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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是中国西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战国竹简“汲冢书”的一部分，原无书名，因其编年体体例而命名为《纪年》，亦称《汲冢纪年》。《竹书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被盗墓者所发现的古代史书，在四库全书之中为史部编年体[1]。它当时被埋藏于战国时期魏王（或魏国贵族）的墓里[注 1]，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五帝到魏襄王（一说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竹书纪年于宋朝散佚。20世纪前后，经朱右曾与王国维等人考察先宋文献，重新辑录了古本的主要内容[2][3]。
竹书纪年中的部分记载（如舜通过政变而非禅让即位、太甲杀掉伊尹复位）与《史记》以及《尚书》等儒家典籍有差异，亦有记载与考古证据存在冲突[注 2]。这可能是因为竹书纪年作于战国时期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的魏国，书中历史观点受到法家影响较大[4][5][6]。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观与意识型态大为迥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五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兵变和军事冲突，譬如，《史记》记载尧舜禹之间透过听起来道德高尚的禅让来传位，而《竹书纪年》却记载舜和禹都是透过政变这样更符合现实逻辑的方式夺取王位。《史记》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迎接他复辟，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国中，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7]。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但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且等级不亚于先王，[注 3]因此对《竹书纪年》的历史记载存疑。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西晋咸宁五年（279），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战国时期古墓被盗掘，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朝廷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8]，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9]，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10]。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11]。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晋文侯杀周携王”，与史书有极大差异。竹书纪年认为商朝的中宗是祖乙，而《史记》则认为商朝的中宗是太戊，在这个问题上，商代甲骨文资料则证明了《竹书纪年》的正确性。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前899年4月21日，郑（今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注 4]，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12]（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注 5]，而参与断代工程的学者刘次沅随后也回复了该质疑[13]）。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竹书纪年》，经五代战乱散佚，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竟无《纪年》之目[14]。清代学者朱右曾、民国时王国维（1917年）、中共建国后范祥雍（1956年）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成果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宋史》中载有一套三卷本《纪年》，不清楚其与其他版本的关系。[15]
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第一卷所载为三皇五帝、夏、商史事叙述，夹杂较长的预兆段落，这些段落与《宋书》所载相同。第二卷更详细地讲述了西周、晋与卫的历史，没有预兆段落。[16]《今本竹书纪年》用汉代开始的干支计算年份。[17]《水经注》、《史记》三家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等古籍所引《纪年》文与今本颇有异同，例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则云“共二百八十一年”。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18]，姚振宗称：“作伪者乃鄞人范钦也”。今本《纪年》有注，一说是梁沈约作，钱大昕认为今本“附注多采《宋书·符瑞志》，《宋书》，约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伪者用心如此”[19]。钱大昕和新城新藏等学者也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20]至今仍广为流传。[21][22]
也有学者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例如美国学者倪德卫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大部分内容是对《古本》的忠实复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是因为两者分别为西晋时代两次竹简整理工作的产物，刘恕《通鉴外记》卷三引此文后云：“《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23]
金履祥撰《通鉴前编》多引《纪年》之文。清代雷学淇是研究《竹书纪年》的大家，研治之初，就有人称此书“悖经诬圣”，并责问雷某“劝以甲第，别有当务”。[24]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多根据《竹书纪年》。钱穆在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曾大量引用雷学淇的成果，以致于白寿彝在1961年写《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称“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25]方诗铭、王修龄重辑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1981年）是目前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他们系统整理了所有引文，而非像早期学者那样将一段话的不同形式组织成同一段文本。[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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