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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人物(1883-193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俄语: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罗马化:Grigóriy Yevséyevich Zinóv'yev;1883年9月11日(23)—1936年8月25日,俄语发音:[ɡrʲɪˈɡorʲɪj (j)ɪfˈsʲe(j)ɪvʲɪdʑ zʲɪˈnovʲjɪf];又译季诺维耶夫),苏联革命家、政治家,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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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6、10、11、12、13、14届委员 | |
任期 1917年10月10日—1917年11月29日 | |
任期 1921年3月16日—1926年7月23日 | |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8、9届候补委员 | |
任期 1919年3月25日—1921年3月16日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 |
任期 1919年3月2日—1926年11月22日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继任 | 尼古拉·布哈林 |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 | |
任期 1917年12月13日—1926年3月26日 | |
前任 | 列夫·托洛茨基 |
继任 | 职务废除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 (今 ![]() | 1883年9月23日
逝世 | 1936年8月25日![]() | (52岁)
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列宁的助手。1924年列宁病逝,与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一同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与加米涅夫一起,联合斯大林,并称三驾马车,将托洛茨基撤离陆海军人民委员。由于斯大林权力的不断膨胀令他很不满,与加米涅夫于1925年成立新反对派,1926年被打倒并逐出政治局。后与托洛茨基结盟为联合反对派,失势后,季诺维也夫转为支持斯大林,并重新回到政坛。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季诺维也夫被指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首脑之一而遭逮捕拷问,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之后被立即枪决。1988年获得苏共的平反,恢复名誉。
原名奥夫谢伊·格尔雄·阿罗诺维奇·拉多梅斯利斯基(俄语:Овсей-Гершен Аронович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罗马化:Ovsei-Gershon Aronovich Radomyslsky),出生于俄罗斯帝国伊丽莎白格勒(今乌克兰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农场主家庭,接受家庭教育,十五岁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维生,先是教书,后在两个大商业企业中担任办事员。1902年考进瑞士伯尔尼大学,原先在化学系,后来转入哲学系,肄业。[1][2]1903年首次见到列宁,同时结识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时候就是第一批成员。为列宁的重要助手,1903年秋被派回俄国南方同经济派作斗争。1904年因病出国,1905年回到彼得堡参加地方党的工作,不久因心脏病再度出国前往伯尔尼治疗,参加组建布尔什维克伯尔尼小组。季诺维也夫活跃于俄国境内外,1906年3月重返彼德堡,成为有声望的鼓动员,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决裂的时候坚定地支持列宁。1908年春在瓦西里岛举行秘密报纸编辑部会议时被捕,在狱中生了重病,包含哮喘和坐骨神经痛发作,怀孕的妻子利林娜多次写信请求沙俄当局释放,在律师公会主席斯塔索夫的辩护以及知名犹太慈善家金茨堡男爵的介入下,季诺维也夫三个月后获释,被流放到维捷布斯克省的波洛茨克并受监视。[3][4]
1908夏末,党中央召季诺维也夫出国,来到日内瓦出席中央全会,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全俄党代表会议,季诺维也夫是莫斯科代表并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利林娜一起在加利西亚,为许多彼得堡的出版物撰稿。1917年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得知二月革命爆发、沙俄政权被推翻,一个月后与列宁等共产主义者乘坐列车经由德国和瑞典返俄,发动群众运动,反对俄国参战。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出席多场敌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6月3日,苏维埃工人部通过他起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被选入常务局,同年,圣彼得堡发生了“七月危机”,临时政府镇压了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士兵,并宣布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7月9日,与列宁一同转移到滨海铁路拉兹里夫车站,住在谢斯特罗烈茨克工厂工人的“秘密窝棚”里,七月危机后,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大肆污蔑造谣,指称季诺维也夫同列宁是为德国服务的间谍[5]。
俄历10月10日(10月23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商议是否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时,他与加米涅夫是党内仅有的两位投反对票的中央委员,并在高尔基出版的报纸《新生活报》泄露了此事,这后来在大清洗中成为了他反苏维埃的罪状之一,基于他们在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密切,布尔什维克称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为卡斯托和波路克斯。[6]俄历10月29日,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宣布罢工,要求在没有革命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维克多·诺金和阿列克谢·李可夫回应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要求,认为需要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力量来应对反革命的威胁。这个团体起初能够赢得相对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得以开始谈判,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起义的失败让列宁和托洛茨基成功说服中央委员会放弃与罢工者的谈判。俄历11月4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金和米柳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呈。第二天,列宁发表声明,谴责离开中央委员会的党员,称他们为“逃兵”,但季诺维也夫很快被允许重返政治活动。
1917年12月到1926年3月,他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8年2月26日,当选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人民委员会主席,1918年5月到1919年2月为北方区域公社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俄国内战期间他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主席,也是第七集团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当彼得格勒工人呼吁以“红色恐怖”作为对谋杀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以及列宁遇刺的回应时,季诺维也夫不同意。对此,列宁对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即便如此,列宁遇刺后,季诺维也夫发表了大量的颂扬:“感受一下具有马拉特色的那种为人民现身的炽热情感,感受一下他的诚恳、他的朴素、他对人民心灵的深切了解,感受一下他对‘下层的最下层’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信心,感受一下所有这些,还要加上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钢铁般的意志,那么你就会懂得列宁,就如我们现在了解他的那样。”[7]、“一个富有力量而强大的人扰乱了小资产阶级的沼泽......他是万中选一, 他是依上帝恩典的领导者,他是一位真正的领袖,每五百年才会诞生于人世一次。”[8]
1918年,当乌克兰处于德军占领下并被斯科罗帕茨基统治时,敖德萨的教士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逐出教门,季诺维也夫在对乌里茨基的悼词上讥讽地提到了这点:“当我们在斯科罗帕茨基统治的敖德萨得知,拉比们聚在一个特别委员会中,富有的犹太人的代表在那里正式于全世界面前将托洛茨基,我——你顺从的仆人——和其他人逐出犹太社群,我们当中没有人的头发因悲痛而变白。”[9][10]。1918年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发表了演说:“为了战胜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军国主义。我们必须将苏俄一亿人口中的九千万人吸引到我们的阵线,至于剩下的,我们对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必须被歼灭。”[11]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问题上,季诺维也夫支持列宁的观点,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退出一战。季诺维也夫在1918年3月8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1919年3月23日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无表决权。191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10月,季诺维也夫参加在德国萨勒河畔哈雷召开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大会,以德语发表了4个小时的演说,最终实现将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其89万成员中的30万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会后,季诺维也夫遭魏玛共和国政府驱逐出境。
他领导彼得格勒的防御,免其遭受尤登尼奇的进攻,然而,红军的实际组织者列夫·托洛茨基认为季诺维也夫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军事领袖,在其自传中写道:“季诺维也夫是造成惊惶失措的罪魁。斯维尔德洛夫曾对我说过:‘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看人看得很准。也确实如此:在一帆风顺的阶段,用列宁的说法是:‘平安无事’的阶段,季诺维也夫就趾高气扬,风头出尽。一旦情况不好,季诺维也夫就躺在沙发上长吁短叹。从1917年以来,我可以肯定,季诺维也夫不是趾高气扬,就是躺在沙发上,他的情绪总是处于这两个极端,没有中间状况。这一次我见到他躺在沙发上。在他周围也有些像拉舍维奇那样的英勇无畏的人,但他们也都心灰意懒、无所作为。”[12]
索罗金认为,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拥有无限权力的“革命独裁者”,是反对彼得格勒知识分子和前贵族的“红色恐怖”政策的主要组织者。在知识分子中,季诺维也夫获得了藐称“格里申卡三世”(即在格里戈里·奥特列皮埃尔夫和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之后)和“兰姆巴巴”[13]。季诺维也夫凭借其作为彼得格勒主席的广泛权力,反对列宁将苏维埃俄罗斯首都迁至莫斯科的决定。
1924年列宁病逝,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为苏共的六名主要领导人。他与加米涅夫一起,联合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撤离陆海军人民委员。然而,为了遏制斯大林不断膨胀的权力,他于1925年与加米涅夫等结成为“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翌年又与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结为联合反对派(斯大林称其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1926年6月,斯大林在致莫洛托夫、布哈林等的信中要求集中火力攻击季诺维也夫,他写道:“请你们相信,我们这样做,在党内和国内都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因为人们深知季诺维也夫其人,不会为他感到惋惜。”[14]
斯大林与其支持者指控季诺维也夫滥用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权推进反对派活动,他还指控拉舍维奇和部分基层反对派成员在莫斯科郊外森林举行秘密集会。7月,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1927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庆祝七小时工作制的游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将群众骚动不安的情绪误解为力量的表现[15],联合反对派试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组织游行,遭到拥护执政派的积极分子和警察包围、殴打,驱赶,11月被冠以“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的罪名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挟带了列宁逝世时仪容的蜡制模型[16],承认错误后于1928年6月恢复党籍,任喀山大学校长。
1932年末由于涉及柳廷事件,再次被开除出党,被捕后分别流放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后判处流放卡卢加4年,加米涅夫被流放至东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在流亡期间,他翻译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该书于1933年限量出版,供党员学习。[17]1933年再次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党籍,任苏联消费组合中央联合干部会员。在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发表演讲,为斯大林的领导能力歌功颂德。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掀开了苏联大清洗的序幕。同月16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指控是基洛夫暗杀案中凶手的“道德同谋”,连同他们的支持者一起被捕,开除党籍,判处10年监禁。季诺维也夫写给斯大林的笔记上面特别写出:“强烈的渴望在我的灵魂中燃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会满足任何事,我到这种地步,盯着报纸上您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画像许久,带着这样的想法:同胞,看看我的灵魂深处,难道您看不见,我已不是您的敌人了吗?您看不见我是您的灵与您的肉?您看不见我已理解了一切,您看不见,为了取得宽恕与赦免,我已准备好做任何事。”[18]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审问。根据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所著的《斯大林肃反秘史》的说法,被监禁的季诺维也夫哮喘病发作,饱受病痛的折磨。斯大林派医生给他开药打针,令他病情恶化,又派人监视其牢房以防止他自杀。季诺维也夫最初拒绝承认一切罪名,但在斯大林保证他不死之后屈服了。 1936年8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4人被送上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审判席。季诺维也夫被认定为“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首脑之一,于8月25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在行刑前,他谦卑地求饶,高喊这一切都是“法西斯阴谋”,并恳求允许他给斯大林打电话。一些资料表示,他甚至亲吻了刽子手的靴子[19],加米涅夫制止他的同伴,并说:“停下来,格里戈里,我们要有尊严的死去!”,杀死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子弹被雅戈达带回家中,在他被捕期间的搜查中缴获,成为叶若夫的收藏。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季诺维也夫于1988年6月13日得到平反。
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拉扎列夫在瑞士写下关于季诺维也夫的文章[20]:
列宁<...>开始通过寻常的渠道倾倒毒药——透过他顺从而忠实的走狗,精力充沛,厚颜无耻,死板且冷酷无情的特辖区管“季诺维也夫同志”。
英国雕塑家克莱尔·谢里丹在其著作《俄罗斯肖像》写道[21]:
加米涅夫打电话告知我要等待季诺维也夫,于是我在三点赶到克里姆林宫,一直等到四点他才出现。忙碌、疲惫、不耐烦,大衣挂在他的肩上,仿佛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手臂套进袖子里,他甩掉帽子,手指抚过他已竖立起来的黑卷发。焦躁不安地上看下看,四处张望,接着他阅读报纸,时不时地闪烁着急切的目光看向我,查看我的进展。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矛盾性格混合体,他有着好斗男人的眼与眉,以及坏脾气女人的嘴。
美国共产党建创人詹姆斯·坎农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特别提及季诺维也夫[22]:
就我所知,美国党内没有人特别喜欢季诺维也夫。关于他,我个人永远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他在1925年作了耐心而友好的努力,竭力要使两派相信,必须实现党内和平和合作。这表现在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对福斯特所说的一句话中:“Freiden ist besser ”(和为贵)。
艾萨克·多伊彻于《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描写了季诺维也夫[23]:
季诺维也夫同时是北方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力量惊人的鼓动家和演说家;在党的眼中,他几乎永远是革命巨人之一,是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布尔什维克美德的化身。但是他的这种颇受欢迎爱戴的个性形象与他复杂而摇摆不定的真实性格并不相符。他的情绪变幻无常: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垂头丧气。他总是醉心于大胆的设想和大胆的策略,而这却需要最大勇气和坚定毅力去追求。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甚至懦弱无能。他最善于抓住列宁的思想,而且是列宁声音的洪亮而富有感染力的代言人;而他本人却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善于表现崇高的情操。
卢那查尔斯基于《革命剪影》描述了他与季诺维也夫的初遇[24]:
另一方面,拉多梅斯尔斯基并没有立即让我充满希望,他是个肥胖的年轻人,苍白且病态,并患有呼吸急促,而且,我想,他的性情太冷漠。健谈的卡扎科夫从不让他插话,然而,在我们与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不断联系后,我们确信拉多梅斯尔斯基是一个有效率的小伙子。
约翰·里德的妻子路易丝·布赖恩特在《莫斯科之镜》中形容季诺维也夫[25]:
季诺维也夫的外表跟他的政治形象截然不同。 他身材矮小、体壮、浮肿。 且他并非没有虚荣心;他是俄罗斯出镜率最高的人,虽然他没有什么想像力,但他具备真正的戏剧张力,他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表演一切。
托洛茨基于《俄国革命史》描述了季诺维也夫在七月危机中的作用和印象[26]:
在塔夫里达宫墙外进行的宣传活动中,本来就如同在那个时候所刮起的宣传旋风中一样,季诺维也夫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具有特殊力量的演讲人。他那男高音嗓子在第一时间就能令人称奇,然后以特别悦耳动听的语调博得人们的好感。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他容易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也为他们的激动所激动。他善于为群众的感情找到信念,可能的话,找到含糊不清却又引人入胜的说法。对手们把季诺维也夫称作布尔什维克中间最擅长巧言惑众的人。由此,他们通常依照他最强烈的特性,也就是深入民众内心并且拨动他们心弦的本事给予他应有的评价。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季诺维也夫仅仅是一个鼓动家,而不是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的战略家。当没有外部纪律约束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滑向巧言惑众的道路,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而是科学意义上的巧言惑众,因而显现出为了短暂的成就而牺牲长远利益的倾向。既然问题涉及的是暂时的政治估计(但不会比这更深刻〉,因此季诺维也夫在宣传方面的敏锐性便使他成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谋士。当他带着在群众集会上经过检验的和似乎是为工人和士兵的希望与仇恨所充实的现成政治理念来出席党的会议时,他就显得善于说服、争取和蛊惑。
在致伊万·斯米尔诺夫的信中(1928年写于阿拉木图),托洛茨基谈到了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的一次“简短谈话”:
我告诉列宁,让我惊讶的是季诺维也夫。至于加米涅夫,我非常了解他,知道在他身上革命者在哪儿结束,而机会主义者在哪儿开始。但我却不了解季诺维也夫的性格(1917年前);而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来看,我猜他是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什么也不怕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回答道:如果说他什么也不怕,那只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事……。
苏联作家丘耶夫在《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记录下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印象[27]:
季诺维也夫也觊觎领袖地位,真正的领袖地位。他常常发表讲话。他喜欢讲话,也善于讲话,常常被掌声所打断。在这种情况下对演说家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然而他并不像斯大林,甚至也不像加米涅夫那样深沉。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在作品中常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名字并列,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虽然加米涅夫从思想上给季诺维也夫灌输了不少东西。而季诺维也夫是个善于写文章的人,很爱说话,真所谓巧舌如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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