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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使华是美国五星上将、前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在1945年底到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近代史有巨大的影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中华民国面临一次实现国内和平、施行宪政的历史机遇，同时也笼罩着国共内战的阴影。马歇尔来华就是为了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避免中国爆发全面内战。但这次调解最终失败，马歇尔离开中国，虽调停完全失败，但返美后受总统杜鲁门支持荣升国务卿。
抗日战争中，美国除了对中国政府提供军事物资支援外，还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当时的主要任务为保卫滇缅公路，确保同盟国对中国的物资供应。中国应美国等的要求于1942年初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由史迪威指挥。由于英军迅速溃退，中国远征军陷入包围。最终入缅之中国远征军一部分跟随史迪威命令撤入印度，另外大部分经原始森林，承受重大损失后返回中国。有资料显示，“美国战时对华援助大部分都耗于缅甸边境的战役，在中国国内情势恶化到几濒于绝境时……中缅印战场的物资，百分之九十却都贡献在这上面。”美国在这个时期输送给中国的物资支援，远少于对英国及苏联的物资支援量。史迪威指挥10多万中国精锐部队深入缅甸，拿着美国支援中国的大部分物资参与对日缅甸战线，却取得极为狼狈的战绩，这让蒋中正大为不满。蒋中正自1943年起曾两次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为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能成事。虽后来史迪威收复缅北，史迪威与蒋关系也开始交恶。
1944年年春季以后，日军在华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桥，国军在西南、河北等地大溃败。罗斯福见此情况派出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提出蒋中正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挥，并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中正。蒋中正回复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其职务由魏德迈接手，并将中缅印战区分割为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魏德迈只负责中国战区。史迪威的指挥失败，及后来与蒋中正的交恶，及马歇尔对史迪威的支持，影响了中美的外交关系。[1]
随着中共的军队在日军后方的坐大，美国政府意识到与其的有限度合作合乎自身利益。1944年7月，中缅印战区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而在战争中中共控制区也曾多次营救迫降的美军飞行员。毛泽东认为：“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中共似乎看到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可能性[2][3]。1944年11月7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共商讨中共取得政府中的合法地位的问题，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简称五条协定草案》）。草案内容为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军队应平等地分配同盟国的援助物资等。但赫尔利回到重庆与蒋中正交流后，蒋等人提出三条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此与中共意见相左。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后宣布返回延安，赫尔利提出由三方各派代表监督军队交接，也被周拒绝。另一方面，赫尔利认为美国政府应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任何支持中共的政策都会对美国利益不利，因此在1945年1月23日八路军向美国申请美元贷款时，他致信罗斯福要求不能批准是次申请。
1945年4月左右，赫尔利回国述职，发表支持国民政府的言论，中共发文批驳，双方关系恶化。另一方面，美国驻华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以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名义发信给美国国务院，批评赫尔利的倾向国民政府行为。[4]谢伟思等7人后来以“偷窃文件” 泄漏给美亚杂志的间谍罪被逮捕，但是法院判决无罪。[5]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为受降权和受降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赫尔利为调解国共争端，向蒋中正提出邀请中共首脑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5日，中共首脑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达重庆，与国民政府就两党关系和和平建国事宜进行了初步会谈，并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俗称双十协定。但国共双方的冲突依然不断，共军在苏联的支持下持续进攻。
美国大使馆在1945年11月报告节选[6]
广泛的内战威胁似乎愈来愈增强，这一形势可以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延期得到证明；为了防止国军占领敌占区，中共的主要武器是严重破坏华北的铁路线；在重庆谈判之后的后续谈判里，中共许诺假如国军停止进兵的话，共军则停止进攻铁路交通；然而国民政府拒绝这项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进兵受降是国民政府的权利，故冲突不断且持续扩大。因此大使馆认为情况几乎是无望的。
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向杜鲁门递交辞职信。
杜鲁门总统眼看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派遣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停纠纷。在马歇尔赴华就任之前的写的一封信里，他明确告知马歇尔的具体任务
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之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
马歇尔之所以被任命为特使，除了其参谋总长的身份外，有可能与其曾于一战后在驻华的第十五步兵团担任指挥工作三年，对中国事务较其他官员有经验之故。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到达上海，12月21日在南京与蒋中正见面，12月22日至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见面，后来他又接见了各界代表。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双方的矛盾在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7]
在马歇尔要求下成立了三人小组：由国民党张群、共产党周恩来以及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一方面作为两党在发生军事冲突时的交流渠道，另一方面是双方针对当前急需解决的争议性问题讨论的会议机构。[8][9]三人小组在这段时期讨论了关于满洲和热河的接收、日军解除武装等问题上两党的分歧，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三人小组于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议，国民政府和中共双方下令停战，规定1月13日午夜12点生效，另外在北平设三方代表监管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执行停战协定。此次停战是为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
军调部由郑介民、叶剑英、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勃逊三人为委员，其中罗勃逊为主席。2月9日，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美军白罗德将军与三人小组达成协议，恢复被日军破坏的铁路交通。日后即使是马歇尔也在报告称，军调部在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滞华日军及日本侨民的回国活动上。
马歇尔于1月22日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的建议性文件，内容主要为新政府的组成架构建议。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此为共党不敢提者，要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9]
1946年1月5日，蒋中正就整军问题向马歇尔提出意见，马歇尔本想拒绝，但次日张群再提此可能性。三方讨论后认为应当成立军事三人小组，而“军队国家化”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之一。1月23日三方均已同意成立该小组，成员有替换张群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周恩来及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的首次会议于2月14日召开。
在讨论军队整编统编协议前，马歇尔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建议，在整编后60个师的作战部队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占1/3；在海、空军中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至少各占30％。蒋没有同意此方案，但在谈判中作出了一定的让步。[9]
2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签署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协议，在一年后将国军编为90师，其中中共占18师，一年半后减为50师，共军占10师。并商定由军调部调派由三方参与的工作小组到各地监督整军的实行。
1946年2月28日，军事三人小组由重庆飞往北平，开始视察华北和华中各地的整军实施情况。他们到过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太原、归绥等地。3月4日，三人小组乘飞机到达延安。中共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中共又在延安中央礼堂设宴款待。毛泽东在祝酒词中称赞马歇尔为“和平使者”。第二天三人小组返回武汉，毛泽东亲自前往送行。[10]
马歇尔因需述职于3月11日回到美国。而整军计划也在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军都没有大范围地执行过。实际上不但是共军，甚至是国军内部因为涉及派系斗争对整军计划都有很大意见。[11]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国共再度爆发冲突，马歇尔于4月18日回到中国时，局势已经恶化。蒋中正和马歇尔会谈表示中共无意履行协议，继续进攻长春。他又表示有可能撤出东北，将此地交国际上解决。马歇尔回应至此是因为国民政府拒绝军调小组进入东北的挑衅行为导致。后马歇尔答应国民政府运用美军船只运送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到达东北地区，但拒绝再加运两个军。马歇尔自称是这样做是在援助国民政府恢复主权和援助一次自伤残杀之间画一条界线。另一方面，马歇尔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也清楚交代了美军运输国军的动向，并与其讨论东北地区的管治问题。
另一方面在5月上旬，时任美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因巡视远东各地美军来到南京。他将杜鲁门的信交给马歇尔。信的内容是要求马歇尔在1946年7月左右继贝尔纳斯任国务卿。马歇尔表示接受这一任命，但不能在9月以前离开。他希望国共双方或许能在9月达成协议。[9]
1946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占领长春，在四平战役重创林彪部队后，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逼近哈尔滨。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中正6月6日下达了六月停战令，同意东北休战15天，白罗德在长春开设军调部前进指挥所。
停战期间军事三人小组再度对相关问题协议，实际上双方则冲突持续，这包括共军向拉法的进攻，以及国军占领法库。周恩来对马歇尔表示，共军暂时不会攻击青岛和济南，此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部队驻扎在青岛并训练国军海军。国共双方此时讨论的议题主要有恢复交通、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冲突、美方代表的决定权、修改2月25日的军队整编方案。
6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战令延长至30日中午。这段时间双方也通过马歇尔交换了一些意见，但没有达成有签署的共识。6月30日，蒋中正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同意成立由政府代表和中共代表组成的五人小组，这五人包括外交部长王世杰、陈诚、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五人会议经过三次讨论后，于7月6日休会，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1946年7月份开始，马歇尔也发觉国共的军事冲突正在加剧，且向东北以外的地区蔓延。7月8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递交一份备忘录，后附中共中央在中日战争爆发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宣言，内容包括有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而倾向于共党的民盟的两名成员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加剧了国共双方的冲突气氛。7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12]7名士兵被中共在冀东绑架；7月底，海军陆战队的运输车辆在天津往北平路上遭到中共伏击，美军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这段时期因蒋中正在牯岭避暑，马歇尔主要与俞大维、周恩来二人接触。
1946年7月至9月，蒋中正在牯岭避暑。马歇尔六次到访牯岭，协商调处国共问题。马歇尔夫妇受到蒋中正与夫人热情款待，游览风景名胜。[13]在马歇尔建议下，7月11日通过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来协助调停，并试图透过其他民主党派协助调停。司徒雷登抵达南京调停，后于8月1日转往牯岭与交换意见。经过协调，美方建议由司徒雷登为主席，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展开讨论讨论。
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二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代杜鲁门总统起草了一封信，并由杜鲁门于8月10日发给蒋介石。
直至8月初，蒋中正坚持共党需要接受其五点要求，主要为维持之前的停战令、恢复交通协议、整军方案，以及部分地区的共军往后撤退。中共方面则要求国民政府无条件停战，商讨地方政府管治等问题，否则拒绝参加五人小组，双方各不相让。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希望舆论界了解到目前的困境并对两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杜鲁门也给蒋中正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表达其个人对事态发展的看法。11日，中共对声明作出反应，并有条件地答应蒋的五点要求。马歇尔再次探访蒋中正，蒋认为中共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
8月14日，蒋中正发表公开声明，将当时的经济混乱归咎于中共，并说明政府计划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建立立宪政府。声明也提到政府将会坚持政协会议的原则，容纳多党参与。声明又指出只有中共保证并证明将实行之前所达成的协议，才会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1946年8月21日左右，中共与司徒雷登接触讨论五人小组会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尽管马歇尔已经向周恩来解释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剩余军用物资转售谈判，中共仍在8月26日公开发表针对此谈判的批评文章。马歇尔经过与周恩来、俞大维、蒋中正等的多次交流，8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方名单。
9月3日，马歇尔认为非正式的五人小组名单已经制定，以司徒雷登为主席，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马歇尔向周恩来提出五人小组讨论范围限于国府委员会的组成。周恩来强调谈判前先要停战，并要求五人小组会议将中共在国府委员会中的席位问题加入议题。9月16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到上海，并告知马歇尔一旦三人小组会议同意讨论停战就马上回南京。这时美国政府开始对国民政府的部分武器禁运，试图向国府施加压力。
蒋中正于9月26日回到南京，与马歇尔商讨同时召开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的可能性。中共代表董必武也于29日与马歇尔商讨五人会议召开的可能性。9月底国军36集团军乘中共主力在大同之际进攻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10月5日，蒋中正答应司徒雷登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以换取中共马上参加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并优先讨论张家口问题。经马歇尔争取，停战期限延长到10天。但中共拒绝了这样的十天休战，要求无限期休战，且周恩来暂时拒绝回到南京。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二人竭力与董必武交流意见，甚至马歇尔以美军驻上海部队的吉伦将军名义邀请周恩来午餐，然后马歇尔亲自乘飞机飞往上海在午餐时与其交换意见。
这段时间，中共在军调部的人员开始大幅度减少，至10月25日的两个月间从200多人减少到70人。
10月8日，孙科和周恩来以及部分少数党派人士在上海召开会议，同意组成第三方调停代表团并邀请周恩来前往南京。但10月10日国军攻陷张家口，并夺取了中共在热河省的最后据点赤峰，使得谈判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加上国民政府重启在抗战结束后就已停止的全国范围征兵，以及宣布国民大会如期召开，周恩来和少数党代表取消了返回南京的打算。即使是政协秘书长雷震和无党派领袖莫德惠到上海邀请周恩来，也没有获得答复。
马歇尔经过与蒋中正讨论后，10月14日将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重开的谅解要求声明交给蒋，声明强调了会议重开的一些前提条件。但第二天蒋改写后由宋美龄交给马歇尔，马歇尔看完觉得“思想混乱，且极具挑衅性质”。马歇尔删去了一些内容再交回蒋，于16日发表。
10月17日，第三方面的代表梁漱溟与马歇尔谈话，希望邀请美国方面参与第三方面与中共的对话。马歇尔以中共怀疑美方中立性为由拒绝。
经国民党的代表吴铁成、邵力子、雷震等人及第三方面的努力，10月21日周恩来与第三方面代表回到南京。蒋中正原定于20日视察台湾，经马歇尔劝导因应也改期至21日，并在离开前和周恩来等作简短会谈。
第三方面调停期间，第三方面和国民党都有派代表与马歇尔交换意见。10月26日，周恩来突然上门拜访马歇尔，希望三人小组会议就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采取一定措施，马歇尔表示希望交由第三方面谈判解决。10月27日，马歇尔催促已经回到上海的蒋中正尽快回南京。
随着第三方面谈判的破裂，蒋中正打算发表国民立宪大会前的最终声明。马歇尔获得其草稿后觉得内容极不合适，要求蒋修改。11月8日，马歇尔再次拜访蒋，将修改过的草稿交给蒋，但最终声明并未依照此修改版本发表。
11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停战令，自11月11日中午生效。同时国民政府方面由马歇尔转告中共召开三人小组会议。11月11日，非正式的三人小组会议召开，国共双方就停战取得一定共识，但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大会延期。最终在11月12日，中共认为此次国民大会是国民党单方面召集，他们拒绝参加。
制宪国大于11月15日召开，作为美国领事的司徒雷登出席，马歇尔为了避嫌没有参加。11月16日，中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拒绝承认此次会议。同日周恩来拜访马歇尔，称自己即将返回延安，并请求马歇尔为中共人员安全离开国民政府控制区给予协助。马歇尔对此表示同意，也希望周能在回到延安后传达他希望和平的意见。11月18日，周恩来夫妇对马歇尔作社交性质的拜访，第二天周从南京乘飞机回到延安。
制宪国大期间，马歇尔就会议讨论话题认为，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人企图将宪法修改至五五宪草的方向，而非之前政协讨论的原则，他也表示蒋介石的作用使这些人未能成功。他认为要结束内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一部符合政协精神原则的宪法，成立国共两党和其它党派都有席位的国府委员会，真正地改组行政院。
12月1日，蒋中正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详谈。马歇尔向蒋提出了他对长期内战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忧虑，但蒋对此不以为然。几天后蒋中正表示愿意聘用马歇尔为政府顾问，但遭到马歇尔的拒绝。他认为既然受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他都未能成功推动谈判，更不要说在中国政府内推动改革。而且这么做会影响到美国本身的立场。
马歇尔在华的一个次要工作，在于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驻华人数的裁减提供意见。尤其是1946年7月以后美军和中共部队的冲突加剧，以及投降日军撤退的完成后，马歇尔多次建议美国政府裁减驻军。
制宪国大结束后，蒋再次咨询马歇尔与中共重启和谈之可能，马歇尔认为停止军事威胁行动及改组政府是重启和谈前提。马歇尔自觉自己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向杜鲁门申请回国。1947年1月3日，美国国务院电召马歇尔回国“磋商中国问题及其他事项”。[14]:82551月6日，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向蒋辞行，告以将回国磋商中国问题，并称美国两位参议员默里和弗兰德斯倡议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国共同保证中国之稳定；蒋要马歇尔转告杜鲁门总统，不管什么情况，只要他担任中国政府首脑，就决不会接受有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参加作出之关于中国内部事务之任何行动。[14]:8257
1947年1月7日，蒋设晚宴饯别马歇尔，再次邀请马歇尔重返中国担任特别顾问，答应赋予他所拥有之一切权力，共同为使中国成为中美两国人民所想望之国家而努力。[14]:8259同日，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奉召离华返美就任国务卿，发表对华局势声明，称：“和平最大之障碍，厥为国共两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14]:8259“一方面，政府领袖坚决反对组织一共产主义式之政府。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则坦率声明，谓彼等为马克思主义者，虽则首先将经由英美型之民主方式政府，但仍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式之政府。”[15]:58国民政府“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无不加以反对”。[14]:8259“往往以政治或党的行动掩护，但国民党即是政府，故其行动虽非直接，而其势殊不可侮。彼等公开坦白宣称：中共之合作实为不可想像之事，惟有武力政策方能解决问题。此一集团包括军事与政治各领袖。在中共方面，余相信内有激烈分子亦有自由分子，但有不少人竭力反对此种见解，以为中共党纪严厉，在一党内决不容有如此不同之观点。但在余看来，共产党方面，确有自由分子集团在内”[15]:58。中共方面“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则不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14]:8259“……双方之极端分子曾使获致解决之诚意工作一再挫折”[15]:58。“对于时局的挽救，系于自由主义在政府中的和在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而他们如果能够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活动成功，或可通过一个好的政府而达成统一”[14]:8259。马歇尔会见外交部长王世杰，王世杰转交蒋致杜鲁门总统信件，信中表示接受美国所提许多改革项目[14]:8260。旋又会见宋子文，马歇尔称他经常向蒋坦率直言，而蒋亦接受他坦率[14]:8260。宋表示蒋之需要马歇尔胜过马歇尔之需要蒋[14]:8260。
1947年1月8日，马歇尔离开中国返回美国，蒋夫妇至机场送行。[14]:8260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大会上针对声明发表广播演说，评马歇尔离华声明[16][17]，指出马歇尔声明只提政协决议不提停战协定，有意回避他的责任，并为军调部美方人员寻求解脱；要求美国停止援蒋内战，重新调整中美关系，以利于远东和平与国际合作。[14]:8262
1947年1月10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王炳南表示中共之和平愿望，重申中共所提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取消宪法，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军调部中共发言人称黄河堵口问题系政治阴谋，并提出两点要求。[14]:82621月11日，蒋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马歇尔离华声明“似有若干漏略”，指责中共“无诚意遵守三人小组之协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就孙科建议举行党派圆桌会议事发表谈话，认为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共之两项要求明确答复。[14]:82631月12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就马歇尔离华声明谈话，指出：如无美国之装备，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国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14]:8264张群抵达南京时称：和平仍有希望，但中共如坚持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国民大会重订宪法两条件，则和谈恐难谈得好。[14]:8265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指出：蒋方正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介石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毛泽东在此电文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14]:8267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中央两项要求置之不理，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骗局；我们对于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心。[14]:8268
1947年1月18日，中共驻南京代表王炳南至美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转告延安之答复：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两条件，即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拟订宪法。[14]:8268如政府同意，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即使政府派人赴延安，亦无补于事。[14]:8268-8269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政府对和谈问题之声明，对中共两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并公布《和平方案》。[14]:8270之后国共双方的关系持续恶化，军调部基本上停止运作，马歇尔趁机于1月21日到达华盛顿时向杜鲁门提出关闭军调部，结束美国的调停行动。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反驳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月20日关于政府《和平方案》之声明，指出政府之《和平方案》无诚意可言，全系骗局；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必须恢复，否则等于鼓励反动派大打内战；蒋伪宪法必须取消，否则等于承认独裁。[14]:8272
1947年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退出旨在调停中国国内冲突之三人会议，并尽速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之美方人员。[14]:8274同时保证对国共两党的人员回到原驻地的运送工作直至8月5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14]:82751月31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对美国退出三人小组会议及军调部事发表个人感想：美国今退出军调部，但决不能逃协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14]:8276
1947年2月1日，北平军调部电令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人员撤回北平；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后，军调部政府方面以备用致中共方面：请将撤退人员名单提交政府。[14]:82772月3日，美方非正式通知南京中共办事处，谓如拟撤退，可代准备交通事宜；中共办事处答复：无撤退计划；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成员撤离延安。[14]:82792月5日，北平军调部美国方面向派往各地之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发出紧急命令，要求迅即集中北平与长春，以便撤退回国。[14]:82802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于3月5日前协助中共负责人员撤回至原来地区。”“双方人员中，任何人于3月5日后仍留驻于现在地区者，概应自行负责。”[14]:82802月7日，军调部美方工作人员及眷属300余人首批由北平赴塘沽搭轮返国。[14]:8280军调部长春分部美方代表泰森上校书面通知国共两方，美方工作即日起正式结束，另组北平美军总部对华联络处长春分处，执行撤退前之未完任务；一俟该部东北区内之运送事务完毕，即行撤退。[14]:82802月13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康纳士称：军调部美方人员大部分自2月7日起60日内可撤退完毕，留官兵25人负责清理财产、房屋等事宜；彼等于此期间，行政上隶属于美军顾问团，然此非美军顾问团将在北平设立分团。[14]:82862月14日，军调部长春分部派驻哈尔滨市之美方人员格莱因斯中校等5人，是日飞返长春；行前，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宴饯行。[14]:82862月16日，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正式结束。[14]:8289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附近俘虏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瑞克少校及柯林斯上尉；美国驻华使馆次晨通知中共驻南京人员转告延安方面，要求立即释放。[14]:8300-8301
2月9日，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函马歇尔，指责美国外交政策，抨击中国国民党，谓恢复中国之和平统一所以失败，其主因为美国一方面企图调解，一方面在军事及经济上援助中国国民党之反动分子，致使调解基础破坏殆尽，国民大会最近所通过之宪法，亦仅为一种姿态而已；主张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不为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所控制。[14]:8283
2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国共恢复和谈条件：恢复1946年1月10日双方控制区域；取消“宪法”，恢复政协决议。[14]:82832月11日，军调部中共首批撤退人员共20余人，是晨由北平搭美国飞机分别撤回延安、邯郸；第二批撤退人员10余人于2月14日由北平撤至哈尔滨。[14]:82842月12日，北平军调部中共新闻处黄华、张香山在北京饭店宴别北平市各报记者，叶剑英、薛子正等出席，与各记者畅谈目前战局及中国之前途。[14]:82852月21日上午8时，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偕参谋长薛子正、新闻处长黄华等最后一批撤退人员20余人，全部由北平撤返延安。[14]:8293
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在未来之莫斯科外长会议中，并无讨论中国问题之具体计划，对中国问题之考虑，并未列入会议之议程；马歇尔或将在会议中讨论不少其他问题，包括中国问题。[14]:82963月11日，马歇尔发表声明，认为莫斯科外长会议在无中国出席之情况下讨论有关中国问题实属非当，表示愿意在会外交换关于执行《莫斯科声明》中任何条款之报告；因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反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决定只就中国局势作非正式意见交换。[14]:83093月1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致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及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同意在外长会范围之外非正式商谈中国问题，并同意中国得派遣代表参加。[14]:83113月16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式拒绝苏方关于由三国外长会商中国问题之建议，并提议在4月1日以前，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彼此以书面交换关于中国之情报，并以副本送达中国。[14]:83133月17日，英国外相贝文函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意对履行1945年关于中国之莫斯科声明事交换情报，惟反对任何会议。[14]:83143月26日，马歇尔在莫斯科会议提议由四强再加中国，邀请以前对德作战之全体盟国，在对德条约最后拟成之前，举行关于德国问题之和平大会；贝文及皮杜尔均支持中国为对德和约签字国之一，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考虑。[14]:8322
3月31日，马歇尔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叙述驻华美军数目及遗俘情况。[14]:83244月2日，马歇尔根据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英国、美国、苏联交换有关中国情报之协议，公布其致莫洛托夫之函件，函称：美国终止与三人小组及军调部之关系，美军自中国裁撤完成时，估计当在本年六月一日；其应国民政府之请而驻留中国之美国陆海军人员，将为六一八〇人。[14]:8326-83274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莫洛托夫致马歇尔关于交换中国问题情报复函，函称：苏联政府认为外国干涉中国之内政，尤其外国军队参加中国内战，仅能鼓动中国之内争，并为中国之统一增加各种困难。[14]:8330
5月7日，马歇尔称中国政府改组已具备美国货款条件[14]:8350。
美国对华武器禁运至1947年5月解除。7月9日，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代表赴中国。[14]:83817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来华，表示魏氏此行将“增进中美间之友感与合作”。[14]:83827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5人启程访华。[14]:8384魏德迈奉命带领调查团再次访华，发现对比前次来华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加糟糕。他在中国发表批评政府的意见，引起蒋中正等人的不满。回国后，魏德迈撰写报告，指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经济上通货膨胀，苏联及中共即将控制东北地区，以及中共很可能会控制中国全境。他建议继续对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和派遣顾问。尤其是在报告中他建议将东北地区设为中、苏、英、美、法五国监护，或依联合国宪章监护。马歇尔认为此段内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要求魏德迈删除，魏德迈婉拒，马歇尔便将此报告列为最高机密保存。[18]
1948年1月4日，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由南京返国。[14]:84821月9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他本人拟与即将赴美之中国代表俞大维和贝祖贻亲自会谈美国援华事宜。[14]:84871月10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关于援华问题，细则尚在拟定中，数额何时解决，尚未可知。[14]:8487
与赫尔利、魏德迈等人不同的是，马歇尔的对华政策是与杜鲁门靠近的温和中立政策。正如《马歇尔使华》一书的绪言作者莱曼·P·范·斯莱克教授所说，作为特使的马歇尔，希望自己作为一个中立者调解国共双方的矛盾。但马歇尔的政策本身又存在着一个矛盾，即美国当时一直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包括在抗日战争至整个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基于此立场。因此这段时期美国的对华援助等主要都是给予国民政府的（虽然东江纵队也曾接受过美军的运输）。[19][20][需要解释]
马歇尔的调停行动，帮助了中共军队摆脱四平战役的失败，以及后来对四平的反攻。[21]
1948年11月6日，合众国际社报导：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正改变其以前之立场，赞同“全面及尽速援助中国”。[14]:8720至此，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已背叛国民政府，他在一份白皮书上声明，美国政府“不得间接或直接作出暗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在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美国政府无意再作为调处者在中国进行调解”。[22]
不同于后来强烈冷战氛围笼罩下的韩战、越战，此时美国尚未将中共作为苏联的盟友强烈反对，也没有向战争所在地派出军队直接参与战斗（虽有驻华部队训练国军，以及零星的冲突）。苏联拒绝中共要求参与马歇尔调停，但也要求中共在停战令期间不要与国军对抗，否则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23]
1951年6月9日，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并表示自由世界可能为此无限期的付出血的代价。[24] 马歇尔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开始受到强烈批评，麦卡锡本人也在国会上批评此使华行动。[25][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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