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语：MAO：The Unknown Story）是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合著的一本毛泽东传记，耗时约10年完成。全书五十八章，中文版700页，资料来源占82页。张戎夫妇为完成此书，访问过数百名毛的亲友、与毛共事、交往的中外知情人、见证者及各国政要，包括六名总统、六名总理、四名外交部长、十三名前各国共产党领袖。这些人物中，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总统福特、英国前首相希思、达赖喇嘛、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翻译、张学良、蒋经国、陈立夫等。访问毛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达十八人以上。毛的主要同事和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几乎都访问过。同时，深入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东德、美国、英国、梵蒂冈等二十八个档案馆，取得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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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原本计划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发行，但书中指称中华民国国军将军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引起胡家亲人不满，胡为真向该公司董事长王荣文施压，导致该公司最后放弃出版。几经波折之下，最后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印行。[1] 张戎说，该书“是一个认识毛泽东的新的视野”，“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角度了解毛泽东”，“书中没有作者的主观评语，没有用字眼去批判毛泽东”，“只是用事实说话，由读者自己去感觉毛泽东值不值得批评或夸奖”。[2]
为了撰写这本书，张戎跑遍全世界的图书馆，比如东柏林、前苏联、阿尔巴尼亚等国档案馆。她采访了毛泽东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如孟锦云、师哲、章含之[注 1]、张玉凤等，以及早年的罗章龙、易礼容、曾志、李淑一、萧克等，共过事的王光美、李立三夫人、林彪女儿、博古女儿、王明儿子、邓小平继母等，还有台湾张学良、陈立夫、蒋纬国等，有的不止一次[3]。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声称，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还很多，未来会一部一部问世。[2]“毛逝世三十年来，第一个十年有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4]第二个十年有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三个十年就是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5]
该书英文版于2005年6月出版。ISBN 978-0-224-07126-0，该书中文版由香港开放出版社于2006年9月6日在台湾、香港与纽约同步上市。ISBN 978-962-7934-19-6。2021年9月，台湾麦田出版推出修订版。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6]。
内容
- 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经收取来自苏联提供的“职业革命家津贴”，并十分感叹其改善物资生活之大用。在江西崛起时，毛曾纵容李韶九等人，假借肃清内部奸细名义，以酷刑残害异己，株连成千上万无辜。
- 延安整风运动起点被张戎追溯到江西时期打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
- 红军强渡大渡河故事是伪造的。由于红军前锋已偷渡过大渡河，并迂回歼灭了守桥川军，故红军只是从铺设好木板铁锁桥上走了过去。多年后飞夺泸定桥故事被外国人问及，邓小平予以否认，称那么说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在军阀割据形势下，蒋介石把红军赶入贵州，他才能以剿匪名义把中央军进驻，红军只是一个棋子。
- 西安事变内幕：证实张学良当时不是为逼蒋抗日，而是要取代蒋介石。
- 毛泽东在蒋中正阵营里安置了四个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以及胡宗南；这四个人皆有扭转乾坤之功，毛泽东全靠他们里应外合，赢得内战胜利。
- 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同时签订了承认东北和新疆是苏联势力范围秘密协议。
- 原子弹之谜：毛泽东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就是他造了原子弹，甚至是“一箭三星”，使中国成了军事强国。但该书里用了大量史料来证明，中国造不了原子弹；那个造原子弹基地，只是苏联专家们设在中国第二个工厂而已。
- 饿死人民换原子弹：中国工业化其实是军事化，那援外156个项目都是搞军事。如果中国不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军事化技术，哪一个人也不会饿死。张戎指出，毛泽东为了造原子弹死的人，已超过在日本爆炸两颗原子弹炸死人数一百倍。
-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9章提到，中日全面战争，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即对法国副总理莱昂·布鲁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8章提到，美国最初对中国内战持秉承“先欧后亚”中立政策，冻结对内战双方武器供应。至1948年，后方对国府给予军事和财政支持（相当一部分并未就位）。莫斯科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则包括缴自日本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朝鲜是战时日本重要军火库，那里军火都给了中国共产党，足装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制武器也运来，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德国武器，上面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制，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来。中国共产党还从苏联秘密接收数万日本战俘，他们在把中国共产党军队训练成强大作战机器，功不可没。是他们教中国共产党怎样使用日本武器，怎样保养、维修。是他们创建中共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
书评
- 据《泰晤士报》，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称：“自从张戎的《鸿》书获得辉煌成功之后，我们一直翘首以待她和夫婿合著的关于毛泽东的宏伟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感到张戎在重写中国现代史。等待是值得的，果然不负众望。这是一部具有爆炸性效应的著作。”[7]
- 《每日邮报》，英国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尔顿（George Walden）称：“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节与文献。张戎夫妇所讲述的故事，既令人毛骨悚然，又具有迷人的魔力。在现代政治传记中，这一部最具震撼力，最令人爱不释手，揭示了最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鲜有书籍注定能改变历史，但这部书将改变历史。”[7]
-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历史学家西蒙·西巴格·蒙塔菲瑞（Simon Sebag Montefiore）称：“空前的成功。对专制暴政、杀人如麻、糜烂的私生活等，有着令人炫目的描述。对看似已有定论的历史，进行了炮火密集的修正。研究成果如波澜壮阔。这是第一本充满真实细节的有关这个最大恶魔的政治传记。”[8]
本书一方面被媒体追捧，一方面被学术专家们批评[15][16]。某些评论不否认毛是“一个怪物”，但许多专门从事中国现代历史政治研究的学者仍质疑本书某些结论的真实性，指出书中选择性使用证据，质疑本书的客观性有问题。[17]
- 陈永发认为，本书太快跳进结论，对毛泽东有先入为主之见，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连不紧密，因此不能当成学术著作来看待，可定位为“有学术根底的通俗著作”[14]。在其发表的书评中，陈永发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胡宗南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张戎要这么质疑，必须要举证”，“不能把战争胜败都说是特务的问题”，“所以尽管取得了大量苏联、东欧档案和口述资料，却只看到其中不利于毛泽东的各种批评和指斥”。在书评的结尾，陈教授提到：[19][15]
| “ | 毛泽东如何成功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诠释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国以前党史的主要问题，而如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则是中共建国以后党史的最重要问题。很遗憾的是，张戎夫妇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发掘了所谓我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却无助于这两大问题的解答。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红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主观愿望，有用世之心；在拥抱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相信阶级斗争是科学真理，是促成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但是他为了实践马列主义所楬橥的理想，也主张冲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网罗和限制，虽千万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牺牲部分人命…… | ” |
- 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在《纽约书评》的一篇名为《恶魔肖像》（Portrait of a Monster）的文章上指出张戎的某些参考书不是严肃出版物，从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来源。该书把焦点完全放在了毛的不光彩之处，使得“该小说本有的说服力”大打折扣。[20]
- 该报记者到泸定桥采访，未能找到张戎所讲的那位当时93岁的老太太，也没找到任何能记得此人的人。但是记者找到一位现年85岁的寡妇李桂秀（音译），据当地人说是唯一活着的见证人。“李老太太说战斗确实打了”。“是在傍晚打起来的”。[21]旅英作家孙书云曾为写红军长征的书，采访几代住在泸定桥头旁的朱铁匠。老铁匠的证言如下：
桥的另一端只有一个中队。那天在下雨，他们的武器已经老了，只能发射几米，都不是红军的对手。当他们看到红军士兵的到来，他们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他们的官员早已抛弃了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战斗。不过，我仍然对爬上铁链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和我一起检查过了桥，但我们坐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人很勇敢，他们过得很快。[22]
-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1984年接受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采访时表示，“泸定桥战役没有人们后来说的那么复杂，我的部队帮红二师过河，占领了泸定桥，如此而已。研究历史要尊重事实。你们怎么写我不管；你们写的总是夸大，充满宣传！”[23]
-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在《伦敦书评》上列举了书中大量违背史实的耸人听闻之论，并认为“许多发现来自无法查证的资料，其他一些发现是公然臆测的结果或者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上，而有些发现则是不真实的”，“许多结论都基于对证据的曲解、误导或牵强附会”，“某些论证，不只是滥用资料，而且毫无根据地捕风捉影”。黎安友还评价作者“张戎、哈利戴是饶舌的喜鹊（magpies）：他们把每个能够吸引眼球的证据都放进书里，却不管它们出自何处或者是否可靠” [24][17][15]。
- 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时任牛津大学政治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认为，本书“就毛泽东以及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作出的大量结论都存在瑕疵”，“对毛泽东形象的重塑并不审慎，或者是没有公正地评价他”，“关于毛泽东（1949年之前）的某些最重要结论，与证据不符”，“最大的问题在于其片面性和对材料的不恰当使用”，“无益于人们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或者20世纪的中国”[25][15]。
作者回应
2005年12月，本书作者张戎与乔·哈利戴对英国《观察家报》说，他们在写书时很了解所引用的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历史的观点，他们通过十年的研究得到了自己的结论和对事件的解释[28]。作者还给《伦敦书评》写信，回应黎安友对于本书来源的批评；此后黎安友对本书中大量存在的无法查证或者与作者观点关联不明确的参考来源提出了进一步批评[29]。
争议
- 《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专栏作家纪思道称：“建立在十多年细致入微的采访和对档案资料的研究之上，这部宏伟的传记有条不紊地拆除了支撑毛泽东要求获得同情和合法性的每一根支柱。”“它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再加上时髦的写作手法，将会使这本书出现在全世界的床头桌之上。”“在那一方面（将毛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我对该书对毛所做的评价有所保留，以我个人的感觉来看，无论多么骇人听闻，毛还是为中国带来了有益的变化。然而作者有时却表现得十分渴望将他彻底摧毁，甚至于使我怀疑她还将表明毛无罪的证据排除在外，更关注于毛身后对他的无端指摘。”“在所有列出的来源之中，有一个来源提到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伙伴章含之，她也是我的最年长的中国友人当中的一个，于是我联系了她，章含之说她确实与张戎有过两三次非正式的会面，但是拒绝接受采访并且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我希望张戎和哈利戴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来源材料，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与其他学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判断他们到底是否公正、准确地得出相应的结论。”[30]
- 《时代周刊》记者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将本书与原子弹相提并论，但同时质疑作者是否对他们无休止的批评与毛泽东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权衡，并且认为本书没有解释为何毛泽东仍然在中国受到持久普遍的支持[31]
- 伦敦经济学院中国问题教授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称：“张戎与哈利戴以全新的视野，刻划了毛泽东动荡人生的每一阶段”，但也批评本书存在没有讨论其资料来源的质量和如何使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人物动机普遍是由作者断言而并非经过评估得出等问题[32]。
- 台湾静宜大学法律学系教授黄瑞明认为：“不管张著的史学价值如何，它既然不是一本诲淫诲盗之书，就有被出版的权利。”“由于这一事件涉及到重量级人士（知名出版家与中研院院士），加上张戎又是一个与台湾没有任何渊源的大陆作家，所以，即使是一些喜爱标榜‘用文明来说服’的名家也全都噤声不语。讽刺的是，就在毛泽东的三十周年忌日即将来临前夕，张戎的著作竟然只能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出版。”（〈《达芬奇》能《毛泽东》却不能〉，原刊于台湾《苹果日报》2006年9月7日〈论坛〉版。）
- 张戎在书中直指中华民国国军名将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red sleeper），导致胡宗南的后人及旧部属群起抗议。2006年3月28日，前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前驻新加坡代表胡为真（胡宗南之子）透过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表达对本书的不满：“为了维护父亲名节，什么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后是敌人。”3月30日，王荣文建议作者放弃在第二十九章写胡宗南。4月，王荣文指出：张戎并没有直接证据，书中却说“胡宗南是共谍，还把他的部属一一送入虎口”，“这是品德上严厉的指控。”所以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决定放弃出版中文版。王荣文对于“失去了一本畅销书”表示遗憾，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参考文献
注脚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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