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气候变化与性别（英语：Climate change and gender）所谈论的是在社会结构中经由性别角色和其间的关系来解释气候变化如何对男性和女性[1]产生不同的影响。[2]并用来探讨男性和女性在受影响期间如何获取和使用资源，以及他们如何承受其结果。[3]本文研究性别角色和文化规范如何影响男性和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女性和男性的角色如何更好融入气候变化调适和缓解战略。并该如何将气候变化与其他的性别挑战（例如贫穷、资源获取及不平等的权力状态）间的交叉反应列入考虑。这项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希望确保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具有公平性，并确保女性和男性都能从中受益。[4][5]气候变化把性别不平等现象加剧，[6]降低妇女经济独立的能力，[7]并对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利造成总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严重依赖农业的经济体中。 [6]所谓性别不平等，在许多情况下就表示女性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8]这是由于性别角色所造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其妇女往往须依赖自然环境来维持生计和收入。气候变化会进一步限制妇女本来已有限的物质、社会、政治和财务资源，这些往往给妇女带来较男性更重的负担，而把既有的性别不平等更为强化。[1][9][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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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因果关系和应对过程中发现有基于性别的差异，许多国家因此开始制定，并实施基于性别的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例如莫桑比克政府于2010年初通过《性别、环境和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Gender,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成为全球首个采取如此行动的国家。[13]
但在性别分析的工作并不限于只对女性。[14]且对数据集的应用不只仅包含男与女的性别二元论，还要仔细审查塑造与气候变化相关权力关系的话语结构，[15]并考虑性别如何成为影响气候变化反应的社会因素 - 年龄、种姓、婚姻状况和族群等其他变量的交叉作用。[16]性别二元论的观点会把属于LGBT群体的个人，以及既非二元性别，又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个人排除在外。[17]
舆论与行动
在对芬兰年轻人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对女性在气候良知消费的影响较对男性为大。[18]在捷克共和国所做的研究也出现类似结果。[19]这可能是由于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差异所造成。[20]在科学观点上，女性倾向于同意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归因（男性：56％，女性：64％，参见气候变化的公众观点），并对其影响更为关切：美国有29％的男性和35％的女性“非常担心全球变暖的问题”。[20]
在2016年所做的另一项研究，针对巴西和瑞典的男性和女性来衡量和检查性别和政治取向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21]通过收集在线调查问卷，巴西有367名参与者（其中151名男性和216名女性），瑞典有221名参与者（其中75名男性和146名女性），结果显示两组中属于保守男性与否认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rSweden = .22，rBrazil = .19），这表明男性（通常具有保守政治倾向）更有可能否认气候变化存在。两组女性大多数表现出相反的结果，表明女性更有可能相信气候变化确实存在。[22]
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应对策略也存有差异。这项研究在伊朗马赞德兰省的稻农中进行，结果是男性倾向于认为更好的土地保护技术是管理气候风险的好方法，而女性则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调适做法，因为可透过其找出应对气候风险的更好技能和技术。[7]
调适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是获取有用的信息，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信息获取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妇女较难获取气候信息。[23][24][25]一篇于2020年发表针对马拉维种植甘蔗小农的研究发现，没获得天气预测信息来指导调适决策的女性多于男性。[26]气候信息的获取和偏好的性别差异可能与不同的婚姻状况，以及女性和男性的教育和识字水平有关。[27]
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而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也与性别相关。[28]例如于瑞典所做的一项关于使用汽车的研究发现，男性会较女性驾驶汽车的次数更多、距离更远以及只一人使用，而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29]
脆弱性
所谓灾害是不可预测的事件，会对人员造成伤害，并对财产、基础设施和环境造成伤害。[30]它们可自然发生，例如洪水、野火、地震、飓风或海啸，也可由人为造成，例如油外泄、工业事故和恐怖袭击。[31][32]灾害会造成身体、心理和经济的损害，也会扰乱社交网络，削弱经济体系，造成一系列身心健康影响。受影响的人会面临流离失所、失去生计和教育中断等影响。[33]灾害发生后，政府、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会对受影响的人提供救济和援助。[34][35][36][37]
伦敦经济经济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41个国家的自然灾害中，死亡人数的性别差异与此类国家妇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有关联。[38]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由于她们的社会地位，通常不会学习游泳或攀岩等生存技能，而表示她们更有可能因自然灾害而丧命。[9][39]当妇女在社会中的权利和权力较小时，其中有较多会因气候变化而死亡，但当所有群体享有平等权利时，两性的死亡率就会更加平等。[38]
性虐待指的是任何形式不受欢迎的性接触，包括言语上和身体上的。[40][41][42]范围包含性骚扰或不当触碰，甚至是强奸或强奸未遂。这种情事会发生在任何性别的两个人之间，但最常见的是男性对女性。这种事会发生在任何环境中，但最常见的是在人际关系或家庭中。疾病传播是致病生物体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过程。[43]这种情况可能是通过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受到病原体污染的衣服、寝具或玩具等物品而发生。性接触是最常见的疾病传播方式之一，包括不安全性行为、性侵犯和伴侣之间的亲密接触。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最常见疾病包括HIV、梅毒、披衣菌、淋病和生殖器疱疹。 HIV和梅毒可透过任何形式的性接触传播，披衣菌、淋病和生殖器疱疹主要通过无保护的阴道或肛门交媾传播。[44][45][46]其他感染性疾病，例如乙型肝炎，也会通过性接触传播。[47][48][49]
自然灾害会扰乱日常生活，并让性别和家庭角色复杂化，让受害者感到无能为力和沮丧。[50]这些感受常会导致针对弱势群体的攻击。[5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儿童在自然灾害期间和之后遭受性虐待的风险比之前会更高。[50]在超级气旋安攀于2020年造成巨大破坏以及为时甚长的COVID-19疫情后，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巽德班三角洲一些地区的童婚和性贩运案件有所增加，受到影响的是当地的年轻女孩。[52][53]由于灾害期间取得保险套的机会减少，使用率也会低于其他时期。[51]加上发展中国家疾病和感染的传播加速、社会秩序崩溃以及会随气候变化出现的营养不良，导致骨痛热症、疟疾、艾滋病和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升高，特别是针对女性。[54][51]在自然灾害和危机发生时期，年长妇女也面临特别高的风险，因为她们更容易受到气候引起的健康风险（如疾病）的影响，而且她们经常无法获得如男性和一些年轻女性可获得的社会支持。[54]
农业是培育植物和牲畜的科学、艺术和做法。其中包括利用土地以播种、种植、收获及储存，以及繁殖及饲养牲畜。[55][56][57]农业还涉及牛奶、鸡蛋和肉类等商品的生产，以及棉花和羊毛等纤维的生产。农业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成分，对于提供粮食、饲料和纤维发挥重要作用。[58][59]它也是农村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成分，为许多农村地区的人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农业除提供食物、饲料和纤维外，还在环境保护、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和协助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0][6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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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收入依赖环境及其自然资源提供，对贫困的研究显示许多穷人是女性，因为她们就一个群体而言，具有较小的社会权力。[54]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妇女都是农民，但她们很难获得教育、收入、土地、牲畜和技术，表示气候变化会进一步剥夺其资源，让女性农民比男性农民受到更严重的负面影响。[64]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于2009年生产全球主食的60%至80%，但她们仅拥有农业用地的10%和大约2%的土地权。[54]
随着地球变暖和水源变得稀缺，农作物产量必然会下降。[65]这些影响并非各地一致，却对依赖农业为生，且对气候对变化敏感的地区造成最大的影响。[65]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通常须负责为家庭取水、柴火和其他资源，但这些资源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变少，妇女必须走更远的路、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9][54]气候变化中，妇女的社会负担更形加重，更进一步限制她们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66]气候变化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印度东部的默哈讷迪河三角洲，男性农民被迫前往他处寻求机会，而在“气候条件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将耕种小块土地的责任留给家中女性。[67]
在半干旱地区，基于角色和资源获取的严格性别规范，往往将女性束缚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区块，特别是农业，但也限制女性在其工作中建立起韧性的机会。[68]虽然有这些限制，并需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但这些女性仍能利用强大的适应能力，并利用新的机会。
粮农组织（FAO）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女性农民事实上将更易受到气候变化所引发粮食不安全的影响。纵然女性农民占发展中国家农民的43%，但她们很难与男性竞争，原因是她们必须处理大部分的家中事物，以及她们不易取得金融机构的融资。除此之外，女性通常不会投入更多资金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粮农组织于2011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妇女与农业的档案证实，“女性农民所面临的障碍会让她们的产能低于男性农民......然而女性在农业方面与男性一样擅长。可靠的经验证据显示如果女性农民在耕地上使用与男性相同水平的资源，即可获得相同的产量。”[69]
气候变化和性别不平等齐头并进。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对世界人口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对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妇女和女童。[70][3]妇女和女童往往更加依赖自然资源，又无法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服务和资源，因此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严重。气候变化会导致水资源短缺、粮食不安全和人民流离失所，而把许多国家已存在的性别的不平等更为强化。 [71][72]例如妇女通常负责获取水和柴火，以及管理家庭，因此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或资源的减少会导致此类工作更加困难和耗时，而减少女性从事其他活动（例如教育或就业）的时间。气候变化还会增加弱势妇女遭受暴力和剥削的风险。自然灾害会导致妇女和女童无家可归，无法获得安全资源，而增加她们遭受虐待和剥削的可能性。[73][74][75]总体而言，气候变化会显著加剧世界许多地区的性别不平等。各国政府和组织必须体认到气候变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并采取措施以保护妇女和女童，并赋权予她们。其中的措施包括提供资源、教育和支持服务，以及制定性别敏感的政策和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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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结论是存在“有力的证据”显示天气事件会强化性别不平等，而让此种不平等的脆弱性持续存在。[1]由气候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加剧有多种原因，例如由于家庭内资源稀缺，女孩往往比男孩面临更高分配不均的可能。气候变化引起的资源稀缺把这种风险更为升高。[76]此外，气候变化常常会导致男性向外移民。这让留在家中妇女的工作量增加，导致所谓的”责任女性化”。[1]气候变化将会升高极端高温等自然灾害的频率和严重程度。[11]在这些灾害发生期间和之后，特别是妇女要承担更多照顾儿童、病人和老人的工作，为本已繁重的家务事另添负担。[1][12]妇女也倾向于在粮食短缺时降低自己的摄取量以协助家人，[77]而导致她们更容易受到健康、社会和心理损害。[7]
本节摘自能源贫困和性别。
能源贫困意指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永续能源服务。[78]这情况在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布不均。 [79]估计在2019年，全球有7.7亿人未享有电力服务，其中约95%分布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80]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贫困妇女和女孩受到能源贫困的严重影响，因为她们通常须负责提供家庭能源。[81]而在发达国家，独居年长妇女往往由于收入低、能源服务成本高，而受能源贫困的影响。[82]
虽然取得能源是重要的调适气候变化的工具，特别是在维持健康方面（即获得空调、信息等），但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系统综述研究中并未将这些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影响列入。 [83]
科学领域
气候变化和性别以多种方式交会。首先是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会对女性产生极高比例的影响，具体取决于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族群和地理位置。[84][85]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更有可能依赖自然资源来取得粮食安全、获得清洁用水以及烹饪和取暖用的燃料。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和降水模式变化，让前述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导致妇女贫困加剧。其次是女性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通常不足，因此很难将气候变化对特定性别的影响列出。[86][87]这是因为女性少有能获得科学领域的教育、资源和研究机会，因此她们的观点和专业知识在此领域无法得到好的体现。不把气候变化对特定性别的影响列入研究，会导致人们对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不同人群的认识不足，而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时让获得资源和服务的机会有不平等情况。最后是由于妇女通常负责照顾家人和管理社区资源，因此她们具有良好的引领变革，缓解气候变化的能力。[88][89]但妇女通常被排除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过程外，因此她们的观点和知识没获得考虑，这可能会导致政策不见得适合不同人群的性别需求，导致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时获得资源和服务的机会不平等。总体而言，气候变化和性别以多种方式相互关联，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研究和政策制定中，该把气候变化对性别影响的重要性列入考虑。
根据IPCC第一工作组（WGI）联合主席和技术支持小组 (TSU) 于2014年4月25日所做的一项调查，许多接受调查的报告撰写者表示，他们认为需要更好的性别平衡。[90]这反映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撰写人的性别平衡中。在第二工作组（WGII，关注影响、适应和脆弱性）[91]的撰写者中，只有27%是女性；在第一工作组（WGI，关注物理科学基础）的撰写者中，只有18.5%是女性。[92]这也发生于其他组织，例如美国国家气象局办公室中只有7%的领导职位是女性。[93]英国牛津大学与尼尔森NV公司合作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发现，22位“气候变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中有18位是男性。[94]而所余的4位女性发言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科学家，因此她们与气候变化的直接联系值得怀疑。[15]
政策
气候缓解政策试图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捕集与封存等措施来降低全球变暖的影响。[95]根据研究，一般男性和女性利用他们对环境的了解来减轻灾害，并通过非正式教育传播这类知识。[51]其中一些知识包括食品保存过程、施工方法以及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了解。[51]缓解措施的例子包括碳交易。[9]在缓解的工作中有很大程度把女性忽略掉。[9]
气候适应性政策涉及自发或有计划去适应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利用其有利的影响。[96]男性和女性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不同，[97]随后对适应措施的反应也不同，如果政策中忽视性别观点，可能会对两性产生不平等的影响。 [98]例如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就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农业调适措施可能会把性别不平等加剧。[99]
一些学者建议将性别维度纳入研究，并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等人权方法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9][38][100]一些组织认为把缓解和调适方法联系起来，平等为两种种工作提供资金，并将性别纳入缓解和调适政策中，将能更好处理气候变化的后果。[9][3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要求将性别主流化纳入所有调适措施之中，这表示对气候变化的调适应对措施必须一开始就考虑到性别以及性别平等，而不能在发展后期或仅在某些领域纳入性别因素。[66]但另有人认为，在社区强调性别主流化会把性别敏感政策的效果降低，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而把性别差异强调，并将性别问题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其他领域隔离。[51]
某些学者认为，不处理性别问题的气候变化政策会变得无效。[9]于21世纪之前制定的大部分气候变化政策都侧重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在经济上，而非社会上的影响。[9][10]气候变化研究和政策在21世纪才开始关注性别问题。[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千年发展目标和《北京行动纲要》(参见北京宣言 (1995年)）都是影响气候变化政策的性别意识倡议。 [9]一些没有处理性别问题或没采用性别敏感做法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包括《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京都议定书》和《峇厘岛路线图》。 [9][54]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已纳入性别层面，后者并通过性别行动计划。[54][101]研究人员Ulrike Roehr[98]指出，虽然联合国正式致力于性别主流化，但实际上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性别平等并未实现。由于数据和研究结果不多，导致颁布的性别政策中的性别意识不足。[98]
印度奥迪萨邦的2018-2023年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有一整章专门用于讨论性别和气候变化，其中概述性别敏感方法 - “赋予妇女作为变革推动者，而非受害者，的权力”。与之前的《2010-2015年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相比，这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但其中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性别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因此没有纳入政府自己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报告》中。这表明的是“妇女的声音被排除在决策和财务流程之外”，并进一步在对其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政策中将她们排除在外。 [67]
性别行动计划的五个优先领域包括：[102]能力建设、知识管理和沟通、性别平衡、参与妇女领导、一致性、促进性别平等施行与施行手段，以及监测和报告。[103]在能力建设、知识管理和沟通两项，当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时就须考虑到让性别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103]如此做的目标不仅是确保性别受平等考虑，而且是扩大宣传范围并提高认知。[103]而性别平衡、参与女性领导力，则说明让更多女性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进程的目标。[103]接下来是一致性，强调与性别相关规定的必要性。[103]促进性别平等施行与施行手段，确保遵循如《巴黎协定》等立法中提及妇女的重要性。最后，监测和报告将根据利马工作计划（Lima Work Programme on Gender（LWPG））[104]来监测，以了解性别行动计划是否适当实施。[103]
性别不平等不仅出现在气候变化这一物理现实的背景下，并还出现在气候变化的讨论和谈判中。.[15][28][105]所反映的是：男性在气候变化各个层面的争议中占据主导地位 - [28]从科学到政策，从地方到全球层面，[15]而对气候变化政策产生影响。
妇女可成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因为她们在管理水资源等方面拥有特定性别知识。[38][106]虽然农村地区的妇女重度依赖环境为生，但通常并未没参与制定政策的过程。[38]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国际关怀协会（CARE）的研究显示当女性掌控家庭收入时，更有可能将其用于人类发展。[2]女性通常也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并会做出更安全的决定。[2]但欧盟执行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在2008年制定的调适政策根本未针对性别问题作处理。[9][54]因而性别角色以及随后的制度和社会压力会对调适能力产生限制。[107]大多数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学者和组织都同意，政策制定者必须同时与女性和男性合作，并在各个层面均将其列入考虑。[2]
研究工作也支持女性在领导气候行动中可发挥的作用：议会代表中女性人数较多的国家更有可能批准环境协议，并通过处理气候变化影响的法律。[108]
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的争论不仅由男性主导，而且主要采取“阳刚气质”原则来主导，而把气候变化的讨论限缩在技术解决方案的角度，所得结果无助于调适和缓解气候变化。[105][28][109]其中所隐藏的主观性和权力关系主宰气候变化政策和科学，导致研究人员图阿纳（Nancy Tuana）将之称为“认知不公正”的现象。[105]
同样的，研究人员麦格雷戈（Sherilyn MacGregor）不采数量的角度批评科学话语，而侧重于推论方面。她由此证明将气候变化视为“硬”自然科学行为和自然安全问题，会导致其保留在霸权男性气质的传统领域内。 [15][28] Seager[110] 研究人员史格（Joni Seager）[110]认为2°C目标是气候变化辩论中反复出现的话题，但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认为是所有人的一个安全目标。相反的，它将确保父权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以及把当今有权势者的权力延续。[110]
女性个人行动
妇女可在气候变化应对中发挥作用，并且通常可在地方一级提供帮助，可为气候变化政策提供具体的信息。[111]妇女具有当地知识，可在领导力、可持续资源管理以及如何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家庭和社区方面做贡献。这也显示女性如何可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发挥极大的作用。[112]
此外，有证据显示当妇女在早期预警系统和重建中具有关键功能时，社区就能更好应对自然灾害。[112]于2000年在南亚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妇女在防灾准备和灾后重建/管理社区，以及确保特定人群的粮食安全和安全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112]
性别包容性
许多边缘化群体受到尤其严重的气候危机影响，其中包括性别和性少数群体。[17]灾难发生后，当同性伴侣不被政府承认为合法伴侣，将面临无法获得救济的风险。 [17]此外，不属于二元性别的个体无法获得针对男性或女性的特定服务。减少这种风险和危险的措施包括总部设于菲律宾的MapBeks，此组织制作LGBTQ+ 安全空间地图、HIV检测设施以及进行灾害管理所需的通道和建筑物路线图。[17]
美国针对气候变化的性别平等倡议在近年不断涌现。其中一项是拜登政府提出的《性别平等与平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13]这是一项让所有美国人（包括妇女）充分参与的战略。[113]此战略认识到在气候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性别的歧视和排斥。 [113]这类具有排他性的政策，就很难成为有效的政策。 [113]战略的目标是促进与气候变化政策和缓解措施相关的性别平等，并处理气候变化如何会因性别对公共卫生产生不同的影响。[113]
在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in mitigating and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包含多个步骤。 [114]首先是在围绕气候变化的谈判和科学中追求性别平等。[114]政府为促进妇女教育，预定在教育中注重气候科学，并确保其会被纳入环境保护计划和气候行动计划。[114]下一个优先事项是为女性提供更多领导力训练，以更好参与清洁能源经济。[114]另一个目标是利用Justice40倡议将气候和清洁能源投资收益的40%的收益交付给弱势社区。[114]此外，战略计划将创建一个气候和经济正义筛选工具（Climate and Economic Justice Screening Tool）。[114]
其他立法，例如2019年提出的《妇女与气候变化法案（H.R.1880 - Women and Climate Change Act of 2019）》，希望强调由妇女领导的倡议，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还要应对该领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115]他们希望建立联邦妇女与气候变化跨机构工作组（Federal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Climate Change Federal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Climate Chan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并就未来如何让妇女参与气候政策，制定更全面的战略。[115]
本节摘自孟加拉国气候变化#Women。
孟加拉国因其位于河流三角洲而容易发生洪水和内涝。[2]此国于2012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贫困率高，政府薄弱，表示它特别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116][117]此国人口稠密，于2010年全国约有63%的人口从事农业、林业或渔业。[116]该国人口中女性占比略少于一半，于2001年有80%的女性生活在农村地区。 [117]孟加拉国妇女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她们的社会流动和权力有限。[2]研究显示1991年孟加拉气旋造成巨大的破坏之后，年龄介于20至44岁的孟加拉国女性死亡率远高于同龄男性：每1,000人中有71人死亡，而男性为每1,000人中仅有15人死亡。[117]即使飓风警告发布之后，有许多妇女必须在家等待亲戚回来引导庇护，而导致受灾死亡。[117]
随着气候变化，孟加拉国的水资源缺乏和其中盐度增加也成为问题。[117]当饮用水不足时，妇女有责任取水，无论她们必须走多远或穿越任何地形。[117]在自然灾害期间，男性失业率上升。[117]女性的责任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她们除准备食物、照顾儿童和老人外，还必须设法取得和管理收入和资源。[117]随着家中失业的男性人数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报告受到男性亲属在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117]为应对气候变化，妇女们将火柴、食物、牲畜饲料、药品和燃料储存在安全的地方，以备发生灾难时可用。[117]她们还会教孩子游泳等技能，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117]国际关怀协会（CARE）认为气候调适型的工作如养鸭，将有助于提高孟加拉国妇女的气候韧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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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所拥有的动植物物种中有80%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所无。[118][119]由于这类物种的特殊性，在马达加斯加进行森林砍伐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影响，这可说该国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保育中占有最优先的地位。[118]马达加斯加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将加剧强力气旋、洪水、干旱和不可预测气候模式的生成，而进一步威胁该国的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120][121][122]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巴西政府参与的联合国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 (IPC-IG) 发表一篇名为“马达加斯加女性农民的绿色经济和增加经济公平”的政策研究简报指出，马达加斯加气候变化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123]相关国家政策和战略，例如马达加斯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家适应行动计划（Madagascar's 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 of Action，NAPA）并未注重性别问题，因此导致与性别相关的重大政策差距，而常会进一步加剧妇女在气候调适相关政策进程中于资金和缓解措施中遭到边缘化。[123]报告建议组织妇女合作社，并提高妇女的领导地位，以透过绿色经济来提高社会包容性。[123][124]
莫桑比克政府于2010年初通过性别、环境和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是世界上首个这样做的政府。[13]莫桑比克时任环境部长Alcinda António de Abreu在其第二阶段行动计划中评论道，“调适和缓解气候变化[依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控制，以及从中产生的效益 - 以及所有公民，无论其社会地位或性别如何，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在这一关键工作中发挥作用。”[125]该国已有12,000多名妇女接受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训练。同样的有36个社区已学习，并获得有关更有效预防和控制火灾、种植抗旱作物以及生产和使用改良炉灶的的知识。[126]
南非于2010年是非洲单一最大经济体，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许多人失业。[127]贫困的人口通常严重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为生。[127]煤碳和金属矿石开采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但由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化，其重要性在21世纪时已逐步降低。[127]IPCC于2007年预测非洲因气候变化升温的程度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1.5倍，特别是到2100年，当地的气温会升高3 – 4°C。[127]水资源、农业、采矿业和林业都会受到这些气温和天气变化的影响。[127]南非政策智库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在2004年报告，南非的穷人中有57%面临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风险，因为他们依赖雨养农业，而且随着时间演进，当地的气候变化预计会导致更长、更严重的干旱期。[127]南非农村贫困人口中有多数是妇女，她们获得财产、收入、信贷、资源和社会权力的机会有限。 [127]
南非传统上是男人照顾牲畜，女人照顾菜园，但在长期干旱时，许多家庭会丧失牲畜。[127]男性应对这种损失和不断增加的失业率，会开始借助酒精来处理心理压力。[127]有些人还会增加性伴侣，而增加感染或传播艾滋病的风险。[127]为应对这些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式或非正式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些从事传统为男性所做的采矿和建筑工作。其他人则在当地制造和销售商品。[127]南非政府提供社会补助金以支持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家庭。[127]这些补助金包括养老金、失能补助金和子女抚养费。[127]而在某些情况下，当男性（而非女性）负责处理家中社会补助金时，有人会用这些钱来购买酒精。[127]因此政府倾向于将补助金交给妇女，但也可能会引起家庭纠纷。[127]
南非人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主要基于经验和在地知识，而经验与知识靠口耳相传。[127]由于女性在农业和园艺方面的经验，她们往往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此类知识。[127]为应对干旱，一些妇女会在湿地或其他水源附近种植农作物。[127]她们也懂得在干旱或农作物歉收时期将部分食物保存。[127]尽管南非女性了解气候变化，但许多南非的应对措施（例如南非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和调适评估研究（ South African Country Study on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 Adaptation Assessment））并未处理性别问题。 [127]虽然南非妇女在国家和省级政府中都有代表，但市级政府中的妇女人数并不多。 [127]
要理解印度的性别脆弱性，需要将其与种姓制度、阶级和族群的因素作联系。在印度的默哈讷迪河三角洲，出身表列种姓的妇女纵然面临贫困，却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自尊。虽然出身较高种姓的妇女受到“强大的父权控制和限制社会流动”的束缚，而出身表列种姓的妇女“通常甚至没意识到”有父权限制的存在，并能“更轻松取得社会流动”。[128]
认为妇女“只因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变得脆弱和边缘化”的看法并不正确。[40]妇女在奥迪萨邦托塔什村（Totashi village）的水涝田里种植蔬菜，透过获取额外收入来支持家庭和补充营养，扭转水涝造成的劣势。奥迪萨邦杰波尔村（Jeypore village） 村的妇女每月两次提供两次义务劳动，清理水体中的水葫芦，她们会组成一条人龙，“先将漂浮的水葫芦部分拉住，然后将其连根拔起”。这不仅可改善池塘水质，让村民能够从事养鸭和捕鱼，也抑制土壤肥力下降，和疾病、蛇、毒虫的传播。 [129]
于2014年至2018年间在奥迪萨邦默哈讷迪河三角洲五个地区进行的研究显示，女性当家的家庭于极端气候事件中“因农作物歉收、牲畜和设备损坏以及生命损失而遭受更多金钱损失”较男性当家的家庭更为严重。女户主有照顾家人的责任，加上收入较低、韧性或调适能力较薄弱，在极端事件期间，她们的处境比男性主导家庭更差。妇女的年龄、婚姻状况、缺乏教育和收入（其中一部分妇女没有收入，许多妇女收入较低，而且很大部分是未受过教育的年长寡妇）而进一步把不平等加剧。由于气候变化，这些三角洲地区的妇女不仅身体条件脆弱，在社会经济上也比男性户主家庭脆弱。[41]
于性别和气候变化的争议
在审视气候变化与性别时，会同时出现两个主题：“相对于环境，女性是脆弱的，或是贤慧的。”[42]这表示生活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参见南北分歧）国家的女性较男性更有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生活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国家的男性较女性更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这些关于妇女的脆弱性和美德的假设将全球南北分歧的观点强化，即全球南方的妇女贫穷且无助，而全球北方的妇女受到良好教育且支持环保。
这种“女性是贤慧的”叙事法将女性视为建立平等和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联合国人口基金发表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 - 面对持续变化的世界：妇女、人口和气候》将妇女视为可动员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者。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卡罗琳·萨克斯（Carolyn Sachs）博士讨论妇女在全球面对环境因素（例如农业发展中的性别安排）所面临的斗争。[42]女性常受到职场同侪的压迫，因为她们是脆弱性的的重点参照。女性劳动力被剥削，以防止她们抗争，在一年中季节变化期间，她们面临着极端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可用性的巨大压力。
参见
参考文献
资料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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