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在台湾的发展历史始于17世纪中期的荷西入殖，但全面性的发展则起始于19世纪中期台湾开港之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基督教三大宗派在台湾都有教会，但“基督教”一词在台湾通常专指新教，与其他汉语圈地区的情形相同。新教由于宣教较为活跃，是三大宗派中在台信仰人口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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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民国内政部宗教辅导科统计显示，台湾的基督徒人口占4%，即100万左右，在整体台湾人口中居于少数，远少于道教、佛教等宗教，但在商界、政界等社会中坚及公众人物阶层的比例稍高，使基督宗教在台湾社会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而相对于汉族，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族以基督宗教为主要信仰（70％是长老会，其余大部分是天主教或其他新教宗派），此为二战后新教与天主教在原住民族地区的积极宣教、以及在地化措施所致，但近年来部落信徒流失的情况比较剧烈。
历史
天主教进入台湾，最早始于西班牙人统治台湾北部，1626年西班牙人登陆台湾北部时，同时有西班牙籍的道明会会士来到台湾对台湾人传教，对象是北部的凯达格兰族与噶玛兰族，至1642年西班牙被迫离开台湾后中断。
基督新教在台湾荷兰统治时期1627年由归正宗传教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传入，对象是南部的西拉雅族，当时的传教工作属于殖民政策的一部分，传教士皆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薪，不像现代由教会奉献支薪，传教实际政治目的是对原住民进行文化改造，减少台湾人与殖民者的矛盾，以及不同族群间的矛盾，此时期的传教工作随着郑成功在安平建政以及屠杀西拉雅族之后宣告结束[1]；但亲国民党的汉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当时奉行帝国主义的荷兰人藉基督之名屠杀台湾汉人与原住民，原住民人口少了近一半、多数躲到深山里避难。面对郑成功屠杀原住民的指控则主张是因为原住民袭击并杀害了郑成功的部将林圯及其部队，认为郑成功是被害者[2]。
此时期的传教工作有两个阶段，在1636年以前缺乏组织，传教工作以口述方式实施，具体行为如背诵祈祷文和教义问答，1636年后开办学校，并且采用了以拉丁字母书写的新港语为工具实施宗教教育，解决原住民没有文字的问题，由于语言工具落后，此时并没有完整的翻译圣经，仅有少数新港语的福音书。 [3] [4]
郑成功殖民期间实施禁教政策，信仰基督教的原住民被迫选择放弃信仰或逃到深山。此时明郑咨议参军陈永华为革除荷兰人所留下的基督信仰，以及实施儒家思想汉化政策，积极兴建孔庙、真武庙、关帝庙等汉人寺庙。也利用免除徭役措施诱使原住民接受汉化教育，相对于荷兰的语言本土化政策，明郑时期的宗教政策不仅打击基督教，也严重打击原住民语言。 [5] [6]
1683年6月（康熙22年）施琅攻陷台湾，之后向康熙表达台湾的重要性争取经营台湾，上奏清廷建议奉台湾民间信仰的妈祖“天妃”赐晋天后，1684年（康熙23年）清廷准奏，此后主流信仰改为祭拜妈祖，透过宗教传播方式让台湾居民转移认同感接受大清政权。此后又因乾隆、嘉庆的禁教政策，使得东亚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出现传教士。1865年6月16日（同治四年）英国长老会的马雅各医生抵台，1872年3月7日（同治十一年）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马偕牧师抵台。此时期的传教工作初期常受到汉人暴力反抗，不时发生破坏教堂以及杀害教徒的事件，直到樟脑战争后传教士才有相对安全的环境，并且传教工作逐渐走向政教分离（如公开反对英国当局的鸦片贸易），传教语言主要使用白话闽南语，信仰核心为加尔文主义，以教育和医疗作为传教工作的基础建设，现存的有新楼医院、马偕医院、淡江中学、真理大学等。
清治咸丰九年（1859年）5月18日，三位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籍道明会传教士及五位中国教友传道员，从中国大陆横渡台湾海峡抵达打狗港（今高雄港），同年12月在靠近今日高雄爱河河口的地方购地兴建简易传教所（即今玫瑰圣母圣殿主教座堂），成为天主教会在台湾的第一个据点。[7][8]
此时期的基督教新教延续马雅各与马偕的长老会传教工作，虽然日本政府对基督教抱持警戒态度，但由于长老会对于当局的政策大多配合，如配合皇民化政策实施日语礼拜，因此基督教不像过去因为政权变迁而被消灭[9]。1926年，由中国大陆基督教徒自行创办的真耶稣教会从福建传入台湾，此教派的作风与公共关系颇具有神秘色彩[10] [11]。1928年8月，日本救世军军官山室军平来台宣教，在台北、台中设立据点，日后陆续设立了八个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日本人被遣返，也暂时结束了救世军在台湾的发展。
日治时期，台湾天主教会教务仍隶属厦门代牧区管辖，1913年（大正9年）罗马教廷始将台湾与澎湖（即日占台湾）脱离厦门代牧区，独立设置台湾监牧区，教务仍由道明会神父所主持，教座则设置于高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台湾天主教会转为日本籍神职人员负责。在日本统治的这段期间，台湾的教会体制逐渐完备。
1890年10月30日，日本颁布了教育敕语作为思想教育主轴，宣读完要对天皇签名行最敬礼。终战前日本天皇具有神格地位，此举对基督教而言形同偶像崇拜，也因此发生了内村鉴三不敬事件。1895年日本开始对台殖民统治，教育敕语也在此实施而产生政府与教会间的紧张关系。
无教会主义为日本神学家内村鉴三所提出的思想，以师徒制宣教。起初无教会主义虽然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当时台湾还在清治时代。日治时代之后矢内原忠雄将此思想传给一些台湾留学生，如叶荣钟、陈茂源、张汉裕、陈茂棠、郭维租等人，而矢内原忠雄的另一名学生高桥三郎也曾应邀来台讲道。
1949年10月国共战争处于劣势，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中共的无神论政策使许多中国大陆的教会撤退到台湾，形成今日教派林立，这些新进教派流入使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为主流，打击早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语言本土化政策[12] [13] [14] [15] [16]。新进教派主要在人口密集处与学校吸收成员，偏远地区几乎没有设立据点，但有时会用一种称为短宣的形式实施零星的乡村传教活动，通常效果不佳。1950年的美援政策让一些教会从事发面粉的社会工作，因此被讥为面粉教，此时盛行将面粉袋加工成内裤使用，至今仍然可以找到印有中美合作的加工内裤。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回归中华民国统治，日籍神职人员全部遣返，台湾天主教会的教务改由华籍神父主导，但监牧再由道明会会士担任。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为无神论，有不少本国及外国籍的天主教徒及神职人员离开中国大陆，其中的大部分来到台湾。除了在台湾服务的修会增加外，台湾本地与大陆华人来台的神职人员也逐渐取代外国籍神职人员，成为台湾天主教会发展的主力。1952年8月7日，台湾建立圣统制，正式由原有的传教区体制转为教区制；而台湾的教区数目，也逐渐由原本的1个监牧区，增加至7个教区、1个宗座署理区。
1950年代世界局势处于冷战状态，同时西方发起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以及1948年成立了普世教会协会（简称普世教协或WCC），由于普世教协的立场接纳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导致意识形态与政府当局冲突。台湾基督教环境因此分为两个阵营，名义上是教义之争，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当时主导相关活动的人物为美国基要派牧师卡尔·麦坚泰与国民党要员张静愚，这段期间发生不少爱国主义衍生的冲突：
- 195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加入普世教协。
- 1962年国民党要员张静愚发起基督教护教反共联合会与普世教协对立，国语教派陆续加入此阵营。[17][18][19][20]
- 1970年6月17日发生谢纬牧师车祸撞树事件，但后人对实际死因有所质疑。[21]
- 1970年7月30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了避免与政府当局扩大冲突，高俊明牧师暂时性退出普世教协。
- 1971年7月25日配合国民党强行推动的国语运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禁罗马拼音的布农语圣经。[22][23]
- 1975年1月警备总部司令部没收台湾圣经公会出版的台语罗马字圣经2200本。
- 1975年4月26日信义会灵光堂张力长老的主张在济南长老教会现址上建一座“中正纪念礼拜堂”。[24]
- 1984年教育部函请内政部禁止山地教会使用罗马字传教，并禁止族语文字的书刊及圣经。
- 1987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曼尼托市举办第七届联会护教反共大会，这是最后一次护教反共的大型活动。
- 1989年李登辉继任总统任内否决“中正纪念礼拜堂”提案，护教反共活动就此结束。
国内教授了解台湾教会历史的人物有周联华、曾庆豹、郑仰恩、赖永祥、查时杰、陈方中、蔡丽贞等人，某些教派对于戒严时期教会历史明显采取回避态度或是爱国主义。[32][33][34]
现代
解严后台湾逐渐走向言论自由的社会，不仅能公开批评时政，宗教思想也开始多元及百家争鸣，但是也因此造成一些宗教社会事件，如1995年余奕荣的上帝藉中共审判台湾之说，导致信徒集体移民伯利兹[35]，宋七力的宇宙发光体之说，中台禅寺事件的学生集体出家，以及神秘主义活动等，这些事件造成当时许多家长与民意代表不信任校内宗教团体，要求宗教退出校园。当时基督教的学生组织主要有校园团契、学园团契、长青团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长老教会青年团契），受到政策影响这些组织在公立学校不得成立社团，但实际上并没有因此消灭而是转为地下化经营（俗称地下社团）。
解严后随着护教反共核心人物相继过世，1950年代的新进教派失去共同努力方向，当时发起的爱国运动和极右派媒体也相继消失，之后走向各自发展或是另立合作组织。其中一些会众制教派开始与韩国基督教及新加坡基督教接触，发展出亚洲基督教的团结组织，逐渐让赵镛基、康希等外籍亚洲牧师成为许多台湾基督徒追捧对象，并且这些教派经常鼓励教徒参加一种规模大的“特会”，这些特会经常在中大型活动场馆举办，此外也有印尼华裔的唐崇荣牧师经常来台举办特会，这种大规模聚众的活动，是解严后才出现的基督教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台湾圣公会等新教传统宗派并不盛行。
1982年新西兰为了复育毛利语政策成立了第一所语言巢幼儿园，对毛利语复育产生良好效果，2001年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孔文吉前往澳洲、新西兰、斐济等地考察，取得语言巢相关经验在台北市实施，一些教会成为语言巢的设立地点，例如：东吴大学安素堂（排湾族）、中山教会（阿美族）、神爱教会（泰雅族、太鲁阁族）、玉成教会（阿美族）、佳音教会（排湾族）。在此之前也有台湾圣经公会翻译罗马字拼音的族语圣经，持续语言本土化的传教政策，例如：邹语、达悟语（雅美语）、鲁凯语、排湾语、布农语、太鲁阁语、泰雅尔语、阿美语。[36][37][38][39][40]
在家庭议题上，随着同性婚姻的社会讨论，因保守教派认定圣经教导必需支持一夫一妻制，反对修改民法。2013年与其他宗教合力组织护家盟捍卫一夫一妻制。2015年再成立政党信心希望联盟，希望透过政治力量重新唤起家庭意识，在2016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中，有提名6名不分区立委及10名分区立委，均未当选。虽然大多数教会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但也有少数教会支持，如同光教会、真光福音教会、活跃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古亭教会等。
台湾基督宗教宗派
就天主教而言，真正经营是起始于19世纪中期。1858年，于对外战争失利的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台湾成为可自由经商传教的地区之一。翌年，西班牙道明会依照罗马教廷的要求，从菲律宾派神父2人抵台传教，并在福建教友帮助下，首先于1862年，在打狗（今高雄）建立第一座教堂，是为圣母堂，之后再于1928年改建为今日的玫瑰圣母圣殿主教座堂。
日治时代，天主教会逐渐扩展至全台湾，到1913年7月19日，罗马教廷成立台湾监牧区，使台湾拥有独立的教会管区，当时教徒达到万人，但仍由教廷敕封道明会士作为地方教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迫使西方传教士离台，改由日本人主持教务。二战后，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恢复由西班牙籍道明会神父主持教务。1952年8月7日，罗马教廷正式在台湾设置教区，而本国籍神父也逐渐接手教务。
今日台湾的天主教会，共分成七个教区、一个宗座署理区、主教十七位，其中包括单国玺枢机的这些主教，均由教宗所敕封。另外，台湾天主教会辖下还有神父修女共两千位，分别在八百个教堂及社会事业，包括大学（辅大、静宜、文藻）、医院、地方诊所、安老院、启智中心等处所服务。台湾天主教信徒虽仅占台湾人口约百分之一余（根据2010年天主教官方报告有圣堂718间，教友239,565人，无崇拜人数），但其社会服务事业却极为有名。
台湾基督新教中最大的宗派是加尔文主义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二大宗派则是召会。第三大、第四大宗派则是属福音派、灵恩派，具中国自立教会背景的台北灵粮堂与真耶稣教会。其他拥有较多教友的教会包括浸信会、信义宗背景的信义会、行道会，阿民念主义的基督教台湾圣教会（阿民念主义）、循道宗背景的中华循理会等等[41]。在世界范围属主要基督新教宗派的圣公会在台湾相对小众，台湾圣公会教友仅有数千人，但仍有一定社会影响力[42]。
在基督新教方面，马雅各医师可以说是是台湾基督教的启蒙者，他在1865年于台南开始台湾新教的宣扬。再者乔治·莱斯里·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年3月21日—1901年6月2日）于1871年到达台湾，在沪尾（今新北市淡水区）开始传教，学习闽南语。并且四处旅行传播福音，除了在淡水、艋舺（今万华）、锡口（今松山）、大稻埕、五股、苗栗、台北、基隆、新竹拥有二十个以上教会之外也借由行医扩展基督教的教义，也因此，他所属的加拿大或苏格兰系的长老教会于台湾为基督教最大组织。据基督教学者调查，201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1211个堂会，会友人数240,400人，出席人数86,737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
循理会早自1895年即委请内地会差派宣教士来华宣教。而至1904年，北美的循理会总会正式差派宣教士安培生及苏克福牧师到上海宣教。1905年5 月，继之而来了李、顾、梅等三位宣教士。在同心祷告和上帝的带领下，从河南郑州开始布道，接着以开封为中心，积极向邻近的荣泽、杞县、陈留等县区开拓宣教区。后鉴于培植本地工人的重要性。于1910年又在河南开封创办开封圣经书院，培育圣工人才。与此同时，健全的行政体系也跟着被建立。1929年在河南开封举行了第一届年议会大会，并陆续选出各地区的区会长。
1940年，有一对年轻的宣教士夫妇开始渐膺重任，他们的中文名字为戴永冕、戴永和，是戴德生牧师的孙子、孙媳。他们与中国同工马可、霍冠英、何恩证等人，转向陕西开拓新工场，并于1941年在陕西开办了西北圣经书院，就近训练事奉的人才。
1944年，由马可牧师组织了边疆布道团，开始踏出向边区传道的事工。这一布道团影响深远，也反映了循理会的美好特质—随走随传，积极宣教。
1948年，中西同工各15人开始向四川重庆宣教，并积极建立教会。同时也创设了圣经书院、圣光中学及诊所的事工。循理会在向华人宣教的历史中，一直是踏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迈进著。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因应情势变化，循理会经由香港辗转来台湾拓展新局。1952年，司崇德宣教士来台开始圣工。而来宁德教士、闻羔义师母、戴永冕牧师师母、汪养吾牧师师母、石省三弟兄夫妇相继而来，圣工大大开展。在高雄市河南二路一、二号（原名和平巷一号）成立在台之基督教中华循理会。前三年在高屏地区成立大寮、凤山、高雄、屏东、田道等教会。1954年，由戴永冕牧师（即内地会戴德生牧师的孙子）、汪养吾牧师、石省三弟兄等召开第一届台湾年议会。1955年在上址创办圣光圣经学院，于1968年改为圣光神学院。开始由戴永冕牧师以中华循理会会长兼任院长。他于1964年退休返美，院长由他儿子戴绍曾继任，至1970年他在台北另创中华福音神学院。
循理会各教会的分布，大部分都集中在台南以南的高屏地区，台中以北的教会数仅占总数的5 分之1 。主日讲台所使用的语言，除两原住民区外，绝大多数以国语为主。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转进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神论政策使许多新教宗派教会（包括浸信会、卫理公会、圣公会、路德宗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2]撤退到台湾，形成今日新教教派林立[43]，这些新进教派流入使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为主流，打击早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语言本土化政策。[44][16]
浸信会于1948年12月26日，在台举行第一次主日聚会。根据2011年教势报告，该会在全台建立215所堂会，会友人数44,528人，出席人数19,897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另外，近年发展最快速的基督新教组织是台北灵粮堂，该堂于2005年纪念建堂50年。据基督教学者调查，该教会在有组织有计划发展下，2011年全台已植堂119个堂会，会友人数60,034人，出席人数23,695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宗派发展规模几与浸信会并驾齐驱。[14]
台湾圣公会，是美国圣公会于1954年建立的美国圣公会海外教区，属于美国圣公会第八教省。台湾圣公会在行政体系上虽属美国圣公会所辖，但实为自立自养教区，设有圣约翰科技大学。[15]
台湾信义会于1954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起源于公元1920年在河南鸡公山成立的“基督教中华信义会”，在台湾延续其名，称为“台湾信义会”。 台湾信义会先从高雄、台北两地开始，逐渐扩展至台中、嘉义、台南等各地。台湾信义会第一间会堂——“基督教台湾信义会高雄教会”，于1951年成立。初期由美国、挪威、芬兰和丹麦四国八个差会合作，后来其中四差会因政策不同各自独立发展成立总会。至1954年信义会所属之堂会已有十三间、圣经学院一所、文字中心一间以及一处广播中心，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在地的总会管理教会事务并迈向自立的目标。[来源请求]
台湾卫理会主要是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来台后由原在中国的卫理公会传入，1953年在台北正式建立台北卫理堂，1963年招开首届临时年议会，建立南北两教区。1972年台湾教会自立，定名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13]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1951年成立了台湾基督复临安息日神学院，1955年成立台安医院。[45]
台湾基督正教会，于2003年向政府正式注册，现由正教会普世宗主教圣统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管理教务。
在台湾亦有一些较少与其他教派来往的小型教派，传教方式方式特立独行。例如江端仪在1960年代创立的新约教会，江端仪去世后由洪以利亚带领。新约教会的圣山位于高雄市那玛夏区的锡安山，创始于1917年中国北京的真耶稣教会，李常受先生带入的召会等。
至于众多国际小教派，如旧天主教会、基督科学教会等则无相关社群，仅偶然伴随外籍人士出现在台湾人眼中。东方正统教会（非指正教会）的成员科普特正教会，初期为服事在台工作的信徒及尝试在地宣教，曾租用公寓作为固定空间，现改为临时借用其他宗派的教堂举行圣礼。
在街头及校园等可常见到骑单车穿白衬衫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传教士，耶和华见证人其基于圣经真理的教义与主流基督教派的教义有别，而自韩国传入的统一教会也在台湾流传，但现有人口仍较少。以上三者在主流基督教而言都是异端。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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