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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於南臺灣的原住民族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武垅族（大武垅语：Taivoan）或称大满族，（邹语：Taivuyanx）为台湾原住民的一支，清朝文献称之为“四社熟番”、“倚山熟番”[1]，原乡在台南玉井盆地（更早位于大内区、山上区一带），现今主要分布在台南、高雄两地区的丘陵和河谷地带，2009年八八风灾前，高雄县小林村曾为台湾大武垅族人口最多的部落。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有来自西部迁入的平埔原住民族群，其中多数为大武垅族。据简文敏等学者以日治时期的种族登记推估，目前台湾的大武垅族后裔可能超过两万，是人数次多的未正名台湾原住民族，仅次于马卡道族[2]。
2013年11月15日在花莲县富里乡乡长正式认定当地包括大武垅族在内的平埔族群为“乡定原住民”，成为第一个认定平埔族群为“乡定原住民族”的乡镇。[3]
大武垅族自称 Taivoan 或 Taibowan，音近台语之“大满”、“台窝湾”、“台湾”，加之族人发源自台南，也的确曾建立台欧湾社（Taiouwang），故林清财、陈耀昌等部分学者及文史工作者认为大武垅族的自称或其社名即为“台湾”一名之由来[4][5]。翁佳音等其他学者并不认同此说法[6]。
杨森富进一步认为，Taivoan、Tevorangh 等自称或社名，是大武垅语“月社”或“月世界”之意，按大武垅语“月亮”为 buan、voan 或 bulan，因部落位于群山环抱之丘陵，仿若月世界，二说为玉井盆地为高原，类月世界。[7][8]然数世纪前族人如何有月世界的概念，此说法值得保守观之。
大武垅族过去一度被分类为平埔族群，小川尚义等学者认为是西拉雅族的分支，但澳洲国立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暨语言学家费罗礼（Raleigh Farrell）则透过 17 世纪荷兰文献的纪录，将大武垅族独立出来，认为当时台湾西南部平原至少有五支原住民族：[9]
过往大武垅族被归为西拉雅族其中一亚族，主要是根据荷兰宣教士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1628年1月提到，大武垅社与新港社、萧垄社等西拉雅族部落有相同的风俗、语言与信仰，但费罗礼在分析荷兰时期各史料后发现这是个错误的分类，直指“大武垅族显然是个在文化语言上，均显著不同的族群”，也质疑干治士对大武垅社根本不了解，“几乎可确定的是，他在1628年提出那段有名的说法（指干治士宣称包含大武垅社在内的八个部落同属西拉雅族）时，根本还未到过大武垅社。荷兰人第一次拜访大武垅社是在1636年1月⋯⋯”[10]
荷兰学者 W. R. Ginsel 另提到荷兰人1636年的纪录：“（大武垅）番社番人，身体比沿海番社社人瘠瘦，他们的耳朵长垂，期间有许多大的穿洞。该社甚大，位于美丽的高山大谷中，约有一日路程之遥。人口稠密，并有较其他地方为多的异教偶像，他们的惯习，与我们一样，而与其他番社不同，男子娶女子，与子女同居一屋。”[11]由此可知，大武垅社族人体型与文化均有别于当时西拉雅四大社，自成独立的族群系统。[12]
考古学者刘益昌教授亦表示，从考古学的资料而言，西拉雅、大武垅、马卡道等三族完全都不同。[13]
除了费罗礼等上述作者，马渊东一及近代学者如土田滋、李壬癸、简文敏、胡家瑜及林清财等人也各从语言、文化等不同面向的差异、日治时期族人的自称，乃至近代族人自我认同，都将大武垅族视为一支独立的原住民族[14][15][16][8][17][18][19]：
根据20世纪初日人至各部落访调纪录，乃至当代部分仍保留我族称呼之大武垅族部落，相较于西拉雅诸社族人自称“Siraya”（西拉雅），马卡道诸社族人自称“Makatao”（马卡道），荖浓、小林村及大庄等大武垅族部落族人，均自称“Taivoan”（大满）[8]。
邻近族群里，例如布农族泛称噶玛兰族以外之平埔族群为“Tangavulan”[20]、撒奇莱雅族称“Tangabulan”[21]、噶玛兰族称“Tengabulan”、阿美族称“Tangabulan”、“Tangafodan”、“Tafangolan”[22]，原意为“南方来的人”[23]，亦可能与大武垅族人为除了噶玛兰族以外，乃上述族群在生活中接触机会最多之平埔原住民有关。另卡那卡那富族过去亦称小林村为“Ta'olang”，音极近“大武垅”。
《热兰遮城日志 III》明确指出大武垅族有自己的语言，与他族沟通需经过翻译[24]；李瑞源（2015）也据史料叙述，“即便是首任牧师甘治士以为流通新港语的大武垅社，后来也证实拥有自身大武垅语”，并认为大武垅社之所以能通行西拉雅语，“或许是与湾里社共有猎场、密切交往有关”[25]。
近年来，前中研院史语所副所长李壬癸博士并进一步根据新的语料，认为大武垅语、西拉雅语及马卡道语三者之间至少有四种音韵演变的差异及一种构词上的差异，推论西拉雅语、大武垅语及马卡道语三者约在 3 千多年前就开始分化，只是17 世纪荷兰人据台后，采用台南新港社西拉雅语作为通用语，造成各族群间语言逐渐同化[14][15]。
清水纯比较大武垅与西拉雅两族信仰型态，认为各地大武垅族太祖信仰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统一性”，是西拉雅族所未见的，包含：[26]
胡家瑜（2014）于探讨大武垅族服饰专书《大武垅平埔的衣饰收藏与刺绣工艺》中指出，大武垅族传统服饰的绣纹装饰、纹样元素，“与其他周边族群如邹、布农、鲁凯与西拉雅等族有明显差异”，因而成为视觉辨识效果显著的文化象征[16]。
荷兰文献《未刊档长官书信集》（21 Februari 1636, VOC 1120, fol. 235.）曾提到，大武垅族人“跟沿海那些村社的人比较来，身体瘦小很多；他们的耳垂很长，在那耳垂中有个非常大的洞孔”，“他们结婚以后，跟他们的妻子、 孩子住在 1 个房子里，跟我们的习俗一样，跟其他村社的习俗不同”。由此可看出大武垅族与西拉雅族文化之差异。[27]
关于大武垅族的发源地，目前有几种说法[28]：
根据口述传统，大武垅族人原居今台南安平之“台窝湾社”（Taivoan），后进入台南新化，建立“大目降社”与“大唪社”（今唪口社）。后受到西拉雅族人压迫，分两路迁徙至左镇及山上，分别建立“木冈社”（今睦光村）及“隙仔口社”。后再次受西拉雅族人逼迫，乃沿着曾文溪溯上，于今台南大内建立“头社”（Nounamou）。
又根据日治时期《平埔蕃调查书》记载，四社熟番（大武垅族）原与四社番（拉阿鲁哇族）为同一族，起初居住于台南厅下湾里附近的海边，后辗转迁移山区，包括盐水厅下的三崁、头社、霄里，及台南厅下的芒仔望（芒仔芒）、茄拔等社。后来到了明郑时期，有一派族人不愿向郑氏缴纳人头税，逃往北藔等东南一带山区，于是成为了拉阿鲁哇族；而愿意纳税的则成为大武垅族。但两族日后来往仍相当密切。[29]日本学者伊能嘉矩（1897）也曾在今高雄杉林采集到四社熟番（大武垅族）与四社番（拉阿鲁哇族）原本为同一族的说法，原居地为台南虎头山山麓及水滴崁山西麓。[30]
荷治时期记录，大武垅族人曾在玉井盆地建立大武垅社、宵里社、茄拔社及芒仔芒社等四大部落，故过去文献又称为“四社平埔”或“四社熟番”：
荷治时期对大武垅社的逐年纪录如下：[25]
明郑时期，当局大肆在台南实施军屯政策，使得西拉雅族往东移动，辗转入侵大武垅社群所居住的玉井盆地，压缩族人的生存空间，大武垅族人被迫再次向东迁徙。[33]
除以上四大社，根据1722年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一书及卢嘉兴的纪录，大武垅族应至少还有以下数个部落：
另根据日本东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土田滋[8]及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壬癸[14]近年来的研究结果，以下区域原本应也属于大武垅语区：
郑成功统治时期，在台南平原实施“军屯”政策，加上清代初期的渡台禁令效果不彰，汉人一波波来台拓垦，对于台南平原的西拉雅族造成相当大的生存压力，导致族人开始往东方浅山丘陵移住，进而迫使当地的大武垅族人开始往其他山区移动[35][36]。
大武垅头社族人最晚于1744年迁移至楠梓仙溪流域的甲仙埔、阿里关、四社寮及小林村等地，原大武垅头社后为哆啰啯社侵占；茄拔社族人迁至杉林、甲仙一带，原旧社为目加溜湾社所侵占；霄里社族人迁至杉林一带，原旧社为西拉雅族 Tapaui 社占据；最后以芒仔芒社为主的族人于乾隆中叶辗转经杉林枋寮迁徙至荖浓溪流域的六龟里、下荖浓、顶荖浓等地，原旧社为汉人侵占。[32]19 世纪初，部分高雄地区的大武垅族人再次沿着新武吕溪迁移至今花东纵谷关山、池上至玉里一带。
台湾目前主要的大武垅族部落如下[5]：
2009年莫拉克台风重创小林村，族人被迫迁至三地重建家园：
除此之外，另花东地区之玉里、观音山、马加禄、万宁、罗山、明里、富南、新开园、关山、城山、宁埔、竹湖、沙汝湾、小港等，亦为大武垅族于台湾东部之主要居地[39]。
根据中村孝志〈荷兰时代的台湾番社户口表〉，荷治时期大武垅社人口数如下：[40]
| 年代 | 1647 | 1648 | 1650 | 1654 | 1655 | 1656 |
|---|---|---|---|---|---|---|
| 人口数 | 1,004 | 1004 | 971 | 792 | 785 | 639 |
| 户数 | 221 | 273 | 236 | 207 | 201 | 164 |
根据日人于1910年之《明治四十三年熟蕃户口及沿革调查缀》[29]，并依据日治时期学者之语言分类[8]及当代学者对庄社所属社群之分类研究[39]，部分大武垅族为主之庄社人口如下：
| 厅 | 户数 | 人口 | 社名 |
|---|---|---|---|
| 蕃薯藔厅 | 1,115 | 6,188 | 阿里关、大丘园、茄苳湖、十张犁、山杉林、六龟里、荖浓溪、土垅湾、新庄 |
| 台东厅 | 478 | 2,882 | 里垅、新开园、大庄、万人埔、马加录、针塱、迪佳、蔴汝、织罗、猛仔兰、马久答、石宁埔、沙汝湾、彭仔存、大竹湖、大扫别、小竹湖 |
| 盐水港厅 | 60 | 294 | 口宵里、白水溪、六重溪 |
| 台南厅 | 53 | 269 | 湾坵、北藔、竹头崎 |
上述庄社共9630人，其中以阿里关庄之人数最多，男女共计1,176人；其次为六龟里、土垅湾及荖浓溪社，分别有955、920、759人。[29]
| 厅 | 户数 | 人口 | 社名 |
|---|---|---|---|
| 台东厅 | 323 | 1,771 | 大坡、公埔、螺仔溪、头人埔、堵港埔、躼躼埔、里行 |
前高雄县曾于2009年4月由各户政事务所初步普查，平埔族群人数约14,099人，以六龟3,853人为最[41]，多数为大武垅族人。紧接着花莲县富里乡、高雄市等未正名原住民族以大武垅族为多之地方政府相继在2013年开放“熟（番）”注记后，截至2018年登记人数不超过千人[42]，与 2009 年普查人数有差距，显示多数族人仍未前往登记：
| 登记人数 | 资料时间 | |
|---|---|---|
| 高雄市 | 237 | 2016年9月13日 |
| 花莲县富里乡 | 100 | 2016年8月25日 |
| 总计 | 337 |
据简文敏等学者以日治时期的种族登记推估，目前台湾的大武垅族后裔可能超过2万，是台湾仅次于马卡道族人数次多的未正名原住民族。仅小林村在全盛时期，人口就已近2千人，曾为台湾人口最多之大武垅族部落。[2]
过往部分文史工作者视大武垅族为西拉雅族分支，原因之一为荷兰人以西拉雅语同时在包含大武垅社等八个部落传教，大武垅族因而被视为西拉雅语使用者。然而这样的观念已从几点证据与发现而逐渐被修正。
《热兰遮城日志 III》p.6-8 明确指出大武垅族有自己的语言，荷兰人与 Cannacannavo 族（卡那卡那富族）领袖交谈，需先翻译为新港语（西拉雅语），再经过 Tarroequan 语（可能为某鲁凯语方言或某排湾语方言）及大武垅语的转译：
“在 Cannacannavo（卡那卡那富）：（领袖）是 Aloelavaos，跟他交谈，必须用新港的语言、Tarroequan（大路关）的语言和 Tevorang（大武垅）的语言翻译⋯⋯”
根据前中研院史语所副所长李壬癸博士与日本语言学家土田滋研究，大武垅语、西拉雅语及马卡道语三者之间至少有四种音韵演变的差异及一种构词上的差异：[14][15]
构词上，西拉雅语表示“未来”的动词后缀为 -ali、-ili（新港社）或 -ati、-ili（卓猴社），而大武垅语是 -ah（湾里社、麻豆社），马卡道语则是与西拉雅语同源的 -ani（下淡水社）。
整理如下：
| 西拉雅语 | 大武垅语 | 马卡道语 | 古南岛语 | |
|---|---|---|---|---|
| 音韵演变（1） | r | Ø~h | r | < *l |
| 音韵演变（2） | l | l | n | < *N |
| 音韵演变（3） | s | r, d | r, d | < *D, *d |
| 音韵演变（4） | -k-
-g- |
Ø
Ø |
-k-
---- |
< *k
< *S |
| 构词差异
（表“未来”词缀） |
-ali | -ah | -ani |
由各地语料上的差异规律，李壬癸发现麻豆社与湾里社有相同的音韵与构词变化，应同属大武垅语，而非西拉雅语；而荷兰时期最重要的“西拉雅语”语料《The Formulary of Christianity in Formosan Siraya Dialect》及《马太福音》也应有半数以上由大武垅语写成，而非西拉雅语。新港文书中采集自大武垅社及麻豆社的语料也应为大武垅语[43]。
李壬癸推论南部平原西拉雅语、大武垅语及马卡道语约在三千多年前就开始分化，只是17世纪荷兰人据台后，采用台南新港社西拉雅语作为通用语，造成各族群间语言逐渐同化。
高雄甲仙小林村、阿里关、匏仔寮、台南白河六重溪等部落的少数大武垅族人，至今仍会使用香蕉白话，一种以特定子音及母音穿插于原本母语中，而所形成的密语，据说与20世纪初期族人抗日有关，为了不让外人明白对话，因而发展出[5]。
例如以下为小林村、匏仔寮一带的香蕉白话：
| 翻译 | 来源语 | 原文 | 香蕉白话 |
|---|---|---|---|
| 欢迎、请坐 | 大武垅语 | Miunun | Misiunsununsun |
| 谢谢、再见 | 大武垅语 | Makahanru | Masakasahansanrusu |
| 我 | 闽南语 | guá | guasua |
| 你 | 闽南语 | lí | lisi |
| 他 | 闽南语 | i | isi |
| 公廨 | 闽南语 | kon-kài | konsonkaisai |
| 手 | 闽南语 | tshiú | tshiusiu |
“向”念 hiang，在大武垅语里与法术、巫术、禁忌有关，例如受太祖祈福过的酒水分别为“向酒”（Mimaw Rarum）、“向水”（Mimaw Palinlin）；立于公廨前的竹为“向竹”（Malubiw）；而公廨中央为“向神座”（Kogitanta Agisen），是太祖的所在。
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夜祭后的半年期间是大武垅族之“开向”期间可以狩猎、婚嫁，并可吟唱许多祭歌；直至来年农历三月十五后开始“禁向”，直至当年农历九月十五，期间不可狩猎、婚嫁，并禁唱部分祭歌，族人需务农、辛勤工作。
开向与禁向表现了过往大武垅族部落以禁忌拘束族人需随四季作息、永续生态的表现。
小林部落之守护神称为太祖（又称番太祖），设有公廨供奉，故老一辈族人会称太祖为“Kuba 祖”[32]（Kuba 为“公廨”之大武垅语），订每年农历九月十五举行部落“太祖夜祭”，
在信仰上，大武垅族与邻近族群如西拉雅族及马卡道族最大的差异如下：
目前每年仍定期举办夜祭的大武垅族部落如下，均在农历九月十五：
查某暝是小林村大武垅族人的特有节日，于每年农历元月十五晚上举行，是女性专属的节日。当晚部落妇女会精心打扮，化妆、绑头巾，带着自制的锣鼓上街敲打，并且可以尽情戏弄部落男子，要红包或讨酒喝，而男人无论如何都不行拒绝或恼怒。
部落耆老表示，自1940年代开始，就有日本国小老师或警察开始规劝族人勿再参与查某暝，自此开始中断。直到2014年，日光小林族人才又尝试复办此节日[44]。
日光小林族人自2015年开始，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禁向”前夕于日光小林社区举办“大武垅歌舞文化节”，除了增加各地大武垅族人的族群认同，推动族群正名，也借此推广大武垅族歌舞文化。
小林村大武垅族人笃信太祖及其祈福过的向水的神力，除了过往部落男子从军前会到公廨求向水，以佩戴在身上保平安外，据说族人在日治初期的噍吧哖事件等抗日事件逃难时，也曾洒出向水，变出千军万马，协助族人抵御日本人。[45]
传说匏仔寮部落过去仍有公廨及太祖信仰时，当地7位太祖的形象为7个珠子，只有当每年夜祭之时，尪姨吟唱祭歌，这7颗珠子才会再度飞回公廨，一起参与祭典。平日若族人冒犯了太祖，珠子就会钻进该人的皮肤里，使得族人痛苦不堪，直到族人至公廨悔过，或由会处理的人唱歌以安抚太祖，珠子才会离开犯错族人的身体。
后国民政府来台，一次来自屏东某寺庙的神祇出巡至匏仔寮，认为该部落的太祖太凶、太会捉弄人，便收服了祂们，族人也拆了公廨。只是据说当时最小的太祖侥幸逃走，至今仍在匏仔寮某棵树上安歇。[32]
荖浓部落流传一则故事：一位称为“阿生”之男性族人因妻子丧生于邻近敌对部落出草事件，因此以巨大的草鞋施计，让敌对部落以为荖浓部落之中有巨人勇士，因而从此成功吓阻了两部落的互相出草。[46]于东部的里行社拥有类似的荖浓生传说，荖浓生在陈氏家族中被称为老太祖，因妻子被敌对部落出草而亡，冷静应敌的荖浓生就单独浅入敌方的聚落，并偷偷放置足以让敌人们酒醉的酒水于村社之中，趁着敌人们酒醉后开始猎杀，并割下他们的耳朵带回部落。离去之时，荖浓生利用巨大的草鞋，并倒穿而行，边走边用泥土制作巨型粪便，最终不仅报了一箭之仇，甚至让敌人的部落畏惧巨人出没一事闻风丧胆，里行的耆老常常会跟孩子叙述荖浓生的战功，并宣称荖浓生杀敌吃他们的血与肉、吃他们没穿鞋的脚底，至今此一故事仍在部落里广为流传。日治前期里行人与布农人对战时，仍有许多攻略方式是比照荖浓生的经验为主，他们说荖浓生以前跟敌人作战就是靠着稻田里的水影，一但他们入侵，看水影就知道了。因此他们就会在对方开枪前趴下，待对方来取人头时进行逆袭，后来确实也靠着这些经验射杀很多的敌人，并切下他们的脚底来吃(里行记事)。
2009年莫拉克风灾前大部分大武垅族人口居住于高雄市甲仙区小林里9至18邻小林聚落聚落地区，居民务农为主，该处大部分为日治时期由台南南化、玉井一带迁至该处的大武垅族人，以及透过婚嫁而迁进之少数西拉雅族、马卡道族及闽南人[47]。
莫拉克八八水灾重创南台湾，造成小林部落被五层楼高的土石掩埋，将近500名大武垅族村民惨遭活埋死亡。八八水灾之后，小林村的居民在甲仙区小林里五里埔小林社区、杉林区上平里日光小林社区、杉林区月眉里小林大爱社区等三个地方进行重建，做为迁村安置村民的地方。[48]
属于旧小林村的五里埔设有全国第一座平埔文化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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