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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的主题是其他民族融入汉族过程。关于将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过程，请见“中文化”。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中国化。汉化（英语：Sinicization，sinicisation，sinofication，或sinification），也称中国化、华化，是指将以汉族文化取代其他非汉族的语言或文化。汉化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化同化的一种形式。有部分人认为汉化是强势汉文化对其他弱势文化的破坏与侵吞。汉化、中国化与儒化等，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缺少严谨的定义，也因此常会造成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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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是汉族之外的异民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起源自汉朝，当时有胡化与汉化的区别。陈寅恪认为胡化与汉化，不以种族出身来区分，而是以文化认同来区别[1]。
广义上的汉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之一的汉族对进入汉地的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汉族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文化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
两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丁零、卢水胡等民族纷纷内徙及入主中原。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北魏孝文帝的孝文汉化。唐朝昭武九姓迁入。五代中的后唐、后汉、后晋三个王朝为沙陀人所建立，他们采用汉人王朝的礼乐、官制，在用人上番汉一体，与汉人通婚，仅在半个世纪之内这些民族便融入汉族。这些王朝称为渗透王朝，与后世元、清等征服王朝相对。
宋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族、党项、蒙古族、犹太人、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先后进入中国。到元代后期，契丹之名逐渐消失，而随金国内迁汉地的女真人与汉人杂居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元初，元世祖忽必烈也提出了“行汉法”主张，并对政治机构进行了许多改革。到元末，居于汉地的女真人和党项族人完全融入汉族。
明代朱元璋重新建立汉族政权后，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汉地的其他外族为适应新政权的统治，多改汉姓，进一步促进这些民族的汉化。
在清代时，满族人虽然在政治及军事上统治了全中国，在政治上也暗中坚守首崇满洲原则[2]、对全体汉族实行剃发易服，甚至在地方下达多种政令箝制地方言论自由[3][4]以及箝制文化[5]，因此清代被批评出现了胡化趋势；但另一方面，满清统治阶层持续吸收汉文化，最终满族在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国趋同[6][7]。目前只有50余满族人尚能操满语，主要居于黑龙江、吉林等地[8]。
“中国化”一词也被中国的东亚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所使用，用于描述历史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对这些国家的深刻的影响。这些国家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儒学、道教、汉传佛教、文学、艺术、科技乃至生活习俗等，几乎是全方位的。近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衰弱，这些国家为了建立自主的国族认同，脱离对中国的附庸关系，也先后开展了各种形式语言和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也被称作“去中国化”。
早在公元17世纪时，中国闽、粤等地之汉族移民始将汉文化（以福佬与客家文化为主）带来台湾。除汉人移民外，台湾经历过“原住民汉化”、“汉原通婚”的历史。
台湾的居民，是移民台湾的闽、粤人多，或是汉化的原住民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一个主要存在形成于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的传统学界，论述主张台湾闽客语使用者主要是闽、粤汉族移民的后代。另一个极端的论述主张台湾闽客语使用者大部分是汉化平埔族的后代[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一批的汉人移民（在台湾通称为外省人）也将中国大陆各地文化带来台湾。加上政府推行的国语政策之影响，令台湾文化及语言上变成由标准官话主导，本已在地的闽、客诸汉语则式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支持者认为，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极为重要，以任何名义分裂中国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其思想根源为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源自于欧洲，并不是中国；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曾经致力于破除传统中国思想，推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推行简化字等，也导致传统中华文化遭受打击[10]。以新儒家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更重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进一步中国化。如陈来在2016年获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授课，就曾经提出这个想法，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正式表态[11]。
虽然汉族使用相同的文字，但其内部有着很多发音与官话有显著区别的口语语言（在中国被称为方言）之民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深入基层，而且高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同地区的人生活方式渐渐趋同，加之现代社会高效的交通大大推动了人口跨地域流动，各地的本土特色逐渐消逝，且由于中国大陆官方在1980年代开始推行普通话（官话的一支），从此官话占有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增强，导致很多年轻人使用当地方言的能力严重退化。学校中几乎不教任何有关本土文化的内容，传媒中的文化主体也为北方汉文化，政府部门在政策上有意抑制各地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以确保其制定的对境内各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方案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给于少数民族的优惠待遇平[12][13][14]，让评论家曾节明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民族政策主张，并宣称现在的汉族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汉族沙文主义”[15][16]。曾节明认为中共执政以来，汉族才是在中国各民族中受迫害最重的民族，如在文革中，破坏的文化古迹几乎全部是汉族的文化古迹，被迫害的文化人士几乎全部是汉族文化人士。有学者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得汉族不能在生育、就学、就业等方面与少数民族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汉族若争取与少数民族平等的生育、就学、就业机会和权利就会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如此一来，汉族只有永远“做末等公民”，民间更有“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这类讽刺性说法[17]。
中国大陆作家及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认为：“民族压迫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作为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中共事实上经常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少数民族在升学、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优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数民族血缘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数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却一点不因为其有主体民族的身份而有所减少。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民族。在这方面，它绝对一视同仁。所以，只能说是中共政权、而不能说是汉族人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实行了迫害。”[18]
陕西、宁夏、甘肃等部分地方政府过于偏袒少数民族及宗教势力，甚至协助特定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打击异教徒，该行为也引发了一些中国民众的不满，例如2016年4月，热衷于在网上评论时事的西安道士梁兴扬因批判回族军阀马家军的主要人物之一马步芳，而被西安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为由带走调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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