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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大学”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请见“大学 (消歧义)”。大学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副学位和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现代的大学通常包括授予副学位和学士学位，下设不同学院及学系，以及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或研究所。
 | 此条目论述以部分区域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观点。 (2016年6月20日) |
“大学”一词除了指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外，尚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根据文献记载，大学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教育职能的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董仲舒谓：“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痒近是也”。虞舜时，成立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以后夏朝的东序，商朝的瞽宗，周朝的辟雍，均是当代位于京师的最高学府。战国时期，齐国国君田齐桓公建立的稷下学宫是一种由官方主办、私人主持的办学模式。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可见于稷下的记载。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环渊、鲁仲连等战国名学者，名气稍逊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等都曾在此讲学，荀子更是做过祭酒（相当于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写照。
中国在汉朝时，长安设立太学为最高学府，而地方也开始设立郡学、州学、府学、县学等供同龄学生学习的地方，俾使出色的学生可进至太学深造。
隋唐以后太学改称国子监。唐朝的国子监有六个学门，有固定的师资和学生，也有固定的校址。学生可依志趣而自由选修。聪明而学习快者，可以提早毕业，颇具因材施教的雅意。再训导方面，则以儒家的礼教对学生的品德和行为施予陶冶与导正。此外，国子监也有固定的假期，每年约一百二十余日，以供学生休息和调适。关于国子监等名称，虽然不同于今日之大学，乃因国情差异所致，惟不可否定其大学的本质。[1]唐朝以后出现书院。书院可以分为大学部、小学部，有些并不严格区分，有官办，有私立，不少是私办官助。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都是著名书院的代表。中国传统的学校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偏重儒学人文教育。另外，还有专门学科部或者专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南朝宋时设有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合并后，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唐朝的国子监设有律学馆、书学馆、算学馆。明朝时，设有专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四夷馆。此外，尚有兼具人才培养功能的专门性的科学研究及技术应用的机构，如医学领域的太医馆等，天文历法领域的司天监（钦天监）等。还出现过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如南朝之宋朝设立的华林学省，相当于今日的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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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将欧洲的各类学校译为“小学”、“中学”、“大学”。《职方外纪》卷二云：“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
十九世纪清廷屡次败于西方国家，从而推动自强运动、推行洋务[2] ，成立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等翻译西学。传教士则在上海等地建立学院(colleges)，教授西式课程。1895年甲午战败、八国联军清廷出逃、再加上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才让西化成为政治、知识界的主流意见，传统的科举也废止。
从此大学开始成为菁英培育的重要机构。民国初期由在德、法国留学过的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1912-1913)。蔡重视学术自由[3]，制订高等教育法规区分专科学院和大学（大学必须包括文、理等基础学科），对于后续大学的建立有深远的影响[4]。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招募陈独秀、胡适等知名学者任教。北大师生创办的〈新青年〉、〈新潮〉杂志引领全国风潮，使北大成为大学的龙头。
蔡的治校观念深受德国影响，强调学习的自由、教授治校等。随着蒋梦麟、胡适等留美学者的归来，美式的大学治理及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透过1922年及1924年的大学法修正而成为主流。大学不只应包含基础学科科学、还包含应用学科，大学行政由行政（或董事会），主导，大学在学术研究之外，还负有社会责任[5]。
北洋政府大学数目由8所增加为1923年的35所，学生人数则从3,500左右增加到月13,000人。知名的大学，除了北大之外，有浙江、武汉、交通大学，清华学堂则以庚子赔款创校；私立大学则有南开、另有教会创办的大学，如燕京、金陵、东吴等。
国民政府在北伐之后，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大学数目持续增加、学生在1937年时增加到31,000左右。各学科的必修课程逐渐遵循共同的标准，选修课也开始建立指引，新的教科书逐渐出现，大学教师的水准受到重视，开始教师素质的评鉴。由于对大学教育的品质有所顾虑，教育部邀请国际联盟派遣团到华考察并提供建议。最后建立全国的大学招生考试，另各校设立毕业考试确保学生的素质。大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田野研究、农业与工业的开发，工程的研究逐渐开展。大学主要分布在沿岸的城市、上海和北京最多，西北和西南阙如。
抗战时期(1937-1945)则是另一个高等教育的阶段。许多学校为躲避战火而搬迁到原本没有高等教育的地区。如北京、清华、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1938)。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则成立西北联合大学，最初落脚在西安。但青海、蒙古、新疆、宁夏等地仍无高等教育[6]。
中国共产党在民国时期开始尝试高等教育，但由于资源缺乏加上战乱，成效较为有限。1922年成立的上海大学由国民党成立，但由于行政单位及师生有大量的共产党，训练出一批共产党早期人才，却于1927年四一二事件中废校。1934年共产党“长征”抵达延安后，成立在抗日军政大学(1933)、中国女子大学(1939)、延安大学(1941)等短期教育机构培养党内青年。由于以革命为导向，学术自主本来就不是这些学校追求的目的，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又压制延安早期的相对自由的思想，奠定以毛泽东主义指导共产党的高等教育[7]。
小学以上的女子教育约在1900年代，最早由教会的书院提供，清末的革命志士如秋瑾也提倡女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1919年升格为学院，是第一个接受女性的女子教育机构。北大则在1920年开始招收女生。1922年已有31所大学接受女性入学。1931年，全国大学的女学生约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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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设立大学的构想，于1880年由第八任香港总督轩尼诗提出，但当时教育委员会认为香港尚未具备设立大学的条件，计划遭到搁置。直至1908年，第十四任港督卢吉公开提出要创办英国式的香港大学，并向在香港经商的外籍商人筹募开办大学的经费，居港的印度籍商人么地率先捐出15万港元作为建筑费用及3万港元用作营运经费[8]，在香港营商的银行和洋行，包括太古、汇丰和怡和等，都纷纷出资赞助，而海外华侨亦捐款支持，在筹得所需经费后，大学的首幢教学大楼于1910年在般咸道与薄扶林道交界处动工兴建，政府同时配合首所大学的成立提出条例草案及展开立法工作，于1911年通过《1911年大学条例》[9]，于1911年3月成立的香港大学成为香港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于1912年落成后于同年开课。
由于早年香港奉行精英教育制度，香港长期只有一所大学，经多年争取后，香港第二所大学是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香港政府推动相关香港经济转型，1985年10月，香港总督尤德在施政报告中宣布香港将兴建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于1991年成立。在香港只有三所大学的时期，香港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够考入大学，于是社会便有增加大学学位的意见，香港政府于是将多间学院升格成为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都会大学及岭南大学先后于1990年代相继获准升格成为大学，香港树仁学院于2006年升格为香港树仁大学是香港首间私立大学[10]，香港教育学院经多年争取后亦于2016年获批准升格为香港教育大学。恒生管理学院于2018年10月升格为香港恒生大学，为香港第二间私立大学。2024年1月，明爱专上学院通过学术评审获准升格，并更名为圣方济各大学。
香港的大学，除私立大学外，都是法定机构，由专属法例订其明其最高管理架构的组成及权限，并赋予大学享有自主权。私立大学，一般不属法定机构，则要依据《专上学院条例》注册[11]，亦可取得比《教育条例》注册更多的自主权。大学需设有完善的管理架构，确保其开办课程的质素[12]，并由政府及评核机构授予自行评审资格[13]，尚未获授予自行评审资格的院校，亦需在最少三个学科范畴取得学科范围评审资格[14]。香港的学位课程主要分为教资会资助课程及自资课程，前者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资助院校开办，后者不论教资会资助院校或自资专上院校均有开办。八间由教资会分配政府拨款[15]，开办受教资会资助学位课程的院校，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16]，并由教资会分配以三个学年为一周期的补助金[17]。香港都会大学及香港树仁大学属于自资院校界别，由政府设立专项计划拨款资助[18]，前者通过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开办受政府资助的学位课程[19]，后者亦于2017年获纳入政府为自资院校而设的免入息审查资助计划[20]。香港的专上院校除通过以上形式取得政府的资助外，向善长及私人机构筹款亦是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亦设立配对补助金计划鼓励专上院校向社会人士及工商机关筹募善款[21]，从而推动香港专上教育的发展。于1990年设立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是香港各大学所开办的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的主要招生途径[22]，只有香港树仁大学的各类学位课程仍需直接提交申请。
香港对“大学”及对应英文“University”作为机构名称的使用设有限制，除了已经由立法会通过或取得行政会议同意之外，任何公司机构及院校都不得在名称包含“大学”及英文“University”的字词[23]，海外大学在香港开办的课程则属例外。由于“学院”在香港社会有比不上“大学”的观感[24]，因此除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三所成立时已为大学的院校外，其他香港大专院校都一直争取获准正名为大学，香港教育学院争取升格为大学期间，校长张仁良承认香港教育学院升格为香港教育大学可解决教育学院学生因为“学院”名称产生自卑感的问题[25]。
由于升格大学被认为有助收生，继教院升格大学后，珠海学院先后向政府提交升格大学的申请，东华学院亦已表达升格私立大学的意向，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则因为是在香港开办课程的海外院校，其自行更名为“萨凡纳艺术设计大学（香港）”并没有违反香港对大学命名的规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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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中，大学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衍生而来的。“Universe”的前身，在拉丁文中为“universus”，是由表示“一”的“unus”和表示“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的“versus”构成的，“Universus”字面上的意思因此就是“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Universum”是“universus”的中性单数形式，用作名词时指“宇宙”，同样衍生词“universitas”也指“一群个人的联合体，社团”。在中世纪，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比如在博洛尼亚、萨勒诺和牛津出现的这种联合体。这类联合体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今天的“university”这个词可以上溯到拉丁词，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当时就是用来指这种联合体。在近代中国和西方交流以来，现在所称的西方的大学（英语：University，法语：Université，德语：Universität）早期被翻译为“书院”等，后来才统一改称“大学”。
在更早期，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柏拉图学院），教授哲学、数学、体育，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在十一世纪时，“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但是到了十三世纪时，“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三种形式：
- 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牛津和剑桥等大学。
-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和帕多瓦等大学。
- 国立大学，由帝王、公侯征得教宗敕许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西方早期不少大学为教会主导之下设立，在英国和美国，许多大学的校名遗下其影响的痕迹，如：圣安妮（St. Anne's）、圣安东尼（St. Anthony's）、圣玛丽（St. Mary's）、圣伯纳特（St. Bernard's）、圣奥拉夫（St. Olafs）等等，均与基督教圣徒相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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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两个大学之母。
一个是1088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认为是欧洲第一所大学，因而有“大学之母”（Alma Mater Studiorum）之称，这所学校先由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再招聘教师。而法国巴黎大学则是先由教师组织起来，之后再招收学生。
再者，据1987年新编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大学）条中说明：
| “ | 第一所大学设在波洛亚，创建于十一世纪末……最早的现代大学……设有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十七世纪末建于德国（哈勒，一六九四）。当时，哈佛（一六三六）和耶鲁（一六六一）还是学院。 | ” |
另一个则是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Mutter aller modernen Universitäten）。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广泛采用。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北30公里的一座古城--塔克西拉,1980年正式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原因是早在公元前7世纪这里已是该地区最早的高等学校所在地。
大学作为一种服务机构与教育研究中心，主要功能是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提供强且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促进改革创新，推进文化传承创新。[28][29]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大学精神往往内化为大学的操守与观念，外化为培养人的实践与大学的社会贡献。长期形成的大学精神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相反，时间越久，就越根深柢固、底蕴丰厚。[30]
东亚大学的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31]，“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精神的起源，也是东亚大学精神的起源。《大学》开篇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士志于道”，是东亚大学精神的千年根基，是东亚大学精神万变中的不变；自主与他主，是东亚大学精神兴衰、显隐的主要根源；明道、变道、弘道，是东亚大学精神发展的走向。在中国历代大学中，“士”是个关键概念。“士志于道”即“士”追求“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多样性的“士”，通过“士各有志”的多样性的“志”共同指向外在一致而内在多样性的“道”。这便是东亚古代大学精神的基本原理。[32]
在西方历史上，德国哲学家康德首次提出了近代理性化大学理念，他在《学部冲突》一书中表明：“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为现代大学的科学探索与人文理性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洪堡的大学理念实际上是康德大学理念的实践，洪堡大学创建了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并把科研看作是大学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一个来源，即把自由地探求未知和养成人们探求未知的习惯作为大学的生活方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两块基石，它们解决了大学和公权力、大学和教授之间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是排斥不法干预，鼓励教授与学生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自由、自主、自律地追求真理与探究学术，以形成大大小小的自治体[33]。19世纪，英国国教会牛津运动领导人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提出了通识教育和智育是大学之本质的理念。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贾斯珀，首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以存在哲学为基础的大学理念，其最突显之处在于强调大学应实现人的精神全面发展的整体性。二战后的美国在大学理念上颇有建树，虽声调不一，但总体上是力求实现人的发展，其指导思想是现代人文主义。[34]
大学的发展和所处社会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75-1995之间的美国大学可作为好例子。1960年代及70年代初美国社会历经了大规模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以及声援民权运动的游行，校园里的学生甚至教授都有密切呼应。1975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社会和大学可说进入新的阶段。各大学采取保障弱势的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提高弱势族群（特别是黑人）入学的比例，但也引起白人学生的反弹，甚至引起诉讼。大学以成本考量，校内终身全职的教师比例越来越低，而廉价的兼任教师比例逐渐提升。大学校园内发生如学生酗酒、偷窃、强奸、毒品或杀人等问题。篮球、美式橄榄球等比赛规模越来越大，明星球队为学校带来巨额收入。由于求职、升等的压力越来越高，教授伪造资料、抄袭论文等问题反复出现，部分大学则将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用在非相关的支出（如校长的官邸与游艇）。校园里，自由派的师生坚持设立政治正确的规范，禁止歧视的言论和行为，而保守派则强烈反对这些限制。大学开始关注女性教师及学生的权益，设立了处理性骚扰和歧视投诉的机制女性教师倡议保障女性教育与工作权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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