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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8-1974)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原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2]:1。后改德怀，小名钟伢子、石穿[3]，湖南湘潭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原正国级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 此条目论述以中国大陆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观点。 |
| 彭德怀 | |
|---|---|
| |
 第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 |
| 任期 1954年9月28日—1959年9月17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 继任 | 林彪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 |
| 任期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5年1月3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1945年8月23日—1949年9月30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 |
| 任期 1950年10月8日—1953年7月27日[注 1]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5年1月4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刘少奇 |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字 | 怀归 |
| 号 | 得华 |
| 别名 | 钟伢子、石穿 |
| 出生 | 彭清宗 1898年10月24日  大清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 |
| 逝世 | 1974年11月29日（76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
| 墓地 | 湖南省湘潭县乌石镇彭德怀墓 |
| 籍贯 | 湖南湘潭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 配偶 | 周瑞莲（订婚） 刘坤模（第一任妻） |
| 儿女 | 无 |
| 父母 | 父亲：彭民言 母亲：周氏 |
| 亲属 | 彭钢（侄女）[1] |
| 母校 | 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 |
| 职业 | 政治家、军事家 |
| 著作 | 《彭德怀自述》 |
| 宗教信仰 | 无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国共产党 |
| 服役 |  湘军 国民革命军八路军 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
| 服役时间 | 1916年－1959年 |
| 军衔 | .svg){kind=small}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3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年） |
| 参战 | 国民革命军北伐 第一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 韩战 金门炮战 |
彭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湘军，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建立红五军，任军长。此后，彭与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开辟江西根据地，并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参与长征。长征结束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抗日战争中，彭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发动百团大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彭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攻占西北五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抗美援朝。1954年，彭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任内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制度（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度）的确立。彭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指出大跃进中的问题和弊病，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等，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首，后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移居北京郊外吴家花园。1965年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押送回北京，遭到迫害。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辞世[4]。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宣布为彭纠正过去所作的错误结论[2]:853。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九月初十日（公元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为家中长子[5]:2。祖籍湖南省湘乡县谷水九溪，清雍正时迁居湘潭，世代为农[2]:1。彭祖父彭安恭一辈有兄弟五人，勤劳耕种，家境尚好。有茅屋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强可温饱[2]:1。到父亲彭民言一代，家道中衰。彭民言根据家谱，为彭起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乳名钟伢子[5]:2。父亲彭民言患哮喘病，全家生计由母亲周氏操劳[2]:1。1904年，彭到山杉里姨父私塾读书，免收学费；彭常早起上山砍柴背到姨父家再上学，农忙时干农活要雨天才上学；断续两年，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庄农杂字》、《幼学故事琼林》、《中庸》、《论语》、《孟子》[2]:2。1906年，母亲患痢疾病亡，幼弟饿死，彭只好辍学，砍柴换米糊口[2]:3。1908年，家当只剩三分地不够，两间茅屋，祖母年逾七十“打秋风”[2]:4。至1910年，彭给富农家看牛两年，每天割草等，月得300文，可买10余升米；借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包公案》等[2]:5。1911年，彭到黄碛岭煤窑做车水工12小时，每天又加运一次煤[2]:6。1912年，煤矿倒闭，彭一年多苦干只得四升米，回家后推车、卖柴、打短工[2]:7。据《彭德怀自述》中所载，其年少时，某年除夕，家无余粮，祖母叫他和弟弟彭金华往富家门第乞食，彭宁愿饿肚子，也不说自己是招财童子（乞丐）。因此彭一直说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6]:10-11。
1913年，彭受当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易华“打富济贫”传说和太平天国故事的影响[5]:5，参加饥民闹粜被通缉[2]:8，离家逃走[5]:6，到湘阴、益阳交界西林围做堤工[2]:8。彭做两年半堤工，得工钱三石半米[2]:9。1916年3月中旬[2]:9，彭加入汤芗铭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二等兵[6]:11-12，为自己取号“石穿”，不久为一等兵月饷6元，寄家3至3元5角[2]:9。彭因作战勇敢，升任副班长、班长[2]:12。1918年在二连任班长时李文彬（后改名为李灿[7]）加入湘军，教彭识字，彭教李文彬操练[7][8]。1919年，彭此时与同连的黄公略、李文彬一起，相约“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2]:12。1920年初夏，彭参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战斗[6]:12-14，升为排长[2]:13。夏[2]:13，彭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5]:9。11月底，彭参加全省近10万士兵的闹饷斗争[2]:13。1921年夏，彭参加“援鄂自治”战争，代理连长[2]:14。同年秋冬，彭为帮助一个贫苦农民，派救贫会会员杀死华容县注滋口恶霸地主区盛钦而被逮捕，在送往长沙途中逃亡[5]:10-11。彭离开湘军，到郭得云外甥李桂生家，阅读《资治通鉴》[2]:14。
1922年初春，彭到广东旧友鲁广厚独立营任连长[6]:14-15。3月，彭见鲁广厚胸无大志，便弃职回家种地[5]:12。4月，与楠木冲贫农女刘细妹结婚，彭为其取学名刘坤模[2]:15。8月，参加军校测验，保送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第三期入学，此时改名彭德怀[5]:13；11月开学，彭编在第一教授班[2]:15。1923年8月，彭从讲武堂毕业，回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任连长[2]:17。1924年4月，彭代理六团一营营长；夏，祖母病亡[2]:18。1925年初春，父亲病亡[2]:19。1926年5月，彭实任营长；夏，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六团改为一团；冬，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改为三十五军第一师，军长何键[2]:20。
1926年夏，彭结识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5]:16。1927年1月，彭在一营各连成立士兵委员会，以救贫会章程作为士兵委员会的章程[5]:17。5月，彭在岳州向师长周磐建议，攻击武汉的夏斗寅部，向长沙进军平定许克祥部，均被拒绝[5]:19。6月上旬，为声援武汉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击败夏斗寅叛军，彭率部袭击城陵矾对岸的四川军阀杨森部[5]:19。8月，彭参加唐生智第四集团军讨伐蒋介石的战争。10月，李宗仁、唐生智战争中唐生智部失败，彭随一师退回湘北，驻南县；鲁涤平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将一师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2]:22。彭任一团团长[5]:21。1927年冬，同中共南华安特委取得联系，要求加入共产党，并帮助段德昌秘密来南县养伤[5]:22-23。
1928年2月，彭支持师长周磐办师随营学校。推荐黄公略任副校长主持随校工作，按士兵委员会章程精神拟订随校章程[5]:25。1928年4月彭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团书记官共产党员邓萍主持了彭的入党仪式，彭正式加入中共组织[5]:24。独立五师建立中共秘密支部，成员有彭、邓萍、张荣生、李光、李灿和李力，彭为支部书记[2]:25。6月19日，彭率一团随独五师师部抵达平江[5]:28。7月17日，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滕代远，奉湖南省委指示到达平江，与一团党组织取得联系[5]:30。7月19日，正在三营巡视的彭从友人的来信中获悉南华安特委被破坏，黄公略等人的身份暴露，迅即返回县城[2]:27。当晚，一团党组织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2]:27。7月20日晚，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率部于嘉义镇提前起义[2]:27-28。7月22日中午，一团士兵以闹饷名义，向平江县城进攻，解除了城内军警2000多人的武装，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0万发，将县长刘作柱、清乡委员黄斡屏等人镇压[5]:32。7月23日，贺国中率随营学校从岳阳来平江参加起义[2]:29。
7月24日，宣布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五军[9]:409, 彭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2]:29。全军共2,500余人[5]:33。不久，起义部队遭到湘鄂赣军的联合进攻，撤出平江[5]:35。东入江西修水、铜鼓、万载[9]:410。10月初，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在铜鼓幽居召开湘、鄂、赣边五县（平、浏、修、铜、万）县委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界特委和根据地；反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选举滕代远为边界特委书记，彭、李宗白、邱训民和王首道为特委委员[2]:31。
1928年11月初，根据湘鄂赣特委决定，由彭、滕代远、邓萍、李灿、贺国中组成红五军军委，率领一、三纵队（五个大队）向南突破敌人包围，再次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联络；由黄公略率二纵队留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2]:32。11月，彭与滕代远率红五军一、三纵队800余人向井冈山进军，并留三个纵队坚持原地斗争[10]:127。12月上旬，彭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5]:38[6]:20、49。随后，彭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5]:39。
1929年1月1日，国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10]:128。1月4日，中共在井冈山的领导人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10]:129，决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留彭守卫井冈山[5]:39。1月4日至1月7日，会议决定取消红五军番号，将已到达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任团长兼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兼红四军副党代表；由彭率领原红五军及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2]:34。1月上旬，彭兼任井冈山红军学校校长[2]:35。然而由于国军势强，井冈山最终失守，彭率部突围[5]:40，途中损失惨重，仅存283人[5]:41。2月下旬，彭率部转移至牛岭一带休整，三鼎会许多贫苦农民参加红军；3月中旬彭攻占安远，3月下旬一举击溃瑞金守敌，占领全城[2]:37。并于4月1日在瑞金与红四军会合[5]:41。4月上旬，彭在瑞金向中共红四军前委汇报撤出井冈山经过时，毛泽东说，第三次“会剿”是很危险的，当时不应该决定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38。毛泽东以国民党内争正酣，命彭再返井冈山[9]:411。5月2日，彭抵达宁冈茅坪，此时红五军恢复至800余人[5]:42。5月10日，彭出席在宁冈古城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扩编为红四军的四、五纵队（王佐三十二团编入第五纵队），贺国中任第四纵队长，李灿任第五纵队长；会议产生正式特委，彭、滕代远当选为执行委员[2]:38。5月中旬至6月下旬，彭率红五军和王佐部游击湘东、粤北，先后攻占桂东、汝城、城口、仁化、南雄，缴获100多支枪和10万来发子弹，筹款万元，购买大批奎宁、盐和布匹，并将特资运回井冈山[2]:329。7月初，彭回师井冈山，攻打安福城，战斗失利[5]:43。8月下旬，彭率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根据地，与原红五军第二纵队（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已发展到3000余人。9月2日，彭出席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2]:40。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五军军部，将彭率领的四、五纵队（原红五军一、三纵队）和湘鄂赣边支队（原红五军第二纵队）扩编为5个纵队，彭为红五军军长[5]:45；会议指定9人组成临时军委，滕代远为书记，不久滕患病暂离部队，由彭代理书记[2]:40。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国军对当地的进剿也逐渐停止，此时当地土籍和客籍两族矛盾开始激化，袁文才作为客籍一员掌握着当地的武装力量，枪杀了土籍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导致两族矛盾不可调和。10月，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赣边区特委枪杀了与袁、王交好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并向上级报告袁、王二人可能叛变。1930年，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边区特委决定清除袁、王二人。1930年2月21日，袁、王抓住五县团总罗克绍不杀，作为绑票要罗交出兵工厂，被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认为是通敌。朱昌楷向彭报告袁、王所为，朱还向彭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的内容[11]:142，提出要立即采取行动[10]:146。彭接受了朱的意见。2月24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县遭到湘赣特委指挥的部队与红五军第四纵队伏击，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亲手枪杀了袁文才，王佐则在逃出永新时落水淹死[5]:46。同时杀掉了袁、王部“排长以上干部40余人，至于部下有1/3的人编入了红五军，其余的人则遣送回家”。这一事件带来的恶果是井冈山于1931年3月落入国军之手，直至1949年[10]:147。
1930年3月23日，彭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攻占袁州[2]:43。4月24日，彭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进至平江长寿街，4月25日与第二纵队、5月3日与第五纵队会师，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2]:44。5月6日，指挥红五军第二次攻占平江城[5]:46。6月6日，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遵照中央指示，扩编为红三军团，彭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为政治委员[2]:45。6月9日至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计划，要“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9]:412[10]:37。按照李立三的命令，彭率领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在攻占岳州、平江后，于7月27日攻占长沙[5]:48。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为主席，由王一芳代理，彭等13人为委员[2]:47。8月4日，何键集中10多个团兵力，在美、英、日舰掩护下渡湘江，南北向夹攻长沙；8月6日彭以红五军殿后，掩护红三军团和数万群众撤出长沙，撤往浏阳方向；8月上旬，五、八两军和直属队已扩大到15,000余人[2]:48。8月23日，彭率领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和红一军团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任副总司令；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等为委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彭等35人为委员[2]:49。然而，李立三又急令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毛泽东只得从命，但是红军损失惨重，只好撤围[5]:50。9月1日彭指挥红三军团总攻长沙，9月12日奉命率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围[2]:50。随后，毛泽东说服了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决定返回赣南，攻占吉安[5]:51[9]:413。10月7日，江西省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彭等为委员；10月17日，彭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军事委员会委员[2]:51。10月下旬，出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新喻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并说服红三军团接受总前委的决定，东渡赣江[5]:52。12月中旬，彭收到一封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亲笔信”，信大意是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是“AB团”等[2]:52。彭看后，认定这是阴谋，便表态支持毛泽东[5]:53。此后，彭还在大规模肃反中保护了黄克诚等人[12]。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彭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反围剿战争。12月30日晨，红军在龙岗全歼国军俘敌近9,000余人，活捉18师师长张辉瓒[2]:54。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增选彭为苏区中央局委员[2]:56。5月16日至5月31日，彭参加指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一、三军团配合作战，全歼国军47师一个旅、28师大部和43师一部，取得中洞、白沙两战胜利[9]:414。在红一军团配合下，红三军团5月22日在中村歼国军27师1个旅，5月31日在建宁全歼国军56师三3个多团[2]:57-58。8月5日至9月15日，彭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红三军团在其他红军部队配合下，于莲塘全歼国军47师一个旅，获得初战胜利[9]:415。11月25日，以彭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62。
1932年1月10日，彭任攻打赣州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5]:58。2月初，彭指挥主作战军（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围攻、爆破赣州城，历时30多天未克，撤出战斗[9]:429。3月中旬，彭出席在赣县江口圩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支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途作战的意见[5]:59。3月18日，彭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2]:67。5月1日，彭指挥西路军红三军团占领湖南汝城[2]:68。7月上旬，彭率红三军团南下粤北，增援红一、红五军团南雄、水口战斗；当红三军团赶到水口时，双方已经撤出战斗[2]:71。8月中旬，彭率红三军团参加乐安宜黄战役，8月19日指挥红三军团于河口杏坊击溃敌1个团，8月20日主攻宜黄城国军27师高树勋部[2]:72。11月15日，红一方面军下达金资战役命令，红三军团为总预备队[2]:74。
1933年1月5日，彭攻占黄狮渡[2]:76。1月8日，彭于枫山铺击溃吴奇伟九十、十四两个师，随后红三军团又和红一军团三军于浒湾协同红五军团又击溃二十七师[2]:77。2月中旬至3月下旬，彭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反围剿战争[5]:60。此时，博古、李德等人掌握了红军领导权。博古等人提出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命令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5]:62。7月19日起，彭指挥东方军连克泉上、朋口、连城[5]:63。8月26日，彭指挥东方军攻占闽江上游顺昌、洋口和延平的峡阳，击溃刘和鼎部3个团；同时围攻顺昌、将乐，包围延平[2]:85-86。9月，驻扎福建的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决定反蒋，彭遵照中央指示先期与蔡廷锴代表在王台谈判[5]:65。
1933年10月，国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彭率东方军从福建回师江西，于飞茑与国军周浑元六师遭遇，攻占询口，歼灭周师十八旅[5]:67。11月闽变发生后，彭建议中央令红军主力进军闽浙赣，支援十九路军，但彭的建议反被斥为“冒险主义”[5]:65-66。12月12日，彭指挥团村战斗[2]:93。1934年1月15日，彭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2]:96。3月24日，彭率红三军团于泰宁附近太阳嶂堵击敌军，3月30日汤恩伯部进攻，红三军团未达到消灭敌军目的[2]:98。
4月中下旬，彭被任命为广昌战役总指挥，此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5]:68[9]:432。4月28日晚，彭与李德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错误的，每一战都要同敌人拼消耗。你懂吗？敌人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帮助，而红军则只能取之于敌，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怎能同敌人硬碰打消耗呢？如果不是红军有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们葬送了，江西苏区几乎被断送给敌人，你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11]:196。”[2]:995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团、红十三师及红二十三师组成中央军团，由彭指挥[2]:99。随后，彭指挥红三军团8月6日高虎垴战斗[2]:100；8月14日万年亭战斗，因强弱悬殊，阵地均被攻破[2]:101。
1934年10月11日，彭收到中革军委通令：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等组成第二野战纵队；10月17日，彭率领红三军团从雩都出发，开始长征[2]:103。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
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林彪的红一军团作为红军的前锋[9]:433。随后，红军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13]。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2月16日，彭率红三军团主力向贵州黎平县前进[2]:110。中共中央于黎平会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肯定毛泽东关于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否定“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意见，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2]:110。
1935年1月5日，红三军团急行军前往乌江[2]:112。1月7日，红一军团二师和干部团智取遵义城，随后主力进城[2]:113。1月15日至1月17日彭出席中共中央于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2]:113，彭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因军情紧急只参加了一天会议[5]:74-75。1月29日－5月9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以摆脱围追堵截。在二渡赤水后的遵义、娄山关战斗中，彭率领红三军团担任主攻并攻占了两处。2月27日，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2]:117。1月30日（一渡赤水后的第二天），红一军团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总司令朱德，内容包括“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14]。由于毛泽东来回调动部队，且红一方面军在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习水战斗等皆表现不佳，不少干部和士兵尤其对路走多了有意见。
1935年5月初，中革军委决定分三路抢渡金沙江，林彪所部受令从龙街渡口渡江，其先头红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因水流太急和无器材架桥设桥失败，由于林彪和师长李聚奎沟通不好，林少有的骂了娘，冷静下来听取报告后他向军委反映[14]。5月11日，林彪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的面打电话给彭：“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不答应[5]:79。
1935年5月12日，彭出席于会理城外铁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批评林彪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要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出任前敌指挥的要求[2]:122[15][16][17]。林彪把信给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朱瑞和罗瑞卿看过后让他们签名，都被拒绝，他就签了自己的名发上去[18]。彭考虑大敌当前，需要维护党的团结，未申辩；只就自己未打好鲁班场和习水两战作自我批评，并批评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选出新的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2]:122。会上，毛泽东批评彭右倾，说林的信（和刘、杨的电报）是彭鼓动起来的。毛称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19]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重提此事，当时林彪声明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德怀不知道”[2]:122。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20]。
1935年6月1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16日，彭收到指示：红军进至懋功地域，已与红四方面军取得实际会合；6月26日，彭出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2]:124。7月21日，彭收到中革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各军会合后组织、番号、干部任命的命令：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曾日山（代），参谋长唐立槐；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五个军番号不变[2]:125-126。8月21日，彭率红三军从右路军由毛儿盖跟行[2]:126。9月初，彭率红三军抵巴西[2]:127。在此期间，彭支持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9月9日上午，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周恩来等，坚持南下，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2]:128。叶剑英立即报告了毛泽东[11]:203。晚上中共中央于三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2]:128，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5]:83。9月12日，彭出席于川、甘边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128。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为司令员[2]:128。随后彭与毛泽东等率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5]:54。11月3日，彭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2]:130。11月20日[2]:131，彭协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直罗镇战役[5]:85。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遣红军东征山西[21]。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张闻天提议，决定彭、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彭、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2]:136。1月19日，彭派李克农同高福源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2]:137。1月31日，彭于延长出席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2]:138。2月20日，彭指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即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从绥德的沟口和清涧县的河口强渡黄河[2]:139。阎锡山一面加强太原的防守，急电蒋介石支援；一面向兑九峪增援[2]:141。蒋介石调陈诚、汤恩伯、关麟征的中央军进行阻击。中共中央在红军获取物资后，随即撤回东征部队返回陕北，历时75天的东征结束[9]:435[5]:87。此次东征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2]:143。5月18日[2]:144，彭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消灭马鸿宾主力，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5]:88-90。11月19日，彭赶赴山城堡布置对敌作战[2]:164。12月7日，彭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2]:166。
1937年1月1日，彭收到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及地方部队停止进攻中央军及马鸿逵等部[2]:169。2月15日，彭收到毛泽东指示：任命左权为前敌参谋长，陈光代理一军团长；2月中旬，彭收到毛泽东电：秘密地准备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在一周内行动[2]:172。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14日彭收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令，令即以军为单位改组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加强抗日教育及军事训练，限十天准备完毕，待命出动[2]:177。8月22日，蒋介石委任朱德、彭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2]:178。8月23日，彭任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副书记，朱德为军分会书记[2]:179。彭被授予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为副总指挥；同日朱、彭通电就职[2]:179。9月5日彭与周恩来、林彪、徐向前抵太原[5]:99，9月7日彭与周恩来、徐向前赴代县太和岭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作战计划及红军参战事宜[2]:179。9月1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着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仍习称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任副总司令[2]:179-180。随后，彭又协助朱德部署平型关战役和八路军配合忻口战役等行动[5]:100-102。11月26日彭抵达延安[2]:187，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5]:103。11月，朱、彭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八路军两月来伤亡实数近2,500人[2]:188。
1938年1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集总）向全军发出“坚持华北”，“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2]:191。1月15日，彭与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干部会[22]:150。会后彭应蒋介石之约在武昌与蒋会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22]:175。2月5日，日本军集主力夹攻徐州，朱、彭令一二九师支队袭扰津浦路，令聂荣臻派吕正操部3,000人沿沧州石家庄路北东进，宋任穷率军东出冀南游击破路，声援徐州会战；2月20日，朱、彭命八路军主力开始向正太路、同蒲路进攻[2]:193。3月2日，彭任第二战区东路军副总指挥[5]:108，并参与指挥东路军各部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消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5]:109-110。4月3日，彭向中央报告八路军武装数目：有步枪25,000枝，马枪2,200枝，重机枪108挺，轻机枪750挺，迫击炮50门等；估计到年底可能增加步枪20,000枝[2]:200。随后，彭又参与部署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军冀东、129师进军冀南、120师进军冀中等事宜[5]:111。9月11日彭经西安赴延安，9月29日至10月2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2]:205。11月9日，彭同朱德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2]:207。12月24日，彭到西安会见蒋介石，蒋称汪精卫主和，已出走到安南，约彭到重庆详谈；12月28日，彭在重庆会见蒋介石[2]:208。
1939年2月22日，彭与刘古风晚间通过敌严密封锁线赴冀南，准备与鹿锺麟会谈[2]:211。随着八路军武力在华北发展，而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又力图恢复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导致国共双方不断摩擦[5]:112。6月上旬，彭在辽县下庄八路军驻地与鹿锺麟会谈[2]:213。彭提出解决河北八大纲领，但未得要领而返[23]。之后，华北地区的国共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八路军在1940年采取全面行动，将国军逐出河北[9]:469。
1940年4月1日，彭令各部从4月10日起开始动作，加紧有计划大破坏日本军主要交通干线：聂荣臻负责沧石线以北津浦、平汉路及正太路，刘、邓负责沧石路以南，贺龙、关向应负责同蒲北段，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负责胶济、津浦路；后因抽调数万人南下支援新四军，计划未能实施[2]:227-228。4月中旬，朱德从总部动身赴洛阳，与卫立煌会谈后回延安；此后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由彭全面负责[2]:228。
1940年8月，彭报告中央后，号令八路军各部准备针对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24]。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大破袭战开始，八路军在正太铁路上以10几倍优势兵力同时出击[2]:234。8月22日，彭同左权电告各兵团：在正太战役中，我使用兵力达到约百个团，20日晚开始战斗后，序战取得胜利；八路军总部正式定名战役为“百团大战”[2]:234。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毁坏2/3正太路，井陉煤矿严重破坏，娘子关两度攻占；歼敌伪6,700余人，破坏铁路600余里、公路1,500余里[2]:235-236。至9月下旬为止，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5]:129。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5]:133。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1日至10月2日，因日本军增援过众，八路军力量疲劳，彭令各兵团结束第二阶段作战[2]:237。随后，八路军参战各部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休整，以利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25]。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5]:135。此后由于日军大兵压境，各根据地的反“扫荡”战斗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国共关系特别紧张，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继续对日作战[5]:137。12月5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宣布百团大战基本结束：大小战斗1,800多次，歼敌伪军45,000余人，攻克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0余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煤矿5处[2]:241。到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击退日军扫荡，百团大战正式宣告结束[26][27][25][28]。
百团大战打响后彭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事后还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奖章和蒋介石亲自发出的嘉奖令[5]:134。但后来彭也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认为彭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为此彭在华北座谈会上被批了四十天[5]:170-171[29]:86。文革中挨批时造反派材料中出现了“彭德怀干这么大事也不和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是很坏”的说法。[30]当代予以平反，不过现代报道有说法提到刘伯承对彭的“临机专断”有看法。[31]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处理军委实际工作[2]:244。4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华北军委分会，彭被任命为副主席[32]。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5]:140，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33]:1208。为应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甚至时常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34]:107-122。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压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1942年5月，日军针对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区发动扫荡，彭率总部机关在激战后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战斗中阵亡[5]:152。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以彭、罗瑞卿、陆定一、周桓、滕代远、杨立三为野战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委员，罗为书记[2]:276。1月8日，彭发表《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一文，向华北抗日军、政、民提出实行精兵、简政、增加生产三项号召[2]:261。8月1日，毛泽东来电：北方局以彭为书记[2]:271。彭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1943年1月，彭发表《关于敌战区与游击区的工作》一文，提出武装工作队的任务、组织和活动方式。9月，彭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以后即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协助毛泽东、朱德指导华北敌后抗战[5]:169-170。
1944年8月6日至9日，彭对美国政府军事观察组作题为《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3次谈话，讲述八路军七年抗战历程和战果[2]:291。1945年6月19日，彭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2]:299。1945年8月，彭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5]:173。8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彭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35]:9。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彭成为首批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的军事将领之一。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彭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5]:173。1946年11月、12月，彭前往延安南部和晋绥，指导保卫延安的若干事宜[5]:175。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中2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14万兵力，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重点进攻[2]:334。在此情况下，彭主动向中共中央请缨，率领西北野战集团军主力保卫延安[36]。3月16日，彭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5]:178。中国共产党调动5,000兵力[37]，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19日攻入延安，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退[5]:179。3月25日，彭指挥青化砭伏击战，全歼国军31旅旅部及九十二团，并俘旅长李纪云以下2900余人[5]:182。4月14日，指挥羊马河伏击战，歼灭国军135旅4700余人，俘虏旅长麦宗禹[5]:185。5月2日黄昏，彭指挥蟠龙攻坚战；5月4日，歼整编167旅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面粉和弹药[2]:343。号称“三战三捷”[5]:188。5月下旬，彭与习仲勋率主力进攻陇东，打击马鸿宾部，收复环县、定边、靖边、安边等地[5]:189。7月，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5]:192。7月31日，中央军委来电，同意以彭、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彭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2]:348。随后，为引诱国军北上，彭北上进攻榆林[38]，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国军整编第36师师部及165、123旅6,000余人，被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是西北战局从转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39]。
1947年10月，彭发动延清战役[5]:198，10月11日俘虏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2]:357。自10月22日至10月24日，彭第二次攻打榆林，至10月31日全部肃清榆林外围据点；11月2日野战军强攻榆林未遂[2]:359。12月，彭参加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同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5]:199。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开展宜瓦战役，歼灭国军第24旅、第47旅、第53旅、第61旅、第31旅旅部5个旅29480人，击毙国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和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5]:207。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2]:374。随即，彭发动西府陇东战役，在第一阶段顺利攻占宝鸡[5]:209，然而却在第二阶段在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夹击下遭受惨重失败[5]:210[9]:517。5月12日，西府、陇东战役结束，共计歼敌21,000余人[2]:375。5月13日，彭同张宗逊、赵寿山覆电陈赓等：胡、马两部密切配合，使我两三天无休息时间，故不能在陇东、麟游地区站稳脚；撤出宝鸡后部队相当疲劳，主力须休整一月；陈部出陕南，当令三纵向渭北行动配合[2]:375。8月12日，澄合战役结束，野战军收复韩城、合阳、澄城，歼敌近万[2]:379。10月6日荔北战役开始，10月14日结束，歼灭国军25,000余人[2]:383-384。11月，为配合中共的“三大战役”，彭发动西北冬季攻势，歼灭国军24,960人[5]:213-214。
1949年1月24日，彭同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暂不成立兵团；自2月1日起启用新番号[2]:393。3月5日至3月13日[2]:395，彭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5]:216。随后，彭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40]，于4月24日攻占太原，歼灭国军135,000余人[5]:217。之后，彭率第18、19兵团加入西北战场，于5月20日会同贺龙部占领西安，并击退胡宗南联合二马的反攻[5]:218。7月10日开始扶眉战役，歼灭国军4个军4.4万余人[2]:402-403。8月，彭指挥兰州战役，歼灭马步芳主力27,000余人，攻占兰州城[5]:224。随即，一野部队攻占西宁、银川，扫荡河西走廊，数十年据有甘、宁、青三省的回军消灭[9]:526。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5]:225。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彭被任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414。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2]:414。12月2日，彭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委员王震等41人[2]:421。12月17日，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兼），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为第三副司令员[2]:422。彭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负责恢复发展经济和农业生产、交通建设、调查研究、团结少数民族等工作[5]:228-230[41]。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成立布告，“自本会宣告正式成立之日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即行结束。”[2]:4269月5日，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兼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2]:438。
1950年北朝鲜发动韩战，9月15日联合国军在韩国仁川登陆，10月9日越过“三八线”，在北朝鲜和苏联请求下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半岛，林彪、粟裕因病未成为军队统帅。10月4日，彭抵达北京，由中央办公厅接至中南海颐年堂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晚上住北京饭店309号房间[2]:440-441。10月5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接彭到中南海，毛泽东当面与彭谈拟任命其为志愿军司令率兵援朝，征求其意见；彭表示服从中央决定[2]:441。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441。10月19日17时30分在安东入朝指挥作战。彭乘吉普车首先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与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会合[2]:444。10月，彭利用美军及韩国军队分兵进攻的机会，发起第一次战役重创美国和韩国军队，美韩军队退回清川江以南。11月24日，志愿军在彭的命令下主动放弃阵地，采取主动示弱，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故意采取“增兵减灶”的战术引诱美军深入，而误以为是对志愿军后方的空袭产生了效果，迫使志愿军后撤的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和韩军展开全面进攻，以左翼的美第八集团军与右翼的美第10军为首发起了全线进攻。当美军进入志愿军的包围圈后，彭下令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将美第八集团军击退至“三八线”。10月，毛泽东派其精通俄语、英语及法语的儿子毛岸英担任彭的机要秘书兼翻译，任职于大后方的本部内。11月25日，美国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炸毁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司令部翻译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二人当场死亡，彭幸免于难[2]:450。彭感到十分愧疚，但在毛泽东的安抚下，彭开始摆脱心结。之后志愿军又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攻占汉城，一直进攻至“三七线”。
此后，由于对前线情况了解不够充分，而前阶段又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命令彭继续进攻，毛的这个判断后被认为是失误的[42]。彭多次陈述志愿军经过长时间的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后勤供给在完全没有空军保障的情况下遭受美军轰炸损失严重，前方战士的粮弹已经出现短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因为入朝鲜作战的仓促，很多士兵没有发到冬衣，在朝鲜的严寒环境下出现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导致战损比增大等实际情况，甚至亲自到北京向毛陈述不能继续深入的理由，然而被毛拒绝，要求必须继续进军，无奈之下彭只得命令志愿军继续深入韩国南部。
1951年1月志愿军发起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战取得胜利，之后在砥平里战役中失利，为了避免陷入被动，志愿军开始主动后撤，联合国军取代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的李奇微发起反击计划，志愿军一面撤退，一面通过阻击战迟滞联合国军的前进，伤亡惨重，并退回“三八线”。2月21日清晨抵安东，下午1时乘专机抵北京西郊机场，彭赴西郊玉泉山毛泽东别墅，不顾毛泽东午睡、警卫人员劝阻，唤醒毛泽东并汇报前线战况及志愿军的许多严重困难，请中央迅速设法解决，毛泽东称：“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2]:4804月，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向南进攻联合国军，歼灭8万多联合国军，为五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43]。但志愿军本身也承受了极大的伤亡，特别是在后期的撤退行动中。最终志愿军撤回“三八线”，在铁原一线经过与联合国军的血战阻止住联合国军。之后，双方转入了持久的阵地攻防战。7月10日双方开始停火谈判。
1952年4月7日，彭离开桧仓前往平壤与金日成告别[2]:527。4月12日，彭由天津乘火车到北京，4月15日秘密住进北京医院治疗[2]:527。术后5月5日出院，中共中央决定彭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2]:527。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停火谈判持续长达两年时间，其间大小战役不断，均为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拉锯战，包括白马山战役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美国称为三角高地战役）、金城战役等等，双方均伤亡惨重。1953年7月27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在朝鲜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议》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两个文件；7月28日上午，彭到开城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办公地松岳堂，在《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8月1日离开平壤，8月2日到安东赴沈阳[2]:554。9月12日，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2]:558：“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44] 韩战交战方正式停战。7月31日下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平壤召开，授予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彭致谢词[2]:554。8月11日，彭到北京[2]:555。1954年9月5日，彭辞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职，由邓华任司令员，杨得志、杨勇任副司令员[2]:576。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彭德怀为委员，负责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2]:577。9月29日，毛泽东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彭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577。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等10位元帅，接着又授予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三种一级勋章[2]:606。1956年，彭主张建立专业化的军队，将司令员的指挥权定在政委之上[6]:67-68。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此反对，但是此时他的焦点放在刘伯承和罗荣桓两人身上。彭最终在毛的支持下击倒了刘伯承，但也使得军队中对他产生了怨气。而到了1958年毛也说服了彭确立主官政委并立的制度[29]:89。
由于在战略预备队等问题上和粟裕累积起来的意见不和，彭对粟裕每周向军委主席毛泽东汇报一次都不满，粟在报告写上“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不写，又说粟是越级告状，粟的计划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曾经打算请辞总参职务未获准。1957年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被解职后，毛泽东也开始担忧将领拥兵自重，打算整顿军队，在这种背景下[45]。195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彭连同陈毅、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里通外国”的帽子，直到粟裕逝世十年后，于1994年才得以彻底平反。至今《彭德怀全传》还说粟裕擅权布置打马祖列岛，是严重的错误[46]。
1959年4月24日，彭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7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公安部邀请，彭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与王树声、杨得志、肖华等20余人乘飞机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飞往波兰华沙，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2]:726。5月29日至30日，彭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和赫鲁晓夫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出席了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的宴会[47][48]。
彭个性直爽、冲动，敢于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不满，1959年7月14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接着彭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彭德怀在信中说：“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最后他指出：“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5]:358-361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5]:363-364[49]。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主张发扬党内民主，支持彭德怀[50]。
这封信遭到毛泽东估判与批评。彭德怀跟毛泽东起了冲突，忍不住回敬：“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51]随后，原本主张“纠左”的毛泽东转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52][53]。1959年8月1日，林彪称彭这一次写信是“招兵买马，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2]:746、“是冯玉祥式的人物。”[54]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进行解释，对彭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刘少奇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批判彭德怀[55]。
1959年9月8日，彭接到军委扩大会议秘书处通知：“主席团决定，为了使你有时间作检讨，这几天你可以不参加大会。大会发言稿将全部送你。待你的检讨发言稿准备好了，再来参加。”[2]:750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批判张闻天）与会人员联席会上讲话，说彭“居心不良，走到他的反面。……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绝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2]:750。最后，彭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56]，被严厉批判。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57]。9月17日，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主席令，彭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2]:750。职务由林彪接任。9月30日，彭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2]:750。屯田六年，自食其力[58]。
1961年10月下旬，杨尚昆转达毛泽东指示：“他（彭德怀）愿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2]:76410月30日至12月26日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59]。11月4日至11月7日，彭在家里接待探望和来访的基层干部、群众、教师、亲戚、朋友，在群众面前说话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2]:765。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称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又称“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有国际背景……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2]:7716月16日，彭为了说明历史问题[60]，写完给“主席并中央”的信（即“八万言书”）[2]:772。9月24日至9月27日[2]:776，十中全会上，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毛泽东给彭加了一个新头衔—“修正主义分子”[61]；全会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2]:777。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彭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2]:784。
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彭、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
9月7日，康生在彭、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时特别讲道：“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中央安排彭工作的同时，专案审查委员会搞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黄克诚随即被安排任山西省副省长。
1965年9月23日，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毛对其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2]:789，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2]:790彭最终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2]:789。
1965年11月10日，彭离开北京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正式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792。12月21日，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了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62]
1965年11月30日彭到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主管电力、煤炭、石油、燃气），其住处为成都春熙路永兴巷7号[2]:792。1966年6月，在三线建委局以上干部学习《五·一六通知》会上遭批判。
1966年12月，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王大宾等红卫兵在江青的授意下，前往四川成都把彭强行绑架后，乘坐火车押回北京。
彭在被关押期间，1967年1月1日，曾向毛泽东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被关押的经过，并称“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这封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他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后，将信送请毛泽东、林彪和江青阅。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到了彭这封信，拿起一支黑铅笔，在信上画了一个不规整的圈，没有批语，在毛家湾的林彪和江青同一天也都在信上画了圈[63]。
在康生和陈伯达的支持下，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要彭交待“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彭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李钟奇还当众打彭德怀耳光。[64][65] 对于此前韩爱晶等指责他“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在华北搞‘独立王国’”，彭打断韩爱晶的话予以反驳。[63][66] 对于“百团大战”因自己被批斗受牵连 [67]，彭即使在狱中写“交代检讨”，也肯定了“百团大战”业绩和历史意义，只在具体的指挥上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进行了严格的自省和检讨。[63][68]
1974年9月，彭因患直肠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离异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拒绝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52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三〇一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6岁[2]:852。12月17日遗体运送八宝山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着化名“王川、男”三个字[2]:852。12月21日，彭的骨灰盒被专案组派人送到成都[2]:852，后保存在成都东郊火葬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其恢复名誉，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58]。邓小平称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查和纠正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2]:853。12月24日，彭德怀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853。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和陶铸共同举行追悼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2]:853追悼会结束后，其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庐山会议问题作结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2]:854
彭德怀在狱中所写的材料后来被编辑成《彭德怀自述》一书出版。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
彭德怀出身于下中农家庭，8岁时母死父病，因家贫如洗而辍学。此时“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
彭德怀不满18岁加入湘军时“伯祖父已死，二弟当学徒去了”，家中“只有祖母、父亲和三弟3人”。
1918年，彭德怀与表妹周瑞莲订下婚约。1920年彭德怀从军在外，周瑞莲在家乡反抗卖身抵债跳崖身亡。
1922年，娶刘坤模（原名：刘细妹）。1922年8月彭德怀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后，留妻子刘坤模在家侍奉年老的祖母和病重的父亲，直到1924年夏和1925年春，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才把妻子接至身边。平江起义时刘坤模回老家两人从此失散。1937年12月下旬，彭在延安与湖南前来、于1928年平江起义前即分离的妻子刘坤模和二弟彭金华相见，她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5]:106，故未与刘坤模恢复夫妻关系[2]:190。
1938年10月，彭德怀在延安与浦安修结婚，浦安修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随赴前方[2]:207。1962年浦安修迫于政治压力，与彭德怀离婚。1974年11月底，彭德怀临终前，希望见浦安修一面，而浦安修终未敢同意。然而，中央以离婚报告未经批准为由，仍认定浦安修为彭德怀夫人。
1935年10月21日，彭指挥陕甘支队于吴起镇西南山击溃尾追骑兵2,000余人；战斗结束后，彭看到毛泽东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2]:130[69]：
| “ |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
” |
但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的回忆录也记载，毛泽东也曾指责彭“刚愎自用，目空一切”[70]。
1950年12月30日，毛泽东转来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自莫斯科来电：“菲利波夫同志认为中国志愿军的领导（即彭德怀）是正确的……”[2]:461
1979年，杨尚昆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彭老总》；1998年，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发表了文章《追念彭大将军》，杨尚昆在评点彭德怀时说：“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扫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71]
199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彭德怀的一生做了极高评价。
韩战时期，苏联驻朝大使兼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因为第三次战役是否要乘胜追击发生意见冲突，斯大林知道后马上调离了在朝鲜战场的拉佐瓦耶夫，斯大林批示：“东方战场的指挥一切都听彭德怀的，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天才军事家”。[72] 此点存疑，因拉佐瓦耶夫直到1953年7月才调离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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