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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作谦（1880年11月14日—1974年12月1日）[1]，原名庆传，字斐立，亦字成章，又名腓立。广东省嘉应州兴宁县人，中华民国外交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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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时，他随父亲移居檀香山。中学毕业后他归国，入上海的私立圣约翰大学。1901年从该大学毕业后，他到英国留学，并进入英国伦敦北部的一所学院学习拉丁文。翌年他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先后获得文学士、法学士学位[2]，1907年在英国中殿律师学院获得英国高等法院辩护士（即大律师）资格。1908年，他获得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修读此学位期间亦曾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学习工程学[3]。其后刁作谦在英国伦敦大学注册为法学博士学位研究生，但未毕业。同年他任中国留学生监督秘书，翌年，他任中国留学生监督。
1910年（宣统2年）他归国，通过了留学生考试，获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他任‘北京日报’英语版主笔。1912年（民国元年），他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大总统秘书，后任驻英国公使馆参赞。1914年（民国3年），他兼任伦敦总领事事务。
1916年（民国5年）他归国，任外交部帮办秘书。翌年，他兼任国务院秘书帮办。以后，他在外交部历任各职，升任代理外交部情报局局长。1920年（民国9年）2月，他任公立北京清华学校监督（即校董会主席）。9月，他任外交部参事兼和约讨论会秘书长。
1921年（民国10年）8月，他任驻古巴公使。10月，他兼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翌年1月，他兼任驻巴拿马特命全权公使。1926年（民国15年）他归国。翌年他任安国军外交讨论委员会委员、天津英租界回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条约修订委员会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任北京税务学校教授、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1929年（民国18年）至1931年（民国20年），他任北平新闻社社长。1933年（民国22年），他被外交部简任秘书。同年9月，他被派为署理驻新加坡总领事。1935年10月，他升任正式的总领事（公使待遇），监督、指挥驻马来半岛的各领事馆。1936年（民国25年），他被召还，任外交部两广特派员。期间曾与当时港督郝德杰在香港殖民地政府迫迁九龙寨城居民的问题上闹得势成水火。1943年（民国32年）7月他卸任。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后，刁作谦迁居香港。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时，刁作谦遭到日军扣留。1943年，借口回乡探望八十余岁母亲为名，乘机逃脱，此后他在重庆的一家学校担任国际法教授。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调回外交部任顾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迁居香港，投身教育，在圣保罗女子中学（当时又称圣保罗下午校，即圣马可中学的前身）教书，1952年任该校校长。[4][5]同时，他亦出任香港崇正总会监事[6]
在八秩和九秩晋一大寿时，蒋中正亲书“寿”字中堂为其祝寿。刁作谦为外交名宿，蜚声于国际，着绩于使坛，亮节高风，名垂青史。[7]1974年12月1日刁作谦在香港逝世。享年95岁。公祭由张发奎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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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天，国民党派报人董锄平到古巴哈瓦那，住在中华会馆。他以《民声日报》为武器，对北洋政府驻美洲的使馆进行攻击，尤以对当时的驻古巴公使刁作谦作激烈的斗争，并与古巴进步报纸联系，支持古巴海员罢工。董锄平结交广大华侨朋友，不断在报上揭露刁作谦只作洋奴公使，对华侨受欺侮压迫视而不见，引起刁作谦的仇恨，买通暴徒到中华会馆刺杀董锄平，幸被华侨工人发觉，将他转移至工人家中，暴徒到中华会馆扑空，捣毁几扇门窗。华侨工人闻风赶来，暴徒抱头鼠窜！1925年7月12日，北京 (民国)《京报》第五版报导了刁作谦“暗使暴徒，手携武器，闯入中华会馆行凶肇事”的消息。鲁迅于7月16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刁作谦这一“伟绩”。这时，刁作谦联合顾维钧，向美国、古巴政府交涉，指董锄平为共产党，要求美、古巴政府驱逐他，古巴政府即下驱逐令，驱逐董锄平。[10]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政府策动下，美、英、日等战胜国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由于事关中国利益，北京政府决定参加会议，刁作谦出任代表团秘书长。北京政府对于此次会议期望甚高，中国代表团先后向大会提交了关税自主、山东问题、废止二十一条、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废无线电台等12项提案，希望借此一洗巴黎和会时的耻辱。但是，操纵会议的西方列强极力维护其在华利益，不愿满足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形势对中国大为不利。加之，在美、英安排下，12月1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但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太过软弱，让步太多。危急时刻，刁作谦挺身而出。12月初，他与代表团顾问梁如浩、周自齐、蔡廷干辞职，抗议大会牺牲中国利益的做法。刁作谦等人的行动，让列强大为惊诧，一时间轰动世界。刁作谦此举绝非一时冲动。他见人便泪流满面地诉说自己辞职的缘由：“吾人来此，以为大会必有大事业，至少可听受中国陈诉，可杜绝抢劫行为，而非发表空言也。乃依据二十一条要求所得之权利，悉数保留，撤销外邮，亦遇阻力，增收关税，终被搁置。”大会连以往可以由一县知事便可交涉撤废的邮政一事，尚要组织委员讨论，真一无所得。刁作谦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甚为世人侧目和赞赏。怨而抗争辞职的刁作谦，尽管政府一再慰留，但拒绝复职。他还公告国人：我国不强，绝无可获公道希望；惟有励精图治整顿陆军，增高程度与西方相若，准备以实力博出头地耳！[10]
1922年1月刁作谦出任驻巴拿马特命全权公使。到任不久遇着巴拿马排华事件发生。古巴和巴拿马一向同是受美国控制，敌视华侨的拉丁美洲国家。当时巴拿马的外交部长受美国的指使，颁布限制华商华工活动的苛刻条例。中国使馆当时是设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在巴拿马只设有领馆，遇有必要时公使才去。这次排华事件，刁向巴拿马外交部提出抗议，交涉多次不得要领，无从解决，于是请求谒见当时的巴拿马总统贝利萨里奥·波拉斯·巴拉奥纳，但外交部长说总统没有空，不予转达。于是只有继续想办法希望能打破难关。在无聊中，刁常赴郊区高尔夫球总会消闷。在那里发现总统夫人是一个高尔夫球迷，并爱同球艺高超者练习。刁不独是网球能手，而且也是高尔夫球的健将。在古巴参加全国比赛时曾名列亚军。因此在球艺方面博得总统夫人的赏识，所以每天都约同刁赴球场练习球艺。正当总统夫人兴高采烈时刁故意推辞表出心情不畅的状态，引起她的猜疑，从而追问原委。他于是乘机透露此次来巴拿马是欲谒见总统而未获成功，因此纳闷。总统夫人答应能够使他会见总统，但要求他继续陪同练习高尔夫球。数天后，她说总统府在周末开舞会，已将他的名字列入邀请名单，届时可与总统会面。在跳舞会上又通过她的协助向总统获得约会。与总统会谈时期始获悉排华苛例是由外交部长一手主持，总统尚未详悉一切。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草拟修改条例时，刁作谦指出条例苛刻无理的部分并提出公平合理的修改意见，获得总统同意，这一场交涉终得完满结束。此亦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段走内线的外交史也。[11]
台湾已故作家高拜石在其《新编·左春风楼琐记》一书中称刁作谦为“外交悍将”，说他“前后四十年饱经世故，历尽沧桑，多半为抑屈难伸的弱国外交，真难为这个老斗士了。”1935年他出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时，一位华侨因摊位争执被当地警察击毙。法庭判该华侨拒捕致击毙。刁作谦据法力争，说外国法官不懂英国法律，法官恼怒了。刁从容朗诵英法律：警察遇暴动须宣读一项戒条方可开枪；诵毕刁说明他曾得英国高等法院辩护士（即大律师）执照。终于他使死者家属得到赔偿，警察也受到惩罚。[12]
1936年刁作谦转任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刚上任，便在九龙城寨问题上，展现了强势交涉的外交作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紧靠香港的九龙半岛居民，为了拒敌防敌，保卫国土，在1846年至1847年间兴建了九龙城寨。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清政府为在中国租借地中留一个据点，力主留下九龙城寨，以作为出入租界的通道和管辖的象征。后来中国政府政权更替，政局混乱，九龙城寨渐为外交当局所遗忘，英国香港总督府在事实上取得了九龙城寨的管辖权。1933年6月，香港总督郝德杰借口改善当地的卫生状况，宣布以换地赔屋的办法，要九龙城寨的全部居民迁往他处，并以1934年12月底作为最后期限。然而，居住该城寨的中国居民拒绝搬迁。为了抗议香港政府的恐吓，他们还直接向国民政府投诉。这样一来，九龙城寨主权归属问题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借此机会，国民政府全面介入，与香港政府当局交涉收回该城寨主权。接到九龙城寨居民投诉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新任驻两广外交特派专员刁作谦，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一方面向外交部汇报情况，另一方面立刻派秘书凌士芬（亦为刁的女婿）到九龙城寨实地调查。凌士芬是自1899年以来，第一位进入九龙城寨宣示主权的中国官员。面对刁作谦的强硬做法，香港总督郝德杰极为不满，认为侵犯了他的管治权，但刁作谦则认为这是中国主权问题，毫不退让。刁作谦无视港督的行为，无疑是很不客气地表明，九龙城寨主权属于中国，不容置喙。九龙城寨居民则受刁作谦鼓舞，很多人推翻了原先同意迁出城寨的承诺。此幕交涉后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不了了之，九龙城寨问题成为中英间的一个悬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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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刁晏平为夏威夷檀香山一位华商。刁作谦有一位胞兄刁振谦，一位胞弟刁敏谦。三兄弟一生都与上海圣约翰大学存在密切关系。
胞兄刁振谦（Tiao Hsin-teh / Edward Sintak Tyau，1878年－1958年）原名庆湘，字信德。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应同学颜福庆（外交名宿颜惠庆之弟）之邀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当华工医师，受矿工的爱戴和尊重，一年后回国并继续上学。1909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并留校任教。1912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获卫生学博士、热带病学博士学位。1915年学成回国，此后历任上海同仁医院内科主任、上海红十字医院院长、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教务长和院长、同仁和宏仁医院主席董事等职，同时在上海开业行医。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创建中华医学会，先后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约大同学会会长、中华健康协会会长。20世纪初国内麻风病肆虐，因是传染病，一般诊所不敢收留也无法医治。刁信德回国头一年率先在同仁医院创立麻风科，采取一套救治和预防措施，包括用大枫子治疗，收效明显。后又发起组织中华麻风救济会，设立中华麻风疗养院。他的社会兼职很多，但他的心一直在约大，在母校执教30余年。1942任约大医学院院长，1946年任代理校长及实验小学校长。1958年逝世，享年八十岁。其子刁友道（1908年－1984年），1934年毕业于约大医学院。同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修肺内科，获学士学位，1939年回国。1955年生任上海卫生局顾问、上海结核病中心防治所主任。刁友道的次子、刁信德之孙刁友公在1946年毕业于约大医学院，后赴美国留学和定居。[13][12][14]
胞弟刁敏谦（Tiao Min-chien / T. Z. Tyau，1888年－1970年）原名庆槐，字德仁，中华民国学者、记者、律师、外交官。生于光绪十二年（1888年）七月二日。早年随父亲移居檀香山，曾就读于伊奥拉尼书院。1900年回国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07年2月毕业。1909年赴英国留学，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在英国伦敦大学就读期间，因为给《泰晤士报》等报刊投稿而耽误学业，推迟学成回国。1917年2月于该校获法学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与各国间条约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中俄会议议事宜督办公署科长、中国法权调查委员会秘书、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会办、《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总编辑、外交部秘书。1929年国民政府时期历任外交部参事及情报宣传司司长、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会员、外交部顾问；关税会议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及大会秘书、外交部顾问参事。1940年起隐居上海，担任母校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外交学教授，拒绝汪伪政府邀请。1949年后曾被选为圣约翰大学校董，1950年更出任副董事长。1952年退休，1970年病逝于上海。刁敏谦一生著书甚多，计有《中国国际条约义务论》（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与各国间条约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为核心，从国际公法立场来研究中国所签的种种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范围和限制）、《中国新宪法与国际问题》（1918年，研究中国参加一战后的外交关系：日本警察在中国保护侨民而违背治外法权条约的问题和中国将要参加巴黎和会应注意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问题） 、《中国在1918》（1919年） ，《中国人眼里的伦敦》（1920年）、《觉醒的中国》（1922年）、《中华民族的贰年》（1930年）。刁敏谦有一子两女，女儿分别名叫刁美华、刁蓓华。刁敏谦的儿子刁国华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其后留校任教，1949后长期在国家建工部和建材部工作，2006年去世。[15][16][12][17]
第一个妻子是英国人，无所出，由他的父母作主收养子女各一人，名字待查。子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早夭。女嫁给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师凌士芬。刁任两广外交特派员时，凌任他的秘书。在古巴公使任内，他与第一个英国人妻子分居，再与一英国女子丁斯特氏结婚生子一人。1926年卸任携眷回国，第二个英国人妻子在京感染天花痘症不治身亡。第三个妻子是中国人，生子女数人。[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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