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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民軍在1975年攻陷西貢、使南越滅亡的戰役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四三〇事件（越南语：Sự kiện 30 tháng 4 năm 1975／事件30𣎃4𢆥1975），亦称西贡四三〇事件、西贡陷落、西贡沦陷、西贡解放、西贡光复或西贡易帜，是指至1975年4月30日为止，越南共和国（南越）政权垮台、及其首都西贡由越南人民军（北越军）和越共攻下的过程。该事件标志着长达20年的越南战争的结束，并展开了一段由越共临时政府——越南南方共和国统治南方的过渡时期。当该时期于1976年结束后，南北正式合并为统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而西贡也在那年更为今名——胡志明市。
| 四三〇事件 （西贡陷落／西贡解放／西贡易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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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战争、1975年春季攻势的一部分 | |||||||
四三〇事件中北越T-54坦克冲入南越总统府（今统一宫），结束越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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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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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度资金援助： |
 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杨文明  范文董 阮文全 阮合段 林文发 |
文进勇 陈文茶 黎德英 阮友安 武凌 丁德善 黄琴 黎仲迅 | ||||||
| 兵力 | |||||||
| 3万至6万人[1]:536[2]:257 | 约13万人[2]:271 | ||||||
在该次事件中，自1975年初便一路顺利南下的北越军于4月开始对西贡展开攻势，由陆军大将文进勇担任指挥官，南越方面则由第3军司令阮文全中将负责首都周围的防守兵力。在4月27日至29日间实施重炮轰炸和地面袭击后，北越和越共部队弭平越南共和国军（南越军）的抵抗并进入西贡市区、占领了若干重要设施和据点，并在南越总统府独立宫（今统一宫）升起越共旗帜，而总统杨文明向北越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在4月30日北越进城掌控大局之前，数万名的越南市民、数千名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旅越者就以西贡为中心展开了逃难，其中以美国海军和陆战队为主力进行的“常风行动”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直升机疏散行动[3]:202。除了难民的出逃外，四三〇事件后的越南政府也一度基于社会政策，而有计划地顺势减少了更多的西贡人口[4]。
四三〇事件因各方政治立场不一而生成数个称谓。越南政府称之“解放日”（Ngày Giải Phóng/𣈜解放）或“统一日”（Ngày Thống nhất/𣈜統一）[5]，作为友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以“西贡解放”称呼[6]；而西贡陷落（Fall of Saigon）则普遍为欧美使用[7]，流亡海外的越侨社群以“黑色四月”（Tháng Tư Đen/𣎃四黰；Black April）的称法较为流传[8][9]、部分场合甚至使用“国辱日”（Ngày Quốc Nhục/𣈜國辱）、“国恨日”（Ngày Quốc Hận/𣈜國恨）、“失国日”（Ngày mất nước/𣈜𠅎渃）等其他名称[10]。中华民国则称为“越南沦亡”、“西贡陷落”或“西贡沦亡”等。[11]
1975年时南越溃败的速度和程度不但出乎北越预料[12]:659，也让美国及南越阵营的人士跌破眼镜，例如一份3月5日出版的美国中情局及陆军情报部备忘录指出，南越的命运至少可以撑过当年的旱季，也就是延长到1976年元旦之后[13]:433。后来这份备忘录就全盘错掉了——正当它发布之时，北越越南人民军的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就已经在筹备对越南中央高地（西原）的主攻，这场在3月10日展开的行动导致了邦美蜀遭到攻占，也使败阵的南越陆军开始了无序的大撤退，企图进行重新部署，防卫北纬13度以南的领土[14]:303。
在炮兵及装甲车支援下的北越步兵继续南进，至3月底就控制了南越北部的数个大城市，顺化在3月25日到手、岘港也于28号步上同样的命运。面临此种事态，后撤的南越部队和难民都急遽增加。共计超过100万人的大规模避难潮，包括来自岘港的30万人、来自南北交界区南侧广治、承天两省的30万人及来自中央高地崑嵩、波来古（百里居）、多乐三省的50万人，从北方的前线南下逃亡、人龙绵延近90至100公里[1]:527，情况之惨彻底推翻了南越政权扭转局势的可能性。而在岘港的易手发生之前，那些认为“除非动用B-52轰炸机才可能遏止北越攻势”的美国中情局驻越人员们，就已经放弃了这种希望[15]:280。
4月8日，委任文进勇担当攻击任务的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又拍了电报给他，叫文进勇“维持攻击时所持的气势，全力直捣西贡心脏地带”[13]:248。之后，又将南下的行动命名为“胡志明战役”（Chiến dịch Hồ Chí Minh），目标是在这位革命家的诞辰——5月19日到来之前，就完成一统江山的事业[13]:249。
当北越朝一七线以南诸省节节进逼之时，南越各界对总统阮文绍及其政府蓄积的不满也在上升中。国会通过一致投票要求政权轮替，而军政界的高层人士则在酝酿兵变[16]:p50。面临这类压迫的阮文绍进行内阁改组，而总理陈善谦在这波人事异动中辞职、阮伯瑾接替他组织新内阁[17]:350，但这些措施仍未能扭转局势[15]:287。4月8日，应劳动党（今越南共产党）上司要求而加入南越空军的飞官阮成忠，驾驶F-5战斗机到南越总统府“独立宫”（今统一宫）上空投下炸弹，然后直接飞入北越控制区降落。但阮文绍没有在该次意外中受伤[15]:316。
而在外交方面，南越政府虽企图获得美国援助，但未能就此取得更多进展，这扼杀了阮文绍政府重获美国支持的希望。4月10日，美国福特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方案，欲挹注7亿2,2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金给南越政府、并另拨2亿5千万美元用于经济、难民资助[18]:408，但议员们不为所动，并认为福特政府将会延后美国在越人员的撤离，以换取援助案的通过，甚至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也对此表示反对[12]:665。最后在4月17日终止了所有相关的讨论，不会再有援助西贡当局的资金了[19]:127。
在当时，美国外交圈——尤其是驻越大使葛拉汉·马丁——及华府的数位政要都相信，与河内当局达成谈判是可能的，但各方对于阮文绍领导的政府是否能达成这项政治目标而意见不一[15]:289。不仅反对党、军中将领、宗教组织及学运团体要求阮下台，就连支持阮文绍的派系里，对他领导的能力失去信心者也越来越多，要求他辞职的声浪亦越来越大[19]:100。另一方面，越共的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则曾在4月2日时表示，可能接受与一个不由阮文绍当家的西贡政府谈判[15]:319。
4月21日，阮文绍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于电视上宣告自己辞去总统及三军统帅的职务[1]:531[20]。他在这场超过10分钟、措辞火爆的演说中，抨击美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而导致南越吞下败果，并声明美国“不人道、不可信赖、也不负责任”[19]:139，然后指责华府首先强迫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约》，其次又未能按照协约内容、于北越违约开攻后支援南越[13]:296[21]。在这场演讲后，大权随即移交给年迈的副总统陈文香，但河内当局将这个新政府评价为一届“没有阮文绍的阮文绍政府”[1]:548[13]:298。
胡志明战役指挥部由文进勇担任司令，政委是南方局书记范雄，B2战区司令陈文茶中将及副司令黎德英、总技术局局长丁德善中将任战役副司令，代理参谋长为黎玉贤少将，黎光和中将任副政委兼政治局主任。B2战区司令部作为胡志明战役指挥部的办事机构开展工作，黎德寿作为政治局代表参与战役指挥。黎德英和B2战区副政委黎文想统一指挥第3军、232兵团（Đoàn 232）、第8军区部队的作战。东翼的第2军、第4军、第1军由黎仲迅中将统一指挥[22]。
文进勇在禄宁森林的战役指挥部规划最终战役的实施细节。他的目标是避免激烈的城镇战，因此计划先牵制城外的南越部队，将之拘束在其驻守据点上，再派五股先锋部队穿插进入市区，分工拿下指定的攻取目标：南越三军总参谋部、国家警察总署、新山一空军基地和首都军区指挥部等，并将最终的中心目标定为独立宫，明定各路部队在攻占主要目标后，都应立即向该宫挺进[12]:667。
胡志明战役中北越共动用四个军包围西贡，总计投入19个师级部队和战车、炮兵及防空部队等支援单位，大约13万人[2]:271，以下列出参战的北越部队（从东到西逆时针方向）：
南越在4月30日之前的陆上兵力主要有三大力量：负责西贡周边省份的第3军（第3军区；军长阮文全中将）、西贡的首都军管区（司令林文发少将）与负责湄公河三角洲的第4军（第4军区；军长阮科南少将）。阮文全于4月中旬在外围组织了五个方面的防卫力量，以抵抗针对西贡的攻击。这些互相串连的防线构成了一个弧形，部署在城西、城北及城东[1]:537[25]:398，如下所示：
在防线的内侧，别动军编成了数组突击群，一组派至西贡北郊的光中新兵训练基地以防守旭门至新山一机场的公路，一组驻守西南郊的平政，另一组守在东北侧的平赵（Bình Triệu）。西贡市内的三军参谋总部由第81空降突击营戍卫、新山一机场和独立宫的附近也有驻兵[31]:123[25]:399。
南越军部署在首都圈一带的部队总计人数约6万人，尽管之后大批部队随着难民潮涌入西贡，使得首都内的“武装人员”爆增到25万人，但当中大部分是刚受到重挫或群龙无首而撤退的败军（甚至有来自原第1军、第2军者），因此他们进城并无助于情势，只是在之后使西贡陷入更严重的混乱状态[2]:257。
4月9日夜晚至4月10日凌晨间，北越第4军第7师、第1师及第7军区的第6师进攻西贡东北方的春禄[12]:666，南越陆军第18步兵师在随后爆发的春禄战役中进行了顽强抵抗，两军在长达数周的激烈战斗中争夺该城。尽管南越投入空军火力、伞兵、炮兵、海军陆战队和装甲车支援，但在南越攻击下人员伤亡惨重的北越陆军依然于20日成功占据春禄，参战的南越部队则向西窜逃。这场战役是南越共和国军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其败果却成了将阮文绍逼下总统大位的另一契机，也使得战争前线推进到距离西贡市中心仅42公里的郊外，南越亦因为从湄公河三角洲等地抽调了大量兵力进入春禄，而使总体战力蒙受巨大损失[32]:xv。最后，北越在该城的胜利使其包围南越首都的计划更加畅通无阻，并很快就付诸实际行动。4月27日时，朝四面八方逼近西贡的北越兵力已超过10万，而南越守方相对处于劣势，西贡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受到越共控制，变成孤立的危城[17]:351，使其命运趋向定局[1]:535。
阮文绍的下野也使得南越的局势更加恶化。就在他辞职隔天的4月2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黎笋自河内发出电示，指出“向西贡发动进攻的军事和政治时机已经成熟”[12]:668。对外郊的第1波攻势在4月26日展开，北越军于当日对设有空军基地的边和与隆平的陆军后勤设施发动了全面攻击，之后共军切断西贡粮食的主要来源，西贡的外港——市区东南方45英里（72千米）处的头顿受到突袭[16]:p123。27日开始对市中心实施总进攻[33]:184-187[2]:271。
1975年年初发生于南越北方第1军区和第2军区的无序状态，也在4月底的西贡逐渐显露了迹象。当局颁布了戒严令企图管制混乱事态，晚间21时至清晨6时实施宵禁。尽管此时段之外的西贡如同往常般地繁忙，但民众生活已受到影响，公共场所出现大量难民，市内的交通秩序受到干扰[1]:536。北越与越共的胜利已经使南越各界人心慌慌，但甚少有预先措施来遏止这种情形[2]:257。南越当局在更早之前基于宣传策略，以“一次更大的戊申顺化屠杀”来宣传北越进攻后的结果，试图激起公民的团结心，但却适得其反。部分市民对此引发了过度的反应，并在北越真正兵临城下的时候，造成了西贡的秩序瘫痪[2]:258。
北越军于3月至4月初在南越的快速进展引发了国际对西贡的关注，这座战争期间与北部相比较为平和、民众受战火波及程度也相对较少的城市，很快就会直接变成第一线[34]。许多人担心北越进驻城市后，会像1968年戊申顺化屠杀那样地展开报复性血洗，当时美军和南越军进入了北越与越共占领一个月的顺化后，发现了一些埋下遇害者的乱葬岗。之后一份提交给美国驻越外交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共党已将南越军官、天主教徒、知识分子及资本家等类型人士锁定为目标[35]。在这样的先例下，在越欧美人士及相关的越南市民可能“处境危急”[36]:40[14]:312。
到了3月底时，已经开始有美籍侨民离开西贡，3月31日有十个美国家庭出境[32]:xiv，从西贡新山一机场起飞的班机，在正常情形下的机位订票都是处于大爆满的状态[37]，航厦内也挤满搭机出国的逃难人潮[31]:122。撤运速度在4月时继续加快，美军在越最高机构——美国驻南越国防武官办事处（DAO；武官处）开始将非必要留越人员用飞机送出去，然而许多任职于武官处的美籍员工不愿抛下越南熟人或亲友（包含尚未依法结婚的越籍配偶或亲生子女）离开，而武官处一旦让这些人士入境美国领土就会有违法之虞，因此在这样的僵局下，4月初时撤出人员的进度便受到拖延且十分缓慢。最后，美驻越武官处不惜打破法规，动用飞机把未持合法证件的越南市民集体送往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15]:312。
除了美、越民众的运出之外，中华民国海军及韩国、西德、菲律宾亦在此期间派出十余艘救难船前往南越，每天透过海路撤出数千人[1]:539。
到了1975年4月时，不仅是西贡的美国外交官和军官，华盛顿的福特政府也开始规划全面性的美国人员撤离行动，然而计划内容却因为各种现实因素和战略考量而变得十分复杂。美国当时在越南面临的，是足以在一天内用直升机送完的1,250名美侨和驻越人员，以及为数众多的、渴望跟着离开的越南国民。美驻越大使马丁曾多次就此与白宫进行商讨，理由是美国在道义上有必要协助数以万计的越籍人员撤出[38]:31。福特政府致力在两个极端方案（一是实施将两者都运完的浩大工程、二为机场遇袭时只撤走美国人）之间寻求中庸之道，也就是以美国人的运出为先，同时尽可能地加载最多的越南避难人士[39]。
除了计划本身在执行层面上的困难之外，美国政府的疏散也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所抵触。福特总统打算提供给南越政府的7.22亿美元军事援助即为一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反对在该项援助案仍处于由国会进行讨论的状态下，就同时实施全面性撤退，因为美国人的离开将会对阮文绍政权显示信赖的失去，进而构成打击[15]:330。此外，政府内部亦相当关切动用军事力量支援、投入人员疏散是否合乎刚通过不久的《战争权决议案》，而白宫律师后来确定：美军在紧急情况下介入平民疏散事务不会有触法之虞，但运用美军交通工具载运难民的合法性则未知。同时，西贡的撤退也必须与美国在高棉首都金边的同质任务——“鹰迁行动”竞夺资源[15]:303。
作为在越人员数量降低行动的一环，美国驻南越大使馆于3月开始鼓励眷属及非重要人员搭乘民航机或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MAC）的C-141运输机及C-5运输机（此时仍会派到新山一执行物资运输任务）离开越南[36]:20-21。在3月底时，空运司令部每天会派出二至三架飞机到新山一机场，而这些飞机的载运对象除了一般平民外，还有许多越南孤儿[36]:24。
美总统福特于4月3号宣布与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合作的“婴儿空运行动”（Operation Babylift）开始施行，最后运出了2千名越南孤儿。同时搭配实施的新生命行动则运出了11万名越南市民。然而在4月4日，一架投入婴儿空运行动、载了250名孤儿前往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的C-5A银河运输机于升空后发现故障，接着就在返回新山一途中坠毁，153人丧命[3]:157[15]:304。
由于C-5机发生该次坠落事故，且摔毁原因也依然不明，因此其他的同款飞机悉数在行动中遭到停飞。空运司令部亦开始将出动机种限制为C-141和C-130两种运输机，并改变了“尽量多载”的方针，改规定每位登机难民都要能分配到座位和安全带，而大幅减少了每架飞机的乘载人数，分别是一架C-141载94人、一架C-130载75人（但在之后撤退速度加快时，这样的限制便进行放宽，之后更是直接予以忽视[36]:69），每班飞机上也都要派遣武装警卫，以避免劫机的事件发生[36]:34。尽管美国航空公司和合约业者的飞机依然进出新山一机场协助疏散任务，但班次密度也愈来愈低。除了美国之外，澳大利亚、印尼、伊朗、西德、英国和法国也派飞机到西贡撤走各自的人员[36]:34。西贡的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在4月时也为了因应危急的南越事态及总统蒋介石逝世后的情势，将团长刘戈仑少将、首席参谋、侍从副官与译电员陈兴国少校4人之外的所有团员送返台湾。4月18日，接到美军通知后，驻越军事顾问团最后4人搭机离越[31]:123。
虽然致力实行了多项措施，美国于1975年4月期间减少在越人员的计划依然进度缓慢，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许多希望携带越籍亲属一起出境的美国人，赴南越公务机构办理所需文件时遇到的程序繁琐、申请者过多的情形。这导致美军空运司令部的飞机，常因为过多乘客未能及时登机就必须空着机位从新山一起飞[36]:44。后来在4月19日实施了步骤更为简单的流程，以排除公文塞车的乱象，成功出境的难民数量才于4月20日开始急遽增加[36]:46。阮文绍在21日辞去总统职位后，更多市民眼见西贡政府的来日所剩无几，争相抢着获得进入美国驻越武官处馆区跟着疏散的机会。自4月22日起，每天都有20架C-141和20架C-130运输机降落到新山一来输送人潮去克拉克空军基地[36]:60。但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可仕在4月23日表示任何时刻的在菲越南市民都不得超过2,500人，进而增加了美军空运司令部的工作负担。他们现在除了必须将难民运出新山一机场外，还得额外派机把5,000名避难者从克拉克空军基地送往关岛、威克岛或台湾台中的清泉岗空军基地及日本东京附近的横田空军基地[36]:62。
4月25日，阮文绍在美国安排下，偕同家人和一批黄金从新山一搭上美国空军的C-118运输机前往台北松山空军基地，展开流亡岁月[36]:67。同样在当天，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宣布禁止所有民航班机飞往南越各机场，尽管这项规定之后就因为部分业者继续无视禁令而撤回，但实际上仍标志着民航客机在新山一的起降趋于终止[36]:66。中华航空（华航）从台湾至新山一的班机则继续营运到4月26日，中华民国末任驻越大使许绍昌在该日乘坐最后一班华航飞机前往台北[11]:76[38]:26。
与旅越美侨只要按时赴疏散集合点报到就可离开的简单流程相比，欲在西贡失守前离开的越南市民，往往得自力救济地诉诸其他手段。护照和出境签证的取得费用已在暗中暴涨了六倍，海路船票则上翻至原价的三倍[15]:352。而在首都圈拥有房地产者常被迫以贱价脱手，或是直接抛弃。当时便有单栋豪宅的索价在两周内跌了75%的纪录[40]。美国签证变得更加炙手可热，寻求美国人赞助的越南民众也在报上刊广告，出现了诸如“勤奋的穷学生诚征养父母”之类的征人启事，后面还附上姓名、出生年月日和身份证字号等[13]:311。
4月27日，北越火箭炮落入了堤岸（华人区）和中央市场等地，造成屋舍毁损、市民伤亡[41][42]。这是西贡市区在1973年和平协约签订后首次直接遭到炮火袭击[32]:xv。在爆炸案发生后，马丁大使特地上了西贡的电视节目，发表“余身为美国大使，决不会趁夜开溜”的言论以安定人心[41]。另一方面，堤岸的事件也对飞机撤退行动造成了影响，当日之后规定只动用乘载量低于C-141，但机动性比较大的C-130投入疏运，此时每架飞离新山一的C-130都载了240人左右[36]:69。
西贡的状态依然持续地动荡和喧嚷。27日至29日间，市内不时可闻小型枪械、防空炮和迫击炮的声响。自由街（Tự Do）等大路上的许多商铺都已关门歇业。市民涌入弃置的美军超市和基地贩卖部（PX），将里面贩卖的设备、食材、日用品、家庭电器和酒类饮料等各类商品搬走[16]:p130[43]，或成车地运去西贡动植物园外的市场贩卖。尽管宵禁持续实施，街上仍随时出现逃窜的人潮，当中有些是来自南越陆军18步兵师的逃兵，偶尔抢劫路过的外国人或朝天开枪泄愤。此外，越共也进入市内的若干区域，甚至传出直升机击落事件[41]。
4月28日傍晚至29日清晨之间，新山一机场遭遇A-37攻击机的炸弹和晚间的重型炮火洗礼，基地内许多飞机在弹雨中毁损。这波持续到天明的袭击使美军末任驻越武官——史密斯陆军少将（Maj Gen Homer D Smith Jr）告诉马丁大使，说跑道的受损情形已不容许飞机投入疏散行动，必须派出直升机接走所有剩下的人[44]。
曾经允诺要让大使馆所有相关人员都能撤出的马丁对此百般不愿，但在他乘汽车前往新山一目睹机场的惨状之后，才得知自己的诺言注定要成为空头支票[36]:90。之后从城外传来的报告指出北越军正在前进当中[14]:313，而马丁在10点48分联络基辛格，说自己决定给“常风行动”开绿灯，华府则在3分钟后下达了执行令。西贡的美军电台开始对外放送行动展开的信号——由一段“西贡的气温是华氏112度（摄氏44度）[注1]且仍在上升中”的气象播报，以及紧接在后的、由宾·克罗斯比演唱的歌曲《白色圣诞》组成，通知所有美国人员尽快赴疏散地点集合[13]:353。
随着《白色圣诞》的旋律在广播中扬起，美国的海陆空大撤退正式展开。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派出的数十艘军舰朝近岸水域集结；在市内的街上，数辆巴士穿梭在各集合点间、接驳人潮前往直升机降落区；在西贡上空，飞满了许多CH-53直升机和CH-46直升机，把美国人和相关的越南人送往外海[13]:346-387。
在常风行动中，最大的疏散地点是新山一机场东南侧的武官处总部馆区，大部分的接驳巴士都把那当作终点站，而最早的一批巴士于当日中午不久后就送客到机场。最早一批从外海到新山一的CH-53直升机在下午开始进场，至傍晚时已有395名美国人及4千多名的越南人从武官处离开西贡。晚间23时，戍卫新山一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全部退入最后防线，并引爆炸药毁掉武官处本部大楼和其内的美国设备、档案、文件和现金。中情局资助的美航公司也投入旗下的UH-1直升机协助疏散行动[45]，在29号当日帮忙载运了1千多名的避难人士[46]。
尽管美国大使馆最初在计划中并未打算作为大规模的直升机出境地点，而只是充当大使馆雇员的疏散地，及西贡各集合点和新山一之间的巴士／接驳直升机中继站，但由于地处西贡市中心，反倒成为行动中最受关注的一处地点。从早晨开始就有接近1万人的众多市民挤在使馆周边的地区，虽然人潮中大部分仍是基于好奇心理、前去查看美国使馆动态的群众[38]:37，但也有不少试图进入院区、取得难民地位以获得疏散机会的人士。许多人攀上使馆外墙，使得场面相当失序。除了街上人潮紊乱、必须以疏散机会作为诱因请西贡警方协助秩序维持外[47]，当年雨季的提早来临[41]也干扰了任务的进行，因为西贡上方聚集了阴云和霾雾，与市区的零星火灾一起造成了直升机航线上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恶化[3]:187。
4月30日凌晨3时45分，马丁获得华府方面要求停止疏运难民的通知，基辛格和福特命令马丁从那时起只开放美国人离开。虽然经过恳求而暂缓，但最后还是在凌晨4时之后贯彻了命令，以因应北越军随时可能进城的考量，和华府渴望能尽快宣布行动完成的目标[13]:366。马丁大使在近凌晨5点时搭上陆战队165直升机中队的CH-46直升机离开大使馆，最后一架直升机则在早上7时53分从屋顶上接走了殿后的一批陆战队使馆卫兵。事后统计从美国大使馆飞出的人员包含了978名美国人和1千名以上的越南人士，但最后一架直升机离开的早晨时分，光大使馆内就有数百名抛弃在后的越南市民，街上则还有更多[18]:473。
常风行动从开始到结束，并未遭受北越或南越任何一方的介入或干预。前往新山一的直升机驾驶获知有北越防空炮火在瞄准他们，但最后没有火力击中直升机。河内军部估计若是美国能顺利完成该项行动，就会同时减少美军阻扰胡志明战役的可能性，因此文进勇接获的命令是勿把美机当成目标[15]:478。最后虽然美国人员的撤退宣告结束，但南越人士依然陆续地透过船只、甚至各种航空器前往美舰待命的海域，其中许多是南越空军的飞行员，他们驾着自己的直升机飞到美军船舰上、并获得降落的机会，采用这种方式离开的最著名人物便是南越前总理暨前空军司令阮高祺[16]:p132。但由于出逃者众，因此最后许多降落的直升机都必须从空间有限的甲板上推落海中，以让更多到来的飞机可以停靠[47]。除了直升机外，也有少数定翼飞机降落在美军航母上的案例[13]:370。
当马丁大使搭机登上蓝岭号两栖指挥舰后，曾要求派出直升机回西贡美国大使馆把滞留在那的越南市民一起接走。虽然福特总统驳回该请求，但马丁仍成功说服海军指挥官延长特遣舰队在南中国海的停留时间，如此一来任何有办法用船或飞机逃到海上的越南人就能获救[48]。
当27日开始主攻势后，南越的军政高层在同一天临阵换马，决议将大权移交给陆军退役上将杨文明，而他随即于28日、在混乱的局势中宣誓就任总统，当时普遍相信以前没对共产党摆过强硬姿态的杨文明，可以建立阮文绍和陈文香任内无法完成的南北停火协议，或重启谈判之类的新成就[18]:439, 432–433，但最后证明这类臆测不够实际，他们的河内对手在20多年以来是首次于战局中取得全面的压倒性获胜，而且全越统一在望，西贡发生的政权更迭对河内的态度影响不大[19]:142-143。
在杨文明上台的同一天，北越军和越共已经近逼到城外。在西贡港，通往边和、距离市中央仅3英里（4.8千米）的新港桥（Cầu Tân Cảng，今西贡桥）[41]，两军为了这座要道的攻防战而隔岸交火，双方互有死伤[49][43]，南越军甚至投入了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助战，但最后该桥依然失守[50]。此时的北越军正着手切断西贡最后的陆上联外通道，以直接开入市区、截断其与南方的第4军区等地的联系。就在杨文明结束就职演说后，新山一机场就遭到一批变节的南越空军军官驾机投弹轰炸，胡志明战役指挥部亦于当天晚上22时向西贡周边的全部部队下达了“奋勇前进”的动员令[12]:669。当东线的北越第4军突破了南越18师残部、装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极力反攻后，占领了边和市、边和空军基地和第3军区司令部[12]，军长阮文全将军逃到西贡，带给杨政府坏消息：南越三军的领导结构已在崩解中[2]:275。
4月29日清晨6时，中央政治局指示文进勇“全力直袭敌人最后的藏身之地”[13]:347。在当天早上，西线的北越232兵团占领了厚义省的市镇厚义与其省会德和，并击败南越第22师，之后又夺得隆安省省会新安和西贡西南方的平田桥，沿4号公路进入西贡西侧；西北线的北越第3军攻入南越第25师的基地、俘虏其师长李松柏准将[51]；北线的北越第1军也在当日拿下新渊，并攻克富利和莱眺的南越基地、突破南越防线，迫使遭到包围、没有后路的南越第5师投降，并得以在4月30日越过平福桥朝南越参谋总部前进[12]:670。第5师师长黎元伟准将于当天上午在莱溪的师部内举枪自杀[52]:648。
至4月30日早上，北越军的征途已经显得相当通顺无碍，前往西贡时也仅遇到规模微小的抵抗。在轰炸行动和总攻击之后，已经可以执行最后的入城行动，于是文进勇下令野战指挥官开始攻取西贡市内的关键设施和据点，而第一支进入西贡的部队是越南人民军第324师[15]:551。之后，东线的第4军在清晨占领了国防部、南越海军基地和广播电台；南线的攻城部队拿下国家警察总署；北线的第1军也在上午摆平了守卫参谋总部大楼的南越第81空降突击营和别动部队。上午10时24分，杨文明邀请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参与一“旨在避免非必要流血事件的权力交接仪式”，并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又命令南越军所有部队“冷静地终止敌对状态、留在原地待命”[53][54]。
然而，北越人民军队并无意配合实施和平的权力交接。在当日接近中午的10时45分，北越第2军203坦克旅第4连连长裴光慎中尉指挥的T-54坦克车撞破了南越总统府的大门[55]。11时30分，总统府阳台上升起了越共的红蓝底金星旗，北越军指挥官裴信大校率人进入椭圆形大厅，只见杨文明同30名阁员和政府顾问站在阶上等待他们。就在裴信接受杨文明投降的过程中，杨文明说：“我从今早就等在这，准备交权给你们”，但裴信只是冷淡地回答：“不存在你移交权力的问题，你的权力早就瓦解了，你也无法让出你不再拥有的东西。”[56][57]。在不久之后的当日下午，杨文明被送至广播电台，宣告越南共和国政府“各级部门均完全解散”[21]，自此在正式上结束了越南战争[54][7]。
北越和越共占领西贡后，该市与国外的主要通讯便遭到截断。正当西贡失守的早上，首都圈西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内仍有南越空军飞机从平水空军基地（今芹苴国际机场）升空迎击北越进城部队，这便是南越空军在越战中最后一次的空中作战[36]:115-117。
另一方面，南越陆军第4军区所属的地面部队也依然在进行敌对性活动[58]，副军长黎文兴准将原先计划利用三角洲平原的农业、粮食资源为本，组织秘密反抗行动。但一般认为在战时的“凤凰计划”中遭到清剿的越共游击部队却于此时再起，并对南越兵展开攻击、成功将第4军区与西贡孤立开来，使该项抵抗计划无疾而终。黎文兴与军长阮科南少将在4月30日当天晚上于芹苴的军区司令部饮弹自尽，第4军于不久后就解体了[59]。同样在西贡易手当日自杀的南越将领，尚有第7步兵师师长陈文二准将、原第2军军长范文富少将等[60][61]:302。在此之后的5月初期，亦有少数的南越军警继续率领部下抵抗，例如陆军上校胡玉瑾，但仍以失败告终[62]。
4月30日晚上时还未由北越军及越共占领的西贡外围省份——西宁、厚义、隆安及鹅贡均宣布投降，湄公河三角洲诸省在内的南越全境亦在5月2日前宣布投降越共临时政府[17]:353。
在西贡，由于前述的“凤凰计划”削弱了战时南越境内的共产机构与势力，因此必须由北越军方来接管、治理这座大都市。之后决定由陈文茶中将出任“西贡－嘉定军管委员会主席”（Chủ tịch Ủy ban Quân quản Sài Gòn - Gia Định）一职[63]，成为西贡市政的最高管理者[15]:551。4月30日之前几近无政府状态的城市秩序和治安，在北越军的军事管制之下得到了恢复[17]:356，但部分商办和人去楼空的美国大使馆仍遭到洗劫和掏空，原南越国会下院（今胡志明市大剧院）附近一尊象征南越军的海军陆战队员纪念雕像也被游街群众用绳索拉倒[64]。5月1日，越共革命政权宣布接收西贡市内各国驻越使领馆，仅有法国大使馆得以继续留存[38]:142-143。5月4日时，当局释放了被捕的杨文明、武文牡等前南越政府要员。5月15日起在西贡街头举办了战胜游行[17]:357，并于1976年7月正式将西贡更名为“胡志明市”，纪念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
越共掌管西贡治权不久后，推行了新的城乡政策，试图降低西贡的人口，因为该城在战乱期间因外省居民的涌入而人口膨胀，在陈文茶上任时已经充斥着过多的失业人口[17]:357。此外越南政府也实施“再教育营”的制度，要求前南越军的官兵参与劳动改造或进行苦差，并以粮食的发放作为交换条件，鼓励贫民离开西贡前往乡村。根据越南官方统计，四三〇事件及后续的两年内，胡志明市的人口在这系列的政令推行之下减少了100万人，而当局立定的目标是再进一步移出50万[32]:351。
目前四三〇事件的日期经越南政府定为国立假日称“南方解放日及国家统一周年”，并与紧邻的五一劳动节形成连假，因此在越南往往成为年度性大事。越南官方会以此作为主题搭配公共性庆祝活动[65]，包括烟火表演、文艺活动、游兵仪式等[66]，民众也常利用连假的机会前往外省或临近国家出游[67]。
在美国等国的海外越南人社群中，由于众多人口是因1975年南越覆灭、为逃避共产党的统治而投奔海外的越侨或其后代[68][8]，因此对西贡四三〇事件的纪念性质有别于越南本土，常是以悼念的形式或“黑色四月”的名义来进行相关追思活动，在此类场合上往往可见代表旧越南共和国的黄底红条旗[69]。
2021年5月，美国与其盟国开始自阿富汗撤军，自此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力量神学士快速的击垮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并在2021年8月15日攻入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出逃。阿富汗政府的快速崩溃也导致了大量美国人与阿富汗人慌乱的逃亡潮，不少媒体跟与论都把美军撤离导致的阿富汗政府的迅速垮台与越南的沦陷相提并论[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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