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雅士，OBE，JP（英语：William Ngartse Thomas Tam，1900年7月21日—1976年4月8日），香港大律师和政治家，1939年至1941年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谭雅士早年先后受教于拔萃男书院、香港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返港成为当时少有的华籍执业大律师。在1939年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以前，他曾多次获香港政府委任到不同的委员会供职，并于1931年至1932年出任东华医院辛未年首总理、1936年至1937年出任保良局丙子年主席、以及在1936年和1937年分别获委任为市政局非官守议员和团防局绅。谭雅士在立法局供职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局势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也日益严峻，任内他除了反对港府计划开征入息税外，又批评港府于1940年设立的移民局扰民，并多番促请港府平抑物价。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谭雅士先后被日治政府强迫担任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委员和华民各界协议会委员；1945年香港重光后，谭雅士虽然淡出政坛，但获港府委任为儿童法庭、绅士法庭和交通法庭法官，后来又任中央裁判司署裁判司等职，1949年更与罗显胜成为首批获委任为常任裁判司的华人。1951年辞任裁判司后，他重新开展私人执业，至1960年退休。
谭雅士是香港首位华人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的岳丈，此外，他在1931年于香港岛半山区薄扶林道建成名为“Jessville”的大宅，该座被指具历史价值的大宅在2006年一度被谭雅士的后人申请拆卸重建，引起公众关注，经港府介入后，大宅最终得以保留。
生平
谭雅士祖籍广东台山，[1]同时是欧亚混血，1900年7月21日生于香港，[2][3][4]父亲名叫谭夏士（L. F. Thomas Tam／Tam Ha-sze）。[5][6]谭雅士有两名胞妹，分别名谭安妮（译音，Anna Thomas Tam）和谭绮华（Eva Thomas Tam），[6]前者毕业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1937年12月8日嫁给怡和洋行天津分行买办梁炎卿之幼子梁文奎；[5]后者同样毕业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并于该校附设之幼稚园任教，惟于1937年10月31日深夜乘坐由外籍副警司毕明达（Ken Bidmead）驾驶的跑车期间遇上严重车祸，跑车驶至薄扶林道与沙宣道交界时失事翻侧，毕明达仅受轻伤，但谭绮华却因重伤延至翌日凌晨不治，终年仅23岁。[7][8][9][10]
谭雅士另有两名养兄，分别名谭嘉士（George Harold Thomas／Tam Yau-ming）和谭权（译音，Tam Kun／Henry Thomas），两人都是分别领养回来，均为欧亚混血，但与谭雅士兄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2][11][9]其中谭嘉士后来成为执业西医，长年于东华医院任职，二战后成为首位署任医务总监的华人；[12]至于谭权则任职于中国海关，惟于1922年自杀身亡。[11]谭雅士早年随两名养兄入读拔萃男书院，[13][11]其后升读香港大学，1920年取得文学士学位毕业，同届毕业的同学包括陈君葆和曾镜涵等。[14][15]大学毕业后，他又前赴英国深造，1922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翌年再从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获得法学士学位，未几取得当地的执业大律师资格。[13]
从英国返港后，谭雅士旋于香港开展执业大律师生涯，又因为当时甚少华籍执业大律师，他很快就得到香港政府注意，逐渐向他委以不同的公职。其中，特别关注经济议题的他早于1930年7月获香港总督贝璐爵士委任为政府节约委员会（Retrenchment Commission）委员，研究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下节约政府开支的方法。[16]委员会于1931年5月向港府提交报告书，并由港府于翌年正式向外发表。[16]当中除了建议精简政府架构以外，又提出港府应该引入更多华籍公务员，以取代薪酬和福利相对较优厚的外籍公务员。[16]他后于1934年7月再应贝璐的邀请加入到港府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供职，就当前的经济和币制问题作出分析。[17]委员会随后在1935年2月发表报告书，认为港府不宜放弃银本位，但港府后因局势逆转，于同年11月9日召开的立法局特别会议上通过《货币条例》，决议港元放弃银本位制度。[17]
另一方面，只有31岁的谭雅士于1931年连同颜成坤等分别当选东华医院辛未年首总理和主席，并在任内见证东华医院、广华医院和东华东院合组成为东华三院。[18]他随后于1934年获港府委任为考虑在新界饲养猪只和家禽委员会委员，参与研究新界禽畜业的发展政策；[19]到1936年更进一步当选为保良局丙子年主席，同时兼任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及香港仔工业学校执行委员会委员。[20]
参与公共事务多年以后，谭雅士在1936年3月30日获港府奉委为市政局非官守议员，[21]任内曾于1937年至1938年以前任保良局主席的身份兼任团防局绅，至1939年再度获得委任。[22][23][24]在1939年3月17日，谭雅士获时任港督罗富国爵士指派接替离港的李树芬医生暂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25]同日又接替辞职的罗文锦出任交通委员会（Traffic Board）委员，[26]复于同年7月获委任为城市设计委员会委员。[27]同年12月3日，他正式获委任接替周埈年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28]但为了更专注立法局的工作，他于翌年3月辞任市政局议员的职务。[29]
在立法局内，谭雅士与另一位较资深、事务律师出身的罗文锦都是比较勇跃发言的华籍议员，并敢于批评港府政策，当中包括联同其他非官守议员大力反对港府计划开征入息税的建议，[30]并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兼任战时收益委员会（War Revenue Committee）委员期间，与其他委员透过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对建议提出重大保留。[31]几经商界和港府的讨价还价，开征入息税的建议最终在1940年4月获立法局三读通过，但税项只作为维持战时收益的临时手段，港府还承诺大战结束后废除税项。[31]虽然港府在大战过后的确废除了入息税，但却旋于1947年重新开征。[32]
谭雅士在立法局供职期间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事实上，自中日战争在1937年爆发以后，远东早已战云密布，而广州在1938年10月陷落以后，日军兵临香港深圳河边界以北，并于1940年6月开始大量集结，使香港局势更形严峻。[33]鉴于当时中国大陆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造成粮食短缺和其他社会问题，[34]港府在1940年即着手修例加强管制边境，除了率先在1940年11月成立移民局外，又于1941年1月在立法局通过《入境管制条例》，首次对所有进入香港的华籍人士实施全面管制，[34]而离港的华籍居民如欲返港，也须先到设于中环公主行的移民局办理移民证，才可再次入境。[35][36][37]在加强入境管制一事上，谭雅士曾公开批评港府办理移民证的手续繁复，轮候时间冗长，导致移民局每天都人头涌涌，局内局外均十分挤拥，对市民构成相当不便。[30][38]此外，他还十分关注食品管制和物价上涨等议题，并多番要求港府着手调查米价暴涨和设法平抑物价。[39]
在1941年9月3日，谭雅士获港府委任到新成立的就业仲裁审裁处担任委员，负责协助调解劳工纠纷，[40]但不久以后，太平洋战争在12月7日爆发，日本翌日派兵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同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爵士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香港沦陷，进入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33]沦陷初期，谭雅士被中止大律师业务和原有的公职，[41]并因其政界背景被日治政府强迫出任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其中一名委员。[42]及至1942年初，日治政府组织华民各界协议会，谭雅士再被迫出任协议会其中一名委员，后来又获准与简悦强和施玉麒合组律师楼，恢复业务，一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42]
1945年8月香港重光和香港重归英国管治后，港府旋即强调大部分华人代表出于捍卫香港华人利益，并在得到英方秘密许可下，才接受出任日治政府的公职，当中并不涉及通敌卖国的行为，因此谭雅士等没有与日方过从甚密的人士大多未有遭到港府深究。[43]不过，根据在战后曾先后担任军政府首席民政事务官和港府辅政司的麦道高后来在内部文件中指出，如果重新委任一些与日治政府合作的华人领袖到行政局或立法局供职，将有可能引起很大争议，因此港府尽可能都不应该再委任这类人士到两局供职。[43]
虽然谭雅士战后未有重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但他仍然得到港府重用，在他的提倡下，港府在战后即设立儿童法庭、绅士法庭和交通法庭，并特别由他担任三庭法官。[13]在1947年，他进一步获港府委任为中央裁判司署裁判司，[44][45]1949年更与罗显胜一同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批担任常任裁判司的华人。[46]谭雅士在1951年终于辞任裁判司一职，重新开展私人执业，于中环荷兰行自设办公室，至1960年方告退休。[47]
除了司法职务以外，谭雅士战后还自1947年起出任香港大学校董，[48]继后又任港大薪俸委员会委员；[49]1953年获委任为英国大学遴选委员会委员，以及分别荣任东华三院和保良局永远总理。[13][50][1]为表彰他多年来从事公职方面的表现，他于1951年英皇寿辰授勋名单中更获英廷颁授OBE勋衔，[51]此前他早已在1933年4月28日获港府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47]以及在1937年5月14日获英廷颁授乔治六世加冕奖章。[52]
退休后的谭雅士继续留任港大校董的职务，并于1965年获港大委任为终身校董。[53]晚年的谭雅士甚少出席公开活动，而且还几乎完全失明。[54]他在1976年4月8日卒于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终年76岁。[1]谭雅士离世后，其家属在同月12日下午2时30分于中环圣约翰座堂为他举行安息礼拜，[55]当日他的不少生前好友均有出席，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与首席按察司贝理士爵士也分别致送花圈致悼。[13]谭雅士的灵柩由简悦强爵士、利铭泽、李耀祥和李福和等八名好友扶灵，随后移奉往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13]
谭雅士身后遗下遗产多达约2,280万港元，当中包括汇丰银行、中华煤气、香港电灯和香港电话公司等多只“蓝筹股”股票，约值1,300万港元。[3]该笔钜额遗产的其中一半由其遗孀继承，余下一半则由他的一子及一女均分。[3]
个人生活
谭雅士信奉基督教，1929年11月2日于中环圣约翰座堂迎娶已故西医杜应坤医生的女儿杜佩珍（Jessie Pui-chun To）为妻，当日出席嘉宾除了两方家属以外，还包括罗旭龢等知名士绅。[6][56]杜佩珍祖籍广东高要，父亲杜应坤是香港早期少有的华人西医，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曾受时任港督金文泰爵士所托前往广州协助调停。[57]谭雅士与杜佩珍夫妇共育有一子一女，分别名谭正和谭爱莲，[55]前者为香港建筑师；后者为香港首位华人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的妻子，因此谭雅士也是杨铁梁的岳丈。[1]谭雅士身后多年，其妻复于1994年逝世。[3]
谭雅士生前十分关注儿童福利，[58]除了在战后担任儿童法庭法官以外，还分别在1926年和1948年参与创立香港保护儿童会和香港青少年培养会，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不少设施即以谭雅士夫妇名命。[13]此外，谭雅士是香港扶轮社在1930年成立时的创会会员，并且长年参与扶轮社的活动，1936年至1937年担任主席；[59][13]他还是共济会会员，生前活跃于该会的雍仁会馆。[13]
据闻谭雅士当年与杜佩珍结婚的时候，曾探问妻子希望环游世界抑或是建一所大宅，结果谭雅士两件事也达成了。[60]谭雅士所指的大宅即为香港岛半山区薄扶林道128号的“Jessville”，该西式宅第楼高两层，于1931年建成，名称取自其妻的洋名，当年杨铁梁在英国迎娶谭爱莲后回到香港，也是在大宅内首次拜见岳丈和岳母。[61]谭雅士夫妇在1970年左右迁出大宅后，大宅就一直空置；[3]及至1994年，谭雅士的儿子谭正曾申请把大宅拆卸，但不成功，大宅复于2006年再度被申请拆卸重建为住宅屋苑，但这次却因其历史价值而引起公众关注，港府遂于2007年4月宣布大宅为暂定古迹，以便与业权拥有人商讨大宅用地的未来用途。[61]
然而，时任发展局长林郑月娥后来在2008年1月表示，经咨询后认为大宅的历史价值不足以成为法定古迹，结果改列大宅为三级历史建筑，但业主一方同意在尽量保留大宅主体的原则下重新发展有关用地。[61]终于在2013年4月，港府宣布撤销大宅的发展限制，而业主一方也同意缩减发展规模，只兴建一座15层高的住宅大厦，同时把大宅保留，并分割成四个私人住宅单位，另会设观景台让公众从外观赏大宅，惟不会开放大宅让公众入内参观。[62]
荣誉
- 谭雅士杜佩珍慈善基金会：由谭雅士创立的一个慈善基金会[59]
- 谭雅士中国研究基金（W.N. Thomas Tam Fund for Chinese Studies ）：设于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63]
- 善宁会谭雅士杜佩珍安家舍：位于九龙长沙湾丽阁邨丽兰楼316至318室，创于1997年
- 香港保护儿童会谭杜佩珍日托婴儿园：位于香港岛西营盘第三街204号毓明阁地下低层
- 香港保护儿童会谭雅士幼儿学校：位于香港岛西营盘医院道香港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内，1963年创校
- 香港保护儿童会谭雅士伉俪幼儿学校：位于九龙观塘茶果岭道茜草湾邻里社区中心3楼，1994年创校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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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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