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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娜·彼得罗芙娜·布拉瓦茨基（俄语：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乌克兰语：Олена Петрівна Блаватська；英语：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1831年8月12日—1891年5月8日），通称“布拉瓦茨基夫人”（英语：Madame Blavatsky），是俄罗斯帝国的神智学家、作家与哲学家，创立了神智学与神智学协会。
在她死后，有关布拉瓦茨基的评价则充满争议。支持者们认为她是一位启迪大众的上师，批评者们则认为她是个满口谎言的神棍和剽窃者。无论如何，她所提出的神智学说确实对印度教与佛教思想于西方世界的散播有所帮助，同时也影响了一些西方神秘学说（例如雅利安秘学、人智学与新纪元运动）的发展。
布拉瓦茨基的生平记载有许多可信度存疑的部分，她曾刻意伪造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曾留下完全矛盾的几种生平纪录[1]。尤其是她在1873年以前的著作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因此她这段期间的纪录大多是来自于不可靠的后世记述[2]。传记作家也认为布拉瓦茨基的家人所提供，有关她早年生活的记载并不可靠[3]。
叶连娜·彼得罗芙娜·冯·哈恩于1831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乌克兰第聂伯罗）[4]，出生日为1831年8月12日，但在当时俄罗斯帝国所使用的儒略历中记为7月31日[5]。她是家中的长女，一生下来便在俄罗斯东正教受洗[6]。当时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正流行霍乱，母亲生下她不久后便遭受感染。幸运的是，母女俩最终还是从霍乱流行中幸存下来[7]。
海伦娜出身自贵族家庭[8]，她的父亲彼得·哈恩是德国冯·哈恩家族的后裔，曾在俄罗斯皇家骑炮兵队（Russian Royal Horse Artillery）服役，之后还晋升为上校[9]：母亲则是俄罗斯贵族叶连娜·哈恩[10]。海伦娜出生那时，彼得·哈恩正在波兰镇压十一月起义。父女俩首次见面时，海伦娜已经有六个月大了[11]。除了拥有德国和俄罗斯的贵族血统外，海伦娜还拥有法国贵族血统，她的高祖父是在法国遭受迫害的胡格诺派贵族，后来逃亡至俄罗斯，效忠当时的沙皇凯瑟琳大帝[12]。
由于父亲彼得的职业因素，哈恩家时常搬家。海伦娜自小便习惯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成年后的她之所以经常漂泊不定，或许也是受到童年时期的生活方式所影响[13]。在彼得抵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一年后，哈恩家搬到了邻近的军事城镇卡缅斯科耶。在她两岁大时，弟弟萨沙（Sasha）由于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方面的协助而死亡（死亡地点是另一座城镇）[14]。1835年，叶连娜带着四岁的海伦娜搬到了敖得萨，海伦娜作为公务员的外祖父安德烈·法捷耶夫（Andrei Fadeyev）当时在那上班，她的妹妹薇拉·彼得罗芙娜后来也在这座城市出生[15]。
后来，彼得被上级派往圣彼得堡。1836年，哈恩全家也跟着父亲搬去了那里。母亲叶连娜很喜欢这座都市，她在这里以“Zenaida R-va”的笔名开启了作家生涯，写了几本小说，也曾将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作品翻译成俄文[16]。彼得大约在1837年回去了乌克兰，但叶连娜选择继续留在这座城市[17]。之后，法捷耶夫因工作需要而搬去了阿斯特拉罕，海伦娜和母亲也跟着同行，她们在那与卡尔梅克人的领袖图们（Tumen）成为朋友[18]。卡尔梅克人信仰藏传佛教，海伦娜在这第一次体会到了宗教信仰[19]。
1838年，叶连娜带着女儿们搬到了波尔塔瓦，与丈夫重聚。她教女儿弹钢琴，也替她安排了舞蹈课程[20]。之后由于叶连娜的身体状况恶化，她们搬回了敖得萨，海伦娜在这个时期学习了英文，老师是一位英国女家教[21]。她们随后又搬到了萨拉托夫，1840年6月，海伦娜的弟弟列昂尼德（Leonid）在此地出生[22]。这个家庭之后又搬到波兰，然后又回到敖得萨。海伦娜的母亲于1842年6月死于结核病，得年28岁[23]。
母亲死后，海伦娜与妹妹薇拉、弟弟列昂尼德被送去萨拉托夫与她们的外祖父同住，法捷耶夫这时已被任命为萨拉托夫省省长[24]。历史学家理查·达文波特-海因斯将年幼的海伦娜描述为“被宠坏、任性又体弱多病的孩子”“讲述迷人故事的说书人”[25]。根据亲戚所提供的资料，海伦娜常与下层阶级的孩童玩在一块，热衷于恶作剧和阅读[26]。她学习法语、美术、音乐等科目，所有课程都是为了让她在将来找到一位好丈夫[27]。放假时，她会和外祖父母一同拜访卡尔梅克人，向图们等人学习骑马和标准藏语[28]。
布拉瓦茨基曾宣称，自己在萨拉托夫发现了曾祖父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多尔戈鲁科夫亲王（Prince Pavel Vasilevich Dolgorukov，死于1838年）所遗留下来的私人图书馆，里头有许多奥秘典籍，激发了她对相关领域的兴趣[29]。多尔戈鲁科夫在1770年代晚期参与了共济会的活动，属于“严规礼仪”的一分子，也有传言说他与亚历山德罗·卡里奥斯特罗和圣日耳曼伯爵彼此相识[30]。她还宣称自己在这个时期历经了神秘体验，年幼的她在幻象中见到了一位“神秘的印度人”（Mysterious Indian），未来的她将会与这男人的本尊结识[31]。“大师”（Masters）这种存在首次出现在她的生命当中[32]。
根据布拉瓦茨基后来的自述，在1844年到1845年左右，她被父亲带到了英格兰，造访了伦敦和巴斯[33]。她自述，自己在伦敦向波西米亚音乐家伊格纳兹·莫谢莱斯学习钢琴，还曾与克拉拉·舒曼一同演出[34]。有些传记作家则认为这趟英国之旅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因为她妹妹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段经历[35]。她与阿姨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维特（Ekaterina Andreevna Witte）同住一年[36]，之后搬到了格鲁吉亚的提比里斯，当时她的外祖父法捷耶夫被任命为当地的主管[37]。她宣称自己在这段时期与戈利岑家族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Golitsyn）结识为友人。戈利岑是共济会会员，他激发了海伦娜对奥秘领域的兴趣[38]。她还声称自己在这段期间遭遇了更进一步的超自然现象，她经历了魂灵投射，也在幻觉中再度见到了“神秘的印度人”[39]。
17岁那年，她同意嫁给埃里温省的副省长，40岁的尼基福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布拉瓦茨基（Nikifor Vladimirovich Blavatsky）。她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不明，布拉瓦茨基后来宣称她是被他对于魔法的信念所吸引[41]。她曾在即将举行结婚典礼前试图退婚，但两人的婚礼还是顺利于1849年7月7日举办[42]。她与丈夫搬到了埃里温的萨达尔宫（Sardar Palace），曾多次尝试逃跑未果，最后她的丈夫软化了[43]。家族让她在仆人的陪伴下，将她送到敖得萨去见她的父亲彼得，彼得当时计划带着她一同返回圣彼得堡。她们途经波季和克赤，仆人们打算就这么把夫人送回敖得萨，但布拉瓦茨基却在这时溜了。她宣称自己贿赂了将她们一行人带到克赤的船的船长，最后她抵达君士坦丁堡[44]。这是她为期九年的世界旅行的起点，她的父亲彼得可能有向她提供资金[45]。
这段期间，布拉瓦茨基并没有撰写日记，也没有随行的亲属可以证实她的活动纪录[46]。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提醒，她这段时间的纪录完全基于“她自身宣称的未证实纪录”，同时也存在着时间顺序上的矛盾[47]。宗教研究学者布鲁斯·F·坎贝尔（Bruce F. Campbell）认为“（她的人生）接下来的25年都没有可靠纪录”[48]。传记作家彼得·华盛顿（Peter Washington）表示“从这个时期起，她的传记开始参杂了神话与现实”[49]。
根据布拉瓦茨基的说法，她先是在君士坦丁堡与一位匈牙利籍的歌剧演唱家阿加帝·梅特罗维奇（Agardi Metrovitch）结下友谊。两人相识的契机是初次见面时，布拉瓦茨基救了差点遭到谋杀的他[50]。她与同样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另一位友人索菲亚·基谢廖娃伯爵夫人（Countess Sofia Kiselyova）共同游览埃及、希腊和东欧等地[51]。在开罗，她结识了名叫艾伯特·罗森（Albert Rawson）的美国艺术系学生，他后来写下许多有关中东的文章[52]，据说她俩一同拜访了科普特人巫师保罗斯·梅塔蒙（Paulos Metamon）[53]。1851年，她在巴黎遇见了信奉动物磁性说的催眠师维克托·米沙尔（Victor Michal），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4]。接着她抵达了英格兰。根据自述，她便是在这遇见了童年时期多次出现在她眼前的“神秘的印度人”本尊，是一名印度教徒，她将对方称之为“莫里亚大师”。她自己讲了好几种不同版本且自相矛盾的相遇过程，例如会面地点是在伦敦抑或是拉姆斯盖特。总之，她坚称对方向自己表示“你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她必须前往西藏[55]。
她决定走穿过美洲以前往亚洲的路线，并于1851年秋季抵达加拿大。受到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笔下小说的启发，她在魁北克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中四处探寻，希望能见到他们的魔法-宗教专家，但却不幸遭到当地人的抢劫。她后来将这些原住民的行为归因于外来的基督教传教士，认为是他们让原住民腐败堕落[56]。随后她前往南方，途经新奥尔良、德克萨斯州、墨西哥和安地斯山脉，她从西印度群岛搭船前往锡兰，最后抵达孟买（当时称为“Bombay”）[57]。她在印度待了两年，据说这是莫里亚寄给她的信件中向她下的指示[58]。她尝试进入西藏，但却遭到英国政权的阻止[59]。
她接着搭船返回欧洲。途经好望角时发生了船难，但她顺利幸存并于1854年抵达了英格兰。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如火如荼，作为俄罗斯公民的布拉瓦茨基因此得面对来自周遭的敌意[60]，她向他人谎称自己是要在皇家爱乐协会的演奏会上表演的音乐家[61]。之后她搭船到了美国，在纽约市游览时和友人罗森碰了面，然后前往芝加哥、盐湖城和旧金山，最后搭船经过日本并回到印度[62]。她在喀什米尔、拉达克和缅甸待了一会，打算再次尝试进入西藏[63]。根据她本人的说法，这次她成功了。1856年，在一位打算进入西伯利亚的鞑靼巫师的陪同下，布拉瓦茨基从喀什米尔进入了西藏。该巫师相信布拉瓦茨基这个俄罗斯人能够帮助他进入西伯利亚[64]。然而他们在抵达列城前就先迷路了，最后是跟着另一群正在旅行的鞑靼人走回了印度[65]。她途经马德拉斯和爪哇岛后又回到欧洲[66]。
她先是在法国和德国待了一会，在1858那年回家与自己的家人重聚，之后定居于普斯科夫[67]。她声称自己在这段时期展现出更进一步的超能力，可以让房屋咯吱作响，也能让家具自行移动[68]。1860年，她和妹妹前去拜访住在提比里斯的外祖母，在那巧遇了梅特罗维奇。1862年，她与丈夫重归于好[69]。夫妻俩领养了一个叫做尤里（Yuri）的孩子，但这孩子却在1867年时早夭，得年5岁，埋葬时被冠上了梅特罗维奇的姓氏[70]。1864年，布拉瓦茨基在萨梅格列罗骑马时意外自马背摔落，脊椎骨折，昏迷了好几个月。在提比里斯重新苏醒后，布拉瓦茨基声称自己变得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超能力[71][72]。她前往意大利、特兰西瓦尼亚和塞尔维亚，可能也和一位拉比一同学习卡巴拉[73]。她于1857年前往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和意大利，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门塔纳待了一段时间。她声称自己在门塔纳战役中为朱塞佩·加里波底作战而受了伤[74]。
由于收到了莫里亚捎来的口信，布拉瓦茨基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该地与莫里亚会面。之后两人一同踏上前往西藏之旅，经由陆路穿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喀什米尔后抵达西藏[75]。在西藏时，两人据说是借住在莫里亚的友人与同僚库特忽米大师的家，该处距离扎什伦布寺不远。根据布拉瓦斯基的说法，莫里亚和库特忽米都是来自旁遮普的喀什米尔人，库特忽米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导师，会在家中指导学生。据说库特忽米曾在伦敦和莱比锡待过一段时间，因此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和法语，他和莫里亚同样都是素食主义者[76]。
布拉瓦茨基声称，她在西藏学会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古代语言“森扎尔语”。寺院的僧侣保管着几篇用该语言所写成的文本，布拉瓦茨基翻译了其中一部分。根据布拉瓦茨基的说法，当地人不允许她直接进入寺院[77]。在这段期间，莫里亚和库特忽米帮助她开发并掌控自己的超能力。她的能力包括透视、透听（clairaudience）、心电感应、控制他人意识、使物体消失及再度出现、将人的情绪体投射到现实中，使得看上去像是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出现了两个一样的人[78]。她说自己在1868年末至1870年末的这段期间一直在这闭关修行[79]。布拉瓦茨基的著作中从未提及自己曾走访拉萨，但她口头上曾数次提及此事，她妹妹也有提到过[80]。
许多反对者与传记作家相当怀疑布拉瓦茨基是否真的有走访过西藏，因为布拉瓦茨基的这段旅程完全基于她自己的说法，并没有其他的可靠资料能够加以佐证[81]。其中一个理由是当时的西藏并不开放欧洲人进入，且旅客必须面对严酷的地势及危险的土匪，而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布拉瓦茨基身形矮胖又缺乏运动能力，令人怀疑当时的她是否有办法撑过这段旅程[82]。不过也有部分传记作家指出，由于附近的居民和朝圣者能够自由进出西藏，且布拉瓦茨基是与莫里亚同行，所以她还是有可能进入西藏。她也有可能被误认为亚洲人而被放行[83]。此外，布拉瓦茨基写下了对于日喀则市的第一手资料描述，而当时的西方世界并不存在她可以用来参考的相关资料[79]。20世纪的佛学学者铃木大拙也说，布拉瓦茨基对于大乘佛教有着很深的了解，这表示她可能真的曾在西藏的佛寺修行过[84]。传记作家加里·拉克曼认为若此事为真，那布拉瓦茨基可说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旅行者之一”[85]，他也补充“虽然我不知道这事是真的假的”[86]。另一位传记作家玛丽恩·米德则在提及布拉瓦茨基的西藏之旅及其他各种冒险经历时如此评论：“里头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的”[87]。
布拉瓦茨基说她之所以会离开西藏，是为了向世人证明唯心论者所观测到的现象在现实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为此得驳回形上主义者们的不实指控。她也指出，唯心论巫师们所联系上的存在并非他们常说的“死者灵魂”，而是顽皮的元素精灵，抑或是已逝者所遗留下来的“壳”（shells）[88]。她穿过苏伊士运河抵达希腊，在这又与另一位“大师”——希拉里翁大师相识[89]。她搭乘欧诺弥亚号（SS Eunomia）前往埃及，但船只很不幸地在航途中的1871年7月4日发生爆炸，布拉瓦茨基是船上400多名乘客中仅有的16名幸存者之一[90]。抵达开罗后，她与先前结识的科普特人巫师梅塔蒙见了面。在一个名叫埃玛·卡廷（Emma Cutting）的女人的协助下，布拉瓦茨基成立了名为“精神协会”（société spirite）的组织，该组织的理念主要基于阿朗·卡尔代克的唯灵论。与主流的唯心论不同的是，卡甸的唯灵论信奉灵魂转世的可能性[91]。然而，布拉瓦茨基认为卡廷和那些协会雇用的巫师都是骗子，因此她两周后便关闭了协会[92]。她在开罗又认识了埃及学家加斯东·马伯乐和另一位大师“瑟拉彼斯贝大师”（Serapis Bey）[93]。她也再度遇见了梅特罗维奇，但对方不久后便死于伤寒。布拉瓦茨基宣称她帮忙监督了他的葬礼[94]。
离开埃及后，布拉瓦茨基陆续经过叙利亚、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在途中碰到了德鲁兹教派的教徒[95]。她也在这趟旅程中结识作家兼旅行家利迪娅·帕什科娃（Lidia Pashkova），布拉瓦茨基这段期间的旅程也因帕什科娃留下的纪录而得以被证实[96]。1872年7月，她回到敖得萨与家人短暂重聚，之后又于1873年4月踏上了新的旅途[97]。布拉瓦茨基在布加勒斯特和巴黎待了一段时间[98]，之后她（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在莫里亚的指示下前往美国，于7月8日抵达纽约市[99][100]。她搬进曼哈顿下东区麦地逊街上的一间女子合租屋，接了裁缝和广告明信片设计的计件工作来赚取工资[101]。布拉瓦茨基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纽约太阳报》的记者安娜·巴拉德（Anna Ballard）采访了她，留下了布拉瓦茨基口中那趟西藏之旅的最早文字纪录[102]。从这一刻起，布拉瓦茨基才终于又开始留下“可被后世历史学家证实的生平纪录”[103]。不久之后，布拉瓦茨基收到父亲彼得过世的消息，得到了一笔丰硕遗产的布拉瓦茨基转为搬进了豪奢的旅馆[104]。1874年12月，她遇见了格鲁吉亚人米哈伊尔·贝塔内利（Mikheil Betaneli），他对布拉瓦茨基相当着迷，一再要求布拉瓦茨基嫁给他，而布拉瓦茨基最终也屈服了。由于布拉瓦茨基的第一任丈夫仍然在世，两人也没有离婚，这就成了一起重婚。不过，由于布拉瓦茨基拒绝与他圆房，贝塔内利最终在提出离婚后返回了格鲁吉亚[105]。
1874年10月，布拉瓦茨基去拜访了奇滕登的埃迪兄弟，这对自称为超能力者的兄弟宣称能够办到空中飘浮。她在那遇见了《每日图报》记者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当时他正在调查埃迪兄弟[106]。据说布拉瓦茨基展现出的超能感应力令奥尔科特印象深刻，他因此决定要在报纸上为她撰写一篇文章[107]。两人很快便建立起亲密友谊，还帮对方取了绰号，布拉瓦茨基叫他“马洛尼”（Maloney），奥尔科特则称她为“杰克”（Jack）[108]。奥尔科特让布拉瓦茨基的主张得到了很大关注，《每日图报》的编辑部也因此安排了一场她的访问[109]。奥尔科特也在自己的著作《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People from the Other World，1875年）中详述了关于布拉瓦茨基的事[110]，布拉瓦茨基的笔友亚历山大·阿克萨科夫鼓励她将该书翻译成俄文[111]。她开始用自身的超自然信仰去指导奥尔科特，最终使他成了一位单身主义者、绝对戒酒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尽管她本人实际上还是会吃荤食[112]。1875年1月，两人一同去费城拜访了信奉唯心论的巫师“尼尔森与珍妮·欧文”（Nelson and Jennie Owen），欧文要求奥尔科特测试他们，好证实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真的。奥尔科特最终相信了他们，但布拉瓦茨基则认为当时发生的现象是两人伪造的[113]。
布拉瓦茨基与奥尔科特越来越热衷于她们的想法，她俩以“卢克索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uxor）的名义在波士顿的唯心论刊物《精神科学家》（The Spiritual Scientist）上刊登了宣传单[114]，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受到赫耳墨斯卢克索兄弟会的启发[115]。两人搬到纽约市的出租公寓中，一起共同生活，用动物标本和宗教人像来装饰住处，借由奥尔科特的律师工作来维持两人的生活经济[116]。他们换过好几间公寓，当中最后那间被昵称为“喇嘛寺”[117]。之后在大师们的鼓励下，两人在纽约市成立名为“奇迹俱乐部”（Miracle Club）的组织，并透过其举办了好几场奥秘讲座[118]。两人也借由奇迹俱乐部结识了爱尔兰唯心论者威廉·匡·贾奇，彼此之间分享了许多共同爱好[119]。
在奇迹俱乐部于9月7日举行的集会中，布拉瓦茨基与奥尔科特、贾奇等同志决定要成立一个神秘学组织，成员之一的书商查尔斯·索瑟兰（Charles Sotheran）提议将组织命名为“神智学协会”[120]。“神智学”（Theosophy）这个单字来自于希腊文“theos”（神）和“sophia”（智慧），意思为“神的智慧”[121]。这个单字并非是他们独创的，17世纪的炼金术师乔治·斯塔基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雅各·波墨都曾在各种场合使用过这个单字[122]。神智学者们经常争论要“如何定义神智学”，贾奇则认为这是无法清楚定义的[121]。布拉瓦茨基坚持认为神智学并不是一种宗教[123]。加里·拉克曼则如此描述神智学：“就像是支很宽的雨伞，你可以在伞下找到许多东西”[124]。
1875年11月7日，布拉瓦茨基、奥尔科特、贾奇与其他16名成员在纽约市正式成立了神智学协会[125]。在成立之初，奥尔科特被任命为主席，由贾奇担任秘书。布拉瓦茨基的职位是通信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但她仍然是协会的实质领导人物与主要理论家[126]。其他有名的早期成员还包括埃玛·哈丁·布里滕、威廉·L·奥尔登、C·C·马西和布鲁杰西阁下（Signor Bruzzesi）等人[127]。
1875年，布拉瓦茨基开始投入写作，打算写出一本描绘她那神智学世界观的概述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纽约州绮色佳的自家住处，在英语写作方面受到康乃尔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海勒姆·科森帮助。她原先打算将书名命为《伊西斯的面纱》（The Veil of Isis），但最终出版时的名称是《揭开伊西斯的面纱》[128]。布拉瓦茨基声称自己在写作时察觉到存在于自己体内的“第二个意识”，称其为“我体内的房客”，并指出正是这位房客令她文思泉涌[129]。布拉瓦茨基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书中引用了大量奥秘书籍、宗教文献，而她的同僚奥尔科特则说她根本没有摸过那些书籍[130]。传记作家拉克曼认为若此事为真，那她可能是拥有遗觉记忆[131]。由于引用各种来源不同的早期文献，《揭开伊西斯的面纱》成了一本将各种思想综合在一起的崭新思想著作[132]。
布拉瓦茨基在书中的论述围绕着一个主要观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起源于同一个“古代智慧”。她的论述还连结到了赫耳墨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这类西方神秘主义[133]，并阐述了她对唯心论的相关思想[134]。布拉瓦茨基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达尔文主义，批评该主义只处理物质世界而没处理到精神领域的问题[135]。本书由哲学教授亚历山大·怀尔德（Alexander Wilder）负责编辑，在1877年出版了上下两卷[136]。尽管得到主流媒体的负面评论，书中还未经认可就大量引用了约100本其他书籍[137]，但最终就结果而言，此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初版1000册在一周内就销售一空[138]。出版商希望布拉瓦茨基能执笔续作，但却被她回绝[132]。而与此同时，神智学会自1876年的秋天起便一直委靡不振，即使神智学会当时已成功在美国和伦敦建立据点，而像托马斯·爱迪生和阿布纳·道布尔迪这类名人也在此时期成为神智学会的会员[139]，《揭开伊西斯的面纱》更是获得了成功，学会却依旧不见起色[140]。1878年7月，布拉瓦茨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41]。
神智学会与陀耶难陀·萨罗斯薄底主导的印度教改革运动“雅利安社”建立起联系，布拉瓦茨基与奥尔科特相信这两个组织共享著同一个精神世界观[142]。布拉瓦茨基并不满意在美国的生活，于是她决定搬去印度，奥尔科特也同意要跟她一起去，他还取得了一份美国驻印度贸易代表的工作[143]。1878年12月，两人变卖了许多财产，爱迪生还送给她们一个留声机，让她们随身携带前往印度[144]。她们搭乘加拿大号（Canada）离开纽约市，先是抵达伦敦与支持者会面，接着前往利物浦搭乘斯皮克堂号（Speke Hall），于1879年2月抵达孟买[145]。雅利安社举办庆祝活动迎接布拉瓦茨基她们的到来，两人在孟买的原住民所有地上得到一栋房子[146]。
布拉瓦茨基在印度主要是与当地人往来，而不是那些来自英国的统治阶级。她将一个15岁的古吉拉特人男孩瓦拉·“巴布拉”·布拉（Vallah "Babula" Bulla）收为自己的专属仆人[147]。在此时期，印度国内逐渐兴起反大英帝国殖民文化的声浪，而那些受过教育的印度国民对于支持印度宗教的神智学者产生了很好的印象[148]。布拉瓦茨基在印度的活动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监控，他们怀疑她效忠于俄罗斯[149]。同年4月，布拉瓦茨基带着奥尔科特、巴布拉和友人穆吉·萨克西（Moolji Thackersey）前往卡拉石窟，她宣称这是条秘密通道，可以通往大师们的地下聚会所[150]。之后她又声称大师们以心灵感应命令她前往旁遮普地区的拉杰普塔纳，于是她和奥尔科特向北方出发[151]。她们在亚穆纳河见到了进入弃绝期的修行者苏尔达斯（Babu Surdass），他已维持跏趺坐的姿势整整52年。接着她们在阿格拉参观了泰姬玛哈陵[152]，又在萨哈兰普尔与达亚南德和他的雅利安社成员见面，之后她们就返回了孟买[153]。
1879年7月，布拉瓦茨基与奥尔科特着手打造月刊杂志《神智学刊》，该月刊于同年10月发行第一期[154]。杂志很快就吸引了大量读者，其管理交由印度的神智学会会员达莫达尔·K·马瓦兰卡负责，他是首先提议将“大师”此一存在称呼为“圣雄”的神智学者[155]。同年12月，布拉瓦茨基与奥尔科特前往安拉阿巴德拜访《先锋报》编辑阿尔弗雷德·珀西·西内特，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唯心论者。被奉为印度鸟类学之父的艾伦·奥克塔维恩·休谟当时也正在西内特宅中作客。在西内特宅，布拉瓦茨基被要求展现出自己的超能力[156]。之后他们又出发前往贝拿勒斯，在维济亚讷格勒姆王国的宫殿中过夜[157]。接着布拉瓦茨基与奥尔科特被佛教僧侣邀请到锡兰，并在该地正式皈依佛教，两人成为历史上首位皈依佛教的美国人[158]。1880年5月，两人在仪式上接受了五戒的戒律[159]。两人继续待在锡兰岛上观光，而他们的故事也在岛上流传开来。这两个西方人来岛上不是为了传教基督教，反而是来皈依佛教的，这样的事情让当地民族觉得很有面子，两人还因此被邀请到圣城康提见识被供奉起来的释迦牟尼的佛牙：传说中释迦牟尼火化时身体化为舍利，但有几颗牙齿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160]。
1880年3月28日，曾经在开罗帮助过布拉瓦茨基的埃玛·卡廷——她现在结婚并改姓库仑（Coulomb）了——带着老公来到孟买向布拉瓦茨基求援，当时两夫妻已身无分文。布拉瓦茨基慷慨地答应协助旧友，让夫妻俩可以先搬来跟布拉瓦茨基住在一块[161]。在搬家完一周内，库仑夫妻很快就在布拉瓦茨基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妻子埃玛担任布拉瓦茨基的管家，丈夫亚历克西斯（Alexis）则担任杂工。然而当时除了库仑夫妻以外，另有两位美国神智学家罗莎·贝茨（Rosa Bates）与爱德华·温布里奇（Edward Winbridge）寄居在布拉瓦茨基家中，两人与库仑夫妻产生冲突，最终使贝茨与温布里奇决心搬回美国[162]。4月3日，两夫妻的名字被登记到神智学会的会员名册上。由于创始人布拉瓦茨基经常旅行而不在总部中，库仑夫妻在维护总部的运作上便扮演了重要地位，即使在1882年总部搬家后，他们也在阿迪亚尔的新总部继续著同样的工作[163]。
同一时期，布拉瓦茨基也被西内特邀请到西姆拉作客，她在那里做出一系列让其他宾客瞠目结舌的现场表演，其中有个例子是在一场野餐中“将一个杯子连同碟子一起创造出来”。当时人们发现少准备一份杯子和碟子，就请布拉瓦茨基夫人现场用魔法制造出一个，而她也同意了。她接着要人们挖掘土壤，而人们最终在树根底下发现一对精美的杯子与碟子，由于出现在错综复杂的树根中间，人们得砍掉一部分的树根才能将杯子与碟子取出。被挖出来的杯子与碟子跟其他用于野餐的杯子与碟子拥有相同的外型设计，这对据说用魔法变出来的杯子与碟子现今依旧保存在阿迪亚尔[164]。西内特当时非常积极地要求布拉瓦茨基协助他与所谓的“大师”取得联系，而布拉瓦茨基则陆续将总数1400多页、据说由库特忽米和莫里亚大师本人亲笔的信件“圣雄信件”转交给他[165]。关于这些信件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以英国心灵研究学会（简称“SPR”）为首的许多人认为该信件实际上是由布拉瓦茨基本人编写，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信件是由许多不同的人合力编写[166][167]。传记作家玛丽恩·米德认为该信件“毫无疑问是由海伦娜本人写下的”[168]。
英国殖民政府与基督教传教士并不欢迎神智学[169]，印度的英语媒体几乎清一色地对神智学抱有负面观感[170]。相对地，协会在印度民间广受欢迎，印度各地陆续成立了好几个支部[171]。布拉瓦茨基注意到相较印度的本土人口而言，来自英国的殖民阶级菁英对神智学较不感兴趣，她因此决定将据点移动到孟买的高级社区布里奇坎迪，认为这里更适合西方游客[172]。为了对抗进入锡兰传教的基督教势力，奥尔科特决定成立一个佛教教育基金，用以提升当地僧伽罗人对佛教的兴趣与认同。起初布拉瓦茨基对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大师”们一定不会同意，但后来奥尔科特的教育基金达到了很好的成果，让布拉瓦茨基对其刮目相看[173]。
此时布拉瓦茨基被诊断出患有布莱特氏症（一种慢性肾脏病），她因此希望搬到一个气候更适宜养病的地方。布拉瓦茨基接受了神智学协会马德拉斯支部的提议，将据点移动到马德拉斯[174]。1882年11月，协会在阿迪亚尔购买了一块房地产，这里也就成为了日后的神智学协会总部。同年12月，布拉瓦茨基搬进此处[175]。在这之后她也持续游览各地，声称自己去了锡金和西藏，还到了“导师”的静修处拜访数天[176]。随着布拉瓦茨基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她同意跟着奥尔科特前往英国，后者打算去那解决协会伦敦支部的一些问题并替锡兰佛教辩论[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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