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语言学中，汉语史即是汉语的各种变体随时间的变化历史，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现象及其历史演变规律。学者们针对这些语言现象及其内部规律进行研究，依研究范畴可分为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三大部分。而汉语语音史又较词汇史及语法史更具重要地位，相关的学门为汉语音韵学[1]。
汉语 大中华地区汉语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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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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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最早的汉语起源可追溯到6000年前[2]。相对于汉语的起源，汉字直到几个世纪后才被引入，古代汉语的语言组成仍有许多待解之谜。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部分，该语系的语言均源自原始汉藏语。汉语与其他汉藏语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受学界关注且具争议性的议题，原始汉藏语的重建亦是如此。这两项工作的主要困难在于，虽然有完整的文献可以重建汉语的古音，但在汉语与其他汉藏语分离的年代却没有相关书面文献[4]。
即便在历史语言学中常以比较法来处理类似的问题，但至今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仍没有能使各方满意的成果[5]，而影响的因素可能是由于许多能用以重建原始汉藏语的语言纪录仍不够多或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如原始汉语的重建[6]、白语与汉语的关系[7]等。因此，尽管汉语与藏缅语之间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之间具有共同祖语仍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8]。 汉语语音史亦是学界争论的常见议题，最早的重建之一是由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于1900年代早期提出。古代汉语的音韵系统在高氏之后仍不断修正，但后世学者在进行相关工作时仍时常仰赖其方法及洞见[9]。
上古汉语
上古时代，即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即为上古汉语，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代标准语的前身[10]。一般认为所有汉语方言均源自上古汉语：大部分汉语方言继承自后世的中古汉语，而闽语白话音则约于汉代自上古汉语分支出来[11]。
目前第一个已知的汉字系统是商代（公元前1766-1122年）在龟甲上作为占卜铭文使用的甲骨文[12]。而到了周代前中期（公元前1122-256年），上古汉语相关的文字记录则有金文以及《诗》、《书》、《易》三经的内容。在语音方面，谐声及早期邻近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如韩语、越南语等，亦是重建上古汉语的音韵系统的重要材料[13]。上古汉语可能不像现代汉语是分析语，而是具有形态变化的语言[14]。上古汉语音韵系统十分丰富，可能带有复辅音或是不同的发声态，但推测尚未发展出明显的声调[15]。上古汉语的音韵研究始于清儒对于文献材料的釐析，如段玉裁、钱大昕等人对诗经韵部和上古声纽所进行的整理[16]。
周代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论语·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正因为这套共同通用语的存在，孔子才能周游各诸侯国，各士子能出仕各地[17]。汉朝的汉语标准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之音，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后来的“天下通语”则用来严格指汉语标准语。扬雄著书《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17]。
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时期的汉语（约3至14世纪）[1]，中古汉语标准语的称呼很多，不同朝代也有所不同，有雅音、汉音等。
中古以前的汉语标准语，可供考究的资料不多，其语音的构拟语言界存在很大的分歧。到了中古时期，由于韵书发达，中古标准语留下的语音相关的资料很多。高本汉认为可以根据切韵构造出中古标准语（长安方音），尽管在某些细节（如声调）存在一定的争议[18]。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则认为中古音应分为以切韵音（601年）为代表的早期中古汉语和以韵图，如韵镜、切韵指掌图等（约10世纪后叶）为代表的晚期中古汉语等两个阶段[19]。
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闽语以外[20]），以及日语、韩语、越南语的汉字读音，都是源自中古音的，同时也是重建中古音系的重要语言材料。 而按对中古入声字的继承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亦是汉语方言分类的判断基准之一[21]。
东汉改都洛阳，洛阳音可能慢慢变回优势音。到了曹魏，诗歌押韵与佛经音译的用字都有较大变化正是因为标准语的变换，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所发起的建安文学的文化影响力是吴蜀无法相比的[22] 。其后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也定都洛阳。《魏书・咸阳王禧》也记载曹丕要求官员“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并感叹“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23]。当时讲语音的书有王长孙所编《河洛语音》，也可看出推崇洛阳音的事实[24]。
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晋宗室南迁为东晋，将中原洛阳雅音（“士音”）带入江南，并稍微受到当地属于吴语的“金陵雅音”（“庶音”）[22] 影响。南朝梁时学者顾野王著《玉篇》整理京师金陵雅音，即为中原洛阳雅音南下后与金陵音的结合体[25] 。
隋朝定都长安，但长安久为僻地，文化上没有优势。因此当时陆法言的《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继承魏晋的标准音，以洛阳音为基底，佐以金陵音，《颜氏家训．音辞》提到“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为当时士大夫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26]。经《唐韵》、《广韵》、《集韵》等等一脉相承的增补，一直是官方承认的正统[27]。而且之前受永嘉之乱影响，大量操洛阳正音的士大夫进入中国南方（如闽书所载之八姓入闽），冲击当地方言，使得各地方言的读书音可以归入切韵的音系[28]。
初唐时仍奉《切韵》为圭臬，从玄应音译佛经的《一切经音义》中的汉梵对音可看出[29]。《唐韵》也推崇洛阳正音。例如李涪曾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即洛阳），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29]。武周时期亦是如此，《大唐新语・谐谑》中操秦晋口音的人鸡圭不分、猪诛不分、鱼虞不分等语音现象，都使得武则天等朝臣不禁大笑[30]，区分这些音，正是切韵体系的特色之一[31]。
盛唐开始长安音变得强势，佛经的音译有了明显变化，到了中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仅推崇秦音，甚至贬低切韵音为吴楚之音[32]。而秦晋音确立优势后，安史之乱、五代纷争又使中原人口南下，再次冲击中国南方语言[33]。但要说明的是自周朝以来长安、洛阳间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虽然语音有异，但与南方相比，却是差别不大。
宋代定都汴梁，当时人们仍保有“正音”的观念[34]。唐晚期的长安音影响虽然仍在，但根据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宋朝音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35]。即使如此，当时《广韵》是陈彭年等人根据更早的《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36]。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37]，依然以切韵音为宗。 南宋迁都杭州，但根据后世《七修类稿》的描述，语音仍以汴洛音为主[38]。
近代汉语
约自宋代初期起，由上古汉语支出或中古汉语通语支出的多支方言（包括：早期官话、客赣方言等）已明确地互相平行发展[39]，但由于文献严重不足，难以还原、构拟体系。该等方言的还原依据，大多是排查文人“以乡音入韵”或者对方言的零星记载，如《朱子语类》中对闽语的评论等[40]。近代汉语的民族共同语就是“官话”，而早期官话以《中原音韵》为代表[41]。近代汉语作为汉语语支历史分期，广义上还包含其他早期汉语方言，如早期吴语、早期粤语等，相较于材料丰富的早期官话而言，目前早期汉语方言的研究多以明清之后来华传教士所记录的文献研究为主。[42]
有关古代汉语方言的纪录，由《诗经》分作十五国风来推测，中原地区本就有分歧的方言，然而，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格局，北方单一、南方细碎，和中古早期的南北朝格局相反，却跟中古晚期的五代十国地图大致重叠；表示此种格局形成于唐朝崩解之后。由此可知，各大方言区的边界确立，早不过唐末（公元900年），晚不过元代（公元1368年以前）[39]。
从移民史的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两个历史事件造成的。两次动乱之后的政治局面是长期的南北对峙，其结果在语言发展上呈现南北分歧。从逻辑过程看，南北分途发展的内涵可以大体概括为：南方保守，北方创新[43]。
相对于因应政治及文教力量而大范围融合的北方汉语，南方由于北人南迁，北方汉语进一步与南方汉语，甚至非汉民族的当地民族语言接触。几百年的语言融合下来后，变形成现代吴、湘、客、赣、粤、闽等汉语东南方言的格局[44]。
在元朝时，以北方官话及大都一带腔调为基础，制定了天下通语，推行到全国。《中原音韵》元代周德清编著，有“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在《中原音韵》收了更多元代口语音，《中原音韵》对于当时以及以后的北曲创作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45][46][47]。
明、清时期国语称为“官话”，字面意思是官方语言，明代官话基础为南京官话，不过民间仍使用方言[48]。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49]。南京官话与现在南京话是否相同，学界仍有争议[50]，王力等学者主张当时官话主要仍是受北方汉语影响[51]。
清定都北京，将南京官话的声调定主流标准语[52]，并以满语为国语（主要是满族使用），直到20世纪初，尽管在日常生活与政府工作中满语已基本不再使用，满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53]。清朝以来，南京官话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腔调，这种含有北京声调的官话——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及北方发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54]。
现代汉语
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中华民国建立了法定的国语体系，最初拟“以北京话为主，兼顾南北差异”，此即民国初年的国语（老国音）[55]。
民国七年（1918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力持华语雅音正统，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此时发生“京国之争”，以北京话作为国语标准基础的意见得到当时多数人支持，最后决定国语仅以北京话为基础[56]（新国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以后，继续沿用民国大陆时期“国语”的称法，1955年将国语改称为“普通话”，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在官方文字用简化字取代正体字。但大陆民间有时也将“国语”一词作为普通话的别称（例如：中国大陆卡拉OK厅里的“国语歌曲”）[57]。中华民国则沿用国语这一名称，而学术界则称其为“现代标准汉语”。
脚注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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