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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下半叶，韩国的基督教迅速发展（包含天主教、新教等宗派），信徒数量持续多年呈爆炸性的增长，但是，自1995年以后的十年间，新教信徒略有下降，而天主教信徒增长了70%[1][2]。目前改新教和天主教分别有信徒980万人和380万人[1]。
韩国首都首尔是全国基督教的大本营，教堂林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12个基督教堂会中的11个。夜间无数闪烁霓虹灯的十字架是该市的突出景观。韩国天主教会也是世界上成年人信仰皈依最多的教会，每年都有超过15万以上的成人进教。
现在韩国教会还在海外进行传教活动，是世界上第2大传教士派出国（仅次于美国）。
基督教在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延世大学是韩国享有盛誉的常春藤盟校之一。基督教对于韩国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
许多韩国基督徒，包括赵镛基，规模庞大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牧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198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封圣的韩国圣徒人数创一次性封圣的最高人数。韩国的天主教圣徒人数居世界第四位。
1945年以后，教会在朝鲜半岛只在南方（韩国）有影响力。在韩战以前，该国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分布在北方，但大部分都逃到了南方 。统治朝鲜的社会主义政权政府反对一切宗教，故朝鲜基督徒实际人数不明。
目前在东亚各地中，相较于台湾、日本、蒙古及中国大陆境内，基督宗教依旧属于少数人信仰的宗教，在韩国的基督宗教势力就显得非常庞大，已成为韩国人最主要的信仰，人口比例大幅领先其他宗教，并且持续快速传播中，1987年韩国民主化后历任的韩国总统也多信仰基督宗教为主的特色与台湾相似。
基督教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历经许多挫折，才于1784年植根于朝鲜半岛土壤，直到20世纪，基督徒才在人口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起初阶段，基督教在朝鲜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但最终被韩国社会所普遍接受。
最早来到韩国的基督徒是耶稣会神甫Gregorious de Cespedes，于在朝鲜王朝宣祖四十二年（1593年）到达朝鲜向流亡在当地的日本人传教，但不允许向朝鲜人传教。 10年以后，韩国使臣李光锺（이광종）从北京带回一张世界地图和利玛窦写的几本神学书籍。 利玛窦著作立即激起学术界的争论；17世纪初，宫廷学者李睟光（이수광）和大臣柳梦寅著书批评利玛窦著作。在随后的200年间，学术界对基督教信仰的批评持续不衰。
1644年清兵入关，昭显世子九月到十一月作为人质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居住了70天，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会面，了解西方科学技术、天主教，汤若望送他天文、数学、天主教书籍及地球仪、天主像等，昭显世子不胜欣喜，打算归故国后用于宫中，甚至颁行于世。汤若望同昭显世子商量以后决定以清朝皇帝名义下赐昭显世子带回朝鲜一些前明宦官和宫女，他们都是已受洗的天主教徒。昭显世子于1645年回国，当年5月21日暴毙昌庆宫欢庆殿，世子带来的西洋文物没有在朝鲜发挥影响，所有物品都在其死后被销毁，而信教前明宦官李邦诏、张三畏、刘仲林、谷豊登、窦文芳和前明宫女也被遣返回中国。
一些学者比较同情基督教。实学派深受基督教的平等价值观所吸引。 实学派提倡才学比出身更重要的观点常常受到反对，他们发现基督教可以支持他们的理论。因此天主教最终于1784年（正祖九年）传到朝鲜时已经得到了知识份子的舆论支持 - 这对天主教信仰在1790年代的的传播至关重要。 1801年研究表明55％的天主教徒出身实学派家族有关。 显然那时推动基督教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同情基督教的少数士大夫。
基督教在朝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当地信徒自发的传入，而非由外国神职人员影响。1784年，一名已经在北京南堂受洗的朝鲜使臣李承薰在平壤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祈祷所。 1786年，李承勋开始建立一个神父的等级制度 ，尔后更于1787年自行建立了天主教团体明道会，且仿造传道书内容自行担任神职人员，直到他们发现这些神职职位的任命违反天主教规范，于是在1789年时派遣望教信徒年尹持忠前往北京拜访北京主教教汤士选，才终于在1795年派遣遣使会会士周文谟神父入韩。
第三，朝鲜教会有可能利用朝鲜传统。朝鲜的萨满教有独一造物主桓因 。根据古代传说，桓因有一个儿子名叫桓雄，依次类推，在前2333年生下了人类的祖先檀君。 檀君创建了韩国，上千年来，这个故事告诉韩国人文明的起源。 这个神话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描述檀君由处女所生 。一些现代神学家企图根据檀君神话的三种神圣特性解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概念。 尽管只是一个神话，在心理上为韩国人理解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教义作了准备。教会将基督教神学嫁接到既有信仰上是其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四，基督徒对韩语和易学的谚文的使用激活了信仰在精英阶层以外的传播。此后谚文得到普及，而天主教会是第一个正式承认其价值的组织。早在1780年代，用谚文出版了一部分福音书，在1790年代用谚文出版了教义书籍如主教要旨（주교요지），大约1800年用谚文出版了一本天主教赞美诗集。
1884年，2位美国宣教士：亚篇薛罗（监理会）和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长老会）将新教传入韩国。 1881年－1887年，在中国东北奉天的东关教会传教的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牧师将圣经翻译成韩语。新教还建立了韩朝鲜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长老会培材男校成立于1885年，监理会梨花女校成立于1886年。此后不久类似的学校纷纷成立，推动新教在平民中迅速扩展，这一时期新教超过天主教成为基督教在韩国的主流。
在朝鲜日治时期，基督教与爱国运动的关联也是它被朝鲜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期朝鲜人遭受痛苦，700万人流亡国外。1938年，甚至韩语也被宣布为非法。
1919年3月1日，33名宗教领袖和专业人士集会，通过了独立宣言（三一运动）。尽管是由天道教宗教领袖组织，但是33名签字者中有15人是基督徒 -许多人后来被捕入狱。1939年还成立了著名的天主教独立运动义民团，一名监理会教徒李承晚成立了在中国的流亡政府。许多韩国人眼中把基督教与爱国事业联系在一起，拒绝参与当时强制推行的敬拜日本天皇仪式。 尽管这主要是出于信仰原因而非政治原因，许多基督徒由于坚持信仰而入狱，在许多韩国人眼中，带有爱国主义和抵抗日本占领的意味。
基督教曾在韩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督教对教育的早期影响前面已经提及。通过基督教文学的传播，教会团体所建立的学校，语音学和简单易学的谚文得到推广，使得人们识字率激增。虽然谚文早在1446年世宗大王时期就由宫廷学者们创制，但在几个世纪中基本没有广泛应用，书面上主要使用汉字。天主教会最先认识到谚文的价值，主教伯纽克斯（1886年殉难）命令向所有的教内儿童教习谚文。新教教会也把谚文读写能力作为领受圣餐的先决条件。妇女的识字率极大地提高，而传统上妇女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
韩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实行政教分离，政府提倡基督教及佛教等宗教信仰，将宗教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壁垒。根据美国政府统计，1995年韩国大约26%的人口是基督徒 [2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一个新教研究小组的1995年宗教年鉴认为比例高达40% [2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许多韩国基督徒认为其宗教信仰是韩国过去30年间戏剧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相信成功和繁荣是上帝祝福的标志。统计数字的增长、庞大的组织和突出的建筑物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7][失效链接]。调查显示[28]韩国基督徒在宗教方面非常活跃，每星期常常在出席聚会人数的百份比方面胜过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约有30%-40%的人年每星期出席教堂）。
社会关系可能是受到基督教影响最大的范畴。传统韩国社会是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按等级划分，并臣服于半人半神的天子之下，妇女毫无社会权利，儿女完全服从父母，个人权利必须由社会制度规定。这种社会结构受到基督教关于“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纪1、26-27）及人具有绝对价值这一教导的根本挑战，强调私有财产权既与这一观念紧密相连。基督徒把皇帝看作仅仅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只代表他自己的个体，上帝的权威高于皇帝的权威。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也对解放妇女儿童作出了贡献。天主教会一开始（1784年）就允许妇女自由改嫁、禁止同居、纳妾，反对一夫多妻制，不准虐待、遗弃妻子；教会教导父母要把儿女当作上帝赐下的礼物，应当教育他们；不准包办小孩的婚姻，也不准重男轻女。可是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像个人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之类比起近几个世纪同样也是百般受限。
基督教关于个人价值的观念是在长期的争取民主、人权的努力中找到其表达方式的，近些年来，民众神学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体现。以“神的形象”这一概念为基础，结合韩国传统的“恨”观念，民众神学阐述了韩国人民是自己命运的合法主人的思想，并且同时强调民族独立与人权，它在韩国社会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极具吸引力，两位著名的韩国政治领袖—金泳三、金大中都赞同民众神学的观点，两人都为反抗军人政府奋斗了几十年，经常被捕入狱。金泳三是长老会教徒，金大中是天主教徒，两人都在1988年韩国恢复民主之后先后担任总统。
民众神学的一次具体实践是在朴正熙主政的晚期，发生了几次基督教徒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示威运动，如天主教农民运动和（新教）城市产业工人运动，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对社会安定是一种威胁，许多运动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关押。这些抗争运动正好处在那个普遍混乱的时期，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刺杀，社会动荡发展到顶点。
一些教会领袖因其品德等问题等而受外界批评，例如与教友发生婚外情。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领袖张孝熙（장효희）于2003年12月1日从办公室跳楼身亡其原因据说是与一名已婚女教友发生婚外情，并被该名女教友的丈夫撞破，这宗案件引起了公众注意。
另外在大型教会也曾出现一些以“父传子”形式移交教会拥有权及领导权的事件，不少基督徒均不接受这种做法。
一些比较极端的基要派基督徒曾被指强行对佛寺、庙宇、神像等进行破坏[3]，其中一宗案例，是一群基要派基督徒破坏了一尊檀君像[4]。
基督教经过将近200年不断的挫折，最终立足朝鲜半岛。起初只是“实学派”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世俗活动，他们把基督教作为其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催化剂。经过与朝鲜文化互相融合、吸收，基督教有效的利用了其传统文化。日本40 年占领期间，众多基督徒因拒绝崇拜天皇而被关押，朝鲜人对教会的鲜明性格及态度因此得到强化、坚固。这一立场使得朝鲜教徒们从此能够称基督教为“自己的信仰”，而不再是“外国宗教”。
南韩从40年的独裁政治到1988年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度，让韩国教会迎来了新的挑战。教会所持坚定的民主、人权立场成为吸引民众的重要部分，也推动了韩国教会在70、80年代的成倍增长。在民主化后，基督教前所未有地成了一种权力机构，许多基督徒感到教会成了得胜后的牺牲品，自由繁荣导致普遍的满足现状(complacency)，教会的“锋芒”也磨钝了。近十年来教会增长速度放慢。
然而，21世纪后许多韩国基督徒重新确立了传福音的目标，那就是要把朝鲜半岛变成基督教在亚洲大陆的坚固堡垒，北朝鲜不可避免的在这一异像的范围之内，南韩教会正在制定应对意外事件的计划，准备为北方将来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大崩溃提供宗教及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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