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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张东荪（1886年12月2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张万田，字东荪，以字行，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2][3][4]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1950年代初被控向美国泄漏国家机密情报，文化大革命中死于狱中。
张东荪家族几代为官，父张上禾在直隶（今河北）多地任知县。1886年12月29日，张东荪生于直隶内邱县（今河北省邯郸市内丘县），幼年随父亲在河北生活，七岁时母亲去世，由兄长张尔田和他的好友孙德谦启蒙。1905年，被官派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私立哲学馆。在东京，结识了梁启超门下的张君劢和蓝公武，并且和蓝公武同住共学。1906年10月，加入爱智会，创办《教育》月刊。[1][2][3][4]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他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他进入报界，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走第三种路线，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时企图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关系。他曾经先后任《庸言》杂志、《兴华》杂志、《社会主义硏究》杂志、《正谊》杂志等报刊的主笔。1917年起，他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该报副刊《学灯》，该副刊与北京《晨报》副刊《副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1][2][3][4]
1918年，他和梁启超共同领导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尝试成为第一大党，但被段祺瑞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所败。从此他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入思想界。1919年（民国8年）9月，他在北京创刊《解放与改造》杂志（翌年该杂志更名为《改造》）并任总编辑。1920年3月，他和梁启超等人发起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华。1920年，他还在上海参与筹办中国公学，并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后因经费问题而辞去大学部部长职务。1920年，他曾参加过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拒绝参加共产党。1924年，他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1927年（民国16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杂志。1934年，他任图书《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编，站在唯心论的立场批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1928年至1930年间，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并兼任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教授。[5][1][2][3][4]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2][3][4]
1932年（民国21年）4月，他和张君劢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发行机关报《再生》月刊。同年（民国21年）9月，他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1934年（民国23年）12月，张君劢应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聘请，到广州创办学海书院，张东荪任院长。两广事变陈济棠失势，收到清华校长梅贻琦之邀请，张东荪离开广州，此后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兼任《文哲月刊》首席主编、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文哲导师、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1][2][3][4]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东荪决定留在北平，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民国27年）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来他继续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民国30年），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任中央常务委员（后兼任秘书长）。他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当时已经被傀儡政府改称北京），在燕京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他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交流。[1][2][3][4]
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学的张东荪被日军逮捕收监。当时张东荪被要求参加日本傀儡政权，但这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后他被判缓刑保释出狱，但日本方面不许他离开北京，所以他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遂一心写作。1944年（民国3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当选中央常务委员。[1][2][3][4]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他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同年8月，张君劢领导中国国家社会党同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表明了支持蒋中正的态度。同年11月，中国民主社会党出席制宪国民大会，脱离了民盟。倡导走“中间路线”、不满中国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张东荪遂对张君劢发出绝交宣言，退出中国民主社会党，继续留在民盟。1947年1月，他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主任。1月21日，蒋中正接见中国民主同盟秘书主任张东荪[6]:8266。4月5日，民主社会党梁秋水、张东荪由北平函伍宪子、胡海门，质询参加政府理由[6]:8328-8329。1948年底，在解放军攻势下，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转由中共统治。[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荪留在中国大陆。此后，他任清华民盟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顾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在清华大学任代校长等职。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国出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要情报，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革开始后，张东荪由于身体原因长期于铁路医院住院治疗，偶尔回到北京的家中[7]，1973年，张东荪本人死在监狱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1][2][3]
 | 此章节的准确性有争议。 |
在叶剑英养女、前《光明日报》记者、民运人士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写道：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投自己赞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张二人知晓，但毛泽东要求追查，后来张东荪投反对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对张东荪女儿张宗烨说：“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控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其实对你一直就是一种……。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8]。此书出版后这种说法开始流传，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对此说表示怀疑[9]。此说法只有戴晴自己写的书里提到过，尚无其他文献可证实此事，是否只是文学创作，尚无法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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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据说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据说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根据相关证据，认为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如果张东荪罪行属实，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中共对他与知识界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劝诫、教育，未经审判。[来源请求]或称，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来源可靠？][10][11]
当时韩战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至 2018 年尚未澄清。[12]
临末我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张的为人聪明特殊，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注：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提供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得如何吧! 是日谈话至此为止；我告退时，主席说：不忙嘛!我说，到四点钟了。主席说，那么，我们去开会。原来此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地点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开会，我则同其他政协委员列席后座。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
他早年好佛学，研读佛经，由此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在日本时，他接触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开始转变。五四运动前后，一方面反对旧思想，提倡“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方面宣传改良社会主义，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影响有限。
1923年，在科玄论战中，他支持玄学派，反对科学的人生观。1929年，他在论文集《新哲学论丛》中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1931年12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他提出了“认识的多元主义”。他对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的介绍，曾引起较大反响。19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推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1930年代，他曾发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1940年代末《观察》杂志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中，他提出“社会的计划性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存”的主张。
章诒和说，1952年2月翦伯赞批判张东荪，定性为“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列举了以下言论作例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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