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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electronic defibrillator，AED）是一种急救设备，具有便携式、易于操作、专为现场急救设计、经内置电脑分析和确定发病者是否需要予以电除颤（electric defibrillation），并于判断后自动给予电除颤的功能。
自动体外除颤器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1]，专门为急救濒临猝死心律，如：无脉性VT及VF）病患；其有许多异名与俗称：自动体外电击器、自动电击器、自动除颤器、心脏除颤器、傻瓜电击器等等。
自动体外除颤器大多附带简单的录音和影片指令，对于外行人士使用方法较为简便。许多急救、认定急救和心肺复苏术课程中都会教授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2]。
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爱尔兰的弗兰克·潘特里奇发明了便携式的自动体外除颤器。
自动体外除颤器，于伤者脉搏停止时使用。然而它并不会对无心律，即心电图呈水平直线的伤者作出电击。 简而言之，使用除颤器并非让伤患者恢复心跳，那是许多电视节目的误导，而是使正在处于颤抖或是不正常跳动的心脏经由电流刺激而归零停止，并于电击完后立刻配合CPR以使不正常心跳的情况恢复正常。
AED电击完需要立刻持续进行CPR心肺复苏术，直至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改由救护人员急救，或是病患恢复正常的心跳脉搏[3]。
基本上AED在电击前会读取心律跳动，如果符合适用规范会发出建议电击的语音或灯号，如此才能执行电击。如果心跳已停止跳动的情况下，AED则会发出不建议电击的语音或灯号，也无法强制电击。在此情况就只能靠体外心脏按摩术执行按压，帮助心脏跳动达到血液的供给。
自动体外除颤器是针对以下两种病患而设计的：
这两种病患和无心率一样不会有脉搏，在这两种心率不整时，心脏虽有搏动但却无法有效将血液送至全身，因此须紧急以电击矫正。在心室颤动时，心脏的电气活动处于混乱的状态，心室无法有效如泵般打出血液。在心室频脉时，心脏则是因为跳太快而无法有效打出充足的血液，通常心室频脉最终会变成心室颤动。若不矫正，这些心脏症状（心室心搏过速、心室颤动、心搏停止）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就会迅速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和死亡。在心脏停搏大约3至5分钟后[4]，可能会发生不可逆的脑组织或其他器官损伤。心脏骤停的病人如果没有得到成功的治疗（除颤），在最初的3分钟内，存活几率每分钟下降7% ，随着时间的推移，超过3分钟后每分钟下降10% 。[5]
不同于一般专为医疗人员设计的专业心脏电击器，除了以上所提的两种情形外，它无法诊断其他各式各样的心率不整也无法提供治疗，而且它无法对心搏过慢提供体外心率调节的功能。
自动除颤器通常配置于有大量人群集结的地方，如购物中心、机场、飞机内、轨道交通车站、巴士（特别是长途巴士）、饭店、体育馆、学校等处及紧急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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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它们容易被发现，公共场所的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通常颜色鲜艳，安装在建筑物入口附近的保护罩内。有些保护罩被打开或里面的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被移除时，会发出蜂鸣报警音，用来提醒附近的工作人员附近有人使用AED装置；受过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操作训练的工作人员会在使用或搬运除颤器时拨打急救电话叫救护车。2008年9月，国际复苏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通用的 AED 标志，全世界都将采用这个标志来表示公共场所布置的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6]，如图所示。
自动体外除颤器包装内一般配置有脸罩，可以方便施救者对病患隔着脸罩对病患进行人工呼吸而无传染病或卫生之疑虑。另外多有配置橡胶手套、剪刀、毛巾及剃刀等急救工具。
在亚洲，自动体外除颤器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布置密度较大。
在香港，医院、警署（包括冲锋队冲锋车上）、救护站、港铁站及大型商场都有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港铁其中84个车站及城际客运的九广通列车上，已设有共237部自动体外除颤器。自2011年起，所有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场地均陆续设置自动心脏除颤器。
在台湾，早期AED装置仅见于机场、高铁车站、消防局救护队和军中卫生队，部分航空公司的客机则全面装设；2013年4月起，台北市内的台北捷运所有车站、户政事务所、学校等公共场所都将装设此配备。2013年6月13日起，高雄捷运于红橘线车站开始装设。[7][8][9][10]
在上海，截止至2017年7月，上海市全市公共场所共配备此设备超千台，主要分布在部分地铁站、机场、大型购物中心（如东方商厦等）、旅游景点（如豫园、大世界、田子坊、共青森林公园等）、地标性建筑（如东方明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等）。[11]
在日本，由于2002年高圆宫宪仁亲王因室颤猝死，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日本消防厅以及民众对AED的设置给予了重视。现在在日本的人流密度较大的车站及机场、商店、体育馆、政府机关、大学等场所都设置有AED。[12]
自动体外除颤器是“自动运行的”，因为它能够自动分析病人的状况。为了实现这一点，绝大多数AED装置都自带口语提示，有些设备还可能带有指示用户的视觉显示帮助。
名称上之所以有“体外”一词，是因为机器的电导极是接在病患的胸部外，有别于心律调节器的电极；后者须经开刀手术直接连在心脏内。
当打开包装或开机时，自动体外除颤器将指示用户连接电极（垫）片到患者身上。一旦电极片被接上，救助者应避免接触病人，以免造成心率分析读数误差。这种电极片可以让 AED 检查心脏的电流输出，并确定病人是否处于心室颤动或室性心动过速状态。如果设备判定有必要进行电击除颤，它将使用电池给内部的电容器充电，为电击做准备。该设备系统不仅更加安全——仅在需要的时候充电，而且还可以更快地传送电流。
当充电时，自动体外除颤器会指示使用者确保没有人触摸患者，然后指示其按下开始电击按钮；救助者通常需要疏散过往人群，以避免对患者周围的人造成电击伤害（协助者或旁观者可能会误触到正在接受电击的患者）。根据设备制造商和型号的不同，大多数设备会在电击后再次对患者进行分析，要么指示进行心肺复苏术，要么准备进行下一次电击。
许多自动体外除颤器都有一个“日志系统”来存储病人的心电图，以及该设备被激活的时间、电击的次数和强度等详细信息。一些设备还具备录音功能[13]，监测救助者采取的行动，以确定这些行动是否对患者生命有任何影响。所有这些记录的数据可以下载到计算机或打印出来，以便负责机构能够看到心肺复苏术和除颤的有效性。一些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甚至对救援人员实施的心肺复苏按压的品质提供反馈。[14][15]
目前市面上有两种除颤器的主要型式：“半自动”和“全自动”两种。半自动的机型会提醒操作者避免碰触病患，待操作者按下电击钮才作电击。全自动的机型则会发出警告声提醒施救者站开一点后，随即自动对心脏发动电击。
又可依其电流分为两种：“单相波型”及“双相波型”。旧的机型使用的是单相波型电流，它的电流比较强，含高达360-400焦耳的能量，可能造成心脏损伤和病患胸部皮肤黏贴电极片部位二级至三级的烧伤。2003年后的机型采用了双相波电流，只给予120-200焦耳的能量、但每次同时电击二次（于胸前及肋缘背导极贴片），目前已获医学界证明同样有效而且可以减轻并发症。[16]
与医院中正规电击器不同的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只需要短期的教学即可会使用。机器本身会自动判读心电图然后决定是否需要电击。全自动的机型甚至只要求施救者替病患贴上电击贴片后，它即可自己判断并产生电击。半自动机型则会提醒施救者去按下电击钮。在大部分的场合施救者即使误按了电击钮，机器也不会作出电击，有些机型更可使用在儿童身上（低于25公斤或小于8岁），但一般必须选择儿童专用的电极贴片。美国心脏医学会更建议即使没有儿童专用贴片仍可以使用成人贴片取代；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大人用的贴片电极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在美国的自动体外除颤器皆采用机器合成声对施救者下指令。但因为施救者有可能是听障、重听患者或是听不懂英语，很多机型目前同时都附有萤幕提供讯息及图示以提醒施救者。大部分的机型都是针对非医疗工作人员所设计的。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继心肺复苏术后，使心脏急救可以推广至大众的重要发明。[17]
依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紧急救护法规，只要使用者是基于良知施救（如：好撒玛利亚人法），即使最后病患未能救回，亦毋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目前在美国大部分的医疗专业人员都认同因为它简单易用，所以任何人应该都可以操作自动体外除颤器。美国大多数州都允许任何一个处于好撒玛利亚人法[18]下的人“善意”地使用自动除颤器。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的“善意施救”意味着，如果伤害或死亡不是故意造成的，而且施救者接受过培训且本着善意行事，若因提供不适当或不充分的照料而使受助者伤害或死亡，志愿施救者不用承担民事责任。在美国，好撒马利亚人法为受过训练和未经训练的应急人员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提供了一些保护。[19]如果正确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许多州立紧急医疗技术员培训课程和许多心肺复苏课程都提供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教程或纳入其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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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然而目前中国大陆的AED设施配备并不普及，公众对AED的使用熟练程度与先进国家相仍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10月16日，中国卫生健康委回答网民关于“加快在公共场所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留言，表示已开展AED管理应用，以及加强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培训。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推动健康中国行动落实，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加大AED配置投入，开展AED和心肺复苏的普及性培训，科学规范指导AED布设使用，积极推动AED普及，营造公众参与急救的社会氛围。[20]
2020年1月1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孟令悦表示，希望能够将心肺复苏，包括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式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中，让学生们强制学习。他还表示，警察、消防员、保洁员、保安等也应该学习心肺复苏和AED使用，这能够第一时间挽救许多人的性命。[21]然而该年9月25日，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发生乘客猝死事件，再次引发对北京地铁不配备AED的质疑[22]。2020年10月27日，北京市启动轨道交通车站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工作。2021年5月24日，北京地铁9号线北京西站发生乘客心脏骤停晕倒事件，车站工作人员使用站内AED与医护人员成功救助该名乘客，这也是北京地铁系统内首次使用AED成功救助乘客的案例[23]。京港地铁已于2021年5月27日完成所辖78座车站的AED配置工作[24]。2022年底，北京市所有轨道交通车站将实现AED设备全覆盖。[25]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几个城市地铁系统，除成都地铁以外，上海地铁[26]、广州地铁[27]、深圳地铁均已经配备AED。[28]
行政院卫生署于2008年1月17日召开“急救教育训练推广”研商会议，决定推广全国民众心肺复苏跟AED的训练，初期以大型场所且人口众多的地点（如：车站、机场、捷运站、法院…等）及偏远之观光旅游地区，为首要推广设置之场所，正式开放一般民众可以使用AED于紧急急救上（民众于事故现场使用AED施行临时急救，系符合《医师法》第28条第4款“临时施行急救”之规定）[31]，建议使用AED人员能接受相关训练（CPR+AED）。
台湾于2012年修正《紧急医疗救护法》，[32]通过了特定的公共场所应该置放“自动体外心脏电击除颤器”，规范的公共场所共有八大类，使用AED等紧急救护设备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适用《民法》、《刑法》紧急避难免责的规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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