都被换成了年轻人。其中像雷日科夫和叶戈尔·利加乔夫这些被提拔的人，都与戈尔巴乔夫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作为苏共党内大员，戈尔巴乔夫自然有许多出国访问旅行的机会。而这些出国的经历又深远地影响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的看法。1972年，他率代表团前往比利时访问；三年后，他访问了西德；1983年，戈巴乔夫又带团去了加拿大并会见了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和一些加拿大国会人士；1984年，戈氏赴英旅行，其间又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对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改革有影响。1983年时，戈尔巴乔夫仍支持安德罗波夫的强硬路线。
1984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去世。其生前曾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来继任总书记一职。然而，继任者却是高龄且已重病的契尔年科。很快，这位新任的总书记在下一年又去世了。此时，党内已开始迫切需要一名年轻的领导。1985年3月11日，仅在契尔年科死后三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时戈尔巴乔夫仅有54岁，还是当时政治局里最年轻的成员。他也是首位在前次竞争失败后成功当选的党内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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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尔年科病逝后，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以54岁之龄，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试图透过改革和开放来阻止苏联共产主义的退化，其开始标志是1986年2月召开的第27次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为表现“新思维”，并树立改革形象，戈尔巴乔夫及部分苏共领导人刻意与军队保持距离。苏军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说，当集团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1985年2月15日）回到苏联境内时，“没有一名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防部的领导人来迎接我们”，“故意不重视部队撤出阿富汗这件事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失策表现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随便便就将前任的错误推到我们身上”。
党内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得还不够远。著名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是耶尔辛。自1985年起，他迅速崛起，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与许多政府成员一样，戈尔巴乔夫对耶尔辛持怀疑态度，认为他过度自我推销。耶尔辛也批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是居高临下的。 1986年初，耶尔辛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批评戈尔巴乔夫。在二月份的第二十七次党代会上，耶尔辛呼吁进行比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更深远的改革，并批评了党的领导层，尽管没有点名戈尔巴乔夫，声称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个人崇拜。戈尔巴乔夫随后开始发言，随后与会者公开批评耶尔辛数小时。此后，戈尔巴乔夫还批评耶尔辛，称他只关心自己，是“政治文盲”。耶尔辛随后辞去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此，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为相互仇恨。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紧接着，官员们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不正确的信息，以淡化这一事件。随着灾难的规模越来越明显，336,000人从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撤离。陶布曼指出，这场灾难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和苏维埃政权的转折点”。事发几天后，他向全国作了电视报导。他将这场灾难作为他认为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证据，例如劣质工艺和工作场所惰性。戈尔巴乔夫后来将这一事件描述为让他意识到苏联的无能和掩盖的规模。从四月到年底，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体制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开放，包括粮食生产、国家官僚机构、军队征兵和监狱人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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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斯大林时期无法无天的镇压暴行，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治国家的任务。在依法而治和无罪推定主义指导下，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重审历史案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委员会为约100万公民平反。其中意义深远的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几十年沉冤得到了平反昭雪。赫鲁晓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1989年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在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一些在布列茲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恢复了国籍，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以“公开性”正式地拉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到1988年底，数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得以和读者见面。媒体审查机制和禁忌逐渐解除。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1988年6月，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同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放弃布列茲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停止武力干预，他的发言人将这个政策称为“辛纳屈主义”。这个政策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89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地震”（但大多是和平政权交接，只有在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革命），史称为“东欧剧变”。东欧剧变实际上结束了从二战以后长达四十五年的全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为此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10月15日获诺贝尔和平奖，隔年戈尔巴乔夫创立并出任苏联总统一职。
1989年1月7日，伊朗最高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向戈尔巴乔夫致信[14]，表示共产主义正在东方集团内部瓦解[15][16]，欢迎戈尔巴乔夫把伊斯兰教作为取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7][18]。该信由阿卜杜拉·贾瓦迪-阿莫利、穆罕默德-贾瓦德·拉里贾尼及玛齐·哈迪奇三位伊朗政治人物传达[17]，是霍梅尼唯一一封写给外国领导人的信函[19]。
1989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一次实行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接选举。由电视和无线电现场直播，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透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排挤的耶尔辛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而苏共一些领导人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落选（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是自中苏交恶三十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此次访问也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时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接待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在停机坪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20]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1990年11月，在纪念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红场阅兵仪式上，来自列宁格勒的异议人士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什莫诺夫在现场朝天开了两枪，打算暗杀戈尔巴乔夫，不过戈尔巴乔夫并未受伤，什莫诺夫则被当场逮捕，后判刑一年。什莫诺夫的枪为自行购买的德国制霰弹枪。[21]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经济状况仍然非常不好，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根本供应不了需求。而由于自斯大林以来的专制、暴政、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以及自布列茲涅夫以来的严重腐败，苏联国家政权早就彻底失去了民心。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愈演愈烈，一些因民主改革而失去既得利益的苏共官僚也谋划着发动政变。
1991年8月19日，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和一部分军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发动了“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三天，被释放后发现他的声望已被时任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耶尔辛盖过，耶尔辛实质取代他成为全国的领袖。政变后他被迫将大部分政治局成员撤职，一部分甚至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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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为了避免苏联境内爆发内战[22]，他被迫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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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影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谈话。他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考虑。”“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实上却是往另一条道路发展，支解和分裂国家的方向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还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荣誉感到不安，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十分沉重的后果。”电视中，戈尔巴乔夫神色黯然，语音悲切，前苏共创业时的辉煌与此时谢幕的凄凉形成举世难忘的对比。但表情严肃的他以乐观的预言结束了演说：“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会迟早结出硕果，我们的人民将会生活在繁荣昌盛和民主的社会里。”
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期间，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有了极大程度的倒退，卢布大幅贬值，路边乞丐与刑事犯罪大量增加。保守势力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对国家的分裂没落和许多困难负相当大的责任；也有亲欧美人士认为这是苏共长期统治所形成的各种政治及社会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结果[23]，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耶尔辛实施了过快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或是为了个人权力没有实施完整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致。
戈尔巴乔夫卸任总统后，曾应台湾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邀请，于1993年3月携夫人蕾莎来台访问五天。在五天的旅途中，戈尔巴乔夫拜会了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连战、立法院长刘松藩及外交部长钱复等政要，在立法院[24][25]等场合发表数场演讲，同时与学术界和青年学生座谈，并特地参观了联合报。[26][27]
2000年，戈尔巴乔夫帮助组建了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 2002年6月，他参加了与普京的会面，后者称赞了这一冒险，暗示中左翼政党可能对俄罗斯有利，他愿意与之合作。2003年，戈尔巴乔夫的政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组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然而，该党面临着很大的内部分歧，未能获得选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在2004年5月辞去该党领袖职务，原因是与该党主席在2003年竞选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向存在分歧。该党后来在2007年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取缔，原因是它未能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设立至少有500名成员的地方办事处，这是俄罗斯法律要求将政治组织列为政党的最低标准。那年晚些时候，戈尔巴乔夫创立了一个新的运动，即社会民主党联盟。戈尔巴乔夫表示不会与即将举行的选举竞争，并宣称：“我们正在为权力而战，但只是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本人在2013年3月30日俄新社的演讲中则认为苏联解体的责任应由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耶尔辛负责，因为耶尔辛所主张的改革方针是“不负责任的”[28]，且称自己“为改革贡献了许多”，又说自己为国家带来了自由。同年4月2日，《环球时报》援引俄新网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于3月30日在题为“人类改变历史还是历史改变人类”的公开讲座中回忆自己的从政历程；该文称戈尔巴乔夫主张保留苏联，将苏联解体归罪于他不负责任且毫无依据。[29]
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戈尔巴乔夫仅获得了0.52%的选票[30]，因为许多俄国人认为苏联瓦解后的贫困动乱应由戈尔巴乔夫负责，例如苏联瓦解后有好几年俄国人的平均寿命都缩短了，是当时世界各国罕见的状况。
戈尔巴乔夫其后一直居于莫斯科。在罗纳德·里根逝世后，他代表俄罗斯出席他的葬礼。他也曾联同耶尔辛批评普京对车臣的武力政策和态度偏离了民主。戈尔巴乔夫本人则在2008年5月7日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反击美国对普京演讲的指责，称美国领导人的承诺不可信[31]，又在同年9月8日接受西班牙埃菲社采访时称西方企图孤立俄罗斯[32]。除了时不时发表些政治观点意见外，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时因为他存款的银行破产，为了给他的基金会补充资金，他还十分时髦地为必胜客、奥地利联邦铁路和LV等企业拍摄了广告。其中为LV拍摄的广告中，他穿着细条纹西服和大衣，坐在汽车的后排，握着车门把手，在他的身旁放着一个路易·威登的行李包。透过车窗，他看到的是破败的柏林墙。[33]从8月份开始，这组广告就作为2007年路易威登集团秋冬季推广活动的一部分，陆续出现在各大时尚和财经类的报刊杂志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在2014年11月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中，戈尔巴乔夫警告说，顿巴斯战争正在置世界于新冷战的边缘[34][35]，他指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对俄罗斯“必胜”的态度。2016年7月，戈尔巴乔夫批评北约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向东欧部署更多部队[36]。
2018年10月2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将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当年的签约人戈尔巴乔夫批评特朗普鲁莽不智，同时认为特朗普的这项决定将威胁和平。[37]
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宣称：“冲击国会大厦显然是提前计划好的，是谁做的一目了然。”他没有澄清他指的是谁；不过，人们可以假设他说的是当时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戈尔巴乔夫还表示，这次袭击“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提出了质疑”。[38]
戈尔巴乔夫在2021年1月20日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美俄关系“令人非常担忧”，并呼吁美国总统乔·拜登与克里姆林宫展开会谈，以使两国“意图和行动更加明确”和“为了关系正常化”。[39]
2021年12月24日，戈尔巴乔夫表示，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变得傲慢和自信”，导致“一个新帝国。因此产生了北约扩张的想法”。他还对即将举行的美俄安全会谈表示赞同，称“我希望会有结果”[40]。
2022年2月26日，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戈尔巴乔夫透过个人基金会发表声明，要求双方“尽早结束敌对行为、立刻开始和谈”[41][42]。
2008年9月，77岁的戈尔巴乔夫宣布再度进入政坛。[43]
戈尔巴乔夫于2000年至2001年曾担任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领袖、2001年至2007年曾担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领袖，但是该政党根据2007年4月俄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被迫解散，当年10月戈尔巴乔夫当选全俄罗斯社会运动“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戈尔巴乔夫于2009年5月13日在接受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采访时宣布：“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政党，新政党成立倡议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家许多公民的支持，目前已收到1万多人的支持信。”2007年11月29日他在接受采访时候称支持普京，但对“统一俄罗斯”党无好感[44]。
2011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指责目前的领导人“狂妄自大、轻视选民”[45]。对于梅德韦杰夫和俄总理普京私下决定在两人之间选出2012年俄总统大选候选人一事，他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不尊重选民，而且是“惊人狂妄自大的”表现。“这不是普京个人的事情，而是由全体民众通过选举决定的事情，难道其他人就不能参选了吗？”
2014年克里米亚归属公投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对此给予积极评价，称“克里米亚公投是改正历史错误”。[46]
戈尔巴乔夫晚年经常呼吁美俄领导人进行对话。2022年2月26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呼吁各方尽早停止敌对行动并立刻开始和平谈判。[47]
2022年8月30日夜间，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发布消息称，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天晚上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91岁。[48]
世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人对其敬仰赞美，有人则对其口诛笔伐。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的评价“盖棺定论”作出评价或许为时过早，至少要再过很多年才可能有个比较客观、一致的看法。
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民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他的“新思维”比斯大林主义更接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过于急躁而不是循序渐进，同时也没能成功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民族矛盾问题，因此没能够挽救住苏联。
一些西方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崇尚普世价值，结束了苏共的专制和暴政，使民众获得了民主、法治和自由，并使得东欧国家自主发展，结束了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49]，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开创了一个大的改革时代。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带有戈尔巴乔夫印记的一个改革时代的结束，而他之后的耶尔辛以及现在的普京，没有带领俄罗斯继续戈尔巴乔夫所开始的改革，而是将俄国重新带回黑暗的威权体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终极目标上是把俄罗斯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初衷是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化。
很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和亲西方者[50]，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能和曼德拉、翁山淑枝相提并论的伟大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虽然失败，但结束了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极大改变了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认识和观念。经济改革为苏联传统经济模式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在现在的俄罗斯，尽管人们正经历着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种痛苦，但是对于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极大深化。
西方一般对戈尔巴乔夫有很高的评价，他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6年7月，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五国的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比普京优秀的国家领导人，其中支持前者的有59%，支持后者的有12%。
2011年戈尔巴乔夫过80岁生日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3月2日，俄罗斯民间出现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用各种形式感谢戈尔巴乔夫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一些居民区的街头大型广告牌上贴出“感谢戈尔巴乔夫！”俄国反对党领袖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戈尔巴乔夫，听他的意见，俄国人对种种现状的失望与日俱增，人们都知道，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同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的。”[51]
左翼人士、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现代俄罗斯一些高层领导人[28]甚至一部分前苏联异议人士，如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52]将戈尔巴乔夫视为俄罗斯民族罪人和共产主义的叛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内对外改革政策过于草率且脱离实际，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近乎幼稚的过分信赖，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为了博取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依照西方希望的去做，常沉醉在西方的赞美中不能自拔，导致了苏共亡党及苏联亡国的严重后果，违背了他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初衷，也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使得俄罗斯沦为“原料附庸”（尽管戈尔巴乔夫一直表示自己不是使俄罗斯擅自独立的主犯）[23]，并导致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大衰退、严重通货膨胀等问题。
左翼人士及政党认定戈尔巴乔夫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灾难”的角色、“反革命进程的核心人物”[53]和“资本复辟党的首脑”[54]，但也一致认为将“反革命”都归结于戈尔巴乔夫或他的改革时期则是“错误的”，“所有的责任都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并认为根本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弱点”和“社会主义关系与市场的不相容性”。[53][54]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在戈尔巴乔夫去世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戈尔巴乔夫是“机会主义者”，有一种“事业主义、无视理论、自恋、自满”的疾病，并且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离开了，但“疾病”仍然存在，要“所有共产党人很好地吸取戈尔巴乔夫的教训”。[55]
2012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近百年俄罗斯历任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政策最不受欢迎，14%的受访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政策是对的，低于沙皇尼古拉二世（31%）、斯大林（近28%）、赫鲁晓夫（24%）、耶尔辛（17%）。61%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政策更正确[56]。
2014年4月10日，俄罗斯一名议员证实，来自包括执政党的多个党派议员已正式要求检方调查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苏联解体事件中负有叛国罪[57][58]。2014年7月23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登文章称，普京私下曾对顾问说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因为他们是软弱者从而把权力抛在地上让疯子捡了起来[59][60]。
参与过八一九政变的戈尔巴乔夫秘书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在其回忆录[61]中叙述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且奢侈浮夸，每天都会仔细搭挑选时髦的领带皮鞋与服装；很爱视察地方，即使明知视察时地方官员给他看的都是作秀却不点出，与以往的苏联领导人相同。他在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声望非常好，每次都能受到热烈欢迎，因此他很喜欢出国访问，后来同僚开始质疑他整天往国外跑不管国内事务，他因此发脾气；心眼很小，清楚记住每个曾经有意无意得罪过他的人绝不让他们升迁，或者贬官。1985年，他依靠当时苏联最有名望且受民众尊重的党内人士、时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表态支持成为总书记，刚上任时由于年轻、谈吐流利且演讲经常不须看稿，各官员与民众对他的第一印象都非常好，对他的改革寄予厚望，一时百花齐放对他提出许多意见，但逐渐发现他刚愎自用、经常侮辱下属、开会专断独裁逐渐流于形式，最后几乎没人再提出建言。一开始还会支持附和的葛罗米科逐渐变得沉默，戈尔巴乔夫也不让他参与他最擅长的外交政策。1986年，有认识的中央官员由于被检举其父亲在二战时与德国有来往而从中央被贬到地方，在调查后发现原来他父亲是战时情报人员，秘书提醒戈尔巴乔夫应该还他清白，戈尔巴乔夫却只冷冷地回说“他现在在担任新的职务，我看他没有必要回来做以前的工作”。虽然到处演讲提倡要改革，但一直没有具体方案与目标，于是社会上逐渐出现许多关于改革的苏联政治笑话，改革一词也逐渐变成“盲目变化”的代名词。1986 年四月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事故，当下收到消息时他不觉得事情很严重，只派专家到现场了解，不愿意到热点区域视察。1980年代下半，国内外舆论对德苏秘密协议越来越感兴趣，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文件的存在后却要求秘书不要公开并暗示销毁，甚至还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谎宣称没有找到这些文件的原件。波兰与与苏联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与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曾经多次向苏共中央以及戈尔巴乔夫要求公开卡廷大屠杀的所有文件，戈尔巴乔夫私下看过这些文件后，却要求封存并公开宣称没有找到除了战争期间找到的资料，即使世界各国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 年 | 标题 | 共同作者 |
|---|---|---|
| 1987 | 改革－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PERESTROIKA -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 – |
| 1996 | 回忆录（Memoirs） | – |
| 2005 | 二十世纪的道德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谈佛教与共产主义（Moral Less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orbachev and Ikeda on Buddhism and Communism） | 池田大作 |
| 2016 | 新俄罗斯（The New Russia） | – |
| 2018 |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In a Changing World） | – |
| 2020 | 现在的危险是什么：我对和平与自由的呼吁（What Is at Stake Now: My Appeal for Peace and Freed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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