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杰沙·杰汗智·律敦治，CBE，JP[?]（英语：Dhunjisha Jehangir Ruttonjee，1903年7月10日—1974年7月28日），世称邓律敦治（Dhun Ruttonjee），香港帕西商人、慈善家和政治家，1953年至1968年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任内于1962年至1968年任该局首席非官守议员。
邓律敦治早年受教于圣若瑟书院和香港大学，曾经在华工作，其后返回香港协助打理父亲的洋酒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业务。邓律敦治的父亲J·H·律敦治也是慈善家，两人在香港沦陷期间积极接济印度社群，1944年更曾因从事反日活动遭日军拘捕下狱，期间受尽折腾，到1945年香港重光后始获释放。二战过后，邓律敦治的父亲在1948年参与创立香港防痨会，其后又分别于1949年、1956年和1957年斥资创立律敦治疗养院、傅丽仪疗养院和葛量洪医院。邓律敦治对其父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十分支持，并在父亲于1960年逝世后担任律敦治疗养院和葛量洪医院等院所的管治委员会主席，以及在1964年至1974年出任防痨会主席。
邓律敦治在二战后也十分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除了立法局的工作，他曾自1950年至1957年出任市政局非官守委任议员。在立法局内，邓律敦治敢于批评时政，涉及的民生议题包括教育、医疗和房屋等各方面。此外，他对于香港的政制发展也有不少看法，但当中不少意见未获当局采纳，而有一些构思则要到多年以后才得到实践。六七暴动期间，邓律敦治多番严辞斥责左派滋事份子，而且是最早在乱事中公开支持港府的人士之一。为肯定他历年来担任社会公职和公益慈善方面的表现，他曾经多番获得英廷授勋，并在1969年获母校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生平
邓律敦治是帕西人，1903年7月10日生于香港。[1]他的家族世代信奉祆教，先世为逃避伊斯兰教的宗教迫害而随其他祆教徒从波斯（伊朗前身）移居印度半岛西部。[2]邓律敦治的家族原本族居于印度孟买，直到其祖父贺穆士治·律敦治（Hormusjee Ruttonjee）为寻找商机而在1884年迁居香港，并创办律敦治父子洋酒行（J. Ruttonjee & Son），在当地经营洋酒进出口贸易业务。[3][4][5]
邓律敦治的父母分别名叫杰汗智·贺穆士治·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1880年－1960年）和巴努·杰汗智·律敦治（Banoo Jehangir Ruttonjee，1884年－1972年），[4][6]前者是香港的帕西社群领袖和慈善家，1948年参与创立香港防痨会、1949年捐钜款创立律敦治疗养院。[4]
邓律敦治在家中排行最大，另有三名胞妹，分别名叫科雪芙·律敦治（Khorshev Ruttonjee）、蒂美·律敦治（Tehmi Ruttonjee，1907年－1944年）和傅丽仪·律敦治（Freni Ruttonjee，？－1952年）。[4][7]蒂美于1925年嫁给鲁斯图姆·艾都治·荻茜（Rustom Eduljee Desai，1895年－1985年），两人育有一女，名叫维拉·律敦治-荻茜（Vera Ruttonjee-Desai，1926年－2014年）；[8][9][10]至于傅丽仪则于1945年嫁给父亲的其中一名侄儿劳士·施罗孚（Rusy Shroff，1917年－2017年）。[2][11]然而，蒂美在1944年因肺痨病逝，而傅丽仪也在1952年因癌症病逝，两人的逝世都对邓律敦治之父构成很大打击。[4]
此外，邓律敦治的父亲早年也收养了两名侄儿和一名侄女，分别是劳士·施罗孚（即后来傅丽仪的丈夫）、拜吉·施罗孚（Beji Shroff）和米妮·施罗孚（Minnie Shroff），三人的父亲在一次台风吹袭期间遇上海难身亡。[4]
邓律敦治早年受教于圣若瑟书院，毕业后升读香港大学修读文学士（B.A.）学位，但未及毕业便于1927年决定只身前往中国上海和华北经商。[12][13][1][14][7]在沪期间，他最初经营洋酒和啤酒生意，后来跟随拥有利记洋行（Lalcaca, B. P.）的著名帕西企业家巴普杰·利卡卡（Bapuji Lalcaca）从事外汇交易经纪业务，一直到1940年才返回香港加入家族的律敦治洋酒行营商，由低做起。[1][7]然而，翌年12月日军侵略香港，香港旋于12月25日沦陷，标志着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展开，对洋行的业务构成重大打击。[4]沦陷期间，律敦治父子除了接济居港印度人，又在家中收容了差不多整个帕西社群，而且还暗中帮助不少被囚的印籍英兵和其他英军战俘，把食物偷运进监狱内。[4]1944年，两父子的活动被日军宪兵队揭发，迅即遭拘捕下狱前后九个月，期间受尽日军折磨，及后经日方审讯，两人再被指从事反日活动而被判监五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后始从赤柱监狱获释。[4][14][15][16]
大战过后，邓律敦治辅助父亲重整家族的洋酒贸易和房地产业务，历任经理等职，当父亲在1960年逝世后，他遂接替父亲分别成为律敦治洋酒行和律敦治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4]此外，邓律敦治在1970年获印商凌纳文（Lachman Narain）邀请加入以销售洋服和经营邮购业务闻名的大利有限公司（Tajmahal's Limited）出任董事长一职，[17]任内他协助公司于同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并进军房地产业务，促成公司随后于1972年进一步重组成为大利企业有限公司。[18][19]
凭借其从商背景，邓律敦治是香港出口商会成员，[20]并且与代表香港印度社群的香港印度协会和香港印度商会关系密切。[21]他的进出口贸易背景也得到香港政府的注意，战后初年就获得委任为港府贸易咨询委员会委员，多次参与港府的贸易代表团到访世界各地；[21]当中，他曾于1959年代表港府率领贸易代表团到澳洲墨尔本参加商品展览会，其后还到布里斯班出席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22]香港贸易发展局于1966年成立后，他进一步获港府委任为该局副主席，任内于1968年率领贸发局代表团出席西德时装周，至1970年卸任。[23][24][25]
邓律敦治的父亲有鉴于香港肺结核病情在二战前后肆虐，再加上为了纪念在1944年同样因为肺结核而病逝的次女蒂美，因此他在1948年联同周锡年、颜成坤、岑维休、宾臣和李耀祥等中外士绅成立香港防痨会，向大众宣扬预防肺结核的重要性。[4][26]1949年、1956年和1957年，由其父捐款兴建的律敦治疗养院、傅丽仪疗养院和葛量洪医院分别落成启用。[4]律敦治疗养院是香港首家专门治疗肺结核病的院所；[27]并由傅丽仪疗养院专门照顾肺结核病康复者；[28]而葛量洪医院则是一所胸肺科专科医院，[29]其中，傅丽仪疗养院是律敦治为了纪念1952年因癌病逝世的幼女傅丽仪而兴建的。[4]
邓律敦治也积极支持父亲的慈善公益事业，他除了自防痨会成立后出任该会董事外，又分别出任律敦治疗养院及葛量洪医院等院所的管治委员会委员。[1][13]1960年父亲逝世后，他还接替父亲出任两家院所的管治委员会主席。[1][13]1964年，他进一步接替宾臣出任防痨会主席，任内多番支持防痨会的筹款和卖旗工作，以及于1967年把协会改名为香港防痨及胸病协会。[30][31][32][33]凭借其从事防痨慈善工作的多年经验，邓律敦治也曾任世界复康基金会香港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且于1966年当选国际复康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其后他于1968年出任太平洋区复康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负责筹办在港召开的泛太平洋复康会议，并在后来会议举行期间向各界人士提倡聘用残疾人士就业。[34][35]
邓律敦治多年来支持香港防痨会、律敦治疗养院、傅丽仪疗养院和葛量洪医院的发展，历年累积捐款不下百万港元，而且他还每年例必捐出一笔善款支持慈善公益，受惠者均以华人为主。[14]为肯定他在推动防痨方面的工作，英国心脏及胸病协会（Chest and Heart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在1967年向邓律敦治授予共和联邦荣誉奖（Commonwealth Award of Honour），并由时任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在港督府代为颁授。[36]1973年10月，他更获罗马天主教会颁授圣西物斯德爵级司令勋章，是罕有获勋的非天主教徒，以表扬他在慈善公益方面的工作。[1][37]
在慈善公益事业以外，邓律敦治自二次大战结束后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早自1947年分别获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和后备警察队（1957年起改称香港辅助警察队）特别警司。[13]同时间，邓律敦治在1950年5月获港府奉委市政局非官守委任议员，[38]1954年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成立后，又兼任当然委员。[39]他在市政局一任七年，到1957年3月告退。[40]此外，他获港府于1954年委任为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另外又历任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学生保健服务委员会委员和香港国殇纪念基金委员会委员等职。[39][13][41]他曾担任的其他非官方公职还包括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童军总会副会长、代表华南地区帕西社群的省港澳琐罗亚斯德教慈善基金主席、以及在1958年至1959年担任香港红十字会第四会长。[1][41][42]1961年起，他还进一步获母校邀请出任香港大学校董和港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
另一方面，邓律敦治作为香港的印度社群领袖，而且又具中西人脉网络，[13]因此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成功于1953年3月获其他太平绅士推选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以填补局内的唯一一个太平绅士议席，[43]其后他更于1956年以60票对50票击败冯秉芬成功连任。[44]1959年，他放弃立法局内的太平绅士议席，但旋获时任港督柏立基爵士透过直接委任的方式留任非官守议员，[45]1962年进一步按资历成为了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一直到1968年才卸下该局的工作。[46]邓律敦治在立法局任职前后15年，一度是二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立法局议员，期间他活跃于该局财务委员会，又曾任该局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主席等职。[46]此外，邓律敦治曾于1965年5月至8月暂代离港休假的罗理基医生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一职。[47]
在立法局内，邓律敦治对教育、医疗和房屋等民生议题尤其关心，并且敢于发言批评时政和提出不少意见，[21][48]例如曾在1962年提出对新落成楼宇实施租金管制，让市民在可负担的水平下租住物业。[49]在医疗事务方面，他多番在局内批评香港的公立医疗服务不足，又抨击医生对贫病者态度傲慢，[50]另外又曾建议港府透过执业考试认可来自中国大陆等地的非本地和非共和联邦注册西医，从而解决当时专科西医不足的问题。[51]不过，他对于医疗事务方面的一些意见却引起过舆论反响，例如他曾在1966年建议东华三院旗下医院对有能力负担的病人酌量收费，结果被舆论大力反对，担心建议会把贫苦大众摒弃于门外。[52][53]
至于在教育事务方面，本身是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邓律敦治连同本地绅商利铭泽和教育家马仪英博士等人，曾于1964年1月获港府委任为教育报告书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对《马殊及森逊报告书》的建议作出深入研究和检讨。[54]在此以前，港府曾于1963年初委托马殊及森逊委员会（Marsh-Sampson Commission）对香港教育展开全面检讨。[55]而教育报告书工作委员会经过前后一年的研究后，在1965年1月完成和向港府提交报告书，促成港府于1965年4月发表《教育政策白皮书》，为日后的教育政策订下基本方针，当中较重要的举措包括建议尽早推行普及小学教育，以及推翻之前数年落实的“唐露晓计划”，以便重新推行六年制小学学制等。[56][57]后来，邓律敦治提倡以职业训练学校、专上学院和大学作为中学生的三大升学选择。[1]1971年，他又曾经建议政府强化对青少年提供的培训和所需的教学设施，并提出在每个徙置屋邨都提供一个设备齐全的社区中心，以迎合年青人的需要。[1]
邓律敦治在立法局也发表过不少具前瞻性的言论，当中计有在1966年促请政府早日重新发展金钟海军船坞以促进旅游业，[58]以及在1967年提出开发大屿山，并建议兴建连接北大屿山、马湾和青山的跨海大桥，把大屿山打造成新的旅游景点。[59]无独有偶，金钟海军船坞后来的确在1980年代重新发展成为地铁金钟站和商业中心区，[60]至于北大屿山则于1990年代开发为新市镇，而连接北大屿山和青衣的青马大桥和汲水门大桥则在1997年通车，尽管大桥并不连往青山，但也与邓律敦治当年的构思相差无几。[61][62]然而，在兴建红磡海底隧道的议题上，邓律敦治于1966年却以港府做法过于仓促为理由，反对把海底隧道的30年专营权发给由汇丰银行、会德丰及和记洋行合组的香港隧道有限公司，并成为当年辩论唯一一位投反对票的议员。[63]虽然如此，海底隧道仍旧在1969年动工兴建，并在1972年通车，从此海底隧道取代渡海小轮成为往返九龙和香港岛更快捷方便的选择，而海底隧道的专营权则于1999年届满后被港府收回。[64]
除了民生议题，邓律敦治对于香港的政制发展也有不少看法。[65]1965年，他率先提出议员应该受薪，认为这样才能够吸引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特别是来自基层的人士，花时间到议会议事而不影响日常生计。[66]不过，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议员有为民请命的义务，所以其建议没有被当局采纳。[66]多年以后，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终于在1976年引入议员薪津制度，并委任了出身草根阶层的王霖为立法局首位代表基层劳工的议员，从此议员可以领取津贴，用于租用办事处和聘请议员助理等用途。[67]同时，邓律敦治曾在1965年建议港府改革政制，指出香港应仿效其他前英国殖民地尽早引入民主政制，并敦促港府加快公务员本地化，由本地人出任政府部门首长。[65][68]这些建议同样要经过多年酝酿，随着港府在1980年代开始引入代议政制和加速公务员本地化，才算是得到较为正面的回应。[69][70]
邓律敦治在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后期，正值中国大陆于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见证香港局势日益不稳。[71]香港除了在1966年发生天星小轮加价事件以外，还在翌年因为一宗劳资纠纷，爆发持续多时的六七暴动。[71]暴动期间，在文革风潮席卷香港的情况下，左派滋事份子自1967年5月开始与警方发生多场冲突，左派团体更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号召挑战港府，对港府的管治构成威胁。[72]5月22日，邓律敦治率先以严辞斥责左派滋事份子影响大众生活，成为最早谴责暴动和公开支持港府的人士之一。[73][14]同年7月8日，中港边境发生沙头角枪战，事件中有中国民兵突袭驻守边防的香港警察，造成三名华籍和两名巴基斯坦籍警务人员殉职。[74]事后，邓律敦治于翌日亲身慰问三名殉职华警亲属，其后又赴新界探望殉职巴籍警员家属，对警方给予公开支持。[75][76]后来，左派滋事份子在全港多处地方放置多枚真假炸弹，波及普通市民，期间邓律敦治再次予以强烈谴责，并尝言“滋事份子在失败前必然会采取更卑污的手段企图动摇港府管治”，但认为港府最终必能克服困难。[77]鉴于香港的左派暴动缺乏市民支持，再加上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潮愈演愈烈，为免出现反效果，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7年12月向香港的左派阵营下达命令停止“反英抗暴”，扰攘香港近七个月的六七暴动才告全面平息。[71][72]
六七暴动过后，邓律敦治有感于港府有必要透过有效的渠道处理市民申诉，从而避免民怨积累，于是在1968年接受国际人权组织司法组织香港分会（Hong Kong Branch of Justice）邀请，研究设立“冤情大使”，探讨由独立人士负责处理市民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投诉。[78][79]可是，港府却选择在1969年推出民政主任计划，透过在各区设立民政专员一职加强港府与地区的联系和协调各部门的运作，设立“冤情大使”的建议没有得到港府采纳。[80]一直到1989年，港府成立了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1994年改称申诉专员公署），当年邓律敦治等人提出“冤情大使”的构思才终于在香港得到实践。[81]1968年6月，邓律敦治正式卸下立法局的职务，[46]但在同年3月最后一次参与该局财政预算案辩论时，他仍不忘再一次大力鞭策港府施政，席上他直指港府缺乏领袖人才，并大胆建议设立副港督一职，在民间物色合适人选担任，以成为重点栽培对象，惟有关意见未获舆论的普遍支持。[82][83]
为肯定他多年来在担任社会公职和在慈善事务方面的表现，邓律敦治在1957年和1964年分别获英廷颁授OBE勋衔和CBE勋衔。[84][85]1968年6月卸任立法局时，他除了获得港督戴麟趾爵士致谢外，[46]更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罕有地颁令恩准他终身使用立法局议员专享的“阁下”（The Honourable）名衔。[13]1969年，他进一步获母校香港大学颁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资嘉许。[13]
邓律敦治晚年花时间投放于自己的家族业务和慈善公益工作。1974年5月，他身体不适入住位于黄竹坑的葛量洪医院，其后因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延至1974年7月28日上午11时05分病逝于葛量洪医院，终年71岁。[86][14]按照帕西人传统，他的遗体旋于翌日下午3时45分安葬于跑马地祆教坟场，[86]亲临到场致祭者除了包括护督罗弼时、财政司夏鼎基、民政司黎敦义、社会事务司李福逑和医务卫生署署长蔡永业医生等多名政府高官、还有简悦强爵士伉俪在内等多位两局议员、以及何世礼将军等官绅名流数百人，而律敦治疗养院也有医护人员百余人前往致祭。[87]
邓律敦治身后，夏利莱和高宾·模汉（Obin Mohan）在内等多名香港主要印商，以及防痨会副主席胡兆炽等人，都对其逝世致以哀悼。[48]当中，胡兆炽赞扬邓律敦治虽然是帕西人，但却“只视自己为香港社群的一分子”，而且“与香港华人维持极佳的关系”。[48]胡兆炽还披露，邓律敦治临终前的其中一个遗愿是希望把律敦治疗养院迁离市区，惟有关愿望未能达成。[48]1974年年8月，护督罗弼时在立法局会议上再次对邓律敦治致悼，赞扬他是一位“才智兼备的长者，面对任何困难都处之泰然”，并对他“乐于结交不同种族的人士”予以赞扬。[88]
邓律敦治逝世后，家族业务和慈善工作由侄女维拉·律敦治-荻茜和堂弟劳士·施罗孚等人主持。[89]到1988年，家族后人正式结束洋酒贸易业务，以便把焦点投放到房地产业务。[89]另一方面，随着医学倡明，加上肺结核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肺结核病患者日益减少，邓律敦治之父生前参与创立的香港防痨会（1967年改称香港防痨及胸病协会）遂于1980年进一步改名为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以反映协会关注的范畴已进一步推广至心脏病。[33]至于律敦治疗养院后来于1991年重建成为律敦治医院，并扩充成为一所拥有600张病床的全科医院；[27]而葛量洪医院则由原来的胸肺科医院，到1980年代扩充成为一所心脏及胸肺科专科医院。[29]两所医院原本都是由防痨会打理，并且是由政府拨款的补助医院，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交由由港府设立的医院管理局营运，成为公立医院。[27][29]1999年，傅丽仪疗养院重建成为傅丽仪护理安老院，但继续由防痨会营办。[28]
个人生活
虽然帕西人传统上不会跟外族通婚，但邓律敦治的妻子安妮·律敦治（Anne Ruttonjee，1913年－2009年）却是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华人。[1][7][90][91]安妮原名叶锦好（Yip Kum-ho，音译），她与邓律敦治在香港结识，并于1940年结婚，虽然两人并无所出，但她在前一段婚姻育有一名女儿，并为邓律敦治所收养，名为瑞莲·律敦治（Shirley Ruttonjee）。[1][7][86][92]邓律敦治夫人曾于1954年担任世界小姐香港区筹备委员会主席，[93]后来于1973年12月24日获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91]邓律敦治的养女瑞莲·律敦治于1959年7月31日嫁给刘汝超医生，两人的婚礼在香港西半山般咸道的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举行，其后于九龙半岛酒店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亲友，出席嘉宾包括时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等官绅名流。[94]
邓律敦治热爱体育，对足球、木球和游泳尤其喜欢。[14]喜爱音乐的他还与圣约翰座堂风琴师及诗班长傅礼沙（Donald Fraser）和拔萃男书院校长葛宾等人合作，于1949年创办首届香港校际音乐节。[7]此外，喜欢开怀大笑和风趣幽默的他，大约从1952年至1953年开始总爱在公开场合把一朵老虎兰插在自己西装胸前的口袋上，他曾解释这是因为老虎兰“温和克制”的性格，正好与他恰恰相反；[13][1][48]另一个理由是老虎兰可以吸引别人的目光，那么人们便不会注意到他的45吋腰围。[7]邓律敦治生前也是香港乡村俱乐部、宇宙会所和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会员，[41]并于1965年当选为马会董事。[95]
荣誉
相关条目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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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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