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又称十年建设、十年建国，是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从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期间的中国1930年代。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后，中国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统一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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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称为“黄金十年”[2][3]。薛光前认为这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一段罕有的短暂盛世，[4]。从1929年到1941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人均GDP年增长率为1.8%[5]。
经济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接轨。当时中国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发展长足，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
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虽有内忧外患，中国经济还是得到长足发展，不计东北，全国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近代以来最高水准，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雏形。这时期中国电力业年平均增长9.4%；煤矿业为7%；水泥业为9.6%[6]:251-255。钢为40%[7]。1927年至1936年间，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但是，造就“黄金十年”，主要是靠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这三大行业以两位数水准高速增长，而当时对国家强大更具重大作用的钢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发展较慢。实际上，当时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渡阶段，占中国当时GDP很大比重还是靠庞大农业人口进行农业和手工业，中国现代工业仅占GDP一成左右[来源请求]。
此外，中国当时虽有些许现代工业，但主要还是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其中日资占很大比重。到1936年时，外国在华工业投资不下29.2亿元，加上铁路和航运业，资本总额约有64.34亿元[8]:861。其中，日本在满洲国投资占有很大比例，如不计满州地区，大约为28.43亿元[8]:861。经过1920年代至1930年代大规模投资，外国资本在中国工矿业中已经占据垄断地位，大体控制中国生铁产量95%、钢产量83%、机械采煤量66%、发电量55%[9]:131。
据统计，1936年全国工矿业（不含满洲国）中，外国资本高达78.4%， 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家资本仅分占5.4 %和 16.2%[9]:114-135。1936年，日本投资和货款控制之产量，占铁矿总产量99.2％、生铁产量96.8%（包括满洲国）[10]:129。日资煤炭产量29％（英资为23％）。而地区差别也更为明显，工业畸形集中在少数城市，以至在1938年失去武汉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来源请求]。
193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提出要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11]:5-61935年10月10日，蒋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文告[12]:32。11月，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8]:357。1936年6月，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8]:826。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有明显提高，据统计，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已增加到306.12亿元，其中工矿业总产值约为106.8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35%；农业总产值为199.2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65%[8]:864。工矿业产值上升，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标志之一[8]:864。
财政
1928年6、7月间，国民政府宣布与各国本平等互惠原则重订新约，此后一年间，与各国所改订之新约以通商条约和关税自主条约为主[13]:198。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决定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之前，先行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企图通过两会来确立财政体制和制定各项财政经济政策[8]:697。
1928年6月下旬，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召开[8]:697。出席会议约有70人，是中国银行界和工商界头面人物及财经问题专家和学者，约有45人是中央和各省市政府代表[8]:697。工商界代表中有70%是江苏和浙江籍[8]:697。会议主要目的是要研究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之措施与计划[8]:698。因此，宋子文向会议提出财政部之方案，包括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中央银行、取消银两制、建立中央造币厂和裁撤厘金等[8]:698。会议对宋之方案原则上赞成[8]:698。宋子文提出之财政部理财计划，通过全国经济会议，取得江浙资产阶级支持[8]:698。
1928年7月上旬，宋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是全国各省市财政厅长及负责执行财政计划职责之国家与地方官员参加[8]:699。宋直接提出解决财政困难之方案，归结为两点：一为限制军费开支，二为编制全国预算[8]:699。
1928年8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宋向全会提出《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树立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并说明全国经济、财政两会议所通过之计划[8]:700。五中全会认为有迅速设立预算委员会之必要，决议应交国民政府即行组织[8]:700。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审计法，规定审计职权和审计方式[8]:707。是年中国海关收入约为关平银8,233.2万两，比1927年增加关平银1,359.7万两[14]:1327。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易纨士（Edwards）代理[8]:710。财政部长宋子文对易非常不满[8]:710。他训令易纨士，“自本年（1928年）一月份起，将逐月收支数目，及还本付息数，每项汇兑率并结存各款数，存何银行，分别列表造册具报，以凭稽核”[15]:108。
1928年1月，财政部得知芜湖海关英籍税务司贾士（Gards）违背命令，擅放盐斤，并借故恫吓封关，部长宋子文认为是“蔑视政府，滥用职权”，立即决定撤换贾士，另委西班牙籍马悌（Macti）继任[8]:709。另外训令其他各关税务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权渎职情事，本部职权所在，决当严予惩处，不稍宽纵。”[16]:34
1928年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京签订《中美关税新约》，美国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8]:713。10月，宣告关税自主[12]:17。11月，美国首先承认关税自主，各友邦均赞同，惟日本则极端反对[12]:17。12月，第一次公布海关进口税则，确定7级进口税率[8]:707。
1930年2月1日起，国民政府宣布将海关进口税改为征收价值较稳定之金单位[8]:753。每一个海关金单位值纯金0.1866公毫[8]:753。从此，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偿付本息，可直接使用海关税收（关金劵）偿还，无须再用银两折算各国金币还债[8]:753。国际银价涨跌对中国财政和税收影响因而减少[17]:238。
1930年底，制定新进口税则，使最高税率由22.5%提高到50%[8]:707。1931年，废除厘金，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1929年之4%增至1930年之10%，1934年又达25%[18]:916。1933年5月22日，公布国定进口税则，将最高税率提高到80%，遭到日本反对[8]:707。1934年6月30日，公布海关进口新税则，减低印花染纱织品、金属器具、机器工具等税率[8]:707-708。
中国征收货物统税，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大大改善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劣势。
金融
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8]:735。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政府拨款2,000万元。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8]:735。
1928年，前身为清政府大清银行之中国银行有资本2,000万元，国民政府将其总管理处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即修改其银行条例，将资本额定为2,500万元[8]:736。新增之500万元就是强加入之“官股”[8]:736。交通银行有资本1,000万元，国民政府将其总行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即颁布该银行条例，将资本额定为1,200万元[8]:736。交易银行原有资本1,000万元，新增之200万元也是强加入之“官股”[8]:736。实际上，国民政府只交100万元[8]:736。中央银行之设立，取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曾经享有代理国库之特权[8]:736。国民政府国家资本渗透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152。国民政府又将中国银行改组成特许国际汇兑银行[8]:736。
1933年，为挽救国民政府财政窘迫之情况下，孔祥熙受命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8]:737。孔与蒋、宋在武汉开会密商，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增资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8]:737-738。
1935年初，孔开始面临新财政危机，美国白银政策威胁孔所施行之赤字财政政策[8]:738。由于货币市场紧张，上海金融界不愿意认购政府新公债，而中央银行负担极大[8]:738。在此情形下，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反对孔之赤字财政政策，且在财政危急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联合拒绝以财力支援孔，使孔很恼怒[8]:738。
1935年3月23日，孔突然宣布，政府将要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实行管制，要求两行增发股票，要把两行之控制权交给政府[20]。配合索取控制权，国民政府同时发行1亿元以关税为担保之金融公债，作为购买新股资金[8]:738。起初，孔企图使中国银行资本股额变为国家资本占30万股，私人资本占20万股，每股100元，但江浙资本集团反对[8]:738。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是国家与私人资本各占20万股，使资本总额达到4,000万元[21]:B70。在交通银，财政部增拨金融公债1,000万元，连同原有官股，使国家资本占55%[8]:739。在向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强行增资同时，孔宣布由宋子文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后来为拉拢江浙资本集团，宋子文只任董事长，总经理由江浙资本集团之宋汉章担任）[8]:739。
1928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发行内债15,000万元[22][23]。1929年，宋发行内债19,800万元，1930年发行17,400万元[24]。内债主要用于军政开支[24]。直到1933年，财政部已发行公债140,000万多元[8]:737。这加深部长宋子文与上海金融家之矛盾，吃力于筹划公债还本付息和开发财源，因此与蒋介石在军费及预算问题上激烈冲突，蒋只好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8]:737。1933年4月6日，孔接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1日接任财政部[8]:737。孔接任时，“国库每月收入1,500余万元，支出2,200余万元，其中军费一项每月即达1,800万元，每月不敷数目约800万元之谱。库存仅有现金300万元及尚未发行的公债库卷2,700余万元，黄金外汇全无。即使2,700余万元的公债能全部顺利发行，也不过维持三个月的开支而已。宋子文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25]:83-84。
国府努力稳定物价、偿还国债，常以贷款和公营企业收入投入建设。收入提高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在国防军事与及各项建设方面。赤字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1年，共发行公债总金额为10.58亿元[8]:788。1933年至1937年，共发行公债总金额为12.63亿元[8]:791。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共偿还外债额达2.75亿美元[26]。1927年至1932年，军费与偿债支出占整个岁出75%至80%以上，1933年至1936年平均在70%左右[8]:776。1927年至1935年间，政府共偿还债款31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1,000余万元，外债63,000万余元，赔款28,000万余元。
1928年6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财政部长宋子文认为：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标，应从开铸统一的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方面着手[27]。他提出应该统一“各省参差之币制”，整理“滥币”[8]:747。会议通过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用元之提案[8]:747。之后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改革币制方针，包括“实行改两为元”、“施行金汇兑本位办法”[8]:747。
1928年10月，宋子文决定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国币[8]:750。对其余造币厂，宋则令严加整理，不具备条件者则予以取消[23]:134。实际上，宋对硬币整理工作未及开展[8]:750。他根本主张是对现货币制度彻底改革[8]:750。1932年，在上海开办新造币厂[18]:916。
1920年，伦敦标准银价为每盎司61.95便士，到1928年却跌至每盎司约25便士，到1931年2月竟跌至12便士半[17]:232。银价暴跌，中国以银为货币，对外用银币偿还债务和汇兑十分不利[8]:751。而金价高涨，又使国人极力恐慌，争论中国是否应保留银本位制，还是改用新货币本位制[8]:751。
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召开，决定1929年7月1日实施“废两改元”，而后全国财政会议又通过“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之决定[28]:99-101、124-131。
1932年春，上海银元过剩，内地流进上海银元达5,466万元[29]:F140。1928年，全国仅有6亿银元，到1933年，财政部估计流通银元已高达14亿元，用作准备金之银元有2亿元，共达16亿元之多[8]:755。在1933年流通之银锭，据估计仅有1.53亿上海两（约2亿元）[8]:755。
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银元[8]:756。同日，财政部长宋子文规定3月10日起通用银元[8]:756。4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训令[30]。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18]:916。
1935年6月3日，财政部次长（原为钱币司司长）徐堪，奉命拟定法币政策条文[8]:763。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担任顾问提供建议。11月3日下午4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财政部办事处，召集银行界领袖开会，讨论改善金融，巩固币制，实行新货币政策之办法，至晚上9时结束[8]:764。会后即颁布实施徐堪拟定之《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就是《财政部改革币制令》[8]:764：“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31]《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还谈到：“中央银行之组织，亦将力求改善，以尽银行之职务。……”[32]11月4日凌晨，为减少商民之疑虑，孔发表谈话，说明实施法币之原因和目的，并布告实施法币政策[8]:765。
实行统一纸币制度，有利于货币统一和国民经济发展[8]:766。实行白银国有，出售白银，换回外汇，建立法币国际信誉[8]:768。法币有利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法币改革后数个月，中国货品出口超过进口[8]:769。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通货膨胀开辟道路[33]。
农业
中国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基本的社会问题，重农抑商则是历代王朝最主要的经济政策。晚清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在1920、30年代进入全面的衰退状态。为此，知识分子、活动家及各方人士推动乡村建设运动。
孙中山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34]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具体落实。它是一个温和改良主义方案，当时各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均无异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35]:427-428。
在地主阶级强大压力下，浙江省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中国国民党仅存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火星也难以见到[35]:428-434[36]。
农业生产以稻谷和棉花为指标，稻谷产量1931年为974,369千担，此后大体直线上升，1936年产量为1,034,125千担，共增长6.1%[13]:194。
有分析指在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中，中国农村经济遭遇了严重危机[37]。“农村破产”是当年报端最常见的词汇。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考察无锡礼社镇：“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38]河北定县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范县”，学者李景汉于1934年撰写的调查报告却表示：“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67%，约46,000家，不欠债之家数，占33%。……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民十（1921）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700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10,000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7,000至8,000人，多系壮丁。”[39]据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披露，在1931年－1934年的大萧条下，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截至1935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减产[40]。
基础建设
1928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主管全国铁路建设事业[8]:838。1929年1月，铁道部长孙科提出《庚款筑路计划》，拟6年中从庚子赔款和关税中集资4亿余元，修建铁路4,000余公里[8]:838。
1931年，国民政府拟订《十年工业计划》[8]:838。全国国有铁路13,960公里，其中约40%在东三省地区[8]:839。除外国直接经营者外，中国自营有9,594公里，其中1,718公里即约18%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全部沦入日本之手。
1936年2月，蒋整月在南京[41]:374，下令从速加强全国铁路与公路建设[12]:32。8月，“粤汉铁路通车”[12]:33。1937年全国铁路21,761余公里中，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占45%，国民政府控制11,419公里，占总数52.2%，其余440余公里为英、法资本控制[42]:86-88。
1928年，全国已有公路29,127公里[42]:94。国民政府把公路建设列为国家经济建设要政[8]:839-840。
1928年，交通部拟订全国公路计划，以兰州为公路中心，分全国公路为国道、省道、县道3种，总长为41,550万公里，预计10年完成[8]:840。11月，铁道部成立，交通部主管之公路建划归铁道部[8]:840。
1932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奉命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8]:840。11月，三省联络公路扩大为七省联络公路[8]:840。1932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始督造豫、鄂、皖、赣、苏、湘、浙七省联络公路时，七省可通车之联络公路，仅有7,700余公里[8]:840。1934年，陕、甘、青、闽4省及闽粤赣边公路亦纳入七省联络公路网[8]:840。至1936年6月止，各省完成联络公路共计21,000余公里，可互通公路计30,000余公里[8]:840。此外，尚有已兴工路线3,900余公里[8]:840。
国民政府为备战而特别建设公路，连贯蜀、黔、湘等地。1934年8月，蒋开始计划东南公路[41]:374。10月10日，蒋到洛阳参加国庆阅兵典礼[41]:365。10月12日，蒋抵潼关后，先登东门，乘车向西安行进[41]:365。10月17日，蒋由西安飞抵兰州，视察黄河[41]:365。10月21日，蒋结束西北视察前，前往咸阳[41]:366。
1935年至1936年，修筑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约700公里，西汉公路（宝鸡至汉中）250余公里，汉宁公路（汉中至七盘关）150余公里[8]:840。到1936年底，全国共有公路108,117公里[42]:157，中国公路网已基本形成[8]:840。中国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修筑公路8万公里，使中国经济得以发展[8]:841。
1927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下设邮电总局，管理全国邮政事务[8]:843。1931年6月，交通部修订《邮电总局组织法》，规定总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全由华人担任[8]:843。
1932年，长途电话扩充1,347公里，1935年度扩充10,772公里[8]:846。全国线路总长度由1933年14,800余公里，到1936年上升到48,000余公里[8]:846。
1927年至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努力改善公共卫生设施。
政治、外交及司法
黄金十年期间，国民政府依据孙文所创之建国大纲实施“训政”，以培养国民施行宪政等能力。1928年10月，蒋介石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之步骤[12]:17。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12]:17。1931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确立以党领政的政治体制。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结束党治，还政于民。面对日本进逼，蒋定下“攘外亦须安内”之国策，旨在外交抗日与国共内战同时并行。国民政府无强大经济与武力，积极争取西方奥援，力图避免对日全面开战。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制宪国民大会至1946年才召开。
1934年2月，蒋在江西期间，鉴于近代中国之积弱在于道德之堕落，与人心之萎靡不振，欲复兴民族非有一划时代之新生活运动，不足以转移社会风气[43]:84。乃于2月19日于南昌各界扩大纪念周上，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以为救国建国之南针[43]:84。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竭力做到“整齐、清洁、迅速、确实”四标准，恢复旧道德，实践新生活[43]:84。
国民政府藉外交手段逐一收回一些租界和外国在华享有特权。《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中华民国行政诉讼法》等基本大法相继颁布，司法体系渐趋完备。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提高工农业生产。
教育
南京十年这段时间，国民政府首重教育，开始订定学校设备与课程标准，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致力扫除文盲。国民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国语作为标准语言得到推广。
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参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乘机提出设立国家科研机构[8]:895。4月17日，李石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中央研究院”[44]，随即通过，指定李石曾、蔡元培和张静江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组织法[8]:895。隔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
国民政府除发展各级教育外，亦派学生出国留学[13]:196。1929年，教育部相继颁布《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及《中央派遣留学生管理章程》，详细规定留学资格，并成立中央训练部留学生管理委员会，加强管理留学教育[8]:880。
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园招收4至6岁幼儿，接受音乐、故事、儿歌、游戏、常识等简单教育，使儿童快乐健康发展[8]:865。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法》[8]:865。1933年3月，教育部依据此法令颁布《小学教程》，初等敎育赴走上轨道[8]:865。
截至1934年，全国曾经或正在民众学校及识字学校接受扫盲教育的为685万人，占全国2亿文盲3.4%[8]:882。初等教育由1929年百分之17就学率，增至1936年百分之43[45]。
国防军事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白修德（提奥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1946年出版《中国的惊雷》中认为：“蒋招来了一批德国顾问，把他的军队锻炼成强有力的作战工具。军人学会了鹅步以及德国步枪及大炮的使用方法。陆军内部有一批近卫部队，其中包括黄埔军校的原有集团。军校青年学生多半己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死亡，但活着的人忠实于国民党和蒋，并且把他当作新中国的象征。……此外蒋周围聚集了一批高级军官，他们过去也同蒋一样受过军阀教育，他们是不属于任何坚固的团体，他们指挥过蒋所要打的许多战役，但蒋给予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年轻人的情爱和信任，他们从没有得到过。蒋的军队是中国空前最强的部队。自1929年至1937年，他从没有一年不进行内战。他的力量的根据地是长江下游，他的四周都是些军阀统制省份。这些军阀有时个别地，有时联合起来对他统治权挑战，而他逐个逐个地不是收买过来，就是加以消灭。他渐渐把华中推广远至三峡都在他掌握之下，直至日本进攻之时，黄河以南的全中国都承认他是主人。”[46]:185南京十年期间，中国持续动乱，外患不绝，内战频仍。1930年曾爆发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合发兵，与蒋介石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人，死伤超过30万人，战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诸省。军费浩大，占了预算40%以上。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件，东北军面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被日本关东军所占领。1934年10月11日，蒋到孝义视察军用化学新厂[41]:365。10月24日，蒋由济南飞抵北平，先后视察紫禁城等地工事[41]:366。11月3日，蒋在怀仁堂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后，从西直门坐火车前往居庸关[41]:366。过长城后，蒋继续向北，经过宣化、张家口，抵达张北[41]:366。
1935年3月至4月，蒋亲自坐镇贵阳，借王家烈剿匪大败之机，断然改造贵州政局[47]。5月，蒋又前往昆明与龙云商谈融洽，凭吊南明永历皇帝[41]:371。9月27日，蒋改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41]:371。10月25日，蒋回到溪口[41]:373。
尾声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轻易拿下东北三省，中国失去东北的工业，使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另外还发生闽变，又有第一次国共内战，最后还发生西安事变。
在此期间重工业成长有限，但治铜、钨矿、石油、及汽车生产在中德合作下有发展，但是效果偏小。钢铁工业的甚至出现了倒退，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1890年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48][49]。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重工业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31年到1937年，中国生铁产量仅从43.7万吨增长到47.1万吨，机械制造业就更不用说，虽然江南造船厂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为美国建造4艘万吨级运输舰，1931年5月东北诞生第一辆中国制造汽车，然而此时中国机械行业实际上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火炮[来源请求]。
此时中国国民党内部已开始腐化，派系林立，而其无条件接受入党者则加重这一状况。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在军阀内战之余也没有得到改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依靠海关税收，管辖范围有限；军事开支依靠大批借款。政府五院作用很少，实权由军事委员会掌握。政府涣散，使得蒋支持建立特务组织形式的蓝衣社。1936年9月，“桂军事当局接受中央新任命，桂局大定”[12]:33。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使国民政府在这十年间经营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随着国民政府在1937年迁都重庆，中国西南地区大后方集中全国大部分资源，成为战时中国发展重心。
灾难、战争
评价
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将军在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45]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高度成就[注 1]。
《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称，1928年至1937年，中国国民党力量巩固，取得成就[50]:189。政府积极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建设道路、改善公共卫生、立法禁毒、扩大农工生产[50]:189。此时期因为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成就而称为“黄金十年”[50]:189。
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1946年出版《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在统一的过程中，蒋在南京所创立的新的官僚机构，其人数之多，几乎跟军队不相上下。这以以前，中国甚至从没有最原始形成的现代政府。新政府有一个真正的财政部，一个真正铁道部，一个真正实业部。该政府有一些农业研究所以及卫生局，虽然这些机关绝不能和西方的标准相比，但已经是中国从没有见过最好的机关。中央银行建立起来了，这银行给中国带来了一世代以来从未有过稳定通货。新的公路开通了，激励着工商业。新的教科书出版了，新的科学发展了。”[46]:185-186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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