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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又叫掘冢、掘坟、掘墓、抇墓、发丘等。掘冢，奸事也[1]，但因为中国传统的厚葬风习，事死者如事生[2] 。盗墓，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自古就没停止过，对此陈梦家曾表示是“山川效灵”、“地不爱宝”[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曾说“百墓九十九空”[4]，能免于洗劫者，少之又少。早在《吕氏春秋》里就有盗墓的记载，因陵墓“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于是“无不抇之墓也”，“大墓无不抇也”。历史上的名人如：刘去、曹操、董卓、黄巢、温韬、刘豫、杨辇真珈、孙殿英等都曾盗发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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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部分盗墓者的缘故，“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注 1]。盗墓与中国自古盛行的厚葬风气有关。春秋战国盗墓活动出现后，很快就发展到“上强以威严重罪禁之，犹不可止”的程度。[5]民间历来也有“想要富，盗古墓”之说，甚至有的整村的人都从事盗墓活动。[6]盗墓者一般会成群结队，人数在两人以上，五人以下，可能一同进墓室盗取财物后，先出墓道者产生了独呑之念，对未出者下了毒手。[7]
这样的例子有春秋战国齐懿公在未登王位的时候因与人争田争不过，等到他登上王位后就挖掘人家的坟墓，断其尸体的脚[8]，而最著名的掘墓复仇例子，莫过于伍子胥为父兄复仇而掘墓鞭尸。公元前506年，孙武、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楚国都城郢，伍子胥为报父仇而掘楚平王陵墓，将他的尸体挖了出来，并“鞭尸三百”[9]。但是对于伍子胥掘墓鞭尸故事的真实性，也有不少人提出怀疑，如顾炎武就结合更多的文献中认为伍子胥复仇仅仅是“鞭墓”而已，“鞭尸”是后人以讹传讹罢了[10]。而《汉书》等史书也是持“鞭墓”之说[注 2]。
医疗需要，如解剖学需要大量尸体，其来源之一就是盗墓取尸。[注 3]但由于古代中国解剖学不发达，此例甚少。又比如好奇，这样最出名的例子有郭沫若因考古研究力主挖掘明定陵。出于受人唆使，比如红卫兵。出于迷信风俗，《春秋繁露》说到民间求雨礼俗，有“取死人骨埋之”。《艺文类聚》卷一〇〇引《神农求雨书》也有类似说法。山东每遇旱灾，则发掘新葬冢墓，残其肢体，称作“打旱骨桩”。[11]袁枚《子不语》中“旱魃”条可见发墓启棺，“获而焚之，足以致雨”的说法。另外还有故意破坏王者龙脉的说法，三国吴主孙皓听说荆州有王气，于是发动民众挖掘当地的贵族大臣冢墓。[12]
这是最常见的形式，经年不断。
有盗墓，就有反盗墓，有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的，也有设假坟疑冢的。
比如秦始皇陵的防盗结构，是“机弩矢”[13]在其死后下葬，为了不使施工人员和藏事劳务人员将有关陵墓结构和封藏的信息泄露给世人，秦二世采取了全数杀害“工匠”和“臧者”的手段[14]。
而孔子的坟西侧则有弟子为其设五座假坟[15]。而所谓的曹操设“七十二疑冢”之说只是南宋以后杜撰起来的民间传说而已[16]。
宋文公墓与齐庄公墓在国家未亡的时候就已经被盗掘。[17]《吕氏春秋·安死》记载:当时的一些盗墓贼“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徽桕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
秦始皇前代君王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5座陵墓[19]也被秦末起义军所挖掘[20]。
有些史书，如《史记》《汉书》说项羽掘秦始皇陵，《汉书》：“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球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水经注·渭水》记载：“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作物不能窜，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灭。”
但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分析，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陵未曾经有过大规模盗掘[21]。项羽当年所破坏的，可能只是陵园的地上建筑而已。即使“牧火”传说属实，也应该只是局部的破坏。他们都没有使秦始皇陵的核心部分--地宫受到损害[22]。
《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游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爰猛说，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太平广记》记载，一次在掘开且渠墓时，刘去被吓得半死，棺内的死人竟然栩栩如生，“肌肤颜色有如生人，鬓发牙齿，不异生人。”，急忙退出，重新封好。
“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汉书·外戚传》卷97）
王充《论衡·死伪篇》（卷第21）“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发其棺，取玉柙印玺送定陶，以民礼葬之。发棺时，臭憧于天，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
王莽覆亡之际，出现大规模的盗墓运动，如有女尸，甚至予以尸奸。《后汉书》：“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曾派吕布遍掘东汉帝陵与公卿陵墓，取其金银珠宝以充军饷。《三国志》记载，“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汉纪五十一》（卷五十九）称，“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
《太平广记·再生一》（卷375）“李娥复生”条，“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
曹操因军费困难，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发兵盗掘永城芒砀山（今河南商丘永城芒砀山）的汉梁孝王墓。《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袁绍的幕僚陈琳起草讨曹“檄文”：“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鲁迅说，“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曹操生前提倡薄葬、秘葬，身后建72座陵墓，南宋的《舆地纪胜》记载，“曹操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聊斋志异·曹操冢》（卷10）记载，“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中，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盂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黄初末年（226年）孙权攻下长沙，下令掘长沙王吴芮墓为父孙坚建庙，见吴芮“容貌如生”。《三国志》载：“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塼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当时在场者有一位吴芮的十六世孙吴纲，“后豫发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吴纲也觉得十分诧异，究底是怎么一回事，“‘（吴芮）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太平广记·墓冢》（第389卷）“王粲”条：“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礜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鄣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
虞喜《志林》：“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盗发其墓，遂得之。”然而史实上韦诞死时，锺繇已离世二十多年，极有可能是虚构的。[23]
晋咸宁五年（279年），一说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有十几万根竹筒，皆科斗文书写，称之“汲冢古文”、“汲冢书”。后经荀勗、束皙、和峤等人整理，得《竹书纪年》十三篇以及《穆天子传》、《琐语》等书。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时编地理书《括地志》称，“齐桓公墓在临菑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
咸和七年（333年）石勒病死，夜里偷偷下葬，同时抬出了十多具棺材，以迷惑老百姓，“夜瘗（yì 埋葬）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石勒病危时，为防盗墓，曾下遗诏：“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
《资治通鉴·晋纪》卷100载，东穆武帝升平三年（359年），前燕皇帝慕容儁（jùn 古同“俊”）梦见石虎咬其膀子，醒后怒掘显原陵，欲鞭尸泄忿，没有找到石虎的尸体。于是慕容儁“购以百金，邺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僵而不腐。”，“儁蹋而骂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数其残暴之罪而鞭之，投于漳水，尸倚桥柱不流。”
“（南燕献武帝慕容德）其月死，即义熙元年也，时年七十。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晋书·慕容德载记》（卷127））
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有人盗发卞壶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宋人刘敬叔的《异苑》：“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食之。”
南齐初年，襄阳有盗贼发掘了一位楚王的墓葬，挖出大量的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书宽数分，长二尺，表皮和竹节都像新的一样。盗窃者把它拿来点火照明，后来有人得到十余简，拿给抚军王僧虔看，僧虔说是用蝌蚪文字书写的《考工记》、《周官》的遗缺内容。[24]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高欢死，便葬于鼓山石窟寺。《资治通鉴》卷一六〇云：“〔太清元年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永乐大典》卷一三八二四《智力寺条》引《元一统志》云：“寺在磁州武安县，齐高欢薨于太原，默置（棺椁）于（磁州）鼓山（智力寺）天宫之旁，即此滏阳，乃虚陵也。”
《南史·杜崱传》记载，岳阳王萧察“察命拔其舌，脔杀而烹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幼弱下蚕室，又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惋。及建邺平，崱兄弟发安宁陵焚之，以报漆惋之酷，元帝亦不责也。”
《梁书·侯景列传》（卷56），“遣掘王僧辩父墓，剖棺焚尸。王僧辩等进营于石头城北，景列阵挑战。”
《陈书》记载，陈叔陵“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
陈朝初年，征北军人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25]
《北史·列传第七十二孝行》记载：“及陈灭，颁（王颁）密召父（王僧辩）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其间壮士或问颁曰：‘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雠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断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答之曰：‘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唐诗中有所谓“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等诗句，“坚（韦坚）始凿潭，多坏民冢墓，起江、淮，至长安，公私骚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钩索坚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狱皆满。郡县剥敛偿输，责及邻伍，多裸死牢户。林甫死，乃止。”[26]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郭子仪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大破吐蕃。是年十二月，有盗墓贼掘郭子仪之父的坟墓。朝廷担心他发兵谋叛，事发后郭子仪入朝，郭子仪流涕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张弘靖任幽州节度使，鉴于地方民风凶悍，又尊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多改习俗，“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旧唐书》）
《资治通鉴》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895年）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简陵遭盗。
《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后梁王开平二年（908年），“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宋朝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乾陵是考古学家公认至今尚未遭到盗堀的帝陵，唐末黄巢发四十万大军，直挖出一条40余米深的大沟，没找到墓道口。直至民国时期，盗墓者始终无法进入。
《周书·萧詧传》（卷48）记载，“去城三十里，城中觉之。蔡大宝乃辅詧母保林龚氏，登陴闭门拒战。会詧夜至，龚氏不知其败，谓为贼也，至晓见詧，乃纳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𪩘于广平。詧遣将尹正、薛晖等攻拔之，获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并于襄阳北门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
冯梦龙编撰《古今笑史·痴绝部》中记录，“米芾好奇，葬其亲润州山间，不封不树。尝自诧于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靖康年间，金人南下，北宋帝王陵寝被金国政权和“齐皇帝”刘豫掘开后，暴尸陵外，白骨遍野。
《宋史·地理志》（卷85）记“政和间，议朝谒诸陵，敕有司预为西幸之备，以蔡攸妻兄宋昪为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而漆饰之法，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斤至数千。于是四郊冢墓，悉被发掘，取人骨为灰矣。”
《宋史·宋乔年传》（卷356）“方是时，徽宗议谒诸陵，有司预为西幸之备。昪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会髹漆，至灰人骨为胎，斤直钱数千。尽发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
张岱《西湖梦寻》载，南宋灭亡后，有盗墓贼挖开林逋的坟墓，只找到一个端砚和一支玉簪。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杭州一位姓杨的和尚盗掘宋陵，发现宋徽宗棺内只有一根朽木。
元朝西藏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盗掘南宋六陵，见宋理宗尸身保存完好，将尸体倒挂在树上三天，结果流出水银，又以理宗头盖骨奉给帝师八思巴为饮器，是为骷髅碗。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回理宗的头颅，洪武二年（1369年）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次年又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来源请求]
在明朝，盗发坟陵是重罪。《明会典·刑律条》：“凡谋反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于、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下条准此）。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合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代顾起源《客座赘语》一书记载，成化十一年（1485年），秦桧墓被盗发，盗墓者“获金银器具巨万”，这个案件后来宣布侦破，盗墓贼被逮获，但官员有意减轻贼人的刑责，原因大抵是秦桧在历史上已是遗臭万年。
万历年间，有乡民盗发唐相李林甫妻墓，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民变。王士性著《广志绎记》述及洛阳盗墓者的活、窝、点、捣、琢、简、攻、取物等方法，还提及洛阳铲。
《明史·广西土司列传》（卷318）称，“苏会目兵追围之武陵寨，𤩽等遂发真宝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据诸洞寨。”
《明史·阉党列传》（卷306）记载，“大盗赵𬭼入泌阳，火之，发窖多得其藏金，乃尽掘其先人冢墓，杂烧以牛马骨。”
《明史·流贼列传》（卷309）记载，“又陷宝庆、常德，发故督师杨嗣昌祖墓，斩其尸见血。”
《清史稿·姚立德传》卷325记载，吏部侍郎姚立德为官严谨，“阳谷民王伦为乱，立德分守东昌，城圮难守，引运河水绕城壕，恃以为固；檄发伦先墓，磔其尸。”
袁枚《子不语》“掘冢奇报”条，载“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说到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死后被堀棺，衣服被剥光，剖其肚腹。民国政府调查人员进入惠陵地宫，见阿鲁特氏的尸体被扔在地宫的东南角，肠子外淌，面容完好。
1905年建造陇海铁路，在洛阳邙山毁损唐代墓葬，发现颇多的唐三彩陶器。古董商将其运至北京，引起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的高度重视，出土的唐三彩被修复成功，引发了收藏热潮。商人们见有利可图，“大索于邙洛之间”，持续40多年的大规模盗墓活动。《鲁迅日记》载，1913年2月2日，“往琉璃厂，购得北邙所出冥器五具，银六元……又独角人面兽身物一，有翼，不知何名”。
《时事白话》记载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慈禧太后墓，发现随葬的宫人用前后两块玉石夹住。盗陵案被报道后，全国哗然，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将两颗朱红朝珠送给戴笠，又将九龙宝剑赠蒋介石，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夜明珠送给宋美龄。[27]
1928年韩复榘部队进驻洛阳，古玩商人高理财、李倬亭等即向韩献策，在洛阳东大街龙王庙成立“古物特税局”。古玩商人取得了合法经营权利，盗掘买卖之风更炽。
抗战时期，东京帝国大学驹井和爱等考古人员盗掘周公庙附近的古宫殿遗址。
商承祚《长沙发掘小记》写，“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子盗掘，破坏无法统计”。有的战国墓葬“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
据考古学家黄明兰研究，洛阳解放前出土了约5000方历代墓志，估计被盗掘古墓达5万座之多。这出土的数十万件文物中，95%都已流失海外。
明朝万历皇帝定陵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1956年5月开始试掘，历时一年试掘成功，1957年打开玄宫。其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左配室、右配室组成，石条起券，前室前面有隧道券，总面积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定陵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以“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万历帝、后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馆重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并焚毁。
1998年1月，张少侠、许尔兴、刘克军、刘江海、宋彦军、范为民等六人，在洛阳偃师山盗掘恭陵。
河南《平原晚报》报道，2007年8月16日、17日两天夜里，张建义、李连章、何俊峰等人为首的盗墓者在河南省长垣县常村镇东刘庄南地盗挖一座古墓，被警方逮捕，警方先后抓到了16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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