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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勇(1904年—1987年),出生于山形县,法政大学毕业,歌人、教育者。 法政大学毕业后在北原白秋的建议下渡台,曾任淡水中学、台北第二师范学校、宜兰中学教师,歌志《台湾》主宰(引扬后改名为《黄鸡》)。1946年引扬回到山形,持续致力于地方短歌与教育。 与著名英国文学学者斋藤勇(さいとう・たけし,1887年-1982年)姓名相同,读音不同。
斋藤勇出生于山形县地主家庭,父亲为顺太、母亲为铁代,是家中八位子女中排行第四。毕业于南游佐小学校高等科、鹤冈中学校。年少时代即醉心于父亲、兄长藏书的斋藤勇,在进入中学后,因为家庭不睦,使他开始创作短歌投稿至加藤矶吉的《葡萄园》,也自行出版过同人志《密栾》[1]。
法政大学入学后,受到成立法政短歌会的饭田莫哀推荐,而进入《霸王树》。此时斋藤勇师事于歌人桥田东声,桥田1930年逝世后,转而师从臼井大翼[2]。1930年3月毕业于法政大学法文学部文学科[3] ,自1932年至1937年,约五年时间,斋藤勇于木村舍录主持的《日本短歌》担任编辑,而后渡台。
斋藤勇在北原白秋的介绍下来到台湾。渡台后,1937年6月11日举办“斋藤勇欢迎会”,并从《台湾日日新报》[4]可见斋藤勇来台情况。报导中斋藤勇的头衔为《日本短歌》的主宰者,并且受到淡水中学招聘来到台湾,该欢迎会的主要联络人为樋诘正治或川合良藏(误记,应为“良三”)。另从《歌坛新报》(1937年8月5日)报导中,可见欢迎会盛况:
(斋藤勇欢迎会)在あらたま、霸王树、国民文学、原生林、相思树同人以及其他有志之士的参与下,6月11日于台北蓬莱阁举办。包含台北帝大文学部长矢野峰人、岛田谨二,《台湾日日新报》西川满、高等学校的松村一雄,台北医院院长夫人等约三十人出席。另有《あらたま》的平井(二郎)、滨口(正雄)、樋诘(正治)夫妇,《霸王树》的川合良三,《国民文学》的国川雄,《相思树》的川见驹太郎,《原生林》的田渊武吉等人,可谓近年来的盛会。[5]
乘着此势头,斋藤勇提出成立“台湾歌人俱乐部”的想法,1938年1月,以滨口正雄、川见驹太郎、川合良三、田渊武吉、并川并雄、国川雄、斋藤勇等人为委员的“台湾歌人俱乐部”于正式成立。并于1月29日在台北公会堂举办“台湾歌人俱乐部第一回总会”。
于此同时,斋藤勇任淡水中学教师,并且主编了《马偕博士的实绩(マッカイ博士の业迹)》[6],该书是由于1932年正逢马偕抵达淡水60周年,因此由淡水中学为中心发起的书籍编纂计划,却因发生“世间所周知的某事件”而一时停止。直至校长有坂一世上任,才重启此计划,并改由斋藤勇主编。全书分为研究篇、追忆篇、杂纂篇,由早坂一世作序。最终于1939年5月20日做为“淡水学园丛书 第二篇”出版。同年,斋藤勇继续编纂“淡水学园丛书 第三篇”《续支那事变歌集(続支那事変歌集)》,为一本集结该校女学生所作短歌的书籍。之后,由于斋藤勇希望前往台北任教,在此要求下,由任职台北第一师范学校的佐藤原治斡旋,斋藤勇转任台北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教谕[7]。
对于台湾歌人的集会结社,斋藤勇希望能于“台湾歌人俱乐部”之外,有更进一步行动。因此,1939年9月30日,斋藤勇于歌人俱乐部委员会会议后,提出了成立机关志《台湾》的想法,但遭到《あらたま》方面的反对,认为“于台湾各结社历史复杂的关系下(成立《台湾》)是不允许的,台湾诸社的所成立的立场皆不相同(在台诸结社の历史并に复雑なる相互関系はこれを许さず、全く别个の立场から结成されたのである。)”[8]。因而原本欲做为“台湾歌人俱乐部”机关志的《台湾》,最终由斋藤勇以12月22日下村海南访台的欢迎会为契机,并且在“台湾歌人俱乐部”的后援下,举办“《台湾》成立披露会”,并于隔年4月发行《台湾》创刊号。
据斋藤勇于战后提及《台湾》成立过程,提及:
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出版的第一号,大小为四六版一百四十页,由于是以大量波纳尔(Pierre Bonnard)版画装饰具有分量的一册,因此在质量上足以压倒内地各种杂志。[9]
而日治时期台湾短歌研究者赖衍宏教授认为,从第一期《台湾》中,可见到斋藤勇曾任《日本短歌》编辑的痕迹。包含《台湾》的规定与《日本短歌》的规定(さだめ)有极为相像之处。而《台湾》创刊号的排版,主要由三个生物构成,也形似《日本短歌》第三卷第三号的封面[10]。 另外,从创刊号中发起人与赞助员名单中,可见斋藤勇对于此刊物着力至深。发起人和赞助员名单如下:
从名单判断,井东襄认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为“与斋藤勇有关的歌人与学者”、“台北帝大关系学者”、“自以前起‘短歌志’的关系者”以及“一般的文人与文化人”。第一项如:身为斋藤勇上级长官的石井权三(台湾总督府视学官)与藤谷芳太郎(台北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两人以及上述提及的有坂一世(淡水中学校长);第二项如:矢野峰人(本名:矢野禾积,文政学部教授)、植松安(文政学部教授)、神田喜一郎(文政学部教授)、福田良辅(文政学部教授)。而“自以前起‘短歌志’的关系者”如出席过斋藤勇渡台送别会的松村英一、歌志《あらたま》发行者樋诘正治。最后文化人则如张文环、陈逸松、黄得时等人[12]。 除了第一卷刊载的发起人与赞助员名册外,可见卷末的发行资讯如下:
于版权页中“编辑兼发行人”名字为野田鹿雄,根据斋藤勇自述,当时野田鹿雄负责会计,实际上编辑实务仍是由斋藤勇负责[10]。然而,《台湾》创刊后,战事升温,对此斋藤勇如此说道:
战局很快地进入大东亚战争,事态逐渐严峻,加上用纸的取得以及内容检阅的重重难关,自第三号始,大小缩为菊版,并且页数也减少了。结果,变成完全没有刊载短歌以及“短歌以外的原稿”的余裕。因此《台湾》成为了纯粹的短歌杂志。[9]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斋藤勇在创立《台湾》时,并非一开始便希望成立一本歌志,而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因此第一期内容包含评论、译诗、汉诗、随笔、俳句、短歌、随感等不同类型的文学。然而由于时局变换,在用纸限制等政策下,不得不转为一本歌志发行。
在殖民地政府逐渐掌握的文学者动态的1940年代,1941年由“台湾诗人协会”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再次改组。改组后台湾文坛台面上歌人、俳人、作家等皆入列。以会长矢野峰人为首,歌人、俳人干部包含斋藤勇(短歌理事)、田渊武吉(短歌理事)、平井二郎(短歌理事)、山本孕江等人(俳句理事)[14]。
而1943年相继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会与台湾文学奉公会,斋藤勇亦被选为两个部会的理事。同年,举办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斋藤勇与其他三位(长崎浩、周金波、杨云萍)成为台湾代表。台湾代表于8月22日抵达东京、25日参与发会式、26与27日为决战会议、28日视察,9月1日起则游览名古屋、伊势、大阪、奈良等地,于决战会议中,斋藤勇言及“期待击灭英美文学树立的重大效果”[15]。
11月,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的“决战台湾文学会议”,由《文艺台湾》主持者西川满提出成立一本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志(〈文艺杂志的战斗配置〉),并且“献出”自身主持的《文艺台湾》,斋藤勇也附和此呼应愿意献出《台湾》。而最终仅有《文艺台湾》与张文环的《台湾文学》合并为《台湾文艺》,斋藤勇的《台湾》则持续发行。1944年10月,斋藤勇转任宜兰中学,隔年斋藤勇自宜兰征召入队,于当地奉献劳力,又因空袭、用纸等因素,《台湾》于1945年2月休刊。而斋藤勇便于宜兰迎接终战[16]。
终战后,斋藤勇回到故乡山形。短歌事业上,虽然中间一度停止八年时间,但后将歌志《台湾》改称为《黄鸡》后顺利发行。斋藤勇亦任“山形新闻歌坛”、“农村通信歌坛”选者。也担任酒田工业高校等11间学校的校歌歌词创作。除短歌外,斋藤勇也持续投身教育工作。先后任酒田北高校、游佐高校、酒田商业高校校长,退休后,任酒田女子高校勤务。[1]1973年获得第19回斋藤茂吉文化赏[17]。1987年斋藤勇逝世,享寿84岁。 战后,斋藤勇著述丰富,有随笔集《雪をんな》、《见えざる人》、《続.见えざる人》、歌集《母川回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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