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又称商丘书院、睢阳书院、南都学舍、南京应天书院、南京书院、南京国子监,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并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靖康之变时(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日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建筑。
历史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
书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后晋时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今商丘市睢阳区)通儒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创办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就是当时的睢阳学舍(亦称睢阳书院、南都学舍)。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
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在成为应天府之前是宋州(今商丘市)的治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前,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所以宋州被认为是太祖的发迹地。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太祖赵匡胤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将太祖发迹之处宋州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亲自驾临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 (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并列为三京)。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以曹诚为助教,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翌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从此,这所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后该书院经应天知府、文学家晏殊等人加以扩展。范仲淹曾受教于此,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这是范仲淹在执掌应天书院时所作的《南京书院题名记》,足见当年应天书院的博雅学风和恢弘气势。应天府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应天府的办学模式,令当地书院风气大盛。李觏先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求学人数曾达千人之多;杜子野在宜黄兴办鹿冈书院,曾巩在临川办起了兴鲁书院,并亲自制订校规并任教,还聘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但为时不久,书院又废。
教学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范仲淹慕戚同文之名,从山东淄州(今淄博)求学于南都学舍。当时书院由戚舜宾主理,办学时奉以“制为学规,课试讲肄,莫不有法;宁亲休沐,莫不有时;曲尽人情,人尤乐从。”应天府书院当时的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均为书院的名师,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
应天府书院提供免费教育,学生多为贫寒好学之士,形成刻苦严谨的学风,早年书院伙食不善,范仲淹求学时就有“五年未尝解衣就枕”、“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之说。
应天府书院被纳入地方官学管理后,宋初政府通过赐书、赐匾额、赐学田等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但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上,书院仍有保留私学教育的特点。宋仁宗天圣年间,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时,曾为书院聘请名师任教,书院规模得以进一步发展;1027年,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府居丧时,亦于此地任教,四方学子纷纷慕名就学,其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誉满全国,书院在全国声望空前,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
学者来自不同学派,晏殊、孙复、胡瑗均曾在应天府书院讲会,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时而引起辩论,学术气氛浓厚。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时,择生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来源广泛,院生可以随意流动,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均可以前来听学。
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应天府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期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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